摘要：在家乡广西，岜農过着半农半歌的生活——种田、养鱼、采药，同时用壮语创作音乐。他曾形容自己像鸟儿一样，不适合生活在高楼大厦之间，更信任泥土的质感。

本周六一席深圳场，剧场够大，欢迎你来。

以下是关键信息：

活动时间：6月7日（周六）

13:00-20:00

活动地点：深圳蛇口风华大剧院

演讲顺序和结束时间以现场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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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场讲者

01. 岜農&土人合唱团

音乐人

我想把他们拉回土地，哪怕一点点。

在家乡广西，岜農过着半农半歌的生活——种田、养鱼、采药，同时用壮语创作音乐。他曾形容自己像鸟儿一样，不适合生活在高楼大厦之间，更信任泥土的质感。

作为瓦依那乐队的主唱，他唱土地、雨水、蚂拐（青蛙）和村庄，也唱耕种与收割。芒种就要到了，在准备一席演讲之前，岜農说自己要先去种两块地。

村子里总有一些小孩，大多是留守儿童。2010年前后，岜農开始带着他们唱歌，教他们古老的童谣。岜農从不“教育”，也不问“今天学了什么”，孩子是他的伙伴，他们一起披着童真，驱赶寂寞。在树下、田野和晒谷场，在田间地头的各个角落，以农具的敲打为节奏，一把琴，一些童声，就是音乐的全部。

这个没有编制、随来随去的音乐团体就是「土人合唱团」。泥土不脏，农民也不卑微，就像他们的音乐一样，不精致，但有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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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王行坤

天津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热爱工作是现代工作社会驯化工人的特有产物，目的是让工人拿更少的钱，干更多的活。

关于工作，经济学家凯恩斯在1930年做出过一个大胆的预言。他说，一百年后的人将生活在高度富足的社会中，每天3小时的轮班就可以满足社会生产的需要。到那时，他们最大的困扰将是如何享受充足的闲暇时光。

历史即将走完一个世纪，凯恩斯的预言不幸成为了泡影：8小时工作制在世界范围内被无下限地突破，技术性失业无法解决、大量拿到大学文凭的学生走上了考研考公的道路，社交媒体上人们或因为失业焦虑、或因为工作烦躁，享受闲暇的权力依旧只属于少数人……从小被教育要“热爱劳动”的我们发现工作实在是很难热爱的模样。

工作是如何诞生的，又怎么变成了现在这个“狗屁模样”？这个班我们难道非上不可吗？属于我们的闲暇去哪了？

王行坤一直关注着这些与工作相关的讨论。在长期研究相关理论，特别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后，王行坤想要告诉大家：工作从来没有什么永恒的人类法则，我们应该积极探索更加人性化的工作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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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朱矛矛

全职妈妈、写作者

自闭症不等于精神癌症，我们的人生也不会因此而黯淡无光。‍

朱矛矛有两个身份：她是双相情感障碍患者，也是一位全职母亲。

女儿树儿五岁时，一纸自闭症诊断书划破了安稳的愿景。曾经像天使一样明媚的孩子，一下子变成了可怕的标签——智力障碍、拖油瓶、残次品。面对这样一个女儿，身为母亲要如何去爱？当自己的孩子不再可能像普通人一样按部就班地上学、就业、成家，又要陪她迈向怎样的未来？

为了让树儿在人群里“隐藏度更高”、更好地适应社会，朱矛矛带着女儿参加康复治疗，并且在小学阶段申请陪读。她在普通孩子对树儿的好奇反应中获得了看待女儿的新鲜视角，也在与其他家长的交流中感受到难以想象的鸡娃焦虑。朱矛矛意识到，就像西西弗斯一样，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石头要推。

如今树儿成了她最好的朋友，以自己的方式为她分摊情绪与生活上的负担。十年的全职母亲生涯也让朱矛矛学会以平常心看待无常：自闭症不是精神癌症，它不会让生活变得黯淡无光。

当树儿慢慢长大、变得独立，朱矛矛不得不面对自己的身份焦虑：除了母亲，自己还可以是什么？她决定先讲出自己的故事，也是千千万万个自闭儿家庭日常的坚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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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金子

时尚杂志新媒体副总监、新人作者

我们的一只脚踩在北上广深，另一只脚永远踩在小镇。

从河南到北京，从小镇做题家到时尚杂志新媒体编辑，金子发现，世界从始至终不是靠着一套逻辑运转的。前十八年奉为信仰的努力吃苦，在更广阔更复杂的世界里，却显得笨拙、不入流。她需要适应一套以“体面”为核心的新规则，努力让自己得以应付各种场面。

她将自己形容为一个“骑在墙上的人”，流窜于小镇和名利场之间，既因故作体面的人造景观感到疲惫，又为自己在名利场上学到的东西沾沾自喜。她短暂地产生过阶级跃升的幻觉，却又在下一秒清醒地回到自己真实的生活里，再次与自己积年累月形成的“做题家”习性缠斗。

“小镇做题家”以一种笼统的标签式话语概括了太多人的成长路径，好像成长中那些别扭的心绪因为留在了大城市就变得理所应当、不言自明，但正是这些曾经的痛苦、纠结塑造着人本身。

金子选择诚实地面对过去的自己，以一种轻巧的姿态书写那些幽微难言但不该被略去的情绪。而现在，她正努力用做题家刻苦钻研的精神，学习如何在生活中不做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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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梁君健

纪录片《风起前的蒲公英》导演、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

我们和这些孩子都生活在同一座城市，但是又离得很远。

位于城郊的蒲公英中学，是北京市第一所专为进城务工者的随迁子女创办的中学。在这个由废弃车间改造的校园里，音乐老师袁小燕带着孩子们组建了一支合唱团。2017年，梁君健关注到了这群合唱团的孩子们，他带着纪录片拍摄团队来到学校，开始跟拍孩子们的歌唱、学习与日常生活。

在梁君健最初的设想里，这会是一个底层孩子通过音乐“逆袭”的故事。而随着纪录的逐渐深入，音乐之外更为复杂动人的面向也在他眼前逐渐展开。

在这个合唱团里，流动与离别是不可忽视的音符：有的孩子刚刚学会唱第一首歌，就不得不转学回户籍地准备中考；有孩子在合唱团找到了自信，却在升学压力和家长的反对中放弃；有孩子尝试报考了音乐项目，却在筛选过程中提前面对了社会的残酷……人来人往间，合唱教室中的歌声，见证了他们的青春成长，也陪伴着他们的欢笑和泪水、相遇与离别。

在镜头中，这些孩子身上展现出一种柔软而坚韧的生命力。他们是如何成长的？他们如何度过困难，又如何面对愿望被打碎后的境况？拍摄过程中，梁君健反复追问着这些问题，同时也不断思考着纪录的意义，思考社会、时代和个体的生命经历之间的关联。

《风起前的蒲公英》预告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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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 柱子哥

一个在互联网上真实完整记录自己从28岁到35岁人生的普通人

正是因为记录和探索我作为普通人的抗癌经历，个人的痛苦经验才成为了也许可以被参考借鉴的公共认知。

从2018年确诊血液肿瘤晚期，到2024年8月又确诊原发印戒细胞胃癌晚期，柱子哥与死亡的距离越来越近，也越来越迫切地去思考生命的意义和价值。

过去，柱子哥是一个被社会时钟推着走的人，她努力从小镇走出，在主流价值体系里寻找自己的坐标。每一分钟，好像都必须有产出、有进步。确诊癌症后，她无法再做长远的规划，“病人”的身份也成为一条隐形的分界线，将她与不断向前的社会生产区隔开。没有人能告诉她，癌症病人除了焦虑地等待死亡，还能做什么？

她开始自己探索，一边不断寻求个性化的治疗方案，一边在互联网上分享自己的就医攻略和治疗历程。她不回避“病人”身份带来的迷茫与失落，也不遮掩生理症状造成的脆弱和羞耻，她谈论安宁疗护的重要性和困境，也陈述对死亡的焦虑和恐惧。

对于死亡、人生的价值这些复杂的命题，她仍然没有找到一个确切的答案。但她相信，她记录下的这每一分钟，也许会在他人的生命里激起持续扩散的涟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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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 何彬

东京都立大学名誉教授

只有不畏艰苦一步步走在田野上，才能获得民众行为深层的宝贵的民间认知。

上世纪80年代末，何彬在日本留学期间观看了滋贺县一个村落中的葬礼，人们在公共墓地挖出死者骨骸，整理后又裹上包袱皮葬在新逝者的棺柩旁，两位逝者的家属都在旁默默观看，毫无介怀。何彬对此惊讶不已，后来就以之为研究题目，探究这种被称作“两墓制”的丧葬习俗背后的文化观念。

在日本期间，何彬曾因不能向人们解释清楚汉族的传统葬礼，以及温州大椅子坟和汉族改葬的问题而感到内疚。她决定回国读博，研究中国东南地区的墓制和墓葬文化。

从1991年至今，何彬走过了浙江、福建、安徽、江苏等省份的几十个县市，观察各地的葬礼、拍摄和测量山林间的坟墓。其中，她重点记录了温州的太师椅坟、泉州的龟壳墓、闽北的风字墓等地表大墓，剖析了这些豪华墓葬的结构形式与文化内涵。

在30年的田野行走中，既有遭遇眼镜蛇的生死瞬间，也有因长途车抛锚夏夜坐在路边数星星的旅途记忆。更重要的是，她深深地感受到被村民们理解和接受的愉快，也真切地体会到中国民间丧葬习俗背后民众的情感和传统礼俗文化的厚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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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 王佳莹

南京师范大学心理教师

在刺激和回应之间有一段距离，成长和幸福的关键就在那里。

作为一名心理健康教育中心的心理老师，王佳莹在工作的10年中遇到过形形色色的大学生。他们中的大部分被困住了：困于过去的成绩和未来的出路、却不知道自己究竟想要什么；困于孤独、却不敢轻易走进亲密关系；困于情绪的重担、却难以向他者倾诉；困于外界的标准、不断贬低自己……

当年轻人被焦虑和抑郁的情绪所困，无力投入现实生活时，批评接踵而至。“这一代人没有吃过苦”“这一代人不够坚强”“现在的大学生就是太矫情”……可是，把一切问题推给大学生或者他们的学校和家庭就结束了吗？

在心理健康中心的咨询室里，王佳莹帮助一个又一个被困住的大学生看见自己、看见他人、看见世界。在这个过程中，她也真切地看到他们每个人，他们的无助、他们的困境、他们的生命力。

或许王佳莹无法给我们一个关于“该怎么做”的答案，但我们可以听一听她眼中的大学生们究竟是什么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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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 胡凌

北京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数字经济的基本规则无一例外，都与生产有关。

网络聊天时，我们越来越离不开表情包。微信平台促使表情成为像标点一样的表意符码，网民早已不满足于表情商店，电视截图、新闻画面、熟人照片等素材来源推陈出新。胡凌认为，这一自发行为将私人交流与公共领域紧密地融合在一起。

无独有偶，流媒体平台使得音乐文件不需要下载到本地，我们也越来越习惯于为共享单车和电子书平台支付月费会员，满足于短暂地享有对实体和内容的访问权。当这些现象被接受为理所当然的日常，很少有人再提这些问题：你的电子账户是不是属于你的？人死后虚拟账户能否被认定为遗产？网红经济下，粉丝和流量又应该如何计算价值？

胡凌认为，在这些复杂现象的底层，信息生产方式的深刻变革早已悄然降临，并且不可逆转。互联网平台将大量个人隐私数据视为生产资料，用于打造定制化的消费痛点、网剧爽点。为了解析其中的资本逻辑，直面当下的主体危机，我们需要回到技术手段、生产方式与法律规则之间的互动生成关系。

数字平台想要什么？法律规则如何回应？身为用户，我们生产的数据在多大程度上属于我们，从中产生的收益又落到了谁的手里？如果不希望资本吞食一切自由领域，我们又能拥有怎样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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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现场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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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一席精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