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我的红色家风 | 涉江渡海走天涯

摘要：方维吾（1927—2022），原名高孝涵，浙江杭州人。194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8年8月，赴华北解放区，在河北泊头参加革命；9月，被分配至石家庄华北人民政府企业部，安排在建平普陀庵兵工研究所；12月，入职石家庄炼焦厂。1949年至1955年，历任太原兵工

涉江渡海走天涯

讲述人：高怡亨

讲述时间：2023年4月27日

整理人：张玉

方维吾（1927—2022），原名高孝涵，浙江杭州人。194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8年8月，赴华北解放区，在河北泊头参加革命；9月，被分配至石家庄华北人民政府企业部，安排在建平普陀庵兵工研究所；12月，入职石家庄炼焦厂。1949年至1955年，历任太原兵工局化学厂工程科作业股副股长、股长，兵工总局145厂计划科副股长，硝化棉车间副主任、主任等职。1956年被兵工总局245厂委派为赴苏实习总工艺师，1957年归国。1966年起，历任 145厂副总工程师、总工程师、厂长等职。1988年离休。

海上生明月

我父亲方维吾，原名高孝涵，1927 年11月出生于上海市。我家祖籍杭州，据传为姜太公后裔，因封于高而以此为姓；宋代南迁至临安，称为仁和高氏，是当地颇有名望的书香世家。我的曾祖父是晚清的小官吏，祖父高铦是留日的化学工程师；我祖父四兄弟中就有三个曾在日本留学，他们都在学成归来后报效国家，是爱国人士。我祖父早年在中国民族化学工业之父范旭东门下任职，是那个年代少有的科学知识和化工技术的普及读物和工具书作家，一生编译出书二十五册。祖母童志远也出身于书香家族，她与瞿秋白夫人杨之华是好友。祖父母的兄弟姐妹都是当时的高级知识分子、老革命。在这样的家庭背景下，父亲从小就受到了书香诗礼的熏陶，不出意料地走上了学以致用的道路。

父亲的童年是在上海度过的，他从小天资聪颖，多才多艺，在文艺和理工方面都显现出过人的天赋。他十八岁就考入上海交大理学院化学系，在那个年代是天之骄子。据父亲回忆，他的老师们都是当时的著名学者，有胡敦复、赵富鑫、吴学周、梁普、琚定一等教授；他们授课内容翔实丰富，比一般书本教材生动很多。父亲除了精通专业知识外，还擅长英语和德语。他们的老师是一位德国人，曾任蒋介石的军事顾问，上课时会教他们唱德文歌曲。

父亲的大学时代并不平静，由于时局动荡，他们经常罢课，学生运动此起彼伏。父亲参与了这个过程，也因此走上了革命道路。那是1946年，他的同班同学汤寿梁和杨菊找他谈话，要发展他为中共地下党员。父亲那时对当局国民政府多有不满，经过汤、杨二人的启发教育，他决定加入中国共产党。那时父亲是系科班级代表，又是交大青年会党小组的成员，他经常为同学们的党组织活动提供场地，在家中开小组会。他们伪装成一起做功课的样子，实则传达上级的指示，交流国内和学校的形势等，还会谈论人生观和自己的理想。父亲说他们那时最喜欢看进步书籍和报刊，他看过艾思奇的《大众哲学》《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自然辩证法》，还有邹韬奋的《游苏札论》和高尔基的小说；其中对他影响最大的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到上海解放时，交大的党员已有二百多人，是一支不小的队伍，这都是父亲他们努力传播革命火种的成果。

父亲在交大参加过多次学生运动。他的校园生活经历丰富，同学之间情谊很深；他们既是同学又是战友，并肩战斗在风起云涌的时代，成长为国之栋梁。

如火如荼的学生运动并不完全是挥斥方遒的青春世界，也有白色恐怖贯穿其中。父亲的两位同学穆汉祥和史湘雯就遭到了反动派的杀害，直到解放后才找到遗骨，父亲回忆时常为之唏嘘。1948年的一天，上级通知父亲，他已经被敌特注意，组织决定要他撤退到解放区，必须当日立即离开学校，不能回家。父亲连夜跑到他舅父家住了一晚，然后转移到他表哥的朋友家中，在江西路商行中一个很小的单间里等待了十几天，才悄悄逃离上海。父亲说，因为是去解放区，心情特别激动，特别期待。他第一次出海远行，面对广阔无垠的大海，海上升起的明月是那样的洁白，就如同他们这群热血青年无瑕的灵魂。离开的船票是同学们自己筹款买的，同行有五人，经过两天三夜的航行，他们到达天津，之后找到了京津学生前往华北解放区的交通站负责人——南开大学数学系助教胡国定。

饮马太行山

父亲一行抵达南开大学时，天津已成孤岛，形势也很危急，组织决定让他们几个分头撤离，减小风险。他们五人遂分散开来，并且都起了化名。父亲的化名方维吾就是那时开始使用的，此后这个名字伴随了他的一生。胡国定为他们买了化装需要的衣服，把联络暗号（半张钞票）交给我父亲——另半张已先期送到河北省泊镇工部所在地，两个半张钞票对上就算是完成交接手续。父亲带着半张钞票，身穿一件白色土布对襟单衫，冒充返乡回到衡水的商人。他找到一个带着几个孩子的妇女，帮人家提行李，冒充一家人，顺利地通过了从陈官屯到唐家屯的三道关卡，来到沧州。

父亲在泊镇待了几天后，与当时从平津过来的许多中学生会合，大家凑够了一卡车人，就坐卡车去石家庄。石家庄是华北解放区最大的城市，华北人民政府就在那里。父亲他们这些进步学生大多分配到企业部，他被安排在华北兵工研究所从事自己的专业——化学研究。

华北兵工研究所位于河北省平山县，在太行山深处。办公场地是一个地主的院落改成的，门口的匾额上写着“南山生秀”四个字，令人心胸豁朗。但是除了住宿条件还好之外，生活上是很艰苦的：一日只有两餐，两天才能吃一次细粮，蔬菜是南瓜、茄子。洗澡要到山后无人的溪流里去；集市离驻地有20里地，他们有次晚上去看歌剧《白毛女》，走20里山路回来已是凌晨三点了。从所里到石家庄要走八九十里山路，整整一天，没有车，只能步行。有一位女分析员被丙酮烧伤，没法去医院，也没有药物，只能待在所里靠简易的包扎和换洗长期养伤。这些事父亲后来讲起来很轻松，但仔细一想当年是多么危难重重啊。我无法想象年轻的父亲是怎样从那些腥风血雨中跌跌撞撞走出来的。

就是这样恶劣的条件，也没有浇灭这些青年的革命热情。父亲从不在意苦难，他一生乐观，性格开朗活泼，叙述从前的经历时，记的总是美好的东西。他说那里有清澈的山溪可以漱洗，山上长了许多核桃树和柿子树；秋天时山花烂漫，触目皆是山河的壮丽。“君不见太行山，撑天拄日高郁盘。”这是父亲作为革命者的浪漫主义情怀。

父亲认真研发化工材料，他说他试验了一种方法，用苯胺酒精溶液气化后通过加热的氧化铝催化剂再冷凝成乙基苯胺并精制。他成功了，这种产品直到现在仍在使用，非常经济实用——那是我父亲七十多年前的发明。

1949 年，根据上级指示，父亲来到太原，被分配到西北化学厂，负责接收理化室。父亲发现厂里的产品硫化氢由于用铁锅制作而影响质量，遂提出用蒸汽烤干的方案。这使产品质量大大提高，带来了经济上的巨大效益，他被评为太原市劳动模范。父亲还负责厂里的工会工作，他组织青工成立歌咏队，教大家唱《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他可以把平淡的生活过得有声有色，紧张的工作进行得张弛有度，他一直都是这样精彩夺目的人。

1949年，我的父母亲在歌咏队认识并相爱。1951年，他们结婚了，从此父亲扎根三晋，驻足于他向往的燕赵风云。

伏枥万里心

父亲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中参加了苏联156项目工程，他表现突出，被任命为245厂技术科长，随即选派赴苏联实习，任总工艺师。父亲回忆那一段岁月，并非人们想象的出国留洋享福了，而是充满了艰辛。他们一行三十多人于 1956年出发，交通工具是唯一的国际列车“莫斯科—北京号”，要走七天七夜；然后转车到斯维尔德洛夫斯克，也要走五天；然后沿乌拉尔山脉进入北极圈内的城市素里。万水千山，一路风尘，但父亲仍然发扬他一贯的乐天知命，用探险的精神来面对异国。他对我们谈起苏联之行的见闻，怎样从满洲里进入西伯利亚，怎样到达贝加尔湖：那里是两千年前苏武牧羊的地方，父亲说他想到了很多，关于民族的气节，关于国家的兴衰，关于历史的车轮……

“牧羊边地苦，落日归心绝。渴饮月窟冰，饥餐天上雪。”这也是父亲他们当年在苏联的生活写照。8月底就开始大雪飘扬，常年不化，雪花如沙子一样硬，出门皮鞋暖帽必不可少，否则就会被冻伤。父亲是南方人，无法适应这种严酷的自然环境，加之过度劳累，一年后因病提前归国。

回国后，他回到上海养病。父亲休养本来算是因公致病，但他坚持不花单位的钱，他疗养花的是爷爷的稿费。康复后他立即赶回单位，任副总工程师，负责厂里的技术改造。那段时期，台湾方面经常派“U-2”高空侦察机来大陆上空刺探情报，只有引进的苏联“萨姆-2”型地对空导弹可以将之击落。于是1963年初，兵器部领导找到我父亲，要他仿制苏联导弹弹药，研制“红旗-2”助推器无烟药。我父亲临危受命，经过一年多反复试验，终获成功。1967年，“红旗-2”防空导弹定型量产，我父亲功不可没。

1976年，五机部下属的北方公司、七机部下属的长城公司组织国家火炸药代表团访日，父亲任代表团副团长。父亲对日本的环保措施和对文化遗产的保护甚为赞赏；归国后，他主持了喷射硝化线的安全改造，此后这种生产线再未发生事故。1985年，父亲前往意大利考察；同年秋冬季，又赴美国访问。他每到一地都认真学习发达国家化工业对质量、技术的掌控，回来之后将之应用于国家的建设。

1988年，父亲光荣离休。离休之后，他主要做了三件事。第一是发明了造纸黑液物质全部循环回收工艺，并将之推广。第二是注册了太原维高公司，参与了山西甲醇汽油项目的推广实施。第三是2016 年上书兵总，提出一些对策和建议。这三件事都关乎国计民生，是父亲毕生心愿。“老当益壮，宁移白首之心；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说的就是我的父亲。

烽烟解国忧

在我们的印象中，父亲是一个既慈爱又严肃认真的人，更是一个务实专一、事业心很强的人。小时候因为父母工作忙，经常加班或出差，我们很难见到他们，但父亲会在百忙中抽出时间带全家一起去看电影、到公园划船，这是我们最开心的时候。

父亲喜欢音乐，家里有一把小提琴和一架手风琴。小提琴是大姑父送给他的，手风琴是他去苏联留学带回来的。受父亲影响，我大哥学会了拉小提琴，二哥学会了拉手风琴。父亲十分喜欢苏联卫国战争歌曲，如《喀秋莎》《山楂树》《莫斯科郊外的晚上》，每当他和我们一起拉琴唱歌时，家里就充满了温馨欢乐。这时候的父亲一点儿也不摆架子，像个良师益友，有时还指正我们拉琴的节奏和音准。父亲还喜欢下围棋，棋力很高，达到业余四段的水平。他的晚年，靠这些爱好特长自得其乐，一点儿也不寂寞。

20世纪80年代，我们陆续参加工作。因为和父亲在一家企业上班，对他的事情了解得更多了些。由于国家调整经济，军工企业进行军转民，父亲根据市场选择了建筑材料、环保和新能源领域进行攻关。当时媒体报道华北遭受雾霾的严重危害，其中有部分原因是农民大面积焚烧秸秆引起的，他就选了这个题目去做。经过几个月的反复试验，终于取得理想数据，把秸秆用化学方法全部分解，做出几种产品来，并且是零污染。虽然推广过程中遇到重重阻力，但父亲尊重科学、心系环保的精神让我们钦佩！

离休后，父亲也不闲着。他申请环保专利、帮企业做技术服务、为国家建言献策，还经常奔波各地参与项目的建设和指导。因为他年事已高，我和大哥经常陪同前往。他轻财重义，说做这些事不是为了钱。他出门在外省吃俭用，一般吃点便餐。他告诫我们，与朋友的情谊不能看重请客送礼，不讲利益才是真朋友。

工作四十年，父亲攻克了一道道技术难关，当过劳动模范，在全国科技大会上获得过嘉奖，很多媒体都报道过他的传奇人生，但他在家只字不提。他去世后，我们在遗物中才发现一些当年的旧报刊，看到他的光辉业绩。在一份国务院科技干部局《自然科学技术优秀拔尖人才推荐书》中，对他有这样的表述：“从1951年二十四岁任计划股副股长，到1955年二十八岁任厂技术科科长，再到1966年三十九岁任厂总工程师，最后1980年五十三岁担任厂长，对老企业革新挖潜完成了多项技术改造，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经过几个月的反复试验，终于取得理想数据。

我们对父亲更深的了解，是在着手编辑他的回忆录之后。父亲小时候家境优越，但他投身革命时义无反顾。他从上海奔赴解放区，一路栉风沐雨，到山西后对清贫生活和繁重工作甘之如饴。他从繁华的大上海来到贫瘠的黄土高原，从衣食无忧到窝头咸菜，他是如何适应这巨大的落差？他曾为国家立下汗马功劳，但从不居功自傲。他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与穷凶极恶的反动派斗智斗勇，将生死置之度外；他刚到解放区就解决了炸药生产中的瓶颈问题，为解放战争提供了重大支持；他研发导弹所用炸药，先后打下六架飞机，使得美蒋再不敢派“U-2”高空侦察机窜犯。他在九十岁寿辰聚会上发表感言，简明铿锵地说：“信仰的力量是无穷的，这就是我的总结。”他自己撰写了回忆录，没有表功，没有立传，只以平实的语言客观地记录了自己近一个世纪的所见、所闻、所经历，平静而深沉地表达了对党、对国家、对家人、对工作、对亲朋和战友们的爱。他一生中最美好的青春年华和最年富力强的中年时期都交给了他热爱的事业，他的学识和技术都用来报效国家，这就是他作为一个共产党员的信仰和忠诚吧。

祖父那一辈留洋归国，追寻实业救国的理想；父亲这一辈继续为科技强国而奋斗。这就是我们家族的传承。虽然父亲没有给我们留下多少物质财富，但他的精神和品格是立给我们永远的丰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