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因为职业索赔成本低而回报高，比什么正经生意都好使。越来越多人进入到这个“行业”，本身也是用脚投票的结果；哪怕投诉举报不成，还能通过复议诉讼等途径施压。首当其冲的还是基层市场监管人员，笔者作为其中一员，自然也密切关注这方面的进展。

前言

为什么职业索赔（打假）愈演愈烈？不仅参与人数众多，而且年龄持续变低，投诉举报的领域也愈加丰富，有泛滥之势。

因为职业索赔成本低而回报高，比什么正经生意都好使。越来越多人进入到这个“行业”，本身也是用脚投票的结果；哪怕投诉举报不成，还能通过复议诉讼等途径施压。首当其冲的还是基层市场监管人员，笔者作为其中一员，自然也密切关注这方面的进展。

目前部分地方出台了限制职业索赔的规定，但还有很多地方尚未跟进，仍凭惯例来处理，如果尚未出台相关规定，基层执法人员除了打起精神、更严谨应对以外，也没太多办法。可以看出，一些地方还没有对规范职业索赔现象形成共识。

职业索赔现象是多种原因交织的结果，但要想釜底抽薪地摆脱如今的困境，就必须找到关键原因。

接下来，本文将论述职业索赔现象的核心原因及应对措施，即：职业索赔泛滥的主要矛盾——滥用复议权；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索赔人与行政行为间是否存在利害关系。

一、职业索赔泛滥的根源是什么？

1.惩罚性赔偿回报高

做职业索赔获得的收入主要基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及《食品安全法》中规定最低500元或1000元的惩罚性赔偿。

惩罚性赔偿的初衷，是为了填补消费者相对商家在财力、证据等方面的弱势，尤其是侵权责任需消费者证明自身损失，但人体实在过于复杂，食用了不安全物质未必会有反应，要证明身体损害的难度很高，可以说惩罚性赔偿本身是弥补消费者的弱势而诞生的。

同时，任何涉及消费者权益与食品安全的内容，都面临着巨大的舆论压力。比如各种短视频只要渲染食品安全问题，就拥抱了流量密码，但辟谣的视频则很少人观看。对大众而言，再怎么严厉惩处商家都不为过，精细化的区分“食品安全”与”产品质量”，远不如“食品安全问题必须重罚“更具有传播力度。

因此从保护消费者权益及舆论角度看，惩罚性赔偿是必须的，它弥补了消费者的弱势地位，也迎合了大众需求。但目前惩罚性赔偿超出立法者初衷也是事实，本想让普通消费者得益，却成为职业索赔的根源。

2.投诉举报和复议成本极低

从笔者身边统计学角度看，投诉举报数量＞行政复议数量＞行政诉讼或信访的数量，大体上各地应该差不太多，本文也不是严谨的论文，就不追求数据准确了。

之所以存在数量上的差异，是因为上述途径的成本存在明显差距。投诉举报无需门槛是第一选择；复议作为主要救济手段不需收费，但可能不予受理，次之；诉讼需要诉讼费，同时对流程和证据要求更高；而信访自成体系且效率不高，不是主要选择。这样的数量差距体现出职业索赔人对成本和效率的敏感，想要牟利，就需低成本、高效完成索赔诉求。

因此，投诉举报和行政复议成为了主要索赔途径，其处理结果决定了索赔成功与否的风向。因为处理投诉举报本身是市场监管部门的法定职责，在笔者看来，真正的变量就在行政复议，它是职业索赔施加压力的主要手段，因此复议机关的观点是决定性的。

综上，职业索赔之所以泛滥，是因为有利可图；有利可图是因为投诉举报和行政复议的成本足够低。

3.法律起罚点高，不想立案

不能回避的是，确实有个别市场监管执法人员，为了不冒被复议诉讼的风险，又不想立案处罚商家，就会选择息事宁人，建议商家选择与职业索赔人协商。

但这也是明确不提倡的做法，不仅会带来更多的投诉举报，助长职业索赔泛滥趋势；也让商家在心态上觉得市场监管部门在支持职业索赔，把一部分矛盾转移到自己身上了，实属不智。

不过，也不能单纯归咎于个别人的软弱或忽视法律法规，客观原因不能忽视：一方面是食品违法行为起罚点高，多数食品经营者难以接受，大量“小过重罚”案例具有舆论压力；另一方面是部分地区仍缺少明确的清单、指引等影响快速处置及自由裁量的规定，并未获得领导、上级部门的支持。

笔者认为，如果这种现象是普遍的，将职业索赔归咎于个别基层市场监管人太“怂”，其实也回避了在管理制度上改善的可能。

4.职业索赔人对举报处理有复议资格

根据《行政复议法》及（〔2013〕行他字第14号）精神等相关规定，职业索赔人若维护的是自身合法权益，与行政行为存在利害关系，复议机关应受理其申请。

可以理解的是，各地对职业索赔的看法尚未达成一致。在过往食品安全问题频发的历史下，职业索赔（打假）存在一定合理性；同时食品销售门槛低，管理混乱，不能否认客观实际与相关规定间依然存在差距；目前职业索赔提供的线索，也确实能作为反映市场现状的一个途径。因此对职业索赔行为是否应该遏止，目前尚没有普遍一致的看法。

于是部分地方多部门联合出台规定，明确限制职业索赔；另外部分地方则对此非常谨慎，并未限制职业索赔的投诉举报、复议诉讼等途径。

综上所述

职业索赔的四个成因：惩罚性赔偿的回报高、投诉举报复议的成本低、法律起罚点高、具有复议资格。这些成因，只要任意一个被阻断了，职业索赔都成不了气候，但现实是这四个水闸都放开了，导致职业索赔也如潮水般泛滥了。

二、如何限制职业索赔？明确复议不予受理

前文提到四个成因中，哪个是可能改变的，哪个是难以改变的？而可以改变的，就是我们努力的方向。

1.改变惩罚性赔偿制度——不太可能

惩罚性赔偿制度是写在法律上的，轻易不能改变；且消费者确实处于弱势，比如说网购时商家清楚自身产品质量，有信息优势；商家对保留证据有经验优势，而消费者要举证受侵权的难度较高。因此在笔者看来，惩罚性赔偿作为弥补消费者弱势的手段，应当予以保留。

哪怕是职业索赔再泛滥，也不太可能因为少部分现象，而限制多数消费者的权益，因此在立法端取消惩罚性赔偿不太可能。

2.限制市场监管部门投诉举报的受理——不太可能

目前已有不少地区多部门联合出文，对职业索赔人的投诉举报与普通消费者作区分，主要通过投诉举报的历史次数与单次购买数量来认定。但这样的认定方法，是否会误伤到法律意识较强的普通消费者，又或者放过了数量较少的刚入行或兼职索赔人？

此外，对为牟利而消费的职业索赔人而言，投诉可以不予受理；但对于举报线索而言，则无法解释为什么根据索赔人的身份和行为，会影响市场监管到对商家违法行为的处理？这样市场监管部门还能履职吗。

由于职业索赔的投诉举报中，往往包含了违法事实。因此，通过限制对投诉举报的受理来限制索赔，效果可能不会太好。

3.出台执法指引、不予立案清单——开始有成效

部分规定如《食品安全法》最低处罚金额过高，部分地方基层执法人员不敢罚不想罚，并建议商家私了的情况是客观存在的。对此最好的应对方法，其实就是出台指引、清单，让基层按图索骥，吃下定心丸。

比如近日国家层面出台的首违不罚、轻微免罚清单，以及各地方部门出台的各项清单、执法指引，都弥补了《食品安全法》等规定在各种轻微情节下的空白，缓解了法律规定与监管实践的矛盾，可以说在立法端明确之前，已经向好的方向发展了。

4.复议申请不予受理——最终努力的方向✅

实际上，对于近乎泛滥的职业索赔而言，如果复议机关选择接下复议请求，即最终在效果上支持了职业索赔。部分基层执法人员不仅有事事被复议诉讼的风险；而哪怕获得复议机构支持，也要详尽取证并撰写报告，还不如建议商家与索赔人协商处理了事——即便不支持这种做法，但也不得否认是人性使然。

因此只有复议机关明确，职业索赔人与市场监管部门处理结果不具有利害关系，对复议申请不予受理，才能真正传递不支持职业索赔的信息。即限制职业索赔的关键，就在于复议机对索赔人复议申请是否受理。

三、限制职业索赔的题眼，就在利害关系

1.职业索赔是否具有复议资格，关键看利害关系

《行政复议法》第二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有权申请行政复议。”以及《行政复议法》第三十条第一款“……对符合下列规定的，行政复议机关应当予以受理：（二）申请人与被申请行政复议的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可见“利害关系”是职业索赔人是否具有复议申请资格的实质关键。

就如前文所论述的，对大部分职业索赔人而言，能否进入复议程序是能否施压市场监管部门、确保索赔成本效率的关键。一旦复议申请被受理，市场监管部门哪怕得到复议机关支持，执法人员也同样要消耗大量时间精力去应对，这自然影响到他们的处理倾向。

因此，明确了是否具有利害关系，就决定了是否具有复议资格，往深了想，就决定了职业索赔的效果。

2.利害关系的构成

既然“利害关系”如此重要，那什么是“利害关系”？

一般认为，所谓“利害关系”即指：（1）申请人存在受法律保护的合法权益，有合法权益的存在，才有了存在争议的前提；（2）发生损害复议申请人合法权益的损害事实，没有损害事实，就不存在与合法权益间的利害关系；（3）具体行政行为与损害事实之间存在因果关系。

那么职业索赔人是否满足上面提到的“利害关系”的条件呢？

3.职业索赔人与投诉举报处理是否具有“利害关系”？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举报人行政复议申请人资格的答复》（〔2013〕行他字第14号）精神，职业索赔人复议资格取决于是否“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这也是一些复议机关受理其申请的依据。但细究起来，仍有很多可以争议的地方：

（1）从合法权益看：比如索赔人的合法权益是指长期投诉举报、大量购入同一商品进行牟利的投入吗？是指举报奖励或惩罚性赔偿吗？是指相关法律规范所守护的公共利益吗？

（2）从认定事实看：市场监管部门调查涉嫌违法行为所得的事实，与索赔人与经营者间纠纷所认定的事实，是基于不同的证明标准。两种不同证明标准构建的事实，判断二者间的存在因果关系是否有意义？

（3）从因果关系看：比如行政机关对投诉举报的处理结果，与索赔人主张的自身损害事实（如未获得举报奖励、惩罚性赔偿）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如果存在，二者间是确定的因果，还是可能的因果？是直接的因果，还是间接的因果？

实际上，职业索赔人与行政行为之间是否具有“利害关系”，在学术与实务中并没有共识，支持或反对的观点、案例都有不少。比如最高法就曾详细论述，为什么不应对“利害关系”扩张解释，笔者自知不是领域专家，这里不再赘述。至少从前面的论述看，认为职业索赔人不存在“利害关系”理由也是非常充分的。

目前，在一些地方出台的规范性文件以及复议决定中，开始明确职业索赔人对投诉举报处理不具有“利害关系”，并对其复议申请不予受理，这充分体现了对当地基层市场监管部门坚实的支撑。

写在最后

当然，本文鉴于笔者水平经验有限，参考的案例和分析文章不多，未能深入研究，远不如领域专家，只能算是以个人观点作抛砖引玉。这里笔者对职业索赔分析得出的成因，是落到了职业索赔人与市场监管部门处理行为的“利害关系”上：

1.从是否存在利害关系看。学理上观点多有不同，支持与反对的理由也都充分，并没有一边倒的认知，但这不仅仅是个理论问题，实务中依然考虑是否有足够的行政司法资源去处理；

2.从利害关系的定义看。这也跟时代变化与历史背景有关，不是一成不变的。早年，投诉举报的普通消费者多，多认为具有利害关系；如今牟利型投诉举报多，普通消费者的诉求被稀释得几乎不见，这时利害关系的内涵也会有所变化；

3.从认定存在利害关系的影响看。职业索赔会大量挤占行政资源，进而影响履职。市场监管部门原本可以更多业务检查，更多关注普通消费者权益，而复议、司法机关原本可以真正需要得到救济的人，如今却被当枪使；

4.从认定利害关系造成索赔洼地的后果看。即职业索赔人对复议机关进行试探，若发现某地方认定其存在利害关系，更容易施压，索赔好成功，于是蜂拥而至。于是当地经营者会更容易遭遇索赔，行政、司法资源会也更容易被挤占。

综上，可见地方要想有效限制职业索赔，需就要将举报处理结果与民事权益分隔开，二者不存在“利害关系”，对复议申请不予受理。然而这并非市场监管部门能独自做到的，还需要公检法司形成共识，联合作为。

本文思路，其实在很多地方出台的规定中都能看到，笔者只是尝试理解其中的深思熟虑。这次也厚颜代表一部分基层市场监管人，希望看到各地构建起对“利害关系”的共识，从受理复议申请的“司”到“公检法”，共同遏止职业索赔的泛滥趋势。（来源:食药法苑）

来源：市jian之声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