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隋唐皇帝都面对一个时代性矛盾，那就是如何同时打好守业和开拓这两张牌，因为，在关陇贵族的势力异常强大的情况下，守住大本营是大事，同时开拓也是必打的一张牌，而皇帝本人又不能同时亲自操盘这两件事，所以，这个时候如果有精英宗室能够承担起开拓或者守业的重任，皇帝就能平衡

文 / 子玉

隋唐皇帝都面对一个时代性矛盾，那就是如何同时打好守业和开拓这两张牌，因为，在关陇贵族的势力异常强大的情况下，守住大本营是大事，同时开拓也是必打的一张牌，而皇帝本人又不能同时亲自操盘这两件事，所以，这个时候如果有精英宗室能够承担起开拓或者守业的重任，皇帝就能平衡这个矛盾，唐朝的幸运之处就在于有李世民这样的精英宗室，而隋朝的短板就在于宗室的凋零。

在平定了关东的尉迟迥之乱后，杨坚在将邺城毁灭的同时又任命世子杨勇为洛州总管，东京小冢宰，镇守北齐故地，之所以做如此安排就是为了保证自己代周建隋政治大计的顺利进行，而其所能相信的人也只能是宗室、儿子。

那么问题来了，都说宗室是对皇权威胁最大的群体，为何还要重用，这又是因为，在特殊情况下，要想保证王朝的安危宗室是最可靠的群体，这就是为什么乱世之中许多皇帝明明知道重用宗室的危害但却还不得不重用宗室的核心原因，典型就是五胡十六国和南北朝这段历史区间，宗室始终是各王朝的权力主体。

明白了这一点，我们就能理解杨坚在不久之后所打的一张牌。开皇元年（581）二月，杨坚以小冢宰元孝矩代替杨勇镇守洛阳，以晋王杨广为并州总管取代李穆。

这是因为，杨勇是太子，必须呆在京师，并州是战略重镇，必须由宗室来控制。

开皇二年（582）正月，杨坚又将隋朝划分为河北、河南、西南三大片区，分别以三个儿子进行控制：以晋王杨广为河北行台尚书令；蜀王杨秀为西南行台尚书令；秦王杨俊为河南行台尚书令。

在杨氏还没有牢固控制大隋天下之前而关陇贵族又异常强大的情况下，杨坚最成熟的做法就是以宗室、诸子来控制江山。同时，杨坚在家庭中的父亲地位还不用太过担心儿子们会威胁他的皇权。

只是，杨广等人虽然不会威胁到杨坚的权力但却会对太子杨勇的储位表现出极大的兴趣，这就是以宗室、诸子为藩王的弊端。后来，唐朝也存在同样的问题，这是后话。

当年四月，突厥沙钵略可汗率军南下，在关中情势危急的情况下，文帝就紧急派遣太子杨勇屯兵咸阳。可见，文帝所能信任的还是儿子们，只有让儿子们掌握军权，他才能睡得安稳。

因此，在灭陈之战这样需要派举国之兵出征的情况下，文帝更得将兵权交给儿子们。

开皇八年（588）十月二十八日，文帝正式公布了隋朝对于南征的具体军事战略部署：以晋王杨广为淮南道行台尚书令兼行军元帅，负责东战区的军事；以秦王杨俊为山南道行台尚书令兼行军元帅，负责西战区的军事。

这里有个问题，杨广和杨俊当时年龄都不大，且没有带兵经验，而文帝又坚持以两个儿子为伐陈统帅，目的就是为了保证杨氏对于军事的掌控，只要前方的军队掌控在儿子们手里，那么身处后方的文帝的皇权就是安全的。

如此，文帝时期就形成了诸子带兵开拓、皇帝镇守大本营的格局，保证了对前方军事和后方政治的全方位控制。

至于儿子们没有军事经验的问题，文帝的解决办法又是，给他们派遣能力突出的助手，比如，杨广的助手是高颎，杨俊的助手是杨素。

最终，隋朝顺利实现了兼并南陈的军事目的，同时又没有造成军权旁落，更重要的是，文帝还牢牢掌握着后方政治。

杨坚控制着后方政治 图源/剧照

这就是宗室的作用，在王朝初建时期是稳定江山的主力，如此，我们也就能理解秦始皇当年没有以诸子为藩王的失策，也能理解后来的朱元璋在建立明朝初期以诸子为藩王的行为。

但凡事都有两面性，杨广在不断积累军功的同时必然产生对储位的觊觎，所以也就导致了后来杨广争储、杨勇被废的事，这件事对隋朝同样造成了严重的后果。

在后来不管是东征高丽还是北伐突厥的军事行动中，文帝也是屡屡以宗室为主力，比如，东征的军事统帅是汉王杨谅，晋王杨广也曾经参加过北伐突厥的军事行动。

对于战略重地的控制，文帝重用的也是儿子们，比如，以晋王杨广为扬州总管，控制江南，以汉王杨谅为并州总管控制山西。

宗室、诸子永远是文帝控驭大隋江山的一张要牌。

但也正是因为对藩王的重用最终导致了晋王杨广取代了太子杨勇的储位，杨勇被废，杨氏宗亲就已经离心，当秦王杨俊和蜀王杨秀相继被废，汉王杨谅在杨广即位后叛变被杨素平定之后，大隋的根基就已经动摇。

所以，隋炀帝杨广此后最重要的事就是要平衡好开拓和守业这两件事，而炀帝给出的答案是，自己亲自承担开拓的重任。

至于杨广为何总是亲征，实际上就是在宗室无人可用的情况下开拓这件事只能由他来负责，在炀帝的认知中，将军队交给任何一个人他都不放心。至于在建隋的过程中所成长起来的不管是高颎还是杨素等人，炀帝也都不放心，而他的心腹宇文述等人也不能独当一面。

理解了这一点，我们就能明白在三征高句丽期间炀帝对于亲征的执念。你想，将几十万军队派出去，炀帝在京师怎么可能睡得踏实。

作个假设，即使杨俊、杨谅这些人此时还活着，炀帝照样不可能将军权交给他们，因为，这些人是他皇位最大的竞争者，而炀帝的后代中此时又没有能够独当一面的人，所以炀帝就只能亲征，亲自掌控前方军事。

再说了，不管是杨俊还是杨谅，这些人的素质都不高，估计到了辽东以后也很难拿到攻灭高句丽的结果。

所以，炀帝在位期间所面临的最大困局就是，宗室之中没有能力突出、可被信任的人来承担开拓的重任。

而炀帝呢，实际上军事水平也比较水，他亲征吐谷浑没有达到完全灭掉对方的目的就是证明。所以，当他对辽东军事干预过多之后，隋军就遭遇了巨大的军事惨败。

当隋军遭遇军事惨败之后，炀帝的个人威望就遽然下降，随之对大隋政治的控驭力也会下降。这个时候，炀帝就不能再打亲征这张牌了，因为，在没有同时满足能力和忠诚要素的宗室坐镇京师的情况下，后方就会严重不稳。

所以，此时的炀帝只能二选一，要么亲征掌握前方军事，将后方置于极大的不确定中，要么就暂时放弃东征，保证对基本盘的控制。

但炀帝在一征遭遇惨败之后为了重塑个人威望又紧接着决定二征高丽。在没有宗室带兵的情况下，炀帝又只能亲征，而这样做的后果就是，后方会极其不稳定。

作为顶级的政治选手，炀帝当然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所以就在亲征之前对后方的人事做了安排：命刑部尚书卫玄辅佐代王杨侑守长安；命民部尚书樊子盖辅佐越王杨侗守洛阳。

在出发之前，炀帝还发丁男十万驻扎在大兴城，以加强京师的防卫能力。

炀帝在征辽期间安排重兵守卫京师 图源/剧照

只是，不管是杨侑还是杨侗此时都年龄小、没能力，根本不能承担起守卫大本营的重任，所以，在炀帝身处前线而后方又没有杨氏强势人物坐镇的情况下，时任礼部尚书负责在黎阳督运粮草的杨玄感就起兵造反。

而杨玄感的自信就来自于朝廷文武大多都出自于他父亲杨素门下，从这我们就可以看出文帝、炀帝父子不敢让外人带兵的核心原因。但文帝当年好歹还有几个成年儿子可以重用，而炀帝却没有，所以他根本就不能在守业和开拓之间做好平衡。

在得知杨玄感造反之后，炀帝也只能放弃即将被攻克的辽东城，回军平叛，而炀帝之所以选择亲自回军平叛又是因为，没有宗室能够主导这件事。

可见，炀帝在位期间最大的困局就是没有可调动的，值得信任、能力突出的精英宗室。

既然现实已经验证了炀帝无法平衡守业和开拓这两件事，那么他最成熟的做法就是，放弃辽东，坐镇大本营，恢复生产以积累实力。大业十一年（615）九月，在遭遇雁门之围之后，纳言苏威就及时劝炀帝：“愿陛下亟还西京，深根固本，为社稷计。”

话已经说得很明白了，当时的杨广只能选固守大本营这张牌，这是他维持大隋江山、维护自身体面的唯一选择。

但炀帝在三征高丽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的情况下却还想四征高丽，于是就在宇文述的建议下直接去了洛阳，完了又准备由洛阳再次前往江都组建水师，为四征高丽做准备。

这个时候大部分人都已经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除了苏威，右后卫大将军赵才也劝炀帝：“愿陛下还京师，安兆庶！”

炀帝呢，直接将赵才下狱。

最终，炀帝还是坚定地选择前往江都。对于后方洛阳的防卫，炀帝的安排是，令越王杨侗与光禄大夫段达、太府卿元文都、检校民部尚书韦津、右武卫将军皇甫无逸、右司郎卢楚，留守洛阳。

但杨玄感叛乱既然已经验证了杨侗和杨侑不能守卫后方的事实，炀帝此举只能是将大本营抛弃，对此，有人对炀帝讲得就非常清楚：“陛下若遂幸江都，天下非陛下之有。”

炀帝呢，直接将人家给杀了。

果然，在炀帝南巡北方出现权力真空之际，关陇贵族就选了唐国公李渊作为代言人坐镇关陇并建立了大唐王朝。

李渊填补了关陇的权力空白 图源/剧照

可见，隋朝的灭亡其中原因之一就是，缺乏能够承担起开拓或者坐镇大本营、稳定后方重任的精英宗室，再加上炀帝在这种矛盾下又没有平衡好守业和开拓这两件事，最终导致了帝国的灭亡。

而李渊就比较幸运，他有秦王李世民和齐王李元吉这两个相当生猛的儿子为其专意负责开拓这件事，如此，既保证了开拓事业的顺利进行，又能保证军权被李氏所掌控，更重要的是，李渊自己还能常态化坐镇后方保证基本盘的稳定。

当然，如此安排也导致秦王最后转而向储君之位发起了攻势并最终导致了玄武门之变的惨剧，李渊自己也“喜提”太上皇的称号。

不过，不同于大隋的是，江山却还是在李氏手里，且继续向着更好的方向发展。

由此可见，藩王确实是历代王朝的一张要牌，读史的人不能只看到其弊端而不承认其在特殊时间段的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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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向前走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