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早在1980年代，社会学家莱斯利·里默（Lesley Rimmer）就用“照顾循环”（caring circle）这个词来描述女性婚后照顾子女、中年时照顾父母、到了晚年还要持续照顾配偶的生命历程。承担家庭照护，几乎构成了女性生命的一根主轴；而女性在家庭照护中的

《东京家族》

女性作为照护者在今天依然是一种主流的观念想象，也是一个不可否认的社会现实。然而照护的工作，为什么常常是由女性承担？女性是天生的照护者吗？

今天的文章，学者安孟竹将多角度为我们讲解女性作为照护者的困局，以及如何打破它，实现更多人的解放。

让我们先从“家”这个最为亲密的空间里谈起。

01.

照护工作，为什么常常由女性承担？

早在1980年代，社会学家莱斯利·里默（Lesley Rimmer）就用“照顾循环”（caring circle）这个词来描述女性婚后照顾子女、中年时照顾父母、到了晚年还要持续照顾配偶的生命历程。承担家庭照护，几乎构成了女性生命的一根主轴；而女性在家庭照护中的投入与奉献，也常常被视为理所当然。

拿育儿这件事来说，一些人认为，女性拥有子宫，就天然地意味着她们有孕育和抚养生命的职责。因此，给婴儿喂奶、换尿布、哄睡、安抚情绪等，对女性而言如同一种基于生理结构的天然使命。

而这样的观点其实是站不住脚的。人类学家发现，并不是在所有文化中，女性都扮演着主要的育儿角色。比如在中非共和国的Aka部落，婴儿降生后，留在家里照顾孩子、陪ta们玩耍、给ta们洗澡的通常是以父亲为代表的男性亲属，而母亲的主要职责是外出打猎。

不过，在人类社会迈向资本主义工业化的几百年历史里，那种将女性与屋檐下的种种照护劳动绑在一起的观念，的确占据了上风。当工人阶级男性进入工厂，成为“养家糊口的人”，工人阶级女性却被限制在一个“次要的家庭私领域”。

她们喂饱丈夫、养大孩子、维持居所的清洁和家人的健康，整个家庭享受着女性的照顾，就像享受空气和水一样自然。然而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正是女性在屋檐下的劳动贡献，维持了资本主义体系中劳动力的再生产，与其说女性理应照料家庭，不如说是资本主义要通过“女性照料家庭”的意识形态来实现自身的积累。

《坡道上的家》

女性在长大成人的过程中受到性别社会化的影响。欧美20世纪中叶的好莱坞电影里，那些优雅得体、为丈夫准备好早餐、洗晒完衣物后还能轻松享受一杯下午茶的主妇形象，是当时许多中产家庭的女孩想象自己未来身份的模版。直到今天，洗衣粉、油烟机、婴儿纸尿裤的广告里，主角还是女性。

在华人社会，女性不但被潜移默化地赋予了照护的责任，其贡献也经常被隐藏在崇高的文化理想之下。比如，儿子赡养年迈的父母会被视为“孝顺”，但实际承担日常照护工作的往往是儿媳妇。

儒家的道德教育从来不会告诉你，儿子对父母的孝，很多情况下也是通过儿媳侍奉公婆实现的。儿媳妇对养老的付出，也很少让她们父权家庭等级秩序里获得地位的提升。

女性的护维系着家庭日常生活的运转，但照护的投入却无法为女性换来经济与社会地位的回馈。这是因为，无论是在父权家庭还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照护都不被视为一项重要的生产性劳动，其社会价值很少得到认可。

一直到 1960年代的第二波女性主义浪潮中，包括照护在内的家务劳动报酬问题，才开始被广泛讨论。

02.

女性的“第二轮班”

在今天的工业化国家，女性已经冲破了私领域的束缚，普遍走向职场，从事有薪工作。那么，女性走向职场的情况会改变她们作为家庭照护者的角色吗？

社会学家霍克希尔德（Arlie Russell Hochschild）提醒我们，职场女性的“第二轮班”正是从她们下班回到家的那一刻开始的。

霍克希尔德指出，工业社会试图构造出一个可以周旋于家庭照料与工作负担之间的超级母亲形象，从而逼迫职场女性去接受一张超负荷的时间表，把她们承受的额外负担隐藏起来。然而身体是最诚实的见证。2022年柳叶刀杂志的一项统计显示，职场女性在家庭中肩负的无偿照料劳动，正威胁着她们的身心健康。

1950-60年代，从旧礼俗、旧道德中获得“解放”的中国农村女性，也没能摆脱这种“生产”与“再生产”领域的双重负担。1950-60年代，农村女性虽然被大规模动员起来参与社会主义建设，很多人还因此评上了劳模，但回到家，女劳模们也继续操持大量家务，侍奉老人和照顾子女。

历史学家贺萧（Gail Hershatter）发现，对这一辈农村女性而言，劳动者身份带来的价值感和荣耀感，常常被私人领域里照护的艰辛感所稀释。

《坡道上的家》

虽然女性进入劳动力市场并没有撼动她们作为家庭主要照护者的身份，但劳动力市场上的性别不平等，却深刻影响着一个家庭中“谁去照护”的选择。

一个普遍的情况是，在今天，当一个家庭面临长期照护的需求，比如有一个身心障碍的孩子需要密集的早期干预、或是父母生病卧床，双薪夫妻之间，往往是那个在职场上薪酬更低、晋升机会更少的妻子，选择了放弃事业、成为全职照护者。

也有人会说，女性更耐心细致、更有共情能力、更善于人际沟通等特质，让她们比男性更适合承担照护工作。这些品质对照护实践而言很重要，但这里有一个不容忽视的性别气质养成问题——为什么大多数男性没有被教育成更细心、更共情、更适合照护的人呢？

更重要的是，在照护劳动本身的价值依然被贬低的前提下，将照护所需的情感品质归于女性，并不会提升女性通过照护获得的回报，反而巩固了不平等的性别分工，甚至还会让正在承担照护的女性面临更多的要求——仿佛为了成为一个好的照护者，她们不止要付出体力上的劳动，还需要调动性别气质，变得更细腻、更包容、更懂得沟通。

那么，这种将照护与女性绑定的观念定式会带来怎样的社会后果？

一个众所周知的情况是，时至今天，在医疗场所、养老院、幼儿园里从事有薪专职照护工作的依然主要是女性。这样的职业身份几乎成为了女性的家庭角色在职场上的延伸。

相比之下，选择做护士、幼师、看护的男性则十分罕见。从事“照护”这种传统意义上的女性工作，会被视为有损阳刚的男性气质。

《坡道上的家》

此外，“女性作为照护者”的想象也让“如何平衡家庭与工作”变成了专属于职场女性的问题，人们更习惯看见一个因为谈生意而晚回家的爸爸，却不一定宽容一个因为加班而没有给孩子做饭的妈妈。

而当男性需要成为照护者时，这样的性别想象也给他们带来了特殊的困境。相比于女性照护者，男性照护者经常会陷入一种无法自我肯定的消极情绪。这是因为，男性的成长环境一直鼓励他们通过追逐事业上的权力和成就来建立自我认同，通过“赚钱养家”而不是直接照顾家人去获得价值感。

因此，当他们迫于现实压力不得不离开职场去照顾家人的时候，如同做出了一项违背社会期待的选择，是没面子的事。

03.

将家庭照护交托给“外人”，

意味着什么？

在今天，缓解都市女性家庭照护负担的一种主要方式，是将煮饭、接送孩子、看护老人这类任务外包给“家政工”“育儿嫂”“家庭看护”来完成。人们已经越来越习惯一个有偿照护服务产业的存在。

构成这个劳动力市场的，通常是来自全球的欠发达地区的女性移工。在香港、新加坡街头，她们是接送孩子上学放学的菲佣印佣；在北京、上海，她们是操着小地方口音的保姆阿姨。

当这些低阶层、少数族裔的女性来到发达地区，维系着中上层家庭的日常运转，她们自己的家庭照护，往往会交给留在故乡的父母、或是雇佣当地更加贫困的女性来完成。

这种“照护”沿着劳动力全球流动的路径层层转包的现象，被社会学家称为“全球照护链”（global care chain）。这个概念让我们看到，一些女性得以从家庭照护中获得某种解放，往往是以另一些女性离土离乡为代价的。

为什么这些女性移工宁愿离开自己的家、去服务别人的家？一个重要的背景因素是二战后全球经济发展的地域不平等。在今天的菲律宾，一个拥有大学文凭的女性在银行和当地企业工作赚到的钱，远远不及在香港做家庭佣工的收入。对于中国的农村女性来说，在城里做家政的收入也远高过在家种地。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进入发达地区的照护产业的女性，就能享受到当地平等的劳动待遇。根据2017年香港中文大学的一项调查，超过七成的外佣每天工作13小时，时薪只有13.7港元，还不及全港法定最低工资的一半。面对严苛的移民工作制度，她们即便遭遇了雇主的不公平对待，也往往极力隐忍，因为対她们而言，被解聘不仅意味着失去收入，更意味着失去居所和签证。

在不平等的劳动条件之外，这些来自偏乡的女性移工还时常承受着歧视和污名。一些雇主会把家政工、保姆想象成一群无知、懒惰、贪小便宜的人。在雇主家中，她们的工作经常是在提防与监视的目光下完成的。

《坡道上的家》

如果回到照护劳动外包的初衷，我们还可以去问一个问题：雇佣专职照护者，真的卸下了雇主家庭女性的全部照护责任吗？

如果我们去看照护的实际运转，就会发现都市家庭里往往存在 Archbold 所说的照护管理者（care manager）和照护提供者（care provider）两种角色：雇主家庭的女性依然承担着照护的规划协调和资源链接的工作，比如帮孩子安排好上补习班的时间，规定大扫除的频率，为患病的家人寻找治疗资源、制定康复计划等，而受雇的育儿嫂、家政工、看护们则身体力行地执行着这些照护的规划。

然而，在照护的具体实践中，照护管理与提供的职责边界并是那么明晰。

照护从来就无法被简化为服务的提供与购买，它也容纳了人与人之间的相互成就，对彼此脆弱性的回应。

很难总结家庭照护的外包究竟给这些离家的女性移工、给我们自己的家庭生活带来了什么影响，唯一可以肯定的是，在照护者与被照护者的相遇、相处中，人与人之间彼此的敞开、交付与回应，总是与不平等阶级结构的交织在一起，这也让照护本身变成了一种复杂的人际关系。

04.

家庭之外，照护还能依赖于什么？

尽管诉诸市场寻求照护服务已经成为一种趋势，但这样的选择本质上依然是对家庭资源能力的考验。在中国大陆，面对水涨船高的生活成本，个体重新转向家庭寻求保护和支持已经成为一种普遍趋势。

有学者称这种现象为“新家庭主义”，其中一个鲜明的体现是，老年人，或者说家中的祖辈，正在被重新调动起来，成为育儿这件事上不可或缺的力量。

这些作为辅助照护力量被动员起来的老年人，构成了推动中国经济发展重要的隐形助力。参与和协助子女的生活，给祖辈们带来了新的价值感，但也常常引发代际之间的摩擦和纷争。而且，劳动付出并不足以让ta们享有育儿问题上的话语权和决策权。

我们多数时候仍然在以“家庭”为单位面对照护这件事。尤其当家庭消费不起市场提供的照护服务时，亲人往往成为了我们最后的依靠。但仅仅依赖于家庭和家人的照护也会因家庭本身的解体、资源不足、和突发状况而陷入危机。

《东京家族》

需要追问的是，在家庭之外，照护还能依赖于什么？

以育儿为例，如果年轻的父母不愿把照料孩子的事假手他人，也不愿依赖老人的付出，那就必须去问，一对工薪家庭的夫妻究竟有多少育婴假可以请？我们的职场环境对生育足够友好吗？社区里有没有负担得起的 24 小时托育服务？遇到突发情况，他们可以把孩子托付给谁？

在人们诉诸市场或发动亲属力量的照护选择背后，一个很容易被忽视的现实是，公共托育制度和措施的匮乏。

当然，不是说公共福利的提供可以一劳永逸地解决照护中的所有问题，但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的建设，的确可以有效地缓解家庭照护者的负担。

目前，中国的家庭照护者们主要是通过找亲朋帮忙、或是与特定照护机构建立私人关系，来主动寻求“喘息”的可能。然而如果要让这项服务变得更加制度化、更加便利可及，依然要依赖于公共财政对专业服务团体的持续补助和服务申请渠道的建设。

公共服务的建成并非一日之功。但我们可以看见，许多非政府组织已经开启了对“照护者”进行支持的行动探索。比如，一些心智障碍者家庭支持组织会定期为家长们举办分享会、亲密关系支持营，组织家长们成立兴趣小组，一起唱歌、读书、做手工。

虽然这些活动并不直接提供照护的支援，但却让处在相似困境中的父母们彼此结识，为他们提供了释放压力和情绪的空间，以及交流照护经验与困境的契机。更重要的是，通过这些活动建立的关系和情谊会逐渐汇聚成社群的力量，让照护从一件“私人”的事变成“我们大家共同”的事。

社群是分享信息、资源和知识的网络，也是跨越家庭边界的互助力量。它可以减轻家庭独自面对照护问题时孤立无援的感受，也可能改变照护发生的时空和方式。在我们生命陷入脆弱的许多时刻，帮我们修复生活的故障、让日子继续过下去的，都是朋友、邻里这些血缘家庭之外的力量。

大卫·格雷伯（David Graeber）把这些基于友谊和邻里关系的互助行动，称为“日常生活中的共产主义”。它在个人或社会遭遇危机时促进了人与人之间相互照顾的责任感，也鼓励我们用一种更加激进的社会想象取代“照护责任归于家庭”的陈旧观念。

此外，在全球的自动化研究领域，照护机器人的开发，正在成为一种趋势。

功能各异的照护机器人被开发出来，其中的许多设计都蕴含帮照护者缓解劳动负担的愿景。比如，日本开发的Robear机器人可以根据不同病人的身形体重，帮照护者解决搀扶、搬动病人上下床的问题。虽然只是一项简单的工作替代，却大大地缓解了长照带来的身体损伤。

照护的安排与交付，往往与一个社会的性别结构、阶级秩序、劳动力的流动和公共福利体制息息相关。这些宏观的结构性力量，也深刻地影响着每个家庭“让谁成为照护者”的具体选择。

照护劳动的价值被贬低的情况，在今天依然没有发生什么改变，并且持续影响着女性的家庭和社会地位，以及家政、看护等照护从业者的处境。大多数面临长照需求的家庭依然像孤岛一般，随时可能被耗尽。

我们离那种关怀伦理学者们畅想的以“care”为基本原则的社会理想，还有很大的距离。这样的距离，召唤着公共政策的介入、社会资源的配套，以及更加富有创意的社会行动。

来源：看理想精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