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唐朝安史之乱（755年—763年）是由节度使安禄山和史思明发动的一场大规模叛乱，是唐朝由盛转衰的重要转折点。其爆发是多种社会矛盾长期积累的结果，主要原因有：

唐朝安史之乱（755年—763年）是由节度使安禄山和史思明发动的一场大规模叛乱，是唐朝由盛转衰的重要转折点。其爆发是多种社会矛盾长期积累的结果，主要原因有：

1. 唐玄宗后期怠政与权臣专权

唐玄宗统治后期（开元盛世之后）逐渐沉溺享乐，怠于朝政，将大权交给李林甫、杨国忠等权臣。李林甫担任宰相近20年，“口蜜腹剑”，排斥异己，堵塞言路，破坏官僚体系的正常运转，导致中央决策效率低下。杨国忠则凭借外戚身份（杨贵妃族兄）专权，贪腐跋扈，与地方节度使矛盾激化（如与安禄山的直接冲突），加速了统治集团的分裂。

2. 官僚体系腐败与矛盾

中央官僚集团内部斗争激烈，行政效率低下，对地方的控制能力大幅减弱。地方官员贪腐横行，加剧了社会矛盾。

3. 均田制瓦解

因均田制的崩溃导致府兵制（兵农合一）无法维持，唐朝被迫转向募兵制，为地方节度使掌握军事力量埋下隐患。

4. 节度使“三位一体”的权力过重

唐玄宗为巩固边防，在边境设置九个节度使和一个经略使（如范阳、平卢、河东等），赋予其三项关键权力：

- 军权：统帅辖区内军队，自行招募士兵（募兵制下，士兵与将领依附关系紧密）。

- 行政权：兼管辖区内民政，任免官吏。

- 财权：控制辖区财政，自行收取赋税以充军费。

这种“集军、政、财权于一身”的设置，使节度使成为地方割据势力，形成“外重内轻”的军事格局（中央禁军仅约12万，而边镇兵力达49万）。

5. 安禄山的崛起与实力积累

安禄山身为粟特人，凭借军事才能和逢迎手段，深得唐玄宗信任，身兼范阳、平卢、河东三镇节度使，掌握近20万兵力，且辖区经济富庶、民族成分复杂（可调动契丹、突厥等少数民族军队）。他利用中央腐败和内部矛盾，暗中积蓄力量，最终成为叛乱的核心发起者。

6. 民族政策的隐患

唐朝边境长期与突厥、契丹、吐蕃等政权发生战争，虽通过羁縻政策（设立都护府）维持表面稳定，但民族矛盾并未根本解决。安禄山等少数民族将领利用自身身份，拉拢边境各族势力，增强反叛资本。

安史之乱本质上是唐朝政治腐败、经济失衡、军事失控等多重矛盾的总爆发。中央集权的衰落与地方割据势力的膨胀形成根本对立，统治集团的内斗与民族矛盾则成为催化剂。叛乱虽最终被平定，但唐朝从此陷入藩镇割据、宦官专权、朋党之争的长期动荡，国力再未恢复鼎盛。

来源：历史记录大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