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张裕钊独创的“张体”在此作中展现得淋漓尽致。他将北碑的雄浑与南帖的温婉熔铸一体,笔锋中既有碑刻的方折刚劲,又见帖学的流转灵动。这种矛盾性的笔墨语言,恰似其人生轨迹的隐喻——既受曾国藩器重,入幕十余年,又绝意仕途,转而投身教育。这种“入世”与“出世”的张力,在“
张裕钊的《杜甫七言诗轴》以书法为媒介,构建了一个跨越时空的文人精神场域。此作虽以楷书呈现,却暗含着对传统文人身份的解构与重构。
张裕钊独创的“张体”在此作中展现得淋漓尽致。他将北碑的雄浑与南帖的温婉熔铸一体,笔锋中既有碑刻的方折刚劲,又见帖学的流转灵动。这种矛盾性的笔墨语言,恰似其人生轨迹的隐喻——既受曾国藩器重,入幕十余年,又绝意仕途,转而投身教育。这种“入世”与“出世”的张力,在“张体”的方折与圆转间得到完美诠释。如“西岳崚嶒竦处尊”的“尊”字,竖画如刀劈斧凿,横折却含蓄内敛,暗含对权力与自由关系的哲学思考。
张裕钊选择杜甫的《望岳》组诗作为书写内容,绝非偶然。杜甫诗中“安得仙人九节杖,拄到玉女洗头盆”的奇幻想象,与“车箱入谷无归路,箭栝通天有一门”的生存困境,恰似晚清文人面对传统断裂与现代冲击的双重焦虑。张裕钊以书法为舟楫,在碑帖交融的笔墨中,试图寻找传统文人的精神归宿。这种书写行为本身,即是对“文以载道”传统的现代转译——将杜甫的诗意转化为笔墨的节奏,使观者在点画起收间,感受到超越时空的精神共鸣。
更深层看,《杜甫七言诗轴》是张裕钊对文化身份的自我确认。其门生遍及中日,日本学者宫岛咏士甚至成为其衣钵传人,将“张体”传播至东瀛。这种文化摆渡者的角色,在作品中以“外方内圆”的笔法呈现——方折如碑,象征对传统的坚守;圆转如帖,暗喻对异域文化的接纳。这种文化对话意识,使《杜甫七言诗轴》超越了单纯的书法创作,而成为晚清文人“中体西用”思想在艺术领域的微观投射。
来源:艺境19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