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历史上的乞丐生存状况反映了社会底层群体在不同历史时期面临的生存困境与应对策略。乞丐群体几乎贯穿整个中国古代社会，从先秦俳优的边缘化表演到宋元丐帮的职业化组织，再到明清官方对乞丐的制度化管理，其生存方式、栖身之所和社会地位经历了复杂演变。乞丐的产生主要源于天

中国历史上的乞丐生存状况反映了社会底层群体在不同历史时期面临的生存困境与应对策略。乞丐群体几乎贯穿整个中国古代社会，从先秦俳优的边缘化表演到宋元丐帮的职业化组织，再到明清官方对乞丐的制度化管理，其生存方式、栖身之所和社会地位经历了复杂演变。乞丐的产生主要源于天灾人祸、经济崩溃和阶级压迫，他们的生存手段从单纯的沿门乞讨发展为卖艺、行医、占卜等多种专业技能，同时栖身之所也从无家可归到依赖官方收容机构（如宋代福田院、唐代悲田坊）和民间庇护所（如清代鸡毛房）。乞丐在官方政策中长期被视为"下九流"，但在民间文化中却衍生出独特的丐帮组织与文化符号，甚至出现武训这样的正面典型。不同历史时期乞丐问题的规模变化与社会动荡、经济政策密切相关，其激增往往成为王朝危机的预警信号。通过梳理乞丐群体的历史发展脉络，我们可以更深入地理解中国古代社会的贫富分化、阶层流动和底层生存策略。

一、乞丐群体的历史起源与分类演变

乞丐在中国历史上几乎与文明社会同时出现，但其概念和分类经历了漫长演变。先秦时期，俳优作为宫廷乐舞艺人，其表演形式与乞丐有相似之处。俳优俑出土表明，俳优以诙谐滑稽的表演为生，虽地位卑微但受民间欢迎，这为后世乞丐的表演技巧提供了借鉴。据《史记·滑稽列传》记载，春秋时期楚国人伍子胥因家破人亡而吹箫乞讨，后来被吴国公子姬光发现并重用，成为历史上传奇人物。这种因特殊原因暂时沦为乞丐的案例，反映了早期乞丐群体的流动性与复杂性。

汉代乞丐群体主要源于流民，但未形成明确分类。《史记》记载元封四年关东流民达二百万口，其中"无名数者四十万"，这些失去户籍的流民往往成为乞丐。汉代政府虽未专门针对乞丐制定政策，但通过"以工代赈"等措施间接帮助底层民众。汉武帝时期，卜式等商人多次上书表示愿意捐出半数财产赈济灾民，体现了民间对乞丐群体的救助意识。东汉涪翁、郭玉父子以行医乞讨为生，开创了乞丐行医的先河，这表明汉代乞丐已开始采用专业技能谋生。

宋代是乞丐职业化的关键时期。宋神宗熙宁十年（1077年）颁布"惠养乞丐法"，规定每年十月起，各州政府需检视并登记"老病贫乏不能自存者"，每人每日给米豆一升，小儿减半，每三天发放一次。宋徽宗大观元年（1107年）进一步扩大居养范围，将"无衣服赤露人"也纳入收容，这标志着乞丐群体正式被官方认可。宋代乞丐可分为"真性乞"（灾民）、"职业乞"（有师徒传承的专业乞丐）和"业余乞"（灾年临时乞讨者）三类，并形成以"团头"为首领的丐帮组织。南宋初年杭州城中的"团头金老大"管理着数百名乞丐，享有类似族长的权威，甚至能"放债使婢"，成为城中富户。

明清时期乞丐管理更加制度化。明代《大明律》规定："凡鳏寡孤独及笃疾之人，贫穷无亲依靠，不能自存，所在官司应收养而不收养者，杖六十。"清代则将乞丐编入地方保甲组织，设立"丐头循环册"，明确各坊乞丐的行乞范围，并规定少壮乞丐必须返回原籍劳动。清代乞丐分为"黄杆子"（八旗贵族乞丐）和"蓝杆子"（普通乞丐）两大派系，丐头以"杆子"为权力象征，形成严密的帮派体系。这种分类与管理体现了乞丐群体的职业化程度不断提高，也反映了官方对乞丐的控制欲增强。

二、乞丐的生存手段：从卖艺到专业技能

乞丐的生存手段随着历史发展不断丰富，从单纯的沿门乞讨演变为多种专业技能的综合运用。汉代乞丐主要依靠卖艺（如音乐、杂技）和行医卖药谋生，如东汉时期的涪翁以针灸治病换取食物。据《后汉书·方术列传》记载，涪翁隐迹不仕，乞食人间，见到谁有病就用针灸治疗，"涪翁吹箫乞食于吴市"的故事成为后世丐帮尊崇伍子胥为祖师爷的历史依据。

唐代乞丐的生存手段更加多样化。唐代设立悲田养病坊，收容贫老乞丐，由官府提供经费。唐代诗人杜甫在长安困顿时曾"卖药都市"，过着近似乞丐的生活。唐代还出现"三棒鼓"等专业乞讨表演形式，乞丐通过击鼓说唱吸引路人施舍。据材料记载，唐代乞丐"一手夹二竹片，或以一筷一碗相击代鼓板"，沿门高唱以求施舍。这种表演形式后来发展为宋代的"莲花落"，成为乞丐行乞的重要手段。

宋代乞丐的生存手段进一步专业化。宋代"惠养乞丐法"与"居养法"为乞丐提供了季节性保障，但同时也促使乞丐发展出更多专业技能。宋代乞丐分为"东行"（软乞讨）和"西行"（硬采）两大派别。"东行"乞丐主要通过卖艺（如唱莲花落、快板书）换取施舍，他们能即兴编词，甚至根据店铺特点创作特定唱词，以吸引店主施舍。"西行"乞丐则采用更强硬的手段，如自残、划血或编造"乌龟上门来，老板大发财"等吉利话，迫使店主给予施舍。

明清乞丐的生存手段更加系统化。明代乞丐需在户籍地行乞，清代则有"鸡毛房"和"火房子"等冬季庇护所。清代乞丐通过"献果"（将前三日所得全部献给丐头）和"份例"（将乞讨所得两成左右献给丐头）维持组织运作。同时，乞丐还发展出"罩门"制度，即商家向丐头缴纳"保护费"后获得纸符贴于门上，表示已"买怕"丐帮，乞丐不得骚扰。此外，明清乞丐还通过"吃大头"（在红白喜事中向主人索要高额赏钱）和"行医卖药"等方式谋生，如清代哑丐在南门内缙绅家乞食时，突然开口表示能为病人诊治，最终获得高薪。

下表展示了不同历史时期乞丐的主要生存手段：

历史时期

主要生存手段

代表案例

特点

汉代

卖艺、行医

涪翁吹箫乞食

以技能换取施舍，流动性强

唐代

悲田院收容、卖艺

杜甫卖药都市

官方收容与民间卖艺结合

宋代

卖唱（莲花落）、软硬乞讨

团头金老大

职业化程度提高，丐帮形成

明清

献果份例、罩门保护、吃大头

黄杆子/蓝杆子

组织化程度高，丐帮制度完善

三、乞丐的栖身之所：从临时庇护到制度化收容

乞丐的栖身之所反映了社会对底层群体的救助程度与制度化水平。汉代乞丐主要栖身于城郊破屋、墓地或街头，缺乏官方收容机构。据《史记》记载，汉代流民"以十万数"，他们在饥荒年代被迫"衣被丑敝，谓之须捷"，只能依靠民间慈善或临时庇护。东汉画像石中出现的"鸠杖老人"形象，显示部分老人可能获得官方或民间的粮食接济，但乞丐群体仍缺乏稳定栖身之所。

唐代乞丐栖身之所开始制度化。唐玄宗开元二十二年（734年）下令"京城乞儿，悉令病坊收养，官以本钱收利给之"，这是中国历史上首次将乞丐群体纳入官方收容体系。唐代病坊由官府提供经费，以官田利息维持运作，为乞丐提供基本食宿。唐肃宗至德二年（757年）扩大设置范围，在都城和其他重要城市分别设置普救病坊，体现了官方对乞丐群体的重视。唐代还出现"悲田院"，由寺院管理但受官府监督，收容乞丐和病人，成为佛教慈悲与儒家仁政结合的产物。

宋代乞丐栖身之所更加完善。北宋初期在开封设置东、西福田院，收容"老疾孤穷丐者"，规模虽小（仅24人）但开创了官方收容乞丐的先例。宋英宗嘉佑八年（1063年）增设南、北福田院，每院收容300人。宋徽宗崇宁五年（1106年）正式将这类机构定名为居养院，规定收养老人须年满50岁以上，每日领米、豆一升，支钱10文。南宋时期居养院更加普及，如吉州下属八县都有居养院，甚至乡落里也设有此类机构。宋代居养院的精致设施（"什器饰以金漆，茵被悉用毡帛"）与严格管理（"献果"制度），体现了官方既想救助乞丐又担心"游惰无图，廪食自若"的矛盾心理。

明清乞丐栖身之所呈现两极分化。明代继承宋代养济院制度，规定"民之孤独残病不能生者，许入院"，并载入《大明律》。明代养济院对入院居住者有户籍限制，无户籍者只能接受临时救济。清代则设立"栖流所"集中安置乞丐，但标准严格："少壮者问明籍贯，报官送回原籍安插，剩下的老幼病残者送栖流所管束。"清代乞丐在冬季主要依靠"鸡毛房"和"火房子"取暖。鸡毛房是专为乞丐提供的冬季住所，乞丐需支付三文钱才能入住一晚，屋内用鸡毛铺地，乞丐们相互依偎取暖。火房子则更便宜（一文钱一晚），但需在白天乞讨，夜晚围火取暖，条件更为艰苦。

四、乞丐面临的挑战：官方压制与社会歧视

乞丐在生存过程中面临多重挑战，包括官方压制与社会歧视。汉代乞丐面临的主要挑战是赋税压迫和土地兼并。据《史记》记载，汉武帝时期的"告缗"制度导致"商家中家以上大抵破"，中等富裕之家都破产了，普通民众更难以维持生计。东汉时期，官吏腐败严重，"使者监领，与小吏共盗其，饥死者十七八"，许多官方救济物资被官吏贪污，乞丐难以获得实际帮助。

唐代乞丐面临的挑战主要是佛教与儒家思想的冲突。唐代病坊最初由寺院管理，体现了佛教慈悲精神，但武宗灭佛后，病坊管理权被剥夺，由地方官长选派"名行谨信"的耆寿管理。这种转变使乞丐的栖身之所从宗教庇护转向行政管控，增加了乞丐的生存压力。唐代诗人杜甫在《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中写道："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直接揭示了乞丐在寒冬中面临的生存危机。

宋代乞丐面临的挑战是政策执行与实际效果的差距。宋神宗时期颁布"惠养乞丐法"，宋徽宗时期扩大居养院收容范围，但这些政策在执行过程中存在诸多问题。如南宋绍兴二年（1132年），临安府赈养乞丐人"三月一日已行放散，（但这些人）各无归所"，朝廷不得不再延长赈济时间。此外，居养院还存在冒领问题，一些"强壮有行业住家之人"冒充流浪乞丐领取米钱，导致官方救济资源浪费。

明清乞丐面临的挑战更加制度化。明代《大明律》规定官员不收养乞丐将受杖刑，清代则通过"丐头循环册"严格管控乞丐。清代乞丐若无三文钱支付鸡毛房费用，只能被冻死在街头。此外，乞丐还面临社会歧视，被归为"下九流"。明代吕坤在《贱瞽》篇中写道："无目之人，类皆贫贱流为乞丐，沿富贵家以走衣食，人亦贱之。"这种社会歧视使乞丐难以获得尊严与尊重，只能通过"罩门"等制度化手段维持基本生存。

五、乞丐在官方政策中的形象与地位

乞丐在官方政策中长期被视为"下九流"，但其地位与政策随朝代更迭有所变化。汉代官方对乞丐的态度较为模糊，主要将其归入"老弱病残"范畴给予间接帮助。汉武帝时期的"以工代赈"政策，虽未直接针对乞丐，但为底层民众提供了就业机会。东汉光武帝刘秀崇尚儒学，开国将领多受其熏陶，接受儒家仁政爱物思想，对弱势群体有所照顾，但乞丐仍处于社会底层。

唐代官方对乞丐的政策体现佛教与儒家思想的结合。唐玄宗设立病坊收容乞丐，经费由官田利息提供，体现了官方对乞丐群体的初步制度化管理。唐代诗人白居易在《卖炭翁》中写道："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愿天寒"，虽未直接描写乞丐，但反映了唐代底层民众的生存困境。唐代官方对乞丐的救助主要依赖寺院，如成都"乞儿严七师"栖身于西市悲田坊，这种宗教庇护使乞丐获得了一定的社会认可。

宋代官方对乞丐的政策更加系统化。宋神宗颁布"惠养乞丐法"，宋徽宗扩大居养院收容范围，这些政策使乞丐获得了一定的制度保障。然而，宋代官方对乞丐的管理也更加严格，如《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诸州岁以十月差官检视内外老病贫乏不能自存者，注籍，人日给米豆各一升，小儿半之，三日一给。"这种登记制度虽然保障了乞丐的基本生活，但也强化了乞丐的"被救助者"身份，使其更加边缘化。

明清官方对乞丐的政策呈现制度化与压制并存的特点。明代《大明律》规定官员不收养乞丐将受杖刑，清代则通过"丐头循环册"严格管控乞丐。清代北京乞丐多达2万多人，但鸡毛房仅能收容2千多人，这种供需矛盾导致许多乞丐无法获得基本庇护。明清官方对乞丐的政策既体现了"矜孤恤穷"的仁政思想，也反映了对底层群体的控制欲，如清代规定"少壮乞丐，问明籍贯，报官送回原籍，强迫他们劳动就业"，旨在防止乞丐"滋生事端，扰乱社会治安"。

六、乞丐在民间文化中的形象与地位

乞丐在民间文化中具有复杂而丰富的形象，既有负面标签，也有正面典型。汉代民间对乞丐的态度呈现两极分化，既有同情（如卜式慈善案例），也有歧视（俳优俑显示底层艺人地位卑微）。东汉画像石中的鸠杖老人形象，反映了民间对老年弱势群体的同情与救助意识。汉代民间还流传"伍子胥吹箫乞食"的故事，将伍子胥尊为乞丐头，赋予乞丐群体一定的文化象征意义。

唐代民间对乞丐的文化形象更加丰富。唐代敦煌变文和诗歌中出现大量乞丐形象，如杜甫的"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直接揭露了乞丐的悲惨境遇。唐代还出现"三棒鼓"等专业乞讨表演形式，乞丐通过击鼓说唱吸引路人施舍。这些表演形式后来发展为宋代的"莲花落"，成为乞丐行乞的重要手段。唐代民间对乞丐既有同情，也有利用，如白居易在《卖炭翁》中描写"满面尘灰烟火色，两鬓苍苍十指黑"的卖炭老人，反映了民间对底层劳动者的复杂情感。

宋代民间对乞丐的文化形象更加多元化。宋代话本小说如《金玉奴棒打薄情郎》中出现"团头金老大"的形象，展现了丐帮首领的权威与剥削性。宋代民间还出现了"以工代赈"等自助形式，乞丐通过劳动换取食物，体现了民间互助精神。宋代民间对乞丐的态度既同情其苦难，又轻视其职业，如《朱子语类》记载："有的人早晨还是富商，傍晚就成了一无所有的讨饭乞丐。"这种轻视态度使乞丐难以获得社会尊重。

明清民间对乞丐的文化形象更加复杂。清代民间对乞丐既有同情，也有恐惧，如古伯察在《中华帝国纪行》中惊讶于鸡毛房为"无处栖身的叫花子与流浪汉"提供"温暖的羽毛床铺"，视为一种浪漫的民间救济组织。明清民间还出现了"武训行乞兴学"的正面典型，武训通过三十八年行乞积累资金，创办三所义学，被誉为"千古奇丐"，甚至被载入《清史稿》正史。这种正面形象反映了民间对乞丐群体的复杂情感，既同情其苦难，又敬佩其毅力。

七、不同历史时期乞丐问题的规模变化及其社会意义

乞丐问题的规模变化反映了中国古代社会的经济状况与政治稳定程度。汉代乞丐群体规模与流民数量密切相关，如元封四年关东流民达200多万，其中"无名数者四十万"，这些失去户籍的流民往往成为乞丐。王莽末年"流民入关者数十万人"，饥死者占多数，直接关联乞丐群体激增。汉代乞丐问题规模的扩大，反映了土地兼并、赋税压迫和官吏腐败导致的社会矛盾加剧，是汉朝衰亡的重要预警信号。

唐代乞丐问题规模与佛教传播和中央集权密切相关。唐代开元年间设立病坊收容乞丐，经费由官田利息提供，体现了佛教慈悲与儒家仁政的结合。安史之乱后，大量难民沦为乞丐，肃宗至德二年（757年）在都城和其他重要城市设置普救病坊，反映了战乱对底层民众的严重影响。唐代乞丐问题规模的扩大，既反映了佛教慈善事业的兴盛，也揭示了中央集权制度下底层民众的生存困境，是唐代由盛转衰的重要标志。

宋代乞丐问题规模与商品经济繁荣和丐帮组织化密切相关。宋代商品经济发达，城市人口激增，大量流民、贫民为生存抱团，逐渐形成有组织的乞讨群体。南宋临安（杭州）人口约120万，乞丐数量虽未明确记载，但"街市冻馁乞丐之人"众多，反映了商品经济繁荣背景下贫富差距的扩大。宋代乞丐问题规模的扩大，既体现了城市化进程中社会结构的变革，也反映了丐帮组织对底层民众的控制，是宋代社会矛盾的重要表现。

明清乞丐问题规模与王朝危机密切相关。清代北京乞丐多达2万多人，但鸡毛房仅能收容2千多人，这种供需矛盾导致许多乞丐无法获得基本庇护。明清乞丐问题规模的扩大，反映了土地兼并加剧、赋税沉重和官方救济不足导致的社会危机。如清末民初，每个寒冬的清晨，街上都有被冻死的乞丐，这种惨状成为清朝统治危机的重要预警。明清乞丐问题规模的扩大，既体现了底层民众的生存困境，也反映了官方对乞丐的控制欲增强，是明清社会矛盾的重要表现。

八、乞丐群体的历史演变与社会启示

乞丐群体的历史演变揭示了中国古代社会的贫富分化与底层生存策略。从先秦俳优到汉代流民，从唐代病坊到宋代福田院，再到明清丐帮，乞丐群体的形成与演变反映了社会结构的变迁与经济制度的调整。乞丐群体的产生主要源于天灾人祸、经济崩溃和阶级压迫，其规模变化与王朝兴衰密切相关。汉代流民现象大规模出现，唐代安史之乱后难民增多，宋代商品经济繁荣导致贫富差距扩大，明清土地兼并加剧使乞丐问题更加严重，这些都表明乞丐问题的规模变化是社会动荡的重要预警信号。

乞丐群体的生存策略体现了底层民众的适应能力与创造力。从卖艺、行医到组织丐帮，乞丐群体不断调整生存方式，以应对官方政策与社会环境的变化。宋代"莲花落"、明清"三棒鼓"等专业乞讨表演形式，反映了乞丐群体对民间文化的传承与创新。武训行乞兴学的事迹，更是展现了乞丐群体中的特殊人物如何通过毅力与智慧改变命运，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精神遗产。

乞丐群体的社会地位变化反映了中国古代社会的阶层流动与文化包容。从"下九流"到"丐帮"，乞丐群体在官方政策与民间文化中的形象与地位经历了复杂演变。宋代丐帮组织化，清代丐帮制度完善，这些变化既体现了底层民众的自我组织能力，也反映了社会对边缘群体的有限包容。乞丐群体的社会地位变化，也揭示了中国古代社会的阶层固化与流动之间的张力，为理解中国古代社会提供了重要视角。

乞丐群体的历史演变对当代社会具有重要启示。乞丐问题的规模变化与社会动荡密切相关，提醒我们关注底层民众的生存状况与社会公平。乞丐群体的生存策略与适应能力，也为我们提供了应对经济危机与社会动荡的宝贵经验。乞丐群体的文化形象与社会地位，更反映了社会对边缘群体的态度与包容度，提醒我们在现代社会中关注弱势群体，促进社会和谐。通过研究乞丐群体的历史演变，我们可以更深入地理解中国古代社会的贫富分化、阶层流动和底层生存策略，为构建更加公平的社会提供历史借鉴。

九、结语：乞丐群体的历史镜像与当代价值

中国历史上的乞丐生存状况是一面反映社会底层生活的镜子，记录了无数普通人在历史洪流中的挣扎与奋斗。从先秦俳优到汉代流民，从唐代病坊到宋代福田院，再到明清丐帮，乞丐群体的形成与演变揭示了中国古代社会的贫富分化、阶层流动和底层生存策略。乞丐群体的历史镜像告诉我们，社会的稳定与繁荣不仅体现在上层精英的成就中，更体现在底层民众的生存状况中。当我们回望历史，不仅要关注帝王将相的功过是非，更要关注普通人在历史长河中的命运起伏。

乞丐群体的历史镜像对当代社会具有重要价值。乞丐问题的规模变化与社会动荡密切相关，提醒我们关注底层民众的生存状况与社会公平。乞丐群体的生存策略与适应能力，也为我们提供了应对经济危机与社会动荡的宝贵经验。乞丐群体的文化形象与社会地位，更反映了社会对边缘群体的态度与包容度，提醒我们在现代社会中关注弱势群体，促进社会和谐。

通过研究中国历史上的乞丐生存状况，我们可以更深入地理解中国古代社会的复杂性与多样性，也为构建更加公平、包容的现代社会提供历史借鉴。乞丐群体的历史镜像告诉我们，社会的进步不仅体现在经济发展与科技进步上，更体现在对弱势群体的关怀与保护上。只有关注底层民众的生存状况，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社会和谐与进步。

说明：报告内容由通义AI生成，仅供参考

来源：一木千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