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34年秋，赣南山区陈毅拄着竹杖踏过泥泞山路。他身后跟着二十余名红军战士，这些刚从第五次反围剿撤退的士兵背着褪色的灰布包袱，有人怀里还揣着被雨水泡软的炒米。队伍最前方挑着扁担的老炊事员忽然脚底打滑，竹筐里滚出几枚银元，在石缝间叮当作响。

1934年秋，赣南山区陈毅拄着竹杖踏过泥泞山路。他身后跟着二十余名红军战士，这些刚从第五次反围剿撤退的士兵背着褪色的灰布包袱，有人怀里还揣着被雨水泡软的炒米。队伍最前方挑着扁担的老炊事员忽然脚底打滑，竹筐里滚出几枚银元，在石缝间叮当作响。

“慢着！”陈毅伸手拦住要去捡钱的警卫员小张，转头对项英说：“这笔钱得换个保管法。”项英正用衣袖擦拭眼镜片，闻言皱起眉头：“队伍里就你我识字，不贴身带着，莫非要埋进土里？”两人争执声惊动了俘虏来的民团会计王有福，这个戴瓜皮帽的中年人缩在队伍末尾，突然怯生生插话：“长官，按我们商号的规矩，现银该分开记账、分人保管。”

三天后的干部会议上，陈毅解开腰间牛皮袋，将三百多块银元哗啦倒在木板上。“这是打土豪缴获的全部资金。”他用竹棍敲了敲墙上的账目表，“从今天起，每块银元都有主——张班长管伙食费，李排长管药品采购，王文书记总账。”项英攥着原本装钱的布袋欲言又止，最终把布袋也扔进银元堆：“我的烟钱单独记账。”

深冬的梅岭山洞里，篝火映照着项英清点账本的侧脸。周子昆裹着破棉袄凑近火堆，呵着白气问：“项书记，这个月还剩多少盐钱？”项英翻动毛边账簿的手指顿了顿：“够煮十天野菜汤。”忽然洞口传来陈毅爽朗的笑声：“老周别愁，前天打下的白军运输队有三十斤粗盐，够咱们吃到开春！”跟着进来的游击队员卸下背篝，麻袋里除了盐罐，还有五根金条在火光下泛着微光。

“金条怎么分？”项英扶了扶眼镜。陈毅抓起金条掂了掂，突然抛给角落擦枪的警卫班长：“老刘，给你婆娘打首饰！”满洞哄笑中，项英急得站起来：“这是革命经费！”陈毅按住他肩膀：“项书记别急，明天就让老刘带人去赣州兑成药品。金条太大，掰碎了才好用。”

1936年除夕夜，游击队在山神庙召开经济审查会。陈毅蹲在供桌上念账本：“今年总收入银元四千二百块，支出三千九百块。项书记的烟钱超支六角，罚他给大家唱段兴国山歌！”哄闹声中，王有福突然举手：“报告！我经手的五百块银元账实不符，少了...少了半块。”满场寂静时，炊事班长老李哆嗦着掏出半块带牙印的银元：“上个月运粮队被困，我掰了半块买通民团哨兵...”

项英刚要发作，陈毅已经跳下供桌：“该记老李个人借款，等革命胜利连本带利还！”他接过银元揣进自己口袋，“这牙印留着，将来放进革命博物馆。”后来这半块银元跟着队伍转战三年，直到整编新四军时才由陈毅亲手交给军需处长。

1938年春，梅岭山杜鹃花开得正艳。陈毅站在整编后的新四军队伍前，将装满账册的木箱交给项英：“老项，现在该你们管钱了。”项英抚摸着木箱上的铜锁，忽然问：“三年游击战，你经手的钱超过五万块，怎么做到的？”陈毅指着正在领饷的士兵：“你看，每个战士口袋里都有本队里的账。”

皖南泾县云岭的司令部里，项英的办公桌永远锁着个铁皮箱。1941年1月4日深夜，副官刘厚总借着油灯擦拭手枪，目光不时瞥向项英床底的铁箱。项英边整理文件边说：“小刘，把这些机密文件装进铁箱。”铁箱打开瞬间，刘厚总看见码放整齐的二十根金条，喉咙不自觉地动了动。

突围第七天，藏身赤坑山蜜蜂洞的项英发着高烧，仍不忘叮嘱周子昆：“铁箱要随身...”话音未落，洞外传来刘厚总的声音：“项书记，哨兵发现敌情！”凌晨三时的枪声惊飞夜枭，周子昆倒地时最后的视野里，是刘厚总疯狂撬砸铁箱的身影。重伤昏迷的警卫员黄诚事后回忆，他听见金属碰撞声持续了足足五分钟。

距蜜蜂洞三十里的另一处山坳，陈毅正召集干部会议。侦察兵冲进来报告项英遇害的消息时，他手中的铅笔啪地折断。“马上通知各部队，”陈毅盯着折断的铅笔，“所有经费立刻转为分散保管。”会后他独自站在山崖边，对随行参谋喃喃自语：“老项要是把金条分给警卫班...”

1952年的南京军事学院课堂上，陈毅用粉笔在黑板上画了三个圆圈：“第一个圈里写‘钱’，第二个圈写‘枪’，第三个圈写‘人’。”他突然把三个圆圈擦掉，重新画了个大圆：“智慧，是把这三样东西摆对位置。”下课铃响起时，老学员发现元帅的教案里夹着半块带牙印的银元。

南方三年游击战的硝烟早已散尽，两位革命者用生命验证了不同的管理哲学。陈毅创造的“分账法”让资金流动在阳光下，项英的“铁箱”却成了催命符。历史细节里的银元与金条，战士的牙印与副官的枪声，共同勾勒出组织管理的核心要义——信任的建立不在于严防死守，而在于将个体利益与集体命运编织成无法割裂的网。当每个战士都成为革命账簿的守护者，再艰难的环境也摧不垮这支队伍的根基。这种朴素的生存智慧，至今仍在叩问着每个管理者的初心。

来源：渝鲜生大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