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古代刑罚体系中，“诛九族”无疑是最令人胆寒的存在。它并非严格的法律术语，而是对一种极端家族连坐制度的统称，正式名称是“收孥”或“缘坐”。当全部处死时，则称为“族诛”。

一把君王剑落下，数百颗头颅滚动，整个家族的名字从历史中永远抹去。

中国古代刑罚体系中，“诛九族”无疑是最令人胆寒的存在。它并非严格的法律术语，而是对一种极端家族连坐制度的统称，正式名称是“收孥”或“缘坐”。当全部处死时，则称为“族诛”。

其根源可追溯至夏商时期，但真正形成制度始于秦国。公元前746年，秦文公确立“夷三族”之刑，开创了“一人犯罪、全家受罚”的恐怖先例。

刑罚的残酷性随王朝更迭不断升级。汉文帝曾试图废除亲属连坐的《收律》，却在受术士新垣平欺骗后，一怒之下重启“夷三族”。

唐朝将缘坐范围限定于谋反大逆等重罪，并体现一定人道考量：女性、16岁以下男孩及80岁以上男性可免死，改为官奴婢；伯叔、侄子等则流放三千里。

到明清时期，刑罚再度严酷化。明律规定谋反者“大功以内16岁以上男性亲属皆斩”，女性则全部没为官奴。

01 血淋淋的案例，帝王怒火的牺牲品

历史中被明确记载“诛九族”的案例极为罕见。隋朝杨玄感是正史中唯一被明确记载遭此酷刑的人物。公元613年，这位权臣之子趁隋炀帝远征高句丽时举兵反叛，切断后勤供应，几乎颠覆隋朝江山。

兵败后他命弟弟杀死自己，但尸体仍被肢解示众三日。隋炀帝余怒未消，下令“诛九族”，甚至改其姓氏以彻底抹去家族印记。

另一个常被提及的案例是明朝方孝孺的“诛十族”传说。当明成祖朱棣命他起草即位诏书时，方孝孺宁死不从，声称“诛十族又如何”。朱棣竟将其873名门生列为第十族诛杀。

但这一说法不见于《明史》等严肃史籍。万历年间释放的方氏后裔达1300余人，证明所谓“诛十族”很可能仅是后世渲染的传说。

02 九族迷雾，宗法网络中的死亡名单

“九族”范围在历史中从未统一，如同一张随时可伸缩的死亡之网。

第一种说法涵盖直系血亲：上至高祖，下至玄孙，共九代人。第二种主流解释是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父族包括父母、兄弟姐妹、出嫁的姑母、姐妹、女儿及其子女；母族含外祖父母、姨母及其子女；妻族则为岳父母及其近亲。

第三种划分是父族三、母族三、妻族三。无论哪种算法，按古代家庭规模计算，一次“诛九族”可能波及441人，相当于一个村庄的人口被整体抹去。

实际操作中，屠刀主要落在直系男性亲属头上。妇女儿童常被贬为奴籍，尚存一线生机——唐代上官婉儿幼年就因祖父获罪入宫为奴，后被武则天启用。

03 无处可逃，宗法牢笼中的困兽

面对灭顶之灾，为何九族亲属罕有逃亡？这背后是一套严密的制度与文化枷锁。

古代通讯落后，待官兵上门抓人，亲属往往才知大祸临头。隋炀帝诛杨玄感九族的诏令从发出到执行，地方亲族根本来不及反应。

严格的户籍制度与路引管制更如天罗地网。明代军民出行必须携带“路引”，详细注明目的地、路线、时间和同行人员特征。巡检司专门盘查“无引可疑之人”，使逃亡者寸步难行。

更深的束缚来自忠义观念。许多士人视苟活为耻辱，宁可与家族共存亡。方孝孺面对诛族威胁时选择殉道而非求生，正是这种价值观的体现。

即使侥幸逃脱，在保甲连坐制度下也难长久藏匿。北宋王安石推行的保甲制以十户为一甲，实行“一犯九罚”，邻居会主动举报可疑人员以求自保。

权力阴影下的宗法祭坛：1905年，清政府正式废除诛九族制度，这种沿袭两千余年的恐怖刑罚终于退出历史舞台。历史记载中真正明确执行“诛九族”的仅杨玄感一例，方孝孺的“诛十族”更可能为后世传说。它更多作为一种悬在臣民头上的威慑符号而存在。当帝王挥动诛九族之剑时，斩断的不只是血脉，更是人性与文明之根。每一次九族诛灭的诏令背后，都是专制权力对宗法社会结构的绝对掌控。那些未被血染的族谱上，依然刻满了权力的铭文。

来源：历史记录大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