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美国费城儿童医院，科学家们首次使用一种被称为“碱基编辑”的基因技术，对这名仅7个月大的婴儿进行了个性化治疗。他患有一种极为罕见的遗传代谢病——CPS1缺乏症。[1]这种病症在出生后48小时内就可能出现严重高血氨，若不及时处理，很快会对大脑造成不可逆的损伤，甚

2025年5月，一场静悄悄的“手术”在一名婴儿体内完成——没有开刀、没有缝合，却精准地“修好了”他的致命基因缺陷。

在美国费城儿童医院，科学家们首次使用一种被称为“碱基编辑”的基因技术，对这名仅7个月大的婴儿进行了个性化治疗。他患有一种极为罕见的遗传代谢病——CPS1缺乏症。[1]这种病症在出生后48小时内就可能出现严重高血氨，若不及时处理，很快会对大脑造成不可逆的损伤，甚至危及生命。

过去，类似的罕见病几乎无药可治，能做的往往只有节食、吃药控制，或等待换肝。但这次，医生们不是通过药物控制症状，而是直接进入肝细胞的DNA“修错别字”，把原本有害的“字母A”改成“正确的G”，恢复了基因的功能。治疗后，婴儿体内的血氨水平明显下降，病情稳定，出现了转危为安的希望信号。

这项突破不仅意味着一条小生命被挽救，更标志着基因编辑技术从实验室真正迈入了临床应用阶段，为许多以往无药可治的罕见病患者带来了希望。但与此同时，这场“精准一刀”也引发了关于伦理、风险与未来方向的诸多讨论。

你可能没听过“CPS1缺乏症”这个名字，但它带来的后果却极其致命，特别是对刚出生的婴儿来说，几天内就可能决定生死。

CPS1，全名是氨甲酰磷酸合成酶1，是人体尿素循环中启动这条“排氨通道”的关键酶。我们吃下的蛋白质在体内会代谢出氨，氨在体内过量时具有毒性，必须及时排出。CPS1就是打开排氨“闸门”的第一道关键开关。[2]

一旦CPS1基因发生突变，这个“闸门”打不开了，氨无法及时排出，就会迅速积聚在血液中，引发高氨血症。婴儿表现出嗜睡、抽搐、不吃奶、体温下降等严重症状，甚至在出生两天内就可能昏迷、死亡。因此，CPS1缺乏症被认为是最严重的尿素循环障碍之一，发病率估计为每130万新生儿中约有1例，且多为新生儿型。[2]

它的危险不仅在于突发性，也在于隐蔽性。例如有病例报告显示，有患者直到13岁才因反复昏迷、呕吐、脑白质病变被确诊为CPS1缺乏。[3]这说明，即便不是在出生后立即发病，CPS1缺陷也可能在体内潜伏多年，直到某次感染或高蛋白饮食诱发“突然爆发”。

目前，这种病的治疗方式主要包括限制蛋白摄入、使用氨清除剂，严重者需要肝移植。而一项新药氨甲酰谷氨酸对部分轻型患者有效，但面对完全缺失CPS1功能的个体，这种药效并不理想。[1]

简而言之，CPS1缺乏症是一个潜伏性强、危害极高、诊断难度大的遗传病。它提醒我们：有时候，救命的关键，藏在一对“错别字”中。

过去的基因编辑技术像拆墙修砖，需要先剪断DNA双链，再靠细胞自我修复重建新的片段。这种方式虽然可行，但容易引发脱靶效应、染色体重排等副作用，甚至诱发癌变。[4]

而碱基编辑技术则像精细的文字修改，只在单个碱基上动手，不“剪断”DNA链。以腺嘌呤碱基编辑器（ABE）为例，它能精准地将A碱基改为G，从而修复由这种突变引起的疾病。

参考文献[4]：碱基编辑器的机制图示

研究发现，已有60%左右的致病突变属于这类“单碱基点突变”，理论上都可以通过碱基编辑纠正。由于不产生双链断裂，也不需要外源DNA模板，这种方法效率高、脱靶率低、安全性好，目前正在加速进入临床应用。[4]

在治疗CPS1缺陷的案例中，科学家正是使用了ABE系统，将婴儿肝细胞中的错误碱基“悄悄改正”，恢复了基因功能。[1]这种技术不仅成功应用于罕见病，也被用于研究治疗高胆固醇血症、镰状细胞贫血、遗传性眼病等疾病，代表了精准医疗的前沿方向。[4]

参考文献[1]：图展示了CPS1缺陷引起的高氨血症机制及碱基编辑修复原理

治疗一种只有几个人才会患的罕见病，值得吗？科学家们的回答是：“值得，而且必须。”

2024年，这名CPS1缺陷患儿被确诊后，研究人员在不到一年内为他“量身定制”出一整套基因修复方案，从突变位点识别，到编辑工具设计，再到AAV病毒递送系统的选择，全部根据其个人突变类型精确设定。[1]

治疗后6周内，患者肝细胞中有8%的靶向位点被成功编辑，并保持稳定。患儿的血氨指标下降，住院次数明显减少，生活质量显著改善。[1]

这不仅是对一个患儿的个体救治，也验证了个性化基因编辑在真实临床中的可行性。研究显示，当前大约四分之一的致病突变可以被现有碱基编辑系统修复，而结合更先进的引导编辑技术（prime editing），理论上可覆盖近九成的单点突变。[5]

这种“为一个人打造”的治疗模式，不只是罕见病的希望，也正在为更多常见病打通技术路径。个体化治疗不是例外，而正在成为未来医疗的新常态。

碱基编辑的确令人振奋，但它并非没有争议。

首先是脱靶风险。尽管碱基编辑比传统方式更安全，但仍可能在非目标位点发生意外修改，甚至引发染色体重排、大片段缺失等不良效应，长期后果目前尚不完全清楚。[4]

其次是体内递送的挑战。目前常用的递送方式如AAV虽然亲和性好，但可能触发免疫反应或存在长期表达问题，也需持续监控。[5]

更敏感的，则是伦理边界的考验。

2018年，一位科研人员宣称对两枚人类胚胎实施基因编辑，使其出生后对HIV“天然免疫”。这对被命名为露露和娜娜的双胞胎也因此成为全球首例“基因编辑婴儿”。

这一事件引发全球强烈谴责。首先，它缺乏医学必要性，父母存在HIV感染已有成熟手段可以成功让婴儿避免感染；其次，技术极不成熟且结果未成功：两名女婴中，一人是杂合子（仅一份CCR5被编辑），另一人为双等位基因编辑，但并未实现预期的“Δ32突变”。[6]这意味着两个孩子并没有获得明确的保护效果，反而承担了不可预测的健康风险。而CCR5不仅与HIV感染有关，还影响神经发育、脑功能和免疫系统，随意删除可能带来长期隐患。

此外，该操作属于生殖细胞编辑，一旦改写，将代代相传，后果不可逆。事件最终以科研人员被判刑告终，也推动了中国和全球对基因编辑伦理监管的升级。[6]

科学不缺能力，缺的是界限。技术可以拯救生命，也可能挑战底线。我们必须确保：每一次编辑，不是对人性的越权，而是对生命的尊重。

从一名患儿的获救，到一场全球的伦理警示，基因编辑技术正以飞快的速度改变医学。

它带来前所未有的治疗可能，也带来必须直面的风险与责任。未来的治疗或许将越来越精准、个性化，甚至在出生前预防疾病。但这种力量越大，越需要严谨、透明与克制。

我们不能急于定义基因编辑的终点，但可以选择它的出发方式：以患者为中心，以科学为基础，以伦理为底线。

参考资料：

[1]Gropman AL, Komor AC. Personalized Gene Editing to Treat an Inborn Error of Metabolism. N Engl J Med. 2025. Epub ahead of print.

[2]Noori M, Jarrah O, Al Shamsi A. CarbaMoly-phosphate synthetase 1 (CPS1) deficiency: A tertiary center retrospective cohort study and literature review. Mol Genet Metab Rep. 2024;41:101156.

[3]Wang S, Chen J, Zhu X, et al. Clinical and genetic analysis of a case of late onset carbamoyl phosphate synthase I deficiency caused by CPS1 mutation and literature review. BMC Med Genomics. 2023;16(1):145.

[4]Lahr WS, Sipe CJ, Skeate JG, et al. CRISPR-Cas9 base editors and their current role in human therapeutics. Cytotherapy. 2023;25(3):270-276.

[5]Kantor A, McClements ME, MacLaren RE. CRISPR-Cas9 DNA Base-Editing and Prime-Editing. Int J Mol Sci. 2020;21(17):6240.

[6]Greely HT. CRISPR'd babies: human germline genome editing in the 'He Jiankui affair'. J Law Biosci. 2019;6(1):111-183.

来源：你的医生朋友阿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