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智宣子去世后，智襄子专任晋国大政，和韩康子、魏桓子宴饮于蓝台。智伯戏弄康子并侮辱段规。智国听说后，进谏说：“主人如不小心提防，大祸就要临头了。”智伯道：“灾祸的发生，出于我的手，我不制造灾难，谁敢胆大妄为呢！”

《资治通鉴》有一篇文章讲得是智伯志得意满的故事，文章大意如下：

智宣子去世后，智襄子专任晋国大政，和韩康子、魏桓子宴饮于蓝台。智伯戏弄康子并侮辱段规。智国听说后，进谏说：“主人如不小心提防，大祸就要临头了。”智伯道：“灾祸的发生，出于我的手，我不制造灾难，谁敢胆大妄为呢！”

智国回答说：“事情不是这样的，《夏书》上曾经说：‘一个人的过失很多，人们的怨怒往往出于无形，而非明白表露，所以要防患于未然。’君子如能谨慎小事，才没有大患。现在主人在宴会上羞辱别人的君相，事后又不小心提防，还说‘他们不敢胆大妄为’，恐怕不妥当吧！蚊子、蚂蚁、黄蜂、蝎子，都能害人，更何况一国的君相呢！”智伯不听。

人越是在高处的时候越容易春风得意，而且智伯可以说是人生巅峰了，是晋国实际的掌权者。所以他认为自己只要不制造灾难就是别人的幸运了，别人哪敢反抗他呢？

结果就是赵无恤不听他的话，联合魏韩两家灭了智家，智伯因为狂妄给自己的家族带来了灭顶之灾。

所以人越在高处越要谨言慎行，越在高处越是危险，人永远都是“高处不胜寒”的。所以越是身居高位越要谨慎，因为一个不慎就会是灭顶之灾。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后世又出现了无数个‘智伯’，诸葛恪就是个很好的案例。

一、诸葛恪迷恋权力灭全家

东吴建兴元年（252年），诸葛恪在孙权托孤的烛影中接过辅政大权。这位诸葛世家最耀眼的星辰，在短短两年内将家族推上权力巅峰，又亲手将其拖入灭族深渊。当建业城的血色浸透诸葛氏宅邸时，这位曾以"蓝田生玉"著称的权臣，用生命验证了"亢龙有悔"的历史铁律。

诸葛恪的政治发迹始于其惊人的权谋天赋。辅政初期整顿吏治的"四斩令"，以霹雳手段肃清贪污，三个月内处决中高级官员四十余人；推行的"轻徭减赋"政策，使东吴国库年入反增三成。这些政绩如同淬火利剑，既斩开政治困局，也在暗处磨利了反对者的刀锋。

合肥新城之战成为其命运转折点。建兴二年（253年），诸葛恪举二十万大军北伐，执意强攻司马孚经营的坚城。面对部将朱异"围城打援"的谏言，他掷军令于地："竖子安知庙算！"百日围攻期间，士卒中暑死者过半，最终在魏将张特以缓兵计诈降后狼狈撤军。此役不仅折损东吴精锐，更将诸葛恪推入"刚愎自用"的政治审判台。

诸葛恪

诸葛恪的狂妄在执政后期已现端倪。日常议政必居主位，将幼主孙亮座椅西移三尺；出行仪仗僭用帝王规格，朱雀航上金吾卫开道绵延二里。当族叔诸葛融提醒"月满则亏"时，他竟笑言："吾乃当空烈日，何来盈亏之说？"这种对权力界限的漠视，在宗室与士族中播下仇恨的种子。

朝堂逐渐形成诡异的沉默同盟。以孙峻为首的宗室集团与陆、顾等江东大族，在诸葛恪严查土地兼并时选择隐忍。当北伐败讯传回，这些势力立即结成倒阁联盟。诸葛恪却沉醉于"总百揆"的幻象，对府中幕僚提醒的"三族皆缄口"异状毫不在意，继续推行清查世家隐户的政策。

建兴二年十月二十六日的宫变，将诸葛氏推入绝境。孙峻设宴诱杀诸葛恪时，这位权臣仍坚信"江东离不开诸葛氏"。直至佩剑被缴，他才惊觉侍卫皆已倒戈。刑场上的最后时刻，诸葛恪向监斩官求纸笔写下："吾儿诸葛竦，勿学汝父。"

灭族惨祸迅速蔓延。诸葛恪三族被诛，其弟诸葛融在公安督任上闻讯自焚，子侄辈二十六人皆遭屠戮。曾经"一门三方为冠盖"的诸葛氏，唯剩远在蜀汉的诸葛亮支脉得以保全。建业百姓传言，抄家士兵从诸葛宅中搜出未批奏章堆积如山，最上方赫然放着劝谏其"恭谨持重"的族书。

相比于权欲熏心的诸葛恪，他的叔父诸葛亮比他强得太多。也更懂得谨言慎行的妙处。

二、诸葛亮谨言慎行世家千年

在三国群雄逐鹿的烽烟中，诸葛亮的家族如同一株扎根深岩的劲松，历经魏蜀吴政权更迭、两晋风云变幻，始终保持着世族清誉。

与同时代司马氏"三世而斩"的结局形成鲜明对比，诸葛家族从汉末至隋唐四百年间，世代皆有才人出，其长盛不衰的秘诀正藏于诸葛亮刻在竹简上的八字家训："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

诸葛亮在《出师表》中写下"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的自述绝非谦辞，而是刻意构建的家族记忆。他要求子弟每月诵读《诫子书》，将"静以修身，俭以养德"的训诫融入血脉。即便位极人臣，丞相府中仅"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顷"，这种物质上的自我约束为家族树立了不可逾越的德行标尺。

在建兴五年的《正议》中，诸葛亮以"据正道而临有罪"回应曹魏招降，既维护了政治立场，又避免了激化矛盾的极端言论。这种中道而行的语言艺术，使诸葛家族始终保持着进退自如的话语空间。临终前"不使内有余帛，外有赢财"的遗命，更是用行动划定了权臣家族的道德边疆。

诸葛亮

诸葛亮执政时，其胞弟诸葛均仅任长水校尉，族亲诸葛瑾在东吴亦保持适度距离。这种刻意疏离的权力布局，使得"诸葛"二字从未成为令人忌惮的政治符号。当李严建议赐诸葛亮九锡时，他立即以"若灭魏斩叡，还故居，始议此礼耳"婉拒，将家族与僭越风险彻底隔离。

在人才培养上，诸葛亮宁用政敌李严之子李丰，也不愿破格提拔长子诸葛瞻。直至诸葛亮去世，十七岁的诸葛瞻仍只是骑都尉。这种对家族成员的权力节制，避免了"外戚干政"的历史覆辙。

景耀四年，邓艾偷渡阴平，诸葛瞻战死绵竹前的自省："吾有三罪，未能早除黄皓，未能制伯约野心，未能守卫疆土"，依然保持着父亲留下的自省传统。

诸葛亮将政治智慧转化为可传承的家学体系。《便宜十六策》中的"治人犹如治水，疏导为上"不仅是治国方略，更成为家族处世哲学。其发明的木牛流马被改进为民间水车，八阵图演化为村落布局智慧，这种将政治资源转化为民生技术的智慧，使诸葛家族始终扎根于民间沃土。

西晋泰始年间，当司马氏疯狂屠戮曹魏旧臣时，晋武帝却特诏录用诸葛亮之孙诸葛京为郿县令。这种跨政权的认可，源自诸葛亮打造的家族文化超越了政治立场的局限。

至隋唐时期，诸葛家族已转型为文化世家，后裔诸葛颖以《周易义疏》称著于世，实现了从权力家族到文化望族的完美蜕变。

诸葛恪与诸葛亮的事迹告诉我们，权力场中最危险的时刻，往往不是失势之际，而是忘形之时。只有自我节制，才能让自己的家族化为照亮历史长河的恒星。

来源：马铃薯是白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