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资治通鉴》乃司马光倾尽心血之作，以史为镜，照见兴衰，明辨是非。其所述千年风云，帝王将相，或成或败，皆藏处世之玄机。今择三人——汉武帝刘彻、唐太宗李世民、宋太祖赵匡胤，观其行止，探其谋略，或可为今人立身行事之鉴。

《资治通鉴》乃司马光倾尽心血之作，以史为镜，照见兴衰，明辨是非。其所述千年风云，帝王将相，或成或败，皆藏处世之玄机。今择三人——汉武帝刘彻、唐太宗李世民、宋太祖赵匡胤，观其行止，探其谋略，或可为今人立身行事之鉴。

《资治通鉴》载：“汉武之世，内修法度，外攘夷狄，天下骚然，然其功亦伟矣。”刘彻少年继位，权臣掣肘，外戚专横，然其以雷霆手段收揽大权，又以怀柔之策安天下人心。

汉初诸侯势大，景帝时虽有晁错削藩之议，终酿七国之乱。武帝继位后，推“推恩令”，明为分封诸侯子弟，实为分化其势。更设刺史监察郡国，收盐铁之利归中央。淮南王刘安谋反，武帝不动声色，待其羽翼渐丰，一举诛灭，震慑诸王。《资治通鉴》评曰：“武帝之智，在谋定而后动，不逞一时之勇。”

虽以法家手段集权，武帝亦深知“马上得天下，不可马上治之”。遂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立太学，选贤良。董仲舒献“天人三策”，武帝虽未全纳其言，却以儒术为表，法家为里，调和阴阳。对匈奴征战之余，亦遣张骞通西域，开丝绸之路，以商贸柔化边疆。《资治通鉴》云：“武帝外示兵威，内怀文德，故能四夷宾服，海内晏然。”

晚年武帝穷兵黩武，国库空虚，民怨沸腾。然其非固执之辈，颁《轮台诏》，坦言“朕之过也”，罢边事，劝农桑，与民休息。司马光赞曰：“过而能改，善莫大焉。武帝晚年一诏，胜十年征伐。”刚柔之道，非一味强硬，亦需审时度势，以退为进。

《资治通鉴》言：“太宗文武之才，高出前古。盖三代以还，中国之盛，未之有也。”李世民以玄武门之变登基，然其能以“贞观之治”洗尽血腥，全赖胸襟广阔，善听逆耳之言。

魏徵以直言著称，屡次犯颜进谏，甚至当庭斥太宗过失。太宗不怒，反叹：“以铜为镜，可正衣冠；以史为镜，可知兴替；以人为镜，可明得失。”魏徵死后，太宗痛哭：“朕亡一镜矣！”房玄龄、杜如晦等贤臣，亦因太宗虚怀若谷，方敢尽忠竭智。《资治通鉴》载：“太宗尝谓侍臣曰：‘人言天子至尊，无所畏惮。朕则不然，上畏皇天之监临，下惮群臣之瞻仰。’”

贞观初年，中原历经战乱，民生凋敝。太宗力行均田制，减赋税，兴水利。某年蝗灾肆虐，太宗竟当众生吞蝗虫，誓曰：“宁食朕肺肠，毋食百姓禾稼！”其言其行，感化州县官吏，皆以爱民为务。司马光评：“太宗之仁，非止言辞，乃见诸行事。”

太宗虽信重臣，亦深谙制衡之术。设三省六部，分宰相之权；命李靖、李勣等武将戍边，却以文臣监军，防其拥兵自重。对外族降将如阿史那社尔、契苾何力，皆以诚相待，然亦不使其权柄过重。《资治通鉴》云：“太宗御下，恩威并施，故能人尽其才，而天下安堵。”

《资治通鉴》虽未直述宋初之事，然司马光编纂时，于五代乱局多有反思。赵匡胤以兵变夺权，却能终结百年纷争，开创大宋基业，全赖其深谙权变之道，以文抑武，化干戈为玉帛。

赵匡胤本为后周大将，陈桥兵变黄袍加身，然其深知武将拥兵之患。登基后，他未效仿汉高祖诛杀功臣，反设宴邀石守信、王审琦等将领共饮。席间叹曰：“朕非尔等不及此，然天子亦大艰难，终夕未尝安枕而卧。”众将惶恐，问其故。赵匡胤直言：“人生如白驹过隙，所求富贵，不过多积金帛，厚自娱乐。尔等何不释兵权，出守大藩，君臣无猜，上下相安？”次日，诸将皆称病请辞，赵匡胤厚赐田宅，以虚职安置。司马光虽未亲历此事，然于《资治通鉴》中评五代之乱曰：“兵权所在，则随以兴；兵权所去，则随以亡。”赵匡胤以一杯酒解兵权，实为“以柔克刚”之典范。

宋初官制沿袭五代，节度使兼领数州，权倾一方。赵匡胤以“强干弱枝”为策，分割地方权力：设转运使掌财政，提点刑狱司管司法，知州、通判互相牵制。中央则行“二府三司制”，中书门下掌政，枢密院掌兵，三司掌财，三者互不统属，直接听命于皇帝。某年，宰相赵普欲荐某人为官，赵匡胤不允。次日赵普再奏，太祖怒撕奏章，普神色不变，拾碎片复奏。太祖终悟其忠，叹曰：“宰相须用读书人。”遂定“与士大夫治天下”之策。《资治通鉴》论汉唐之弊时曾言：“专任宰相则权臣生，专任武将则藩镇起。”赵匡胤分权之策，恰破此局。

五代十国，武夫当道，文教衰微。赵匡胤虽出身行伍，却深明“马上得天下，不可马上治之”。他下令修缮孔庙，亲撰《先圣赞》，赐国子监九经印版。开宝年间，更立“誓不杀士大夫”之碑，誓曰：“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此举令文人敢言直谏，科举大兴。某次殿试，考生王嗣宗与陈识同列榜首，竟于朝堂互殴争名。赵匡胤不怒反笑，命二人角力决胜，胜者授官。事后却叹：“以武决胜，非朕本意。然天下初定，需不拘一格取才。”司马光曾评汉光武帝重儒学之事曰：“教化行而习俗美。”赵匡胤以文抑武，实为宋三百年文治盛世之基。

《资治通鉴》有言：“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观汉武帝、唐太宗、宋太祖三人，其处世之道虽异，然皆以“顺势而为，因时而变”为核。

汉武帝以刚柔并济定天下，唐太宗以虚怀纳谏聚英才，宋太祖以权变制衡开太平。三者皆非拘泥古法之辈：武帝晚年罪己，太宗容人改过，太祖杯酒释权，皆显审时度势之智。司马光著史时，屡叹“治乱之机，在于用人”，而三人之用人之道，亦藏深意——武帝任董仲舒而尊儒，太宗信魏徵而明察，太祖重赵普而分权，皆以“知人善任”为要。

今人读史，非为效仿权谋，而在悟其根本：处世如治国，需刚柔相济、广纳良言、权衡利弊。所谓“运”，非天赐机缘，实为洞明世事、修身克己之果。若能将《资治通鉴》之智慧化入言行，则虽未必成帝王将相，亦可在纷繁世道中，修得一身从容，觅得一方天地。

来源：史韵拾梦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