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毛泽东在解放战争前曾经历过两次鲜明的创作高潮。第一次发生在五四运动搅动大地的岁月里，那会儿他筹划着《湘江评论》，为这份新鲜报刊写了不少稿子。有人说他用了不同的名字混在文章里，就想着把观点从纸页里一点点撒出去。张敬尧的一个命令，把这个只有短短一个月生命的刊物给彻

毛泽东在解放战争前曾经历过两次鲜明的创作高潮。第一次发生在五四运动搅动大地的岁月里，那会儿他筹划着《湘江评论》，为这份新鲜报刊写了不少稿子。有人说他用了不同的名字混在文章里，就想着把观点从纸页里一点点撒出去。张敬尧的一个命令，把这个只有短短一个月生命的刊物给彻底查封了。气氛一下子冷了下来，也没谁预料过这么快就完。不温不火的开局往往让人好奇，这时的毛泽东心里到底还在想什么？

第二次巅峰期出现在延安，具体就是1938年的上半年。毛泽东每天都在写。他不光写了军官手册，还有那本人人都耳熟能详的《论持久战》。一个人窝在昏暗的窑洞里，九天九夜没什么休息，桌面上摊着稿纸，手一边写，另一只手还得攥攥石头防止麻木。窗外风声不小，毛泽东却总觉得这里安静得出奇。

说到《论持久战》，它一开始其实是准备在延安抗战研究会上公开讲演。但谁都没能想到，这篇稿子动笔的头两天里，毛泽东压根没合眼。警卫员一推门进去，屋内蜡烛小小的火苗在闪，笔记本旁丢着石头。他吃得极少，靠一把湿毛巾擦擦汗。等到第五天，桌上写得纸足足有一摞，眼里明显透着血丝。头发乱糟糟的，人也瘦了点。稿子边写边交秘书润色，急也不是慢也不是。

第七天，火盆把他鞋底给烫穿了。第八天，头疼犯了，医生劝停他根本不听。第九天，这部扯足了劲儿的《论持久战》，总算往外掏空了全部的想法，一共印刷成了80页。随后便快马加鞭送到刘少奇等人手上，要他们认真挑刺。这年头夏天，文章终于公开见人。

也许很多人只听说过《论持久战》，可琢磨这篇文章的意义时，却没真正打开它瞧一眼。抗战之前，整个社会弥漫着一种灰蒙蒙的悲观预期。日本的进攻手段越来越狠，武器装备一点也不含糊，中国民众，包括当时的国民党高层，也没谁说过真有赢面的自信。就是在这样一种时候，毛泽东把“兵民是胜利之本”这种话写进了文章里。他抓住了人的因素，而不是机械地盯着枪炮。

他判断战争胜负关键还得看整个社会的力量。他那句“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好像平地里炸出一个大雷，打在了一部分读者心底。全国各地老百姓真正被动员起来，形成滔天巨浪，敌人再怎么精兵强将都容易陷进去。这种思路，让不少原本对抗战犹豫的人重新站稳了脚。

此时的毛泽东不像此后后来的“伟人”，而像苦撑在泥泞里反复琢磨的人。他把抗战的大势、国内的分歧、沿线战争的拉锯都琢磨了，才敢打包票给出一个光明的未来。他反复武器确实管用，但不是决定一切的东西。倒是人，一旦串联成大网，偏偏什么都能顶。

说起来这些想法并不是他突然蹦出来的。早在好多年前，他就私下断言过“二十年内中日必有一战”。这番话听起来带着一股子笃定，却也不知道他当年是不是单纯蒙的。到1938年终于气象成文，《论持久战》的影响力远远突破了八路军和新四军的范围。国民党内部其实也迅速受到触动。

有个典型的小细节，值得念叨。周恩来拿了文章精神去找白崇禧谈。这位国民党高级将领听完，第就是“这是克敌制胜的方针”。这番说法转了一圈，马上被传给蒋介石，老蒋表面没说啥，心里其实认了。国民党来去，认为核心思想就是“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随即也成了广为采用的军政口号。表面上阵营依然各自为战，这一刻倒也有点惺惺相惜。

毛泽东对海外传播这事看得极重。他亲自为英文版写序言，说得很直接中国抗战不是什么孤立事件，是全世界的冲突一环。文章请了宋庆龄联系爱泼斯坦等翻译，他对英文小册子的传播寄予厚望。希望国际社会能多些共鸣，总归是好事。这话当时显得有远见，现在想想并不突兀。

在写作的那些天里，毛泽东始终没能彻底休息。夜深人静时，他还习惯读书，挑灯夜战成了常态。来访的人每次都能瞅见他半睡半醒，白天反而精力差些。读书范围并不只限军事，他对哲学也花了大力气。他组织同志们研究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每周约时间，大家照着文言文版本磕磕巴巴地读。里面字句拗口，到了不得不停下来请人重新翻译。

研究小组成员莫文骅回忆，德文翻译一边出，一边现场介绍，讨论得拉拉杂杂，常常到深夜不休。这样的细节，网上搜搜还能发现一些冷门说法——其实那个时候，延安的夜晚风特别硬，屋外有人偷听军情，屋里大家争吵得起劲。

毛泽东还坚决要看报。据史敬棠回忆，送来的报刊他会用粗红笔圈划重点，吩咐下属根据实际需要评判信息价值，要求他们从社会经济、阶级变动、舆论朝向抽丝剥茧，关注细节。有人觉得这是职业习惯，有人则隐约觉得他在试图拨开一切表象。厚积薄发离不开点滴积累。

他读到黎巴嫩媒体对中国抗战形势的分析，不禁在边角写字注释。时至今日翻出当年的报纸还有大段批注。国际信源资料都能查证到，《论持久战》的词句、发表量等各项数据信息扎实。一个月里延安小印厂供不应求，1938年夏到年底，仅延安地区印刷2万余本，全国各地共发行7万多本（数据见《抗战时期最高文献印刷发行月报》，中央档案馆存档）。

他老人家的写作方式其实挺特别，有时候说话断断续续，受访者说他写稿子时“没准哪句话写着写着突然推翻上一句”。秘书有时拿着稿纸不知改哪一句合适。写得太快，手边的烟蒂就丢一地。推敲、犹豫，其实是常有的事。

我个人很难用单一角度评价《论持久战》的贡献。的确，它赋予了当时抗战一线士兵极大信心，却也存在经验主义或对复杂局势估计偏差。部分细节在实操里很快就被现实打破。奇怪的是，这种看似自相矛盾的“预见与滞后”反倒让理论与当下实践始终有点拉扯。后人有时容易忽略这种反复摇摆的细腻。

再《论持久战》的理论高度和实际成效并非总是一致。这篇文章的语句时常流畅、时常生涩，结构甚至有些断裂。批评一方认为这是一部理想化的长篇谈话稿，褒奖一派则赞它为中国战争思想的坐标。

历史发展到今天，我们对毛泽东那次创作的关注，总能扒拉出点新的说法。七十多年过去，《论持久战》还是有人不断拿出来研究。一次偶然，他的思想、那些困顿、以及和现实的拔河，就这样在无数人的传颂里，有一点点模糊，又一丝丝清晰。

来源：梦雨来说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