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内容提要：日藏《文选》白文古钞上的注记为认识《文选集注》的编纂过程、流行时间、内容构成等问题提供崭新线索。现存日藏《文选》白文古钞共16 种57份，出自萧统白文无注三十卷本系统，具有一致的文本性质。《文选》白文古钞的注记存在引用《文选集注》的现象。其中“集注”
内容提要：日藏《文选》白文古钞上的注记为认识《文选集注》的编纂过程、流行时间、内容构成等问题提供崭新线索。现存日藏《文选》白文古钞共16 种57份，出自萧统白文无注三十卷本系统，具有一致的文本性质。《文选》白文古钞的注记存在引用《文选集注》的现象。其中“集注”“今案”等关键词可证《文选集注》被引用时早已编纂成书。另一关键词“师说”表明《文选集注》受到日本平安时期大学寮博士官的关注与引用，该书在古代日本的主要流行时间为公元9 世纪末到11 世纪。九条本卷一纸背的“集云”等注记，证实日本博士官菅原氏所作注释《文选表注》曾编入《文选集注》并置于卷首。日本人促使《文选集注》形成了一百二十二卷的形态。
日本留存至今的《文选》白文古钞本，数量众多且具有明显的特征，表现为白文，无李善、五臣注，有注记。不少古钞本的眉栏、栏下、行间和纸背有日本人批注的训读痕迹，包括乎古止点、返点、声点、注音假名，此外又用汉字抄录了音注、校语、注释等信息。这后面三类汉文内容，本文统称为“注记”。注记内容涉及字词的直音、反切音，也包括异文校勘，还有李善注、五臣注、《音决》《钞》、陆善经注等注文，其来源值得关注，甚至暗示了白文古钞和另一部同样在日本发现的《文选》注本《文选集注》（以下简称《集注》）存在关联。白文古钞的这些注记能否为考察《文选集注》相关问题提供线索，成为本文的关注焦点。
日本学者山崎诚《式家文选学一斑——〈文选集注〉的利用》曾涉及这一问题，借助九条本讨论了日本式家在学习《文选》之际对《集注》的使用[1]。文中披露有关《集注》的诸多文献记载和现象颇具价值。管见所及，中日学界仅有傅刚师、卞东波、陈翀等诸位先生的研究有所引用和参考，留意者甚少，殊为可惜。
然而本文的思考却非完全承袭山崎先生的讨论。山崎之文主要以九条本为例考察式家同《集注》之关系，尚未进一步揭示日本平安时期学习《文选》的情况，亦未能充分利用九条本以外的其他白文古钞。因此，本文以为仍有重新梳理白文古钞与《集注》关系之必要。即，通过考察迄今发现的所有白文古钞呈现出的《集注》相关内容，梳理其与《集注》之间的关系，还原建立联系的过程，从而帮助理解《集注》的成书、在博士官中的流传与利用等情况。
[1]本文所引日文文献均译成中文。[日]山崎诚《中世学问史的基底与展开》，和泉书院1993年版，第411-444页。
根据是否附带双行小字夹注，日藏《文选》古钞可分为“注文本”和“白文本”两种类型。“注文本”指的是带有李善注、五臣注等注释的古钞本，包括李善注本、五臣注本和《集注》。“白文本”便是本文讨论的对象。这些白文古钞仅抄录《文选》正文，依据萧统《文选》三十卷本进行分卷，没有附带李善注或五臣注，但眉栏、栏下或字里行间多有日语训读符号和汉文注记。经整理可知目前发现的白文本共有16种57份，具体情况如下：
1.九条本存22卷，其中卷十四重复，故实际按照21卷计算。所缺卷五、六、九、二四、二五、二六、二七、二八、三十。
2.杨守敬本仅存20卷，起自卷五（相当于六十卷本的卷九），缺卷一、二、三、四、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七、十八。
案，现有多卷本九条本和杨守敬本各1部。九条本和杨守敬本正好覆盖三十卷本所有内容，其中共11卷重复，分别是卷七、八、十、十五、十六、十九、二十、二一、二二、二三、二九。
又，不包括九条本和杨守敬本，零散写卷尚有：
3.猿投神社藏《文选序》残片1份；
4.卷一3份，包括上野本、猿投神社藏正安本和弘安本；
5.卷二2份，包括西园寺本、冷泉家本；
6.卷三1份，大东急记念文库藏本；
7.卷七1份，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本；
8.卷一〇 1份，静嘉堂文库藏本；
9.卷十九3份：（1）宫内厅书陵部所藏《出师表》1份。原是从九条本卷十九裁剪下来，现已形成新的递藏关系，故单独著录；（2）新增断简2份，即2021年11月日本东京古典会编《古典籍展观大入札会目录》公布的《荐祢衡表》《求自试表》断简。两份断简同《出师表》情况相似，亦是从九条本卷十九裁剪下来，现单独著录[1]。
10.卷二六1份，观智院藏本。
另有白文古笔切卷一、卷九、卷二一各１份，共3种3份。因此，截至目前已发现的白文古钞共计16种57份，已涵盖萧统所编白文无注三十卷本的所有内容。我们也期待未来能够陆续发现更多古钞本，以促进对《文选》的研究。
这16种白文古钞的具体情况又各有差异。冷泉家本的奥书识语证明其源自菅家之本。九条本主要是藤原氏的内部家传之本，而藤原家传本又是以菅家传本为底本，参校江家、南家等家传本而成，抄写及加点时间从日本康和元年（1099）至康永二年（1343），跨越两百余年，今本的抄写者主要是藤原长英及其子藤原师英。杨守敬本无明确的奥书识语，抄写时间和抄写者并不清楚，但经与九条本比对，可知其底本早于九条本[2]。此外，正安本和弘安本发现于猿投神社，观智院本则为寺院古钞，上野本、西园寺本、大东急记念文库本并无奥书识语提示抄写情况。这令人感到现存的16种白文古钞颇为复杂，是否具有相同或相近的文本性质。因此，对这批白文古钞的整体性认识，以及同《集注》进行考察的可行性，成为亟需先行回答的问题。
首先，这批白文古钞均属于萧统白文无注三十卷本系统。为了确定这批白文古钞的系统，学界已经做了大量的工作[3]。其实“白文本”在古代日本传习《文选》的历史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日本学习《文选》的课本乃是白文本，这是一个有别于中国的学习传统。日本奈良朝规定进士科须考察“《文选》上帙七帖”，“上帙”便是白文本前十卷；平安朝菅原道真在大学寮的竞宴活动中吟出的诗句“《文选》三十卷”[4]亦可证使用的是白文本系统；中世时期还延续着“《文选》三十轴，轴轴传师说”的说法[5]。而当《文选》变成一种由菅家、江家等博士官在家族内部牢牢掌握的学问，使用白文本的传统也转变为“家学”，并得以代代继承。九条本、冷泉家本正出自博士官家学，奥书提及的“家本”“证本”指的便是白文本。静嘉堂本虽缺识语，但经由比勘可知与九条本卷一〇的文本一致，二本同出一个底本，因此静嘉堂本也源自博士官家学。上野本、猿投神社正安本、弘安本三本看似毫无关联，实与九条本卷一注记内容大量雷同，说明同出博士官家学体系。因此，古代日本重视白文本并世代相承的学习传统，可以一定程度上保证我们所看到的这批白文古钞，直接渊源自奈良平安时期的学习底本，也即萧《选》白文无注三十卷本系统。这批白文古钞无论经历多少代的传承，接受多少次的重抄，又由何人进行重抄，都不会改变其文本的性质。系统的同源性从根本上确保这批白文古钞的文本一致性。
其次，这批白文古钞除了两个卷子（北大图书馆藏卷七和阳明文库藏古笔切卷九），均呈现出学习过的痕迹。古代日本学习《文选》分两个步骤：第一步为抄写学习课本即白文本；第二步加点，在白文本的基础上添加训点符号和片假名。如果底本存在一些汉文注释，也会一并移录。整体来看，这批白文古钞的第二步移录工作大部分已经完成。而诸种白文古钞注记，共同指向了一部在日本发现的《文选》注本——《文选集注》。
根据周勋初先生所纂辑之《唐钞文选集注汇存》，《集注》现在仅存24卷[6]。该书不但保存了中国久已亡佚的唐人注释，包括《音决》《钞》和陆善经注，而且书中所见李善注和五家本，也与传世的李善注、五臣注略有差别。诸种白文古钞注记对《集注》相关信息的引用十分丰富。如注音内容出自《音决》，九条本、大东急记念文库本、静嘉堂本等写作“决”，冷泉家本和西园寺本则略为“夬”字。粗略统计引用《音决》的数量，卷二当中的西园寺本7例，冷泉家本3例，九条本38例。而卷三大东急记念文库本7例，卷一〇静嘉堂本则有22例。再如引用陆善经注，或简写为“陆”或“陆本”。单独提及陆善经注，卷一当中的上野本《西都赋》《西京赋》中便有9例，卷二冷泉家本《东京赋》2例。而引用《钞》的情况，卷二西园寺本有4例，冷泉家本2例，卷二六观智院本8例。
这不禁令人感到十分好奇：白文古钞注记引用的信息，究竟是从《集注》书中转引而来，还是分别使用了陆善经注、《音决》《钞》等单行本。毕竟《日本国见在书目录》中也的确载有“文选钞六十九公孙罗撰”“文选音决十公孙罗撰”这些单行本之记录[7]。但是，学界对此并无进一步探讨，像阿部隆一《关于东山御文库尊藏（九条家旧藏）旧钞本文选》仅提出了推测：“《集注》所载诸注引自单行本或引自《集注》不详，但大概属于后者。”[8]为此我们不得不先进行一番考辨。
需要说明的是，下文的分析虽建立在16种57份白文古钞的基础之上，但是具体举例却不会穷举所有文献。与《集注》关系不显著者不会被提及；与现存《集注》无法对应者仅列为补充。因此，本文重点所举白文古钞为以下三类：白文古钞卷二，包括冷泉家本、西园寺本和九条本，有《集注》卷八对应；白文古钞卷二六观智院本，其中《四子讲德论》一文有《集注》卷一〇二卷对应。另外，九条本卷一纸背注记能够揭示《集注》的内容构成，也列入讨论范围。
[1]案，《古典籍展观大入札会目录》关于书写者为大江匡房的提法恐有待商榷。这两份新增断简裁自九条本的第十九卷。根据九条本各卷的识语，可知九条本是日本藤原式家结合菅家、江家、南家等《文选》家传本学习所得，文本来源非独出大江家。而其历代传抄者为藤原氏，也非大江家。因此新增断简的书写者恐非大江匡房。
[2]参见拙文《日藏白文无注古钞〈文选〉二十卷本研究》，《中国典籍与文化论丛》2018年第19辑。
[3]案，关于白文古钞系统的认定并非毫无争议。《文选》古钞本的最早著录者森立之在《经籍访古志》当中提到了上野本和大东急记念文库本，认为二本均是从李善注本中单录出白文而成。这一误判主要是受到了上野本卷一前附有李善《上文选注表》这个特点的干扰。在森立之的意见后面，杨守敬提出反对看法，其中一个理由值得注意：“且陆善经之书至宋世已不存，何论《音决》《钞》《集注》尤为隐秘耶”（上野本卷首跋文）。这是试图从注记的角度界定白文古钞的性质。杨守敬隐约把握住了日本传承《文选》的一些特殊性，但是尚未说透。其实白文本前带有李善表文是古代日本学习《文选》的习惯，后来的斯波六郎、山崎诚、陈翀等学者已有细论。此后，学界还从分卷特点、行款旧貌等角度对这个问题加以论证，屈守元、傅刚师亦有详析，均是有力的证据。又，我国敦煌也发现了一批《文选》白文本，将日藏白文古钞与之对校后也可发现其文本特征包括字句异文、俗字写法等，同敦煌本相近之处甚多。这亦可作为日藏白文古钞出自萧《选》系统的证明。笔者对此有专门的个案讨论，不再赘述。
[4][日]菅原道真撰，川口久雄校注《菅家文草·菅家后集》卷六，《日本古典文学大系》，岩波书店1966年版，第72册，第447页。
[5][日]永井晋著《金泽北条氏研究》，八木书店2006年版，第137页。
[6]周勋初纂辑《唐钞文选集注汇存》（增订版），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
[7][日]藤原佐世《日本国见在书目录》，贾贵荣辑《日本藏汉籍善本书志书目集成》，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版，第10册，第531页。
[8]庆应义塾大学附属研究所斯道文库编纂《阿部隆一遗稿集》第1卷，汲古书院1993年版，第529-530页。
由于《集注》及相关文献的散佚十分严重，我们无法否认白文古钞注记引自单行本的可能性。但是，假若能够找到一些关键证据，直接证明注记所见《集注》已经编成，也便足以揭示白文古钞注记同《集注》存在着联系。下文将分两个步骤展开讨论：第一，证明《集注》已编纂成书且受到使用；第二，证明注记所引内容与今本《集注》在文字上具有高度一致性。
要证实白文古钞所引《集注》已经成书的一个重要证据，便是注记当中明确提到了“集注”一词，或简称为“集”。例如上野本《西京赋》：
“上辬华以交纷”：辬，《集注》。班，一本。
“郡国宫馆百卌五”：卌，有。在，一本。无《集注》[1]。
再如大东急记念文库本《吴都赋》也有注记明确提到“集注”：
“崩峦陀岑”：陁，陆、五、《集注》作陁。
“钩饵纵横”：钩，《集注》本案，《钞》、五家、陆，鉤作钩。
这说明注记直接引用过名为“集注”的书籍。当然，“集注”这个说法容易令人联想到具有“集注文选”之名的五臣注本。因此，为了明确“集注”一词的指向性，值得进一步指出的是，注记当中还存在一个重要关键词——“集案”。
“集案”其实是“《集注》今案”的缩写，指的正是《集注》的案语。这些案语在白文古钞中存在多种转录形式。《东京赋》“以至和平方将数诸朝阶”这句话，两个白文古钞卷二恰有对应注记：
冷泉家本：（眉栏）《集注》今案，五家本，“和”下有“平”字，又“将”作“当”。（旁注）善本有辞字。或说无平字。
西园寺本：（眉栏）《集》案，五家本“和”下有“平”字。又“将”作“当”。师说平字异本。
西园寺本和冷泉家本对这句话有着相似的注记，值得留意的是句首的案语。冷泉家本作“集注今案”，而西园寺本省略为“集案”，二者显然表达了一样的意思。因此，“今案”“集案”“集注本案”“集今案”等说法可以等同视之。“《集》案”例子如：
“故百姓同于饶衍”：故，《集》案：五家本无“故”字。（西园寺本《东京赋》）
“敢复陈闻者”：《集》案：《钞》《决》“陈闻”作“冒陈”也。异本作“冒闻”，劣。异本作“陈闻”为正本。（九条本《求通亲亲表》）
而“《集》今案”例子如：
“纷飙悠以容裔”：《集》今案：《钞》《音决》飙作焱。（西园寺本《东京赋》）
“终军以妙年使越，欲得长缨其王”：《集》今案：越下有“欲得”二字。又“占”作“长”。（九条本《求自试表》）
这样的例子在西园寺本《东京赋》有九例，九条本卷十九则多达二十九例。白文古钞其实转引了相当数量的《集注》案语。
“今案”是古书当中常见术语，指的是注释者本人所下之案语。在汉唐注疏当中，经书方面如《尚书·召诰篇》中，关于孔安国《传》“其已”至“位处”句，孔颖达疏曰“今案《周礼·内宰职》佐后立市”云云。又如《仪礼·丧服篇》中，关于郑玄注“大夫”至“大夫”句，贾公彦疏曰“今案此经云公之昆弟与大夫同降昆弟已下”云云。史书方面如《史记·封禅书》“用三百牢于鄜畤”句，《索隐》曰“今案：百当为‘白’，秦君西祀少昊时牲尚白”云云。佛书方面亦有不少例子，如唐人释慧琳撰注的《一切经音义》，卷二二“驾驭”条有“今案诸书，装鞁为驾，牵控为驭也”，又卷二三“振恤”条有“今案诸书依《说文》从卪为胜也”云云[2]。“今案”在汉唐以降也多被使用，历代古籍当中的例子不胜枚举。综观典籍注疏中的“今案”用法，既有援引典据申明己见，亦有引用诸书胪列异文，可谓用途多端，不拘一格。
而《集注》的“今案”也表现出胪列诸书异文的功能，即对李善注、《钞》《音决》、陆善经注、五家本进行异文校勘，随后列出一个综合判断意见。例如西园寺本《东京赋》“纷飙悠以容裔”注记“《集》今案：《钞》《音决》飙作焱”，此乃汇集各本之后，指出了《钞》和《音决》的异文。又如“故百姓同于饶衍”注记“《集》案：五家本无‘故’字”，则指出了五家本的异文情况。从这些例子展现的案语功能来看，可知其形成需先参详众本，方能得出结论，进而写定成文。王翠红曾遍检今本残卷案语共得五百零三条[3]，数量颇为可观，足以想见原本案语数量之巨，分布之广，应当贯穿了全书的编纂过程。因此，案语是《集注》编纂过程和结果的反映，案语当依托于《集注》而存在。既然已经存在案语，说明《集注》该书已经编成。而白文古钞得以引用案语，也便说明其出处正是已经成书的《集注》。
此外，还有一些注记将《音决》《钞》或陆善经注等与“集注”“今案”等关键词联系起来，例如：
“今吾子苟好勦民以媮乐”：公子，《集》并《钞》为“公子”，陆本为“吾子”。（冷泉家本《东京赋》）
“然后凌天池绝飞梁”：《钞》曰：凌上也。铣曰：瀼。陆曰：过也。《集》案：《钞》凌为陵。（西园寺本《东京赋》）
在这两个例子中，“钞”“陆”与“集”“集案”的同时出现，也能够说明其出自《集注》一书。因此，借助“集注”“集案”及其与其他内容的联系，可帮助我们将注记中出现的“钞”“音决”“陆善经”等信息，还原至其所使用的环境及相应背景，明确这些引用的指向性，证明这些引用同《集注》该书的联系。
而将白文古钞注记同今本《集注》的幸存部分进行比对，我们可以发现二者具有高度的一致性。这表现为三个方面：
一是文本的基本构成相同。注记所引内容同样包括了《音决》《钞》、陆善经注、五家本和案语，这与今本《集注》的文本构成高度一致。
二是抄录的分卷方式吻合。白文古钞还在眉栏抄录一些“集注”的卷数。例如，九条本卷十四鲍明远《乐府八首》，其眉栏曰：“集注五十六”，表示该作品隶属《集注》卷五六。再如卷十九的张士然《为谢询求为诸孙置守冢人表一首》，其眉栏曰：“集注第七十五。《集》今案：为字下有吴令两字也。”指的是该篇目在《集注》卷七五，且白文本所见标题与《集注》的不同。这些例子能够证明白文古钞的注记出自《集注》，就连卷数也能对应得上，二者具有一致性。
三是注记所引文字合于今本残卷。《集注》可供白文古钞比对的篇目已遗失大半，幸存内容中可供注记比对的例子更是吉光片羽，弥足珍贵。
在案语方面，西园寺本《蜀都赋》眉栏“杖字五家作竹”，恰好与现存《集注》“今案五家本杖为竹”该内容吻合（《唐钞文选集注汇存》，第1册，第56页）。且九条本旁记“竹，五”，应当也是此案语之省。再如观智院本这条注记：
“偃息于诗书之门”，眉栏：息字下有匍匐二字。匍，薄胡反。下，步北反。异本也。
《四子讲德论》“偃息于诗书之门”这句话，古钞白文合于《集注》，但尤袤本作“偃息匍匐乎诗书之门”。通过与《集注》的比对，可知白文古钞眉栏“息字下有匍匐二字”乃出自《集注》“今案”，原文为“《钞》《音决》、五家本‘偃息’下有‘匍匐’二字也”（《唐钞文选集注汇存》，第3册，第629页）。眉栏的两个反切音也合于《集注》中的《音决》。
在引唐注方面，还有若干对应例子。如观智院本《四子讲德论》：
“故毛嫱西施”，《钞》曰：毛廧、夏之美女也。[西施越]之美女也。
“然后知其干也”，《钞》曰：干，谓体也。
“羽翼百姓哉”，《钞》曰：言以百姓为我翼。
所引《钞》三条，均能够从现存《集注》卷一〇二（《唐钞文选集注汇存》，第3册，第580、594、626页）当中逐一找到对应，更加进一步证明白文古钞所抄录的《钞》等“注记”内容，与《集注》具有文字上的同源性。
此外，白文古钞上的日文训点也有将《集注》作为训读依据的。日本学者松本光隆的研究指出，九条本的部分训点可能依据的是《钞》和陆善经注的解释，由此说明《集注》曾被利用和参考[4]。这一结论颇具启发意义，有助于我们从不同的角度理解《集注》在日本的使用情况。由于前文已通过注记直接论证白文古钞同《集注》的联系，故而通过日文训读进行论证的角度，仅作如上介绍。
总结前文分析，“集注”“今案”等关键信息证实白文古钞注记所见《集注》已经编纂成书。从内容构成、分卷方式、文字特征三个方面亦可确认白文古钞注记同今本《集注》具有一致性。对于本部分的讨论，只要能够证明白文古钞的注记有引自《集注》该书的现象，也便证实了《文选》在古代日本传习过程中利用过《集注》。那么，白文古钞上这些同《集注》发生联系的“注记”究竟是如何形成的？
[1]为与行文保持一致，本文引自古钞本的内容，除个别文字为区分异文而保留繁体外，其余均改为简体。
[2][汉]孔安国传，[唐]孔颖达正义，黄怀信整理《尚书正义》卷十四，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576页。[汉]郑玄注，[唐]贾公彦疏，王辉整理《仪礼注疏》卷三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中册，第980页。[汉]司马迁撰，[宋]裴骃集解，[唐]司马贞索隐，[唐]张守节正义，《史记》卷二八，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4册，第1629页。[唐]释慧琳撰，徐时仪校注《慧琳音义》（《一切经音义三种校本合刊》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879、895页。
[3]王翠红《〈文选集注〉编者案语发微》，《中国典籍与文化》2012年第3期。
[4][日]松本光隆《关于〈文选〉训读对注释书的利用》，《镰仓时代语研究》1985年第8辑，日本武野藏书院1985年版。
《文选集注》最早在何时由何人，于何种情形下，进入白文古钞成为注记的？对此，我们不妨先从白文古钞的抄写信息寻找答案。
如前所述，现存16种白文古钞的抄写实际颇为复杂，或历经多次重抄，或各卷来源不同，或发现于神社之域，或出自寺院之笔。既然各本的抄录者与抄录时间互有差异，注记形成问题便难以据此展开考察。然而就在如此纷繁复杂的情况下，各本各卷却恰好载有相似注记。这反而说明，各本所见底本恐怕已经载有这些内容。因此，《集注》进入“注记”的时间并非处在各本抄录之时，而当早于各本的实际抄写时间。甚至，这些内容可能在各本底本或底本之前便已出现，然后不断增补而成。“注记”当中的“师说”引起了我们的关注。
《文选》古钞本存在一些提到“师说”的注记，其内容主要涉及异文校勘、读音辨析、字词理解。下面列举若干例子：
《文选》古钞注记“师说”数量可观，上述表格仅摘录部分引用到《集注》的例子。在表中，明确提到《集注》这部书的例子有三个。第1例出现了“集注”这个说法，指出该书的异文。至于第4和7例中的“集案”，也符合《集注》中“今案”的特点，列出的是五家本、《钞》和陆善经注本的异文。第2、3、6例单独出现《钞》，第5例单独出现《音决》。结合前文的讨论，尤其是抓住“集注”“集案”这些关键词语，可证明“师说”的确使用了《集注》。
不难发现，《集注》是“师说”展开的依据，作用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作为提供异文的版本依据。如第1例以《集注》为据，说明“丞相欲以赎子罪”这句中存在无“罪”字的版本，得出“有异本”的结论。第4、5例情况类似。也正因为如此，前引观智院本注记《集注》案语后出现的“异本也”三字当是“师说”意见。二是作为文义理解之依据。像第3例“白象行孕”句的注记，便是引“《钞》孕产也”作为解释：“师说以为象之行々孕往者人见而不可知。”第7例当是《集注》底本作“频繁”，而《钞》和陆善经本同作“频烦”，刘良曰“烦”即“繁”之意，所以“师说”指出此乃“字异训同”现象，虽然用字不同但是意思一致，不妨碍文句的理解。第6例也属于这种情况。这样看来，“师说”可视为一种《文选》讲义。它引用《集注》作为异文校勘和解读文义的依据，能够丰富讲授意见的内容，增强说法的权威性和可信度。因此，《集注》与白文古钞发生关联，并进入到白文古钞注记，其中的一个途径正是“师说”。如此一来“师说”是何时产生并流行，也便关乎到《集注》的流行时间。
其实不限于《文选》古钞本，“师说”还存在于其他汉籍古钞本。它总共有两种表现形式。一是作为注记出现在汉籍古钞本当中。相关的汉籍古钞有经书（如《毛诗》《春秋》《周易》《古文孝经》《论语》）、三史（《史记》《汉书》《后汉书》）和《文选》等。其次是作为转引的注释出现在日本古辞书《和名类聚抄》《类聚名义抄》当中。转引来源有《汉书》《文选》等，同样并未超出上述所列书籍的范畴。像经书、三史和《文选》这些书籍，不但是中国重要的典籍，还是日本平安时期官方教育机构大学寮规定学习的汉籍教材。如《毛诗》《春秋》等为“明经道”所用之书，《文选》和“三史”是文章科也即后来的“纪传道”所习之书。这些书由大学寮的教官即博士官进行讲授。现今发现的“师说”均源于大学寮汉籍教材之古钞本，正可说明“师说”本质上是一种汉籍讲义，是日本特定历史阶段平安时期的产物。
“师说”来源颇早，多出自平安初期博士官的意见。前文表格第2例提到了“先师说”一词，而在日本宫内厅书陵部藏《后汉书》古钞注记中还出现了“或先师说”“旧说”等多种说法，均表明“师说”之前尚存在时间更早的讲授意见。所谓“先师”指的便是平安初期大学寮博士官。如书陵部藏三条西实隆钞本《史记·秦始皇本纪》“宫观、百官、奇器珍怪徙臧满之”的注记：
菅刑部及江相公之说，府库也。徒库府之珍怪物也。贺家说，言以奇器珍怪之物徒入家藏之中充满也。师说菅为先，贺为次。
该注记中出现的“菅刑部”指菅原是善（812-880），“江相公”指大江音人（811-877），最后出现的“贺家”则是时代较早的文章博士贺阳丰年（？-815），他们均是平安初期大学寮中专门负责讲解中国典籍的博士官，无论在当时还是在后代均被视为学识出众之硕儒。“师说”引用这三位平安初期博士官的意见，最后提出了“菅为先，贺为次”的判断。类似例子又如书陵部藏古钞《后汉书·刘玄刘盆子列传》“九月东海人公宾就斩王莽于渐台”的注记：
菅、澄家不读潜音，《选·西京赋》“渐台”亦《音决》子潜反[2]。
这条注释出现了“菅家”和“澄家”，后者为春澄善绳（？-870）。有意思的是，这一句虽在讨论《后汉书》的内容，却参考了《文选》注音材料《音决》。
“师说”所提及的平安初期博士官，不仅仅限于上述的菅原氏、大江氏、贺阳氏、春澄氏，还有良岑安世（？-830）、安野文继（？-？）等。此外注记当中还存在“师某曰”的说法，如“师菅氏曰”“贺师说”“师良氏曰”等。既然“师说”视之为“先师”也称之为“师”，亦熟谙他们的意见，说明“师说”一词中的“师”乃是受教于他们，是这几位博士官的学生，而且随后也被培养成为汉籍教师，方能将意见传给后人并被记录下来。故而“师说”被记录下来的时间当晚于“先师”。在上述博士官群体当中，卒于日本元庆四年（880）的菅原是善是最晚的一位。他在日本元庆元年（877）升任刑部卿[3]，也即师说当中“菅刑部”称呼的来源。如此一来，前述《音决》等注记，应当出现在877年左右甚至更早；但是转述这些意见的“师说”产生时间则应当稍晚于877年，属于平安中期的产物[4]。
平安末年的院政时期（1086-1192），大学寮没落，相应的授课活动逐渐消失，转而由博士官在家族内部传承汉学。这也成为了“师说”流行时间的下限。这个时期形成的《江谈抄》提到了菅原宣义和大江匡衡（952-1012）二人关于“三史文选师说渐绝”[5]的对话，感慨“三史”和《文选》的讲授在当时已经缺乏有学问之人，“师说”在此时逐渐消失。同时代的大江以言（955-1010）也有“师说之风无传”的提法[6]。这均反映出大学寮教育在日本平安末年的没落。大江以言和大江匡衡分别于宽弘七年（1010）、长和元年（1012）逝世，故上述说法的提出时间当早于宽弘、长和年间。“师说”在公元11世纪左右已渐趋消亡。
这个结论也适用于《文选》古钞注记中的“师说”。前举《史记》《后汉书》“师说”引用《文选》注文的现象，证实了大学寮授课过程中将“三史”和《文选》进行融合理解的情况。由于这四部书隶属于大学寮“纪传道”，授课教官都是同一批人，这四部书的“师说”具有共同的来源和性质。因此，《文选》“师说”也是一种形成于9世纪末平安中期的大学寮汉籍讲义。《集注》受到“师说”的援引，时间也可定在9世纪末。《文选》白文古钞中载有师说且有明确抄写时间的卷子是前文所举的九条本卷十九，时在1099年。这也恰好落在了公元11世纪的时间范围之内。而《江谈抄》书中还提到了“集注”：
“张车子富可见文选思玄赋事”条：予问云，丹波殿御作诗中，司马迁才虽渐进，张车子富未平均。张车子事见集注文选思玄赋之中……
“游子为黄帝子事”条：游子有二说。一者黄帝子也。黄帝子有四十人。其最末子好旅行之游，敢以不留宫中，于旅游之路死去云々。其欲死之时，誓云，我常好旅行之游。若如我有旅行之者，必成守护神，拥护其身ト誓，成道祖神ト令护旅行之人。此事见集注文选祖席之所也……（《江谈抄》第六，第545-546页）
上述记载也证实了《集注》在公元11世纪还得到时人的了解和引用。此外日本学界早就注意到日本古代的佛典训解、辞书编纂多有引用《集注》的现象，这些现象再次证明《集注》在古代日本曾一度流行[7]。
在本部分的讨论当中，确认《集注》通过“师说”进入白文古钞这一点颇为关键。经由“师说”这一媒介，我们可确认《集注》在日本平安时期便已流行，且得到大学寮博士官的引用。一旦明确“师说”的相关时间，也便能够找出《集注》在日本的流行时间约在公元9世纪末到11世纪。
[1]日本京都建仁寺两足院藏明版《六臣注文选》上的注记，乃是从白文古钞移录而来的，能够反映白文古钞“注记”情况，因此统计在内。如表中首例便可说明该刻本对白文古钞“注记”的继承。
[2]参见日本学者小林芳规整理的“师说拾遗”。[日]小林芳规《平安镰仓时代汉籍训读的国语史研究》，东京大学出版会1967年版，第1526-1562页。
[3][日]阿阇梨皇圆撰《扶桑略记》卷二〇，《国史大系》，经济杂志社1897年版，第6卷，第606页。
[4]将“师说”的成立与流行时间确定在平安时期，在日本学界也基本成为定论。小林芳规提出了五个参考要素：师说的记载，尤其是万叶假名的使用；训读用语；天长师说所指特定时期；引用和批判特定诸说；引用汉籍的成书时间。参见[日]小林芳规《关于训点资料中的师说》，《平安镰仓时代汉籍训读的国语史研究》，第672页。
[5][日]大江匡房口述，藤原实兼撰，后藤昭雄解说《江谈抄》，岩波书店1997年版，第544页。
[6][日]高阶积善编《本朝丽藻》卷下，与谢野宽等编《日本古典全集》，日本古典全集刊行会1926年版，第227页。
[7]例如藤原敦光《三教勘注抄》对《文选集注》的引用。参见[日]山崎诚《式家〈文选学〉一斑——〈文选集注〉的利用》，《中世学问史的基底与展开》，和泉书院1993年版；[日]河野贵美子《藤原敦光〈三教勘注抄〉的方法——以音义注为中心》，《东亚世界与中国文化——文学·思想的传播与再创》，勉诚出版社2012年版。
九条本卷一纸背存在冠有“集云”“集曰”二字的注记：“集云”9条，“集曰”1条。从该本抄写体例来看，这10条内容应当出自《集注》。中日两国学者包括佐藤道生、陈翀、卞东波等诸位先生均持此意见。然而，这些内容却与前文提到的《钞》《音决》和陆善经注的性质有所不同。《钞》《音决》和陆善经注乃是中国唐人为《文选》所作之注，而九条本纸背注记却出自日本人为李善《上文选注表》所作之注，这关乎到《集注》的内容构成。
李善注完《文选》后将成果献给朝廷之际写了一篇表文，即《文选》李善注本卷一前面的《上文选注表》。这篇表文在中国流传千年，鲜少引起士人的关注。然而，由于日本传习《文选》的特殊方式，李善表文反而得到了日本博士官的重视和注解。其成果便是日本庆应义塾大学图书馆所藏的《文选表注》。
《文选表注》是日本博士官菅原氏对李善《上文选注表》原文的逐句注解，前面还附有菅原氏对“文选”二字的解题。该本子为卷轴装，大字每行17-18字，小字双行夹注，每行字25-27字。解题前五行上半部分有残缺，但是李善表文及对应的注文保留完整。卷末有奥书两条：
本云／此本累代相传之处，先年烧失之时，忽化灰尘／未致书写。今借柱下之本，即驰灯前之笔／而巳／迎阳轩秀长书之
右《文选表注》者，云 圣庙之御注，云考祖之／正迹，依世人不辄持，于秘钞无汇类者也。
第一条奥书表明该本的来源。“本云”说明奥书乃是转录自被复制之本。这个被复制的写本根据落款“迎阳轩秀长书之”知是菅原秀长（1338-1411）抄写之本。而根据“今借柱下之本”可知由于菅原家中走水，历代家传本烧失，因此秀长借出“柱下之本”作为底本重新复制一份。柱下之本，即宫中内府藏书。今本《文选表注》复制的是秀长之本，即以宫中内府藏本为底本，可知颇有来源。
第二条奥书揭示该本的信息，明确题为《文选表注》，且为“圣庙之御注”。“圣庙”在日本特指菅原道真（845-903）。菅原道真是日本平安中期的公卿重臣，又是擅长汉诗文的著名学者，死后被日本人尊为“学问之神”，也护佑着菅原氏一族在古代日本的繁荣昌盛。当然，这份注解内容是否确为菅原道真所作，或者是菅家累代讲授《文选》的结晶，都无损其属于日本博士官菅家之家学的性质。日本学者还指出応保元年（1161）出现的释信救《和汉朗咏集私注》引用过“文选表注曰”的内容[1]，可以说明菅家注解李善表文的完成时间不会晚于12世纪。
整体来看，该篇注解既能细致介绍句中典故，又能简明扼要地抉发文意和文法，是一份相当不错的注解文本。比对九条本纸背“集云”“集曰”这10条内容，可发现其中9条正出自《文选表注》[2]。内容胪列如下：
经由比勘可知，九条本卷一纸背“集云”均采自《文选表注》（上表第三栏的下划线内容），也即日本菅家为李善表文所作的注解[3]。值得一提的是，九条本纸背还有“文有五义，选有三义”及“文选之说在六种也”云云，这两句话正源自《文选表注》的题解。而且，纸背“集云”无而《文选表注》有的内容，其实正分布在九条本卷一正面的栏间、栏下、眉栏等处。例如“步骤分途，星躔殊建；球钟愈畅，舞咏方滋”这一句，纸背虽仅抄录2条“集云”，但诸多简短注解均作为旁注羼入正文行间，如“途，道也。星，星辰也，日月之行道也。球，盘也。愈，弥也。畅，叙也。方，方今之方也。滋，繁也”等等。再如“酌前修之笔海”一句，注解内容全部录于眉栏。至于下一句“周巡绵峤，品盈尺之珍”，由于内容比较简短，也直接录于正文之旁。这些正文中的注记复见于上野本、建仁寺两足院藏明版《六臣注文选》等。
故九条本注记的抄录方式表现为：首先将那些简短的字词注解，直接抄在正文的栏间、栏下与眉栏；在空间不够的情况下，再将篇幅较长的内容附于纸背对应的位置，并冠以“集云”。这是由于抄写空间的有限，决定了注文抄写位置的不同。尽管抄写位置不同，纸背和字里行间的内容都出自同一个来源，即菅家《文选表注》。换言之，纸背的“集云”即菅家注；反过来看，正文旁的注记，也可视为一种“集云”。
菅家为李善表文所作之注自有单行本，然其内容在被摘录之际却作“集云”，这说明：日本博士官菅家之注也被当成《集注》的一部分。这无疑会引发我们对《集注》构成内容及编纂者的进一步思考。
第一，菅家注编入《集注》的形式，当是双行小字夹注附在卷首李善《上文选注表》之中，但缺乏明确的注者信息。今本《集注》卷首虽已亡佚，但是菅家注编入《集注》卷首的形式，应当类似于《文选表注》的形态。《文选表注》为写卷形态，菅注作为双行小字夹注在表文之中呈现的正是一篇带有菅注的李善表文的基本面貌。陈翀先生曾利用九条本卷一注记复原《集注》卷首[4]，所作尝试令人钦佩，但陈先生乃是以大江匡衡为《集注》编纂者这个观点作为前提来讨论相关问题，为此专门将九条本的注记分出了“菅注”和“集注”两个层次，将九条本正文部分的注记视为“菅注”，而将纸背“集云”“集曰”视为大江家之“集注”。但是，我们通过文本比对可以发现，九条本纸背上的“集云”也便是“菅注”，因此笔者认为“大江家之集注”一说有待商榷。当然，九条本的学习者可能也并不清楚注文的真正来源。《文选表注》的行文并未透露注者信息，如果不结合卷末奥书识语，我们很难辨认出这一注释成果究竟出自何人之手。当学习者对菅家注单行本及其与《集注》的关系已经不甚了解，且又缺乏辨识标记时，从《集注》中转引的菅家注的确容易被当成《集注》本身的内容。大概因为如此，才出现了被称作“集云”的情况。
第二，能够将日本博士官菅家所作的《文选表注》置于《集注》卷首的人应该是一位日本人。藤原明衡（989-1066）《云州往来》中的一通书信，不禁引起我们的注意：
返献
陵顿首廿卷 长杨赋同五卷 古诗十九首同十卷 思玄赋 同十二卷以上文选也 集注百二十二卷 梁昭明太子撰
右江家之说，证本得之，仍为见合菅家之说。先日所借申也[5]。
小注明确提到的“《集注》百二十二卷”，从如此庞大的卷帙来看指的正是《集注》，且比今人所认为的一百二十卷多出两卷。从菅家所作的《文选表注》的篇幅来看，的确适合独立成一卷。因此小注所记载的《文选集注》一百二十二卷，应当已经将《文选表注》编入了[6]。这也是九条本所利用到的《集注》之形态。令人无法忽视的是，菅原和长（1460-1529）《御注文选表解》仅提及“《文选》一部，注者至六臣也”，说明在他这一代已经不知晓《集注》的存在，更不清楚先人所作《文选表注》编入《集注》卷首的情况。而从博士官“家学”传承之严格程度来看，后人不太可能会忽视先人曾经做过的工作。将《文选表注》编入《集注》，恐怕菅家并不知情。又，正文“右江家之说”乍一看似乎正指向了小注提出的“集注百二十二卷”说法。但是由于小注性质不明，其与正文不一定具有同源性，因此“江家之说”不一定包括“集注百二十二卷”这个说法。因此，编入者为何人，还有待更多资料的挖掘。但是即便如此，我们依然能够确认九条本所用《集注》的内容构成包括了菅家注，也认识到日本人促使了《集注》形成一百二十二卷且带有菅家注的这一文本形态。古代日本人的确参与过一些汇编中国注释的工作，例如《日本国见在书目录》的撰者藤原佐世（847-898）编有《古今集注孝经》九卷。前述书陵部藏《史记》古钞注记出现过“良家集注”的说法，也表明良岑氏手头握有集注类书籍。日本人参与《集注》的编纂活动应当获得承认。
第三，将《文选表注》编入《集注》卷首的日本人不一定就是《集注》的最初编纂者。《文选表注》编入时，《集注》应当已经成书。
《集注》现存诸卷往往内题“文选卷第几 梁昭明太子撰 集注”，尾题“文选卷第几”，清楚展现原书一百二十卷的形态，其分卷方式乃是在李善六十卷本的基础上一分为二，这一点也成为学界的共识。据前文讨论可知，白文古钞所见的《集注》文字内容与各部分构成，与今本面貌具有一致性，这说明白文古钞所用的《集注》的主体结构仍然是一百二十卷。尤其是九条本多条眉栏抄录的《集注》分卷信息，正与一百二十卷的分卷方式吻合。既然主体结构仍然保留了一百二十卷的形态，那么正可说明多出的两卷是另外加上去的。毕竟，如果一开始便在卷首规划好单独二卷，则主体排序也会有所调整，而不会是今本所见的样态。又，《集注》受到“师说”的援引，其流行时间当在公元9世纪末至11世纪，则实际编成时间可能还要更早一些。如此一来，卷首的菅家注当是日本人在后来学习过程中添加上去的。
因此，《集注》最初编成为一百二十卷，后经日本人的整理，增至一百二十二卷。增补行为属于后期加工的行为，这与初次汇编诸家唐注的编纂行为，还需分而论之。如此一来，我们对《集注》编纂者的讨论需要进一步细化，《集注》的后来整理者当是日本人，但是最初编纂者仍存有疑问。第一个可能性即《集注》由唐人初次编纂，传入日本得到大学寮博士官的利用。日本人进行二次编纂，在卷首添上了《文选表注》。第二个可能性为《集注》完全由日本人编纂而成，起初汇编在日流传的诸家唐注并加上案语，过后又在卷首添上了菅家注。《集注》存在着复杂的成书过程，每一个可能性均需仔细推敲，限于篇幅，笔者将另写专文讨论。最后仍想说明的是，单纯地将编纂者认定为中国人或日本人，都可能会遮蔽《集注》的复杂成书情况。
[1][日]佐藤道生，堀川贵司《庆应义塾图书馆藏日本汉学关系书籍解题》，《庆应义塾图书馆的藏书》，庆应义塾大学出版会株式会社2009年版，第66页。
[2]案，菅家为李善表文作注成果的单行本现存两个版本，除了庆应义塾大学图书馆所藏《文选表注》之外，还有一个版本是日本国立图书馆藏《御注文选表解》（卞东波先生还发现京都建仁寺两足院亦有该系统藏本）。《御注文选表解》据书末识语可知是菅原和长（1460-1529）为其子菅原长淳讲解《文选表注》所作的整理成果，属于晚出的版本。且该本为折本形式，每半叶12行，每行23字，共51叶。相较而言《文选表注》更能反映菅家注的早期面貌，故文本比对采用《文选表注》。关于《御注文选表解》的注解特色与学术价值，可参看卞东波《“〈文选〉东传学”之一斑——菅原和长〈御注文选表解〉探析》，《中山大学学报》2012年第4期，后收录于氏著《域外稽古录》，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
[3]案，纸背“集云”仅有“化龙东骛，煽风流于江左”句对应的“言依石勒之乱天下文章泯亡”在《文选表注》找不到对应出处。又，纸背唯一一条“集曰”的内容为：“太子，君行则守，有守则从，从曰抚军，守曰监国。”正文对应的当是《文选序》“余监抚余闲”句。这条“集曰”既无法在《文选表注》找到出处，又显非《文选序》五臣张铣注。文献不足，我们无法知道这句注释到底是菅家注，或是别的谁的注，因此存疑。
[4]陈翀《九条本所见集注本李善〈上文选注表〉之原貌》，[日]静永健、陈翀合著《汉籍东渐及日藏古文献论考稿》，中华书局2011年版。陈翀，《〈文选集注〉李善表卷之复原及作者问题再考》，《文学遗产》2013年第4期。
[5]《云州往来》又称《明衡往来》《云州消息》，平安末期出现的书信范文集。该书存在多个流传系统，在收录内容、分卷方式及加点加注方面均存在差异。本文参考的是宽永十九（1643）年刊本，附带双行小注。该刊本的内容可溯源至文安元年（1444）僧人实宪所抄的《云州往来》及室町中期《明衡消息抄》等，但其小注性质仍有待考察。[日]藤原明衡《云州往来二种》，东京大学国语研究室藏宽永十九年刊本复制本，勉诚社1981年版。
[6]陈翀先生同样认为“《文选集注》之李善表注单列一卷，列于卷头。至于萧统《文选序》是单列一卷，还是与目录并列为一卷，由于现阶段文献无征，只能存疑”。陈翀《〈文选集注〉李善表卷之复原及作者问题再考》，《文学遗产》2013年第4期，第20页，小注4。
考察日藏《文选》白文古钞中与《文选集注》有关的“注记”，可以为《文选集注》的流行时间、内容构成、编纂过程等问题提供一些崭新的思考线索，具有重要的意义。“集注”“今案”等关键词有助于确认《文选集注》早已编纂成书。白文古钞的注记来源正出自《文选集注》一书。作为中间桥梁的“师说”，反映的是《文选集注》在古代日本受到大学寮博士官的引用，该书的流行时间可据此定在公元9世纪末至11世纪。而通过“集云”等注记可以揭示，日本博士官菅原氏注解李善《上文选注表》而成的《文选表注》被编入《文选集注》卷首的现象。《文选集注》经过日本人整理，形成一百二十二卷的形态。而最后一点提醒我们，《文选集注》存在多种形态，其成书过程当是一个动态的过程。这一发现突破了《文选集注》编纂者是中国人还是日本人这一非此即彼的观点，全面展现了《文选集注》成书的复杂过程。这也是白文古钞引《文选集注》带给我们的重要启示。
图一：《文选表注》卷首
图二：《文选表注》卷末
本文原载于《文学遗产》2022年第3期
来源：古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