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凡之昂的答案是新媒体。她学的是工科，媒体实习经验全无，更无从了解如何进入一家专业媒体。2016年毕业后，凡之昂先是在一家公益机构做了一年志愿者，其后入职了她一直供稿的新媒体工作室WAVE（化名）。

2022年3月，北京玉渊潭公园。凡之昂离职的时候刚好北京樱花盛开（视觉中国/图）

一个有志于写作却并未接受过专业的写作或新闻训练的年轻人最好的去处是哪里？

凡之昂的答案是新媒体。她学的是工科，媒体实习经验全无，更无从了解如何进入一家专业媒体。2016年毕业后，凡之昂先是在一家公益机构做了一年志愿者，其后入职了她一直供稿的新媒体工作室WAVE（化名）。

有别于传统媒体，WAVE没那么看重学历背景，只要通过笔试就可以开始写稿。“一份可以写作的工作，薪水居然还不错，那它当然是一个好的选择。”入职后，凡之昂发现许多同事跟她想的一样。WAVE因而汇集了许多有志于写作但未被传统媒体收编的年轻人。

年轻不仅意味着“他们浸泡在互联网的时间更长，更熟悉那些稍纵即逝的热点和暗语”，还意味着他们更愿意时刻回应、加更长时间的班。

作为一家新媒体机构，WAVE的产出高度依赖互联网，流量是其评判一篇文章是否优秀的唯一标准。凡之昂写的第一个“10万+”是一篇有关保健品的稿子。此后她常常受到流量的眷顾，相继写出工作室最早的一篇阅读量200万的文章以及最早的三篇“10万+”的文章。

那阵子是她身为写作者最自信的时候，“我真的相信自己是一个独特的作者，能写别人写不出来的内容，表达独特而精妙的想法。但兴奋和眩晕感很快随着更多的写作任务而消退了。”她在2025年春天出版的《不再踏入流量的河》中写道。

《不再踏入流量的河》是一本反思之书。它记录了一个喜欢写作的年轻人由新媒体编辑成长为主编又逃离行业的历程——做一个赚钱的员工还是一个勤奋的作者？脆弱是不够职场的表现吗？一份稳定的工作就意味着安全吗？——这些疑问不只是一个新媒体从业者的困惑，也是一个年轻人对自我与工作的关系的探索。

工作未满一年时，凡之昂和朋友相约五一假期去香港旅行。由于发稿压力，她沿途始终抱着电脑，朋友只能独自出去玩。“不知道自己在干嘛，很想离职。”

那是她第一次闪过离职的念头。在WAVE工作的四年间，她想走的心起起伏伏，其间被非虚构写作的热情和新冠疫情打断，终于在2022年离开行业。

离职前的大半年，她发现自己每到周日晚上就会大哭，哪怕刚和朋友度过了一个充实的周末。“后来我知道，心理学中用burnout（职业过劳/倦怠）一词指代这种状况，如果长时间在压力下工作，人们会感到疲惫、无助、自我怀疑，严重者甚至会抑郁。职业过劳有长期影响，比如失去有效满足工作需求的能力。长时间无法再从事一份全职工作，也是职业过劳的后果之一。”她写道。

文化研究学者安妮·海伦·彼得森曾就burnout的主题访谈了上百位美国千禧一代的年轻人，并结合访谈内容与个人经历写成《躺不平的千禧一代》。在书中，彼得森称，“做自己喜欢的事，每一天都不再像是工作了，正是倦怠的陷阱。”

关于这一点，凡之昂有自己的答案。

2017年10月，凡之昂在四川雅安的村子里做儿童图书馆。这是小朋友当时在图书馆里开辟的一个小空间 （受访者提供/图）

以下是她的自述：

“无法再随意轻视与我不同的人”

我提过三次离职，第三次才走成。

工作的第二年，我对写科普类的稿子很倦怠，想写克制的、不那么赶时髦的稿子，想去其他媒体写非虚构，被领导劝住了。他给了一个公司拆分的账号，让我从头开始做非虚构。第二次提离职是因为被一个同事说我不够资格编辑她的稿子，当时我的情绪已经很差，同事说完之后我崩溃了，觉得自己在公司的位置很可笑——做了很多事，还是会被别人看不起。其实我那个时候已经无法从这份工作中找到任何价值感，一上班就哭，回到家后也没有任何活力。

我跟领导说状态太差，上不了班，他给了我一个月假。我记得那天傍晚走出写字楼的时候刚好看到夕阳，很美，我很震撼。过去几年，我下班的时候天已经黑了，我坐班车，再转地铁回家，一路都是乌漆嘛黑的。那天，我特意走了几百米坐公交车，车行驶得很慢，沿途看到外面的风景，觉得世界都变得不一样了。第二天，我去了圆明园和颐和园，跟朋友观鸟、爬山，看一群老人拍照。

一个月后我回去上班，躯体化症状仍没有好转。整个人很麻木，不知道为什么要工作，一整天却停不下来。

“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是我听过最多的抱怨。后来为了写书，我采访了几位前同事，每个人都说过这句话。大家还说，每个月就靠发工资的那几天支持自己继续工作下去。WAVE出现大批离职不是在工作最累的时候，而是在取消加班费和绩效收入、整体收入减少了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的时候。

2022年，我终于辞职。刚辞职时很开心，我可以自由支配自己的一整天，我学会了开车、游泳和做饭，整个人的状态慢慢复苏过来。之前公司有食堂，我很少做饭。妈妈老是说我，我不屑一顾，觉得做饭浪费时间，有更重要的工作要做。现在就觉得做饭能感受到食物变化的过程，很有意思。

我还花了很多时间练习摄影，没事就到外面拍一拍，做了一个摄影册子。我重拾自己对性别史的兴趣，参观了北京很多与女性历史有关的景点，做了一个性别视角的文化导览。

不再工作后，我认识了很多也不工作的朋友，有人做设计，有人帮人文身，大家都不是很有钱的人，常常聚在一起讨论省钱的小妙招。我们避开周末高峰一起玩，约好每顿餐标不能超过50块。

我无法再随意轻视任何与我不同的人了。以前是个工作狂的时候，我轻视那些工作不努力的人，但现在我也是这样的人。以前的公司秉持技术乐观主义，笃信工业化生产是好的，小农生产模式不靠谱。我受这种文化影响很深，对“进步”“成长”这类词语始终带有焦虑，认为自己应该努力工作，让事情变得更好，甚至是改变世界。

现在很多想法都发生了变化，道德观不再像从前那样非黑即白。我觉得人能够照顾好自己，并且对身边的人有一点点益处就已经很不容易。

2024年3月，凡之昂在加拿大农场里负责把菜苗移栽到土里（受访者提供/图）

贩卖焦虑的人要自己先焦虑

我从小就喜欢写作。学会写字后，我开始写日记。小学三年级的时候，我靠帮同学改作文赚钱，一篇五毛钱。到了青春期，一发生难受的事情我就写日记，边写边哭。有人喜欢跟朋友打电话哭诉，但我不行。

尽管喜欢写作，高中文理分班时我还是选了理科。成长于一个高考大省，没有人会鼓励一个有志于考上“985”或“211”的学生去读文科。我高中最好的朋友也都学理科。我初中是在农村读的，由于成绩好被选进一所“超级中学”，学校汇集了各区县成绩最好的学生，竞争非常激烈。在高中，我所有科目的成绩都不突出，除了语文——它让我意识到，就算在某些地方竞争不过别人也没关系，我并非一无是处。

我的大学在一座南方省会城市，读工科的我没接受过专业训练，也没有实习经验。WAVE不那么看重学历背景，只要通过笔试就可以开始写稿。大学毕业后，我在一家公益机构做了一年驻村社工，其间一直给WAVE供稿。2018年，我入职WAVE，做新媒体编辑。一份可以写作的工作，薪水也还不错——这在当时的我看来就是一个好选择。

最初，我以为自己可以从写小稿过渡到写长稿，再到专栏，慢慢积累名气和机会，最终自由写作。

成为正式员工后，一切都变了。写稿只占我工作的一部分，甚至不是最主要的。我还要带新人，编辑他们的稿子、对接商务，写稿的注意力会被这些事情不停地打断。

写了半年我就写不动了。不是因为那些选题不是我想写的，而是焦虑。当我还在写某篇稿子的时候，就要找到下一个选题，这样交稿后才有事做，时间不会被浪费。

整个过程很紧绷，我最焦虑的永远是自己没有题。

每周的选题会上，我们都要报题，包括操作方向。作者们必须随时关注可能出现的热点新闻，不管是明星离婚还是地方灾害，因为这些话题自带流量，作者则可以通过“蹭热点”分得一部分流量。如果一个作者没有题，就要写同事报过的、还没来得及写的题。我经常在新闻门户网站、微博和国内外期刊上找选题，它们不一定要表达个人观点，更多像是在完成一个工业化产品，比如WAVE就蹭过某明星离婚的热点，写了一篇婚姻中财产如何分配的稿子。

在WAVE平均每篇文章阅读量只有一万左右的时候，我写出了最早一篇阅读量“10万+”的稿子。在平均阅读量两三万的时候，我写出了第一篇阅读量超200万的稿子。制造爆款是这里的最终追求。起初我因为这些流量而信心暴涨，但兴奋很快随着更多的写作任务而消退。

一开始，我们还会分析每一篇稿子的好坏，仔细揣摩流量的理由。但当我工作了四年，整个工作室发布了几千篇稿件时，我们已经可以把所有稿子的标题和数据输入EXCEL表格中，寻找阅读量最高、打开率最高、转发率最高的稿子的共同点。

城市、中产、大学、焦虑等标签的稿子最受欢迎。贩卖焦虑的人要自己先焦虑。

我写过好几篇经济下行的背景下，年轻人（尤其是文科生）找工作困难的稿子，其中一篇是讲年轻人的第一份工作可能会影响之后的薪资水平。在我最想离职的时候，也写过自由职业会使生活状态不稳定的稿子。

写得越多我越迷茫，焦虑甚至成为一种隐喻。过去，我常常把对未来的想象与工作绑定在一起。但工作了几年后，我不知道自己日复一日地写稿下去还能干嘛，我是不是要一直这样工作？

2024年夏天，凡之昂在老家用胶卷相机拍摄的照片（受访者提供/图）

工作就一定要失去对自我的控制吗？

还没离职的时候，我就写好了《不再踏入流量的河》的大纲，当时只是想写，没考虑过出版。辞职后因为各种事，我一直没动笔。后来搬到加拿大，冬天太长，我没事可做，只能待在房间里写书，断断续续写了两三个月。

写书的过程好似精神复健。我从朋友那里得到一些反馈，知道自己在跟谁对话，以前公众号有一百万读者的时候，我并不知道他们是谁，自己为什么而写。

我其实对别人的生活没那么感兴趣。有一阵子，许多同行在写50岁的农妇写诗。这个话题是挺有意思的，但我看这些干嘛呢？

这不意味着我不关心别人的生活，我奶奶至今还生活在农村。但农妇写诗其实是都市里的文艺中产爱看的内容，生活在农村里的人有更现实的关切。

2024年暑假，我在邯郸的小山村里住了一个月。那里整月不下雨，每个村民早起第一句话就是——今天会下雨吗？天气预报怎么说？不下雨的时候，为了保住田里的苗，村民要从井底打水，用推车拉到田里浇水。

当你身处那样的环境，关心的是更实际的问题，而不是坐在北京写字楼里会关心的问题。我们总是在快速地跟进所有热点，关心别人可能对什么感兴趣，生产同质化的内容。我觉得很没意思，即使再换一个更优秀的媒体，我也不想再写那些稿子了。

辞职后，我取消关注了三百多个公众号，朋友圈也关闭了，每天就是看书和看小视频。没有什么东西是我不知道就不行的。

我想过是不是蓝领工作更有意义，对人的精神伤害更小些。我应聘过照相馆的照相员（只需要按快门的那种），也发布过有偿家政服务的广告，都无疾而终。后来在加拿大的农场，我工作过一段时间。这段经历对我来说更像是体验。当我这么想时，不再觉得自己的未来完蛋了。

过去，我总是把对未来的焦虑投射在一份工作上。辞职后，我开始系统性地反思工作。我觉得把爱好当作工作没有问题，关键是，工作一定要让人失去对自我的控制吗？

我们对工作的想象可能有问题，似乎它一定是不讲个人感受的去人化体验，可是如果工作不必如此呢？我不能接受工作的时候必须泯灭掉自己所有的个性，像机器一样运转。

我曾经认真看招聘网站，试图找到合适的蓝领工作，但发现自己其实并不想做，因为它的工资太低了。一个面点小工需要从早9点做到晚9点，中间没有休息时间，而收入可能只有做新媒体的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

我意识到自己想要的其实是有更高自主性、可以自由支配时间的工作。即使现在还没找到一个确切的养活自己的方式，但不代表着我非得在一个固定的体系里寻找自己的位置。

（部分内容摘自《不再踏入流量的河》。）

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王佳薇

责编 周建平

来源：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