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35年8月底，红四方面军31军91师进入川西北高原草地。这个草地，不是我们印象中“青青绿草牛羊成群”的草地，而是一片终年湿冷、地势起伏、沼泽遍地、几乎没有人烟的“死亡地带”。

1935年8月底，红四方面军31军91师进入川西北高原草地。这个草地，不是我们印象中“青青绿草牛羊成群”的草地，而是一片终年湿冷、地势起伏、沼泽遍地、几乎没有人烟的“死亡地带”。

红军本来就没什么补给，战斗又频繁，到了草地之后，情况更糟。他们带的粮食早就吃光，战马也杀来吃了，后来连野菜都吃完了。有战士写过日记，说最后只能吃皮带、树皮，甚至是烂泥里翻出的草根。胃病、痢疾、脱水、乏力、头晕，几乎成了标配。

31军91师进入草地时还有五千多人，出来的时候，只剩六百出头。几乎每走一步，都有战友倒下。

就在这样的时候，有人发现——前方的地势有些异样，草地中有动静。靠近一看，是一群野黄羊。那一瞬间，战士们真是像抓住了救命稻草，顾不上腿上的泥，扑过去就想围住它们。

师参谋长李聚奎和作战科蒋科长很快组织人手，调了一百多名战士，围成大圈包抄过去。命令很明确：不能用枪，子弹留着打敌人，用枪托、棍棒、刺刀都行，就是别让一只跑了。

这一次，他们很顺利，共杀了7只野黄羊，活捉4只。

当时围观的战士眼里都闪着光。草地上冷风刺骨，大家却在原地站了好久，甚至有人激动得偷偷抹眼泪——终于，能吃顿饱饭了。

但就在这时候，发生了一件事。

在检查羊群时，李聚奎注意到有一只野黄羊怀孕了，还有一只羊崽看上去刚出生不久，甚至连站都站不稳。其他人也注意到了，有人提出，不如就这两只放了吧。

这是在战士们已经饥肠辘辘、连路都快走不动的情况下，做出的一个艰难决定。

师政治部主任黄立清最后拍板了。他说：“我们已经杀了7只，又有4只还活着，这两只不值当抢。尤其是那只小羊，才几斤重，分给几百号人，不够塞牙缝。而且，那是它娘，肚子里可能还有命呢。我们吃了母羊，就是吃了几条命。”

没有人反对。

于是那只瘦弱的小羊和它的母亲被放了。战士们看着它们慢慢走远，有人说，“也许它们能活下来，再生出很多小羊吧。”

后来，为了不让别的战士再惦记这两只羊，黄立清安排通讯班副班长宋国仕，把这对母子羊送得远远的，赶进山林深处，彻底脱离人类的视线。

那顿饭，战士们还是吃得非常香。9只羊被做成了没有盐的烤全羊和羊杂汤，分给全师600多人，平均每人一口，或许不到。可就是这一口，是他们许久以来吃得最“体面”的一顿饭。

只是，再好吃的肉，也填不满肚子里的空洞。那两只被放生的野黄羊，成了战士们饭后议论最多的话题。不是怪领导仁慈，而是觉得——这样做，是对的。

你要知道，在那样的环境下，做出这样的决定，有多难。

当时谁都不是不饿。前两天还有战士倒在草地上再也没站起来。甚至有记录显示，有部队后来饿急了，吃野狗、吃死掉的牛骨、煮布片来骗饱肚子，吃野黄羊这种事，根本不需要讨论对错，只是能不能抓到而已。

可就是这样的一群人，他们抓到了，却放了。因为他们觉得，那只羊怀了孕，是母亲；那只小羊太小，是幼崽。

就这么简单。

这不是道德高地，也不是表演给别人看。事实上，这件事在很长时间里都没怎么公开提过，很多人直到后来翻资料，才知道这段插曲。

它反映的不是所谓“圣人情怀”，而是红军队伍里那种骨子里的底线：该杀的敌人一个不放，能救的生命尽量不碰。

这群从农民中走出来的士兵，很多人没上过学，也没听说过“生态保护”这四个字。但他们知道，一只怀孕的母羊，有可能会繁衍出更多的生命；一个瘦小的孩子，不该被扼杀在摇篮里。

哪怕自己还在饿肚子。

两天后，红91师走出了草地。就这么巧，也就这么快。

那个年代太苦，很多决定都是在命悬一线时做出的。可就是在这些决定中，红军完成了世界战争史上最不可思议的一次战略转移，穿越十几省、行军两万五千里，躲过几十万敌军围追堵截。

而他们在路上，做了一个又一个这样的决定。不是都像打仗一样轰轰烈烈，也不全是战火纷飞的瞬间。有时，就是在草地上放走一只羊；有时，是把最后一口饭分给伤员；有时，是背着牺牲战友的遗体走几公里，只为找块像样的埋葬地。

这些选择，汇聚成了后来人说的“长征精神”。

很多红军后来都说，那段经历之所以能挺过来，不是靠肉，而是靠骨头里那点信念和底线。

这件事最终还是被记了下来，出现在一些回忆录和访谈里。例如《李聚奎回忆录》《长征记忆》里，都对这次“放羊”有过记载。

据说，被放走的那两只羊，真的在山林里活了下来。战士们曾在几天后，远远地看见一只瘦小的羊，在山坡上奔跑。

李聚奎：《李聚奎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90年版

黄立清：《长征见闻》，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来源：枕梦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