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广昌失守后，中央苏区的北大门洞开，强敌日益深入苏区腹地，苏区的面积越来越缩小，红军已失去在内线打破敌人“围剿”的可能。但是中央仍要我们同敌人硬顶，从4月底一直顶到9月末放弃石城为止。从“分兵作战”、“两个拳头打人”，发展到和敌人硬顶，这是左倾冒险主义军事路线悲

奉命退出中央苏区

广昌失守后，中央苏区的北大门洞开，强敌日益深入苏区腹地，苏区的面积越来越缩小，红军已失去在内线打破敌人“围剿”的可能。但是中央仍要我们同敌人硬顶，从4月底一直顶到9月末放弃石城为止。从“分兵作战”、“两个拳头打人”，发展到和敌人硬顶，这是左倾冒险主义军事路线悲剧性的演进。它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七八两个月“六路分兵”、“全线防御”的阵地战。

7月上旬，敌北路军以31个师的兵力向瑞金方向进攻，与此同时，又抽调两个纵队抢修广昌飞机场，赶筑广昌到白水(今赤水)的公路。8月下旬，敌军将“中央炮兵旅”的卜福斯山炮调来向我阵地试射。红军在广昌、石城间的骚前地区顽强地展开阵地防御战，出现许多可歌可泣的悲壮的战斗场面:

高虎脑战斗。我三军团五师坚守阵地，在四师和五军团第三十四师协同下，血战3天，寸土必争，迫使敌军以伤亡3000人的代价〔其中团以上军宫5人)，换取推进3001!米的距离在万年亭主峰阵地上。我五师十三团第三营，在十三、十四两团的协同下，多次使来犯的敌军陷于火网之中，连敌人也承认:“冲到鹿若内者无一生还，鹿碧外者，死伤过半。五师政委陈阿金，军团卫生部长何复生为此献出生命。

8月底，红军在纵横20华里的阵地上全面抵御，其中蜡烛形和保护山两个阵地的战斗最为激烈。指挥蜡烛形战斗的是红四师十团第三营营长张震。他们从清晨坚持到中午，野战工事打塌了，就凭交通壕坚守，直到弹药将尽才奉命突围。“模范第八连”幸存20余人。坚守保护山阵地的十二团第五连，大部分战士在阵地上壮烈捐躯，他们不愧是全团闻名的“红五连”。在蜂前街以北的阵地防御战中，红军伤亡千部600多人，战士1700多人。

敌军左纵队的第八十九师，被红军打得完全丧失了战斗力，退出战斗。

第二阶段，是从运动防御到退却转移

在敌军紧缩包围圈“竭泽而渔”的部署下，8月底，中央苏区只剩下瑞金、会昌、粤都(今于都)、兴国、宁都、石城、宁化、长汀等县了。我们正在绎前布置防务，中革军委来电称:绎前是“扼守或放弃由彭、杨根据战况决定”。自从第五次反“围剿.，以来，这还是中革军委第一次授予下级机动权的指示。可惜这时我们已经没有多少回旋余地了。9月上旬，又电示彭、杨，要进行‘运动防御”，阻敌于石城以北，“但不要准备石城的防御战斗，而应准备全部撤退。" 9月中，进一步指示彭、杨:陈诚已相当知道我部署和工事配系，“现防御阵地部分失去时，应有秩序地退却和转移”到27日，军委下令彭、杨:“放弃石城。开石城陷落时，蒋介石不可一世地宣称:“对消灭共产党，本人已有极大信心和把握，当在不出两月内见分晓”

10月7日，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中革军委命令:红一、红三、红五和红八、红九军团将阵地交给地方武装接防后，向瑞金、于都、会昌地区集中;红三军团在14日前迅速补充兵员、干部和弹药，完成部队整理，准备突破敌人封锁线，进行长途行军作战。红军奔向何方?战略方向是什么?政治工作怎样进行?一概没有指示。这样，中央苏区只留下1.6万多地方武装坚持游击战争，中央红军被迫走上长征的道路我在中央苏区近两年时间，正是苏维埃运动后期。如果说，在这以前，由于临时中央远在上海，由于毛泽东等的抵制和革命根据地内传统影响的深人人心，四中全会以来的“左”倾错误还没有能在中央苏区得到全面的贯彻执行，那么，临时中央进人苏区后，在博古等直接控制下，就在中央苏区内全面地推行了打着国际路线旗号的极左错误，并且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首先，在政治上，从攻打中心城市、一省数省首先胜利，发展到提出苏维埃道路和殖民地道路谁战胜谁的决战。第三次反“围剿”胜利后，王明在共产国际的大会上宣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固定领土和游击区已占全国本部18省的四分之一，中央苏区的固定领土比荷兰、比利时两国的领土面积之和大两倍;拥有正式红军35万，游击武装60万以上。临时中央一到江西就提出要创造100万铁的红军，发展直接革命形势，同国民党及帝国主义直接作战，并且挥舞反对“罗明路线”和“右倾机会主义”的棍子，打击苏区内一大批有实际工作经验的干部。湘赣的王首道、谭启龙，福建的罗明、张鼎丞,谭震林、军队的萧劲光等被撤职甚至判刑，中央政府财政人民委员邓子恢，工农检察人民委员何叔衡也被批判和撤职。这实际卜就是以宗派主义的干部政策来保障‘左”倾路线的推行。

第二是军事上的“左”倾冒险〔.我到苏区后，三分之二的时间在军队工作。第一次到第四次反“围剿”战争中，红军都以少胜多，粉碎了敌人的进攻，壮大了自己。第五次反“围剿”却失败了，原因就在中央的指导者对形势作了完全错误的估计，制订了一系列错误的方针和政策。当时，蒋介石握有全国政权，可以调动全国的军事力量和战争物资，中央苏区只有二十几个县，近300万人口，力量悬殊。面对这样敌强我弱的事实，由博古主持的中央却宣布“游击战争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主张“御敌于国门之外”，同强敌打正规战、阵地战，集中主力会战，他们的主观主义已发展到何等地步。后来，在遵义会议上我听说，共产国际在这个问题上还有过正确的指T，李德和博古也置之不理，比如，1933年10月第五次反“围剿刚开始，国际执委来电:“我们的行动不应该采取阵地战的方式，而应在敌人的两翼采取运动战。”1934年2月，我们正在进行阵地反击战时，国际又电示“应该在那些我们己获得了某些胜利的地方击败敌人，面不要企图在全部战线上同时击败敌人”，“根据过去的经验，我们的队伍在运动中已经获得了许多伟大的胜利，但不能在强攻敌人堡垒地带的作战中获得胜利。”1934年6月，国际又来电说:阵地转移的目的，“惟一的是为了保存活的力量，以免遭受敌人可能的打击在新条件下，来巩固和扩大自己，以待机进行广大的进攻”。对这此指示.博古和李德都充耳不闻。可见.对不括合他们需要的国际指示，他们也并不是“忠实执行”的。

第三，不讲统一战线，不要朋友。最突出的是错误地处理“福建事变”。本来，中央已派播汉年与十九路军代表草签了《反日反蒋的初步协定》，支持福建人民政府，结果，因共产国际驻上海的代表不同意，竟不惜拆散反日反蒋的统一战线，使自己也陷于孤立。对国民党营垒中分化出来的进步人士，在肃反扩大化的政策下，有的处置失当。福建有个傅柏翠，参加了红军，当过红四军第四纵队纵队长，在闽西很有影响，后来怀疑他是社会民主党，他就跑了。解放后，一次我到福建去时，见到了傅，我问他当时为什么跑?他说:怕杀头。又比如，红五军团，原来是冯玉样旧部的第二十六路军，宁都起义后，编为第五军团。后来怀疑参与领导起义的第五军团总指挥季振国是反革命，把他杀了，至于前期打AB团和“富田事变”，也错杀了许多人。那时我还没有到苏区。

第四，是查田运动。把保护中农利益、按人口平均分配土地、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的正确土地政策，斥责为“富农路线”，推行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错误政策。在“加紧反富农”的口号下，打击了部分富裕中农，搅乱了阶级阵线，破坏了社会关系，一部分地主富农逃离苏区。

所有这些，都是我在苏区亲眼看到的。记得大革命失败后，有一批干部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当时，王明为首的支部局的一伙人，竟认为这些同志不懂理论，断送了中国革命，是历史的“罪人”，中国革命的责任历史地落在懂得“国际路线”的人身上。党的四中全会后，王明、博古等先后掌握了党的领导权，但是，他们推行的“左”倾错误在党内统治了四年，却把无数革命先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大片苏维埃区域丢掉了。国民党统治区的党组织几乎全遭破坏!谁又是历史的罪人呢?事实证明，真正解决中国革命的问题，只有靠千百万群众的实践和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自以为是，照搬书本教条或外国的模式，不管说得如何头头是道，最后只能导致渗痛的失败。

来源：白马茶馆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