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自2017年以来，美国对华战略由“对华接触”转向了“对华竞争”，且在历经共和党与民主党交替执政后，美国对华竞争政策日益呈现出固化难返、强硬升级和情绪化等极端化趋势。美国对华政策之所以能够超越政治极化与反对之声，在民主与共和两党之间形成共识，并不断走向极端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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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关键词：战略叙事 叙事竞争 极端化 对华竞争 中美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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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国际展望》2025年第3期

自2017年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首次执政以来，美国对华战略出现了由“对华接触”向“对华竞争”的急剧调整和转变。经历了政党轮替，乔·拜登（Joe Biden）政府执政后，美国对华竞争政策非但未得到修正，反而呈现出一种特殊的态势，具体表现如下。

一是对华竞争政策的延续与固化。拜登政府在内政外交诸多领域都改变了特朗普的政策，但在对华基本定位和对华政策思路上却出乎意料地表现出了显著的延续性。二是对华强硬的程度持续升级。在横向上，对华强硬不仅在经济、科技以及地缘政治上持续深化，还外溢至身份对立、政治制度对抗甚至是文明冲突；在纵向上，对华强硬下沉至地方政治层面，将美国社会焦点问题纷纷与“中国威胁”挂钩。三是对华修辞的情绪化和污名化。美国民主与共和两党对中国的身份定位和中美关系的描述越来越负面，对华言辞充斥着强烈的负面情绪和意识形态偏见。

当对外政策在主要政治力量间不断趋同、升级，且逐步丧失回旋空间和折中的可能性，并在政策建立与维护的过程中充斥污名化修辞时，该政策可以被判定正在走向极端化。“政策极端化”不同于“政治极化”，政策极端化表现为政策的趋同和升级的动态过程，而政治极化则是政治力量间的政策针锋相对、走向两极分野的动态过程。近年来，美国两党政治极化愈发严重，但政策圈的慎思和政治极化的惯性却不足以扭转美国对华政策大方向，拜登执政后依然选择“特规拜随”。那么，为什么美国对华政策能够超越政治极化和反对之声在两党间形成共识，并不断趋向极端化？对此，本文从“战略叙事竞争”视角考察、辨析美国对华政策极端化的因果机制和生成逻辑。

文献综述

相对于美国对华政策极端化本身，近年来国内外学界对该政策何以走向极端化的探讨有待深入，主要从美国国内思潮舆论、超级极化的政治生态和政府精英群体的重构与政策认知等维度进行了阐释和解读。

（一）美国对华政策极端化的既有解释

第一，国内舆情、思潮维度。该解释认为，特朗普政府利用美国早已暗流涌动的民粹主义思潮，高调宣扬反华言论，在公众间形成了强烈的反华负面情绪和对华强硬的舆论场。这一舆论场继而塑造了美国对华政策由“接触”向“竞争”的转向，建构了中国“他者化”的身份认知，并压缩了执政者的施政空间，导致两党在对华政策上形成了共识，以迎合选民偏好。

第二，国内政治极化维度。持该立场的学者认为，在美国政治极化背下，对华强硬立场被“政治化”和“工具化”，进而助推了外交政策的极端化。对美国内政而言，采取对华强硬立场可以达到多重目的。其一，服务于民主与共和两党的政治博弈与利益勾兑。美国的政治极化导致诸多政治议程几乎停滞，但只要把国内政治议题用反华外衣包装起来，获得支持的概率就会大大增加。其二，美国执政党将国内政策的失败归咎于中国，以“自己生病让别人吃药”的逻辑来解决治理困境。其三，超级极化下的华盛顿政治需要通过“同仇敌忾”来重新点燃国家的使命感。在以上政治目的的刺激下，美国两党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对华强硬。

第三，政府精英维度。政府精英是外交决策中的关键群体，因此有学者强调美国政治精英群体的重构、换代及其对华认知促进了美国对华政策极端化。一方面，共和党的“特朗普化”使国会中对华强硬派的力量攀升，而美国传统上重要的商贸、科技、金融利益集团在政府中的声音却持续减弱，甚至被边缘化。另一方面，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正值代际转换，新老两代中国问题专家对中国的认知和观感存在差异。老一代的中国通深知大国竞争的风险，既讲政策也讲政治；新的一代更多地看到一个日渐强大的中国和式微的美国，具有更强的竞争意识，讲政策却不一定讲政治。此外，美国政府精英对华战略思维的转变也是中美关系不断降温的重要原因。美国权力政治的回归、对中国崛起的战略焦虑、对国家利益的排他性定义以及地缘政治的再度兴起，标志着美国对华战略思维的转变，导致中美关系跌入谷底。

（二）对既有解释的评价

政治思潮和舆论是影响外交决策的经典要素。从民调来看，美国公众对中国的负面认知的确在上升，并对美国政府的决策产生了一定的制约。然而该解释也存在以下不足。其一，舆论与民粹主义思潮主要以“政策情绪”的形式来影响政策，往往不涉及对具体政策的建议。其二，舆论往往受到精英或叙事联盟的话语操纵，很难作为独立驱动力来影响政策结果。舆论与思潮是引发对华政策极端化的中介变量，而非自变量。其三，这一解释忽视了舆论场之间的竞争。现实中，在特朗普第一任期内，美国政府的强硬政策姿态并非一呼百应，其受到的质疑从未停止，不同声音之间存在竞争关系。

对华强硬立场工具化的阐释则是一种列举式的功能性解释，没有深入探究美国对华政策走向极端化的因果机制。在这种解释模式下，对华强硬的外溢效应也存在夸大倾向。现实政治运作中，美国的国内议题不可能仅仅因为被包装成“中国问题”就轻易获得两党的支持，两党也并未因共同对华强硬而达成密切的合作，反而相互攻击对方对华软弱。

而政府精英维度的解释存在循环论证的困境——强硬派力量的上升推动了对华竞争政策的出台，而对华竞争政策的实施反过来又给了更多强硬派进入政府甚至执政的机会。同样，中国的迅速崛起固然是引发美国战略焦虑的根本原因，但特朗普第一任期的对华强硬做派已出现“杀敌一千，自损八百”的非理性特征，那么为何拜登政府仍要延续对华强硬？即便在民主党内也存在着进步派与建制派的路线之争，为何拜登未能实现期待中的回摆？这些问题仍需进一步回答。

整体上看，既有文献或多或少均存在内部解释力不足、缺少因果机制探索、现象与原因相混淆等不足。实际上，在美国对华政策走向极端化的过程中，两党之间存在猛烈的话语攻击。这一现象为本文尝试探讨“战略叙事竞争”在美国对华政策极端化的生成中的作用提供了拾遗补缺的空间。

战略叙事的双重竞争：一个因果机制解释框架

在国际政治生态中，随着建构主义范式和后结构主义理论的兴起，话语模式对政策行为、身份和利益的建构作用越来越突出。战略叙事（Strategic Narratives）作为一种复杂的话语模式，逐渐摆脱了物质性权力的附庸地位，在塑造国家外交政策中的作用日益上升。有鉴于此，本文将从“战略叙事竞争”视角考察美国对华政策极端化的因果机制。

（一）战略叙事及其操作化

叙事即为故事，一个完整的叙事往往由叙事场景、角色、因果关系以及容纳以上要素的情节构成。而“战略叙事”则是叙事在政治领域中的运用，是政治决策者为实现国家以及国际层面的目标而策略性地构建和投射的故事。因此，相对于普通叙事，战略叙事的叙事人往往是能够对国家和国际层面目标产生直接和实质影响的政治行为体。

相较于其他话语工具，战略叙事在国际政治博弈实践中呈现出鲜明的特征。首先，战略叙事强调因果连贯（causal coherence），它围绕因果关系将分散的现象和要素联系起，使其在因果解释中得以整合和相互定位，从而产生连贯的效果。其次，战略叙事重视要素间的时序。因果颠倒、时空关系的改变、主客体间或者主动与被动间的转换等都将产生大相径庭的政治故事。最后，战略叙事具有未来延伸性。战略叙事在因果关系中引导受众形成对未来政治生活的理解和期待，推动受众接受能够实现这种期待的政策。

战略叙事为受众提供了两大核心价值，即理解现实世界的共享意义和处理未来世界的行为预期。这两大核心价值同时也是区分战略叙事性质的标准：如果两种战略叙事在共享意义和行为预期两个维度上相同或相似，可称之为同质性叙事；若二者在两个维度上不尽相同，则为异质性叙事。需要注意的是，行为预期是一种宏观的政策偏好，而政策则是对行为预期的具象化展现，二者存在差异。

战略叙事作为日益受到关注的国际政治学的概念之一，已有学者在受众层次、核心内容等维度对其进行了操作化实践。鉴于战略叙事竞争是讨论的焦点，本文将从功能角度对战略叙事进行分类。战略叙事的核心功能分为对受众一系列认知的建构，以及对受众行为的塑造、改变与约束。这两个功能在强弱上具有正相关关系，可以成为衡量战略叙事功能强弱的主要标准。按照此标准，本文将战略叙事划分为弱势战略叙事、强势战略叙事和寡头战略叙事，它们在认知建构和政策干预上的功能依次增强（见表1）。

表1 战略叙事操作化实践结果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二）战略叙事竞争及其操作化

长期以来，国内外学界的研究主要侧重于异质性叙事之间的竞争，却忽视了存在竞争关系的叙事人在同一战略叙事内展开的竞争。这两种战略叙事竞争模式因定义与竞争环境的不同而采取差异化的竞争手段，最终导向不同的结果。据此，本文将战略叙事竞争划分为战略叙事间竞争和战略叙事内竞争两种类型（见表2）。

第一，战略叙事间竞争。战略叙事间竞争是具有不同共享意义和行为预期的异质性战略叙事之间的对抗，目的是要分出高低、优劣，即谁的叙事能够更好地解释和治理世界。战略叙事间竞争的手段在不同的竞争环境下呈现出不同的选择与组合。其一，当叙事人处于竞争压力小、易妥协的环境下，其往往采取话语说服的缓和手段。话语说服（Persuasion）是在被说服方具有一定自由的情况下，通过沟通互动使其自愿改变偏好，或双方均做出妥协，共享最佳方案的行为。其二，当叙事人处于竞争压力大且不易妥协的环境下，其往往双管齐下。一方面他们不断自我强化以增强合法性，包括更加契合大众既有认知与情绪、优化信息传播策略和方式以及通过言行一致来标榜信誉等；另一方面又以修辞胁迫（Rhetorical Coercion）等话语杠杆迫使对方屈服。当叙事人的修辞话语引发公众共鸣，致使对手因缺乏有效的话语资源而无法反驳，从而默认或被迫予以支持时，修辞胁迫就产生了。修辞胁迫作为强制手段，通过话语羞辱、污名化等修辞技巧来挤压对手的话语合法性空间。

第二，战略叙事内竞争。叙事人并不会因为持有相同战略叙事而放弃竞争，他们仍会在“叙事信誉”上进行较量，即谁能做到言行一致，真正实现叙事行为预期。如果叙事人未能按照行为预期制定政策或采取行动，出现了言行不一的现象，就会受到观众成本（Audience Cost）的制约；反之，叙事人则将收获更多的合法性和公信力。

然而，战略叙事的行为预期只是一个笼统的目标和方向，叙事人可采取的具体政策与路径却是多元的。因此，谁的行为能够真正实现预期需要实践结果的长期检验。这为叙事人提供了较大的竞争空间，导致战略叙事内竞争难以出现寡头现象。当叙事人面临缓和且易妥协的竞争环境时，他们可以通过话语说服来协调具体政策，从而共同实现行为预期；反之，他们为了排他性地享有公众的合法性支持或维护自身行为原则，会以夸张的言辞和突出的行为来鼓吹自己是战略叙事的“代言人”和“忠诚者”，并通过修辞胁迫来指责对手在战略叙事实践中言行不一，为其贴上“背叛者”“无能者”“虚伪者”的标签。

表2 战略叙事间竞争与战略叙事内竞争的对比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三）因果机制

本文假设国家主要政治力量之间的战略叙事竞争与外交政策的极端化存在因果关系，并重点探讨该因果机制的演进过程。这一因果机制存在以下限制条件。一是该因果机制处于竞争激烈且不易妥协的大环境中。激烈的竞争不仅构成该因果机制演进的内在动力，而且影响到其演进方向。二是本文默认一国国内的政治叙事人之间即使存在着极大的分歧，也具有被迫共享同一战略叙事的可能性。在以上限制条件和动力的作用下，战略叙事竞争与外交政策极端化的因果机制可划分为依次递进的三个阶段（见图1）。

图1 战略叙事竞争与外交政策极端化的驱动力与机制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第一阶段，表现为战略叙事间竞争与两种演进方向。强势战略叙事在外交政策领域的出现是该因果机制的开端。由于战略叙事之间的竞争激烈且难以妥协，叙事人倾向于采取修辞胁迫与自我强化的竞争手段。此时战略叙事间竞争会出现两种演进方向：一种是异质性战略叙事间难分强弱，导致外交政策严重对立，并随着执政党的轮替而出现周期性回摆；另一种是一方战胜另一方，强势战略叙事诞生。当然，异质性战略叙事间竞争并不必然导致出现强势战略叙事，但以下两种因素会提高其生成的概率。其一，民众在国家外交政策上的利益整体性大于国内政策，外交政策领域更容易出现强势战略叙事；其二，在竞争激烈的环境下，竞争者之间非胜即败的博弈更容易推动强势战略叙事的形成。至于某一战略叙事如何战胜其他叙事成为强势战略叙事，则是另一个有待研究的问题，并非本文的关注重点。

第二阶段，强势战略叙事的螺旋式胜利与寡头战略叙事的形成。强势战略叙事一经出现，就会加速竞争进程。当弱势战略叙事遭遇修辞胁迫时，囿于合法性话语资源的有限性、创新修辞的高昂成本以及外交政策制定的时限压力，转而接受并利用强势战略叙事是弱势叙事人的最优选择。同时，摇摆的中间派在强势战略叙事的影响下也会向其分流。此外，强势战略叙事在竞争过程中也在不断地强化自身。由此，这一此消彼长的过程形成了“强者愈强、弱者愈弱”的螺旋上升态势，推动强势战略叙事演进为寡头战略叙事。

第三阶段，寡头战略叙事内竞争与外交政策的极端化。寡头战略叙事的形成意味着主要的政治决策人之间在战略叙事上主动或被迫地达成了“共识”，但竞争并未消亡，战略叙事内竞争随之展开。叙事人之间相互羞辱对方在实现行为预期上的虚伪、无能，并以夸张和极端的外交言行来自我证明和自我标榜。寡头战略叙事不仅在一段时间内限制了外交政策的改变，而且还可能进一步呈现出螺旋上升的态势，其投射在外交政策上则表现为极端化趋势。然而，这种极端化趋势并非恒定不变。当现实走向与叙事的行为预期严重相悖甚至超出公众和国家的承受范围时，寡头战略叙事就会逐渐丧失合法性，进而被新的战略叙事修正或取代。

综上所述，在竞争激烈的政治环境下，战略叙事间竞争与战略叙事内竞争的相继开启，推动了外交政策走向极端化。有鉴于此，本文采用过程追踪的研究方法，通过分析自2010年美国对华战略大辩论以来美国民主与共和两党在对华叙事上的竞争历程来验证该机制。根据战略叙事的定义和美国外交决策机制的内在逻辑，本文将叙事主体限定为总统及其安全团队、政党/国会党团领袖以及国会议员，其他间接影响政策的叙事主体则不纳入本文的讨论范围。

美国对华战略叙事间竞争（2010—2018年）

奥巴马执政之初，随着中国实力的快速上升，美国学界与战略界掀起了一场广泛而深刻的对华战略大辩论。在这场辩论中，对华接触战略饱受质疑，对华竞争战略则异军突起。这场大辩论不断深化，最终于奥巴马政府后期演变为一场战略叙事之战。

（一）美国对华接触战略叙事

对华接触战略叙事起源于美国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展开的对华政策大辩论。彼时，自由主义国际秩序虽获得胜利，但中国却没有如苏联一般走向崩溃，反而因坚持改革开放政策而持续发展。在这一背景下，对华接触战略叙事战胜了对华遏制战略叙事，主导了美国对华战略选择近三十年之久。

对华接触战略叙事认为，冷战结束后中国虽未能建立“美式民主”，但专注于内部改革并加强国际参与。相对于被遏制的中国，和平、繁荣且积极承担国际责任的中国更符合美国的利益，因为这样的中国更有可能为地区和平作出积极贡献，并为美国商品和服务提供广阔的市场。

在这一叙事情节中，美国将中国视为“富有改造希望的合作者”，而将自身定位为“国际秩序的主导者和自由民主的传播者”。它建构了一个共享意义，即冷战后和平而繁荣的中国能够给美国及其盟友以及地区带来丰厚的收益，中美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美国人民在21世纪的安全、和平与繁荣。由此，这一共享意义延伸出未来的行为预期——采取柔性的对华接触政策，推动中国融入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利用国际规范约束中国的行为，并引导中国朝更自由和更开放的方向发展。

（二）特朗普政府的对华竞争战略叙事

自2010年美国对华战略大辩论以来，转变对华接触战略、遏制中国崛起的言论逐步在美国政界和学界盛行。而特朗普及其团队是这种言论的主要支持者，他们将美国对华战略进行叙事化加工，使其成为契合美国民粹主义思潮的“对华竞争战略叙事”，该叙事借助2016年美国大选以及特朗普的当选和执政而大行其道。

特朗普及其团队构建和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情节”：“美国为世界提供了基于规则的、自由而公平的国际秩序，而世界却‘大敲美国的竹杠’，迅速崛起的中国则是其中的代表。中国掠夺美国人的工作，进行不公平贸易，窃取美国的高精尖技术，将美国当作‘存钱罐’以重建自身，并危害美国珍视的价值观，完全辜负了美国的期待。”过去，美国领导人纵容了中国对美国的“劫掠”；而如今，特朗普为美国利益挺身而出，重建“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

这一叙事情节塑造了三方角色。首先，中国被视为破坏公平规则的“修正主义者”以及对美国人的“劫掠者”；其次，美国前任领导人是对中国所谓“不公正行为”的纵容者和既得利益者；最后，特朗普及其团队则是“主持公道、维护国家利益的正义者”。不仅如此，该情节还蕴含着明显的因果关系，即中国的崛起是美国式微以及中产阶级失意的“罪魁祸首”。因此，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战略叙事提供了一种极具情绪化的共享意义，即美国民众是中国崛起的“无辜受害者”。在这一共享意义的建构下，对华竞争成了该战略叙事的题中之义和行为预期。虽然特朗普政府团队成员间的对华强硬立场的重点不尽相同，但都具有强调对抗而忽视合作的同质性特征。

（三）战略叙事间的修辞胁迫

2010年以来，美国的政治极化日趋严重，这突出体现在叙事互动上。叙事人秉持相互对抗的话语沟通模式，极力剥夺对手战略叙事的话语合法性。在此背景下，特朗普的横空出世如同催化剂，推动对华接触战略叙事与对华竞争战略叙事的竞争进入白热化阶段。

特朗普政府的对华竞争战略叙事具有明显的反建制、外部归因和保守排外的民粹主义特征，从三个角度对对华接触战略叙事形成了修辞胁迫。一是维持现状就是继续忍受失败。美国学界和战略界有相当数量的人都认为对华接触战略已经失败，它不仅无法阻止中国的成功崛起，也无法塑造中国的发展方向。二是对华合作是对国家利益的背叛。中国的崛起被视为美国失意的主要原因，中国是美国的竞争对手甚至敌人，对华友好是一种罔顾国家利益的软弱和绥靖行为。三是对华强硬是维护公平的必要之举。“公平”作为“美国例外论”（American Exceptionalism）中的重要因素，既是一种普遍价值，也被视为美国人独有的特征。

而对华接触的战略叙事则从以下几个角度予以回击。首先，对华接触战略并未失败。对华接触战略失败的论断是建立在美国能够改变中国这一盲目自大的认知之上的。其次，美国放弃影响中国的接触政策是轻率和愚蠢的，美国仍可以通过投射自身的力量和利用共同利益来影响中国。最后，与中国为敌或会导致两败俱伤。中国经济的衰落是美国经济最大的“威胁”，将世界上最有秩序和最具经济活力的东亚变成一个冲突不断的地区是不符合美国利益的。特朗普政府的对华非理性政策可能会导致美国的自我毁灭和中美对抗的自我实现。

由此可见，这场关于对华政策的战略叙事竞争已延续数年，并随着特朗普第一任期对华竞争战略叙事的勃兴而急剧升温。由于叙事人之间相互采取修辞胁迫的强硬手段，难以实现相互妥协和折中，因而为对华政策的极端化埋下了伏笔。

对华竞争战略叙事的螺旋式胜利及寡头（2018—2020年）

2018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发布后，美国对华战略的大辩论逐渐结束。通过对民粹主义思潮的迎合以及对民众政治情绪的渲染和调动，对华竞争战略叙事逐渐成为强势战略叙事。此后，对华接触战略叙事被高压的修辞胁迫进一步边缘化，对华竞争战略叙事取得螺旋式胜利。同时，以拜登为首的民主党领袖也转向对华竞争，标志着对华竞争战略叙事战胜了对华接触战略叙事，取得了寡头地位。

（一）对华竞争战略叙事取得强势地位

在这场对华战略大辩论中，对华竞争战略叙事在2018—2019年期间取得了强势地位，不仅获得了多数民众的合法性支持，而且随着特朗普执政而转化为具体外交政策行为。

第一，民众对美国对华竞争战略叙事的共享意义形成了广泛认同，将中国视为“竞争对手”的身份认知在美国社会迅速确立。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Chicago Council on Global Affairs）的民调数据显示，2018年3月，有49%的美国民众认为中国是美国的竞争对手（rival），50%的人认为中国是合作伙伴（partner）；而到了2019年2月，将中国视为竞争对手的比例迅速攀升至63%，形成了绝对多数认知。此外，随着2018年中美贸易战的开启，大多数美国民众已将中国视为“不公平贸易者”。

在这种负面身份认知的影响下，美国人开始将中国的发展与崛起视为对美国核心利益的“重大威胁”（critical threat），断定中国的崛起是美国没落的主要原因。根据盖洛普公司（Gallup）的调查数据，2019年美国人将中国经济发展视为重要威胁的比例已达 46%，将中国军事发展视为重大威胁的比例则高达54%，且美国民众对经济威胁的认知增幅高于军事，经济问题伴随着特朗普对华竞争战略叙事的展开而被重点关注。显而易见，对华竞争战略叙事的共享意义对美国民众产生了强有力的影响，其对中国负面身份的塑造和对美国式微的归因取得了初步胜利。

第二，对华竞争战略叙事从2018年起正式影响美国外交决策。特朗普在执政后开始将他提出的对华竞争战略叙事的行为预期转化为现实的外交政策。自2018年以来，特朗普政府相继发动了对华贸易战、科技战以及出台了旨在围堵中国的“印太战略”（Indo-Pacific Strategy）。特朗普政府对华政策背后的逻辑与其塑造的以“捍卫公平”为核心的对华竞争叙事相吻合，符合该战略叙事的行为预期，并得到大多数美国民众的认同。至此，特朗普政府编排的对华竞争战略叙事依靠粗暴的归因、鲜明的角色以及跌宕的情节，取得了战略叙事间竞争的初步胜利。

（二）对华竞争战略叙事的螺旋上升与寡头化

特朗普政府的对华竞争战略叙事取得强势地位后，继续对对华接触战略叙事施加日益严厉的修辞胁迫，进而在2020年前成为寡头战略叙事。这主要表现为民主党精英在对华战略选择上的转变和民意的发展趋势。

第一，特朗普政府的修辞胁迫猛烈抨击对华合作和淡化中国威胁的言论，对民主党领袖和精英施加了明显的压力，迫使后者一步步向对华竞争靠拢。例如，2019年5月，拜登曾在艾奥瓦州公开发表“他们（中国人）不是坏人，他们不是我们的竞争对手”等言论，并对“中国人会吃掉美国人的午餐”的说法表示不屑。这些言论引发了广泛的争议和批评。于是，其竞选团队辩称拜登并非对华示好，拜登本人也不得不改口，在一个月后的演讲中强调“中国是一个严重的挑战……我们需要对中国采取强硬措施”。此后，拜登政府团队的核心成员库尔特·坎贝尔（Kurt M. Campbell）与杰克·沙利文（Jake Sullivan）在2019年8月撰文详细阐明了拜登团队的对华战略。他们承认对华接触战略的时代已经结束了，战略竞争成为中美关系的主要内容，重点是美国应该明确对华竞争的内容、手段以及预期目标。这一明确的阐述标志着拜登团队已经转向并接受对华竞争战略叙事。

第二，民众对对华竞争战略叙事的共享意义、行为预期的认同度以及对对华强硬立场的支持率在2019—2020年期间迅速上升，并占据绝对多数。在此，本文主要汇总了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和盖洛普对同一调研问题提供的连续调查数据，并辅以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哈佛大学美国政治研究中心（Center for American Political Studies, CAPS）和哈里斯民意调查（Harvard CAPS-Harris Poll）等知名机构的民调结果，展现了对华竞争战略叙事的螺旋式上升过程和最终的寡头化（见表3）。

表3 美国对华竞争战略叙事的民意支持率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从表3可知，在2019—2020年期间，美国民众关于对华竞争战略叙事中的角色认知、共享意义与行为预期的认同度和支持率不断攀升。美国民众对中国身份地位的认知已经全面恶化，将中国视为“不公平的竞争对手”甚至“敌人”的比例逐步上升。“中国威胁论”业已在美国确立了主流政治地位。中国崛起与美国的不安全被因果化，中美互利合作的空间被不断压缩。与此相应，美国对华竞争政策立场迅速得到绝对多数民众的支持。这表明，民粹主义的非理性对华政策符合美国民众的行为预期，美国对华战略在民意支持上同步实现了从对华接触向对华遏制的深刻转变。

概言之，美国对华竞争战略叙事通过自我强化与修辞胁迫等手段，实现了螺旋式胜利和寡头化。即使美国学界和战略界甚至两党内部仍不乏质疑的声音，但两党政治精英及其圈内人士已在对华政策方向和对华强硬立场上达成了所谓的“共识”。

战略叙事内竞争与美国对华政策的极端（2020年至今）

特朗普第一任期后期，对华竞争战略叙事逐步成为寡头战略叙事。虽然两党领导人均被统一于寡头战略叙事框架内，但双方的竞争并未停息。为排他性地享有叙事红利，自2020年大选前夕开始，两党便围绕“叙事信誉”展开了战略叙事内竞争。特朗普团队与拜登政府主动或被迫参与这场竞争，不断推动美国对华政策走向极端化。

（一）修辞胁迫与对华强硬立场的固化

两党虽然都遵循对华竞争战略叙事框架，但在实现行为预期的具体政策与实践上仍存在区别。以特朗普为首的共和党强硬派坚持对华“极限施压”，而拜登政府在对华全面竞争的同时，也强调“危机管控”和“与中国开展必要的合作”。但两党的相互攻击与指责导致拜登政府几乎没有政治空间去取消特朗普政府出台的不良措施，也无法实现预期中的对华合作，因为这有可能被视为对中国的“不必要的软弱”。于是，拜登政府被迫延续特朗普政府时期的对华强硬立场，对华强硬立场在各政策领域均出现固化态势。

第一，进退维谷的对华关税政策。特朗普第一任期时，拜登曾尖锐批评特朗普的对华贸易政策，然而在拜登执政后却又接受了特朗普的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在执政前期，拜登政府虽屡屡传出拟取消对华关税的消息，但均未得到落实。个中缘由，一是战略叙事内竞争的压力使然，不断有共和党鹰派借对华关税问题来破坏拜登的叙事信誉；二是博取叙事信誉的考虑，以在对华关税叙事中凸显强硬姿态，获得广泛支持。

第二，困难重重的对华合作。在对华竞争寡头战略叙事的外部限制下，拜登政府预期的对华合作难以达成。拜登执政期间，中美合作的重要性不断下降，仅局限于疫情防控、核不扩散、毒品问题、气候变化等领域。即便如此，拜登政府的对华合作依然步履维艰。例如，对华强硬派严厉指责时任总统气候问题特使约翰·克里（John Kerry）与中国谈气候合作是向中国“磕头”，拜登政府必然会以对华示弱来换取中国空洞的承诺。

第三，竭尽所能的“政治清算”。在激烈的叙事内竞争下，美国两党人士热衷于把对手描绘成对中国有妥协“前科”的人，从而破坏其叙事信誉。在2022年中期选举中，出现了上百条清算对手昔日“对华友好”行为的广告。例如，宾夕法尼亚州第七众议院选区的一则民主党广告声称，一名共和党候选人以挽救美国就业的名义从纳税人手中获得了500多万美元，却在中国开设了一家工厂。

2024年大选依然如此，特朗普团队暗示哈里斯的竞选伙伴蒂姆·沃尔兹（Tim Walz）在为中国人工作。在无处不在的直接或间接指责中，美国对华政策被牢牢束缚在对华强硬的战车上。

（二）自我强化与对华污名化的全面推进

为了赢得叙事信誉，两党纷纷提出对华污名化的口号，以彰显其对华竞争的决心，仿佛进入了一场不计后果的政治狂欢。

第一，拜登政府全面引入了“民主与专制对抗”脚本，诬称中国正在散布虚假信息、将腐败武器化、干预民主选举，严重威胁了民主的存续。国会中的民主党强硬派也不断将美国塑造成“受害者”。民主党国会议员蒂姆·瑞安（Tim Ryan）煽动民众声称：“中国偷走了我们的制造工业，现在是我们反击的时候了。”

第二，较之于民主党，共和党更是不遗余力地污蔑中国。美国前副总统迈克·彭斯（Mike Pence）大放厥词道：“中国是地球上影响我们的繁荣、安全和价值观的最大威胁。”在2024年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上，美国前众议院议长纽特·金里奇（Newt Gingrich）声称：“中国不断发展军事力量，同时积极寻求通过间谍、芬太尼以及渗透美国公司和大学来削弱美国。”

（三）自我强化与对华强硬的持续升级

在战略叙事内竞争的推动下，两党竞相实施更加强硬的对华政策，以标榜自身的叙事信誉。两党在对华竞争上逞强斗狠，不仅在原有政策上持续极限施压，而且将对华强硬泛化至社会各个层面。

第一，拜登政府与特朗普团队在对华竞争政策立场上的强硬度不断升级。拜登执政后不仅加强对华技术出口管制，扩大对中国实体和人员的制裁，禁止美企在半导体、量子信息以及人工智能三个重点领域对华投资，而且在人权领域也积极打造遏制中国的“民主议题联盟”。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曾表示：“自拜登总统就职以来，本届政府对中国实施了创纪录数量的制裁、出口管制和竞争行动。”同样，特朗普在对华强硬立场上亦不甘示弱，竞选期间就曾扬言，若当选将大幅增加对华关税。再度执政后，他随即以高关税对中国进行极限施压。截至美国时间2025年4月10日，美国已对大部分中国输美商品累计加征145%的关税，且白宫表示这一数字并非上限。

第二，国会两党议员间开启对华政策“强硬度”竞赛。在2022年中期选举期间，俄亥俄州的共和党人万斯（J. D. Vance）和其民主党对手瑞安在对华强硬上展开竞赛，纷纷表示支持美国继续对中国商品征收惩罚性关税。而其中最令人侧目的莫过于2022年8月美国前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Nancy Pelosi）窜访中国台湾地区事件。佩洛西此举固然有留下个人政治遗产的考虑，但她选择在中期选举前夕在台湾问题上冒险，也有为选举造势之意，进一步在两党之间引发了争相对华示强的态势。

第三，美国地方官员在对华强硬立场上的炒作。为了标新立异、捞取政治资本，部分美国地方官员也开始涉足国家对外关系，将对华强硬的行为预期拓展至地方事务层面。其中的典型代表当属佛罗里达州州长罗恩·德桑蒂斯（Ron DeSantis）。2023年5月，德桑蒂斯签署了一系列“遏华”法案，并宣称：“我很自豪地签署这些法案，以此来阻止中国特工购买我们的军事基地、关键基础设施附近的农田和土地，阻止敏感的数据存储在中国，并阻止中国对我们从小学到研究生的教育系统的影响。”

由此观之，在对华竞争的战略叙事内竞争中，美国两党要么“发誓对中国强硬”，要么“批评对手对中国过于友好”。在自我标榜和羞辱对手的双重作用下，美国对华政策出现了固化、持续升级以及非理性的极端化特征。

结束语

自美国对华政策大辩论以来，两党在涉华事务上不断相互攻讦，战略叙事之争尤为突出。在美国政治极化的背景下，对华竞争战略叙事战胜了对华接触战略叙事，取得了寡头地位；而两党为争夺叙事信誉，继而在对华竞争战略叙事内展开了一场对华“强硬度”比拼，在此过程中，作为叙事行为预期的美国对华政策逐步趋向极端化。从战略叙事竞争视角解释美国对华政策的极端化现象，本质上反映了美国国内政治对外交决策的影响。

中美关系跌落谷底既有中美结构性矛盾加深的内生性原因，也有民主与共和两党战略叙事竞争的外部影响。战略叙事竞争虽不能决定中美关系的整体变化趋势，但可以成为观察和预判中美关系走势的关键风向标之一。当前，随着特朗普再度执政，对华竞争战略叙事依旧牢固地占据着寡头地位，美国国内尚未出现能够挑战对华竞争战略叙事寡头地位的新兴叙事。因此，美国对华强硬姿态在惯性作用下仍将持续较长时间。有鉴于此，中国应当加强对美国对华战略叙事的监测与追踪，并注重发挥战略叙事在外交领域的强大功能，为赢得新形势下中美战略叙事之争创造有利条件。

排版 | 李琬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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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国政学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