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人这一生，小的时候是不断地做加法，学这学那、要这要那。而随着年龄的增长，就应当是开始慢慢做减法，持续地断舍离，然后就是聚焦和拒绝，把精力用到最重要的地方去，不疾不徐，缓缓前行。

【写前面的闲话】

关注我时间长的朋友应该知道，我的主业是《资治通鉴》，从我的公众号名“臣光曰史”也可以大致推断出。

后来因为工作变故，很长时间没有更新。再后来就是自我懒散，想写什么就写什么。

这么一晃，就是岁月蹉跎。

近段时间来，重新翻阅《资治通鉴》，忽然一阵感慨。

当年，53岁的司马光政坛失意，落脚咸阳，闭门著书，终成这一流传千年的皇皇巨著。

而吾等小辈，明明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却流连于花花世界而一事无成，实在惭愧。

人这一生，小的时候是不断地做加法，学这学那、要这要那。而随着年龄的增长，就应当是开始慢慢做减法，持续地断舍离，然后就是聚焦和拒绝，把精力用到最重要的地方去，不疾不徐，缓缓前行。

正是在这样的心情中，本号开启《对话司马光》专栏，借司马老先生的之言，讲浅讲透《资治通鉴》。

这个系列会很长，每周发布1-2篇，可能持续2-3年，也可能会持续5-10年。

不管怎样，我想在自己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写完自己对于这么多年研究《资治通鉴》的一些感悟和体会，给自己、给孩子以及喜欢《资治通鉴》的好友，留下一点稍微有参考价值的作品。

话不多说，正式开始。

背景：谈话类节目《对话》系列

人物：我（主持人）、司马光以及观众。

（灯光、音响开启）

我：今天，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从北宋穿越而来的政治家、史学家、文学家司马光老先生。大家掌声欢迎！

司马光：谢谢大家，谢谢主持人。

我：众所周知，司马老先生的另一个身份是《资治通鉴》的编撰者，现在很多人都是因为这本伟大的史学著作知道您，然后才了解您的生平事迹。

司马光：确实如此。刚才你在介绍我的时候，用了“政治家、史学家、文学家”，我受之有愧，我更喜欢大家用《资治通鉴》的编撰者来介绍我、认识我。

我：其实，在我们这个年代，您还有一个广为人知的故事为我们每个中小学生所知道——司马光砸缸。《宋史》记载：“群儿戏于庭，一儿登瓮，足跌没水中，众皆弃去，光持石击瓮破之，水迸，儿得活。其后京、洛间画以为图。”

司马光：哈哈，如此小事，不足为外人道。

我：现在这个事情已经上了我们小学的教科书，所有的小学生都被要求背诵这段文字，影响面很大。您能不能详细说说。

司马光：好吧。事呢是这么个事，发生在我小时候，只不过后来的发展超出了我的想象。

我：此话怎讲。

司马光：砸缸救人呢，其实是一件小事，知道的人也就是在我们家玩的几个小朋友，再就是我们家的大人、佣人之类的，并不是一个轰动的事情。当时又没有现在的微博、微信、抖音之类的传播手段，要做到“京、洛间画以为图”这种效果，如果不是有意为之，是很难做到的。

我：您的意思是，有人在宣传甚至炒作这个事情？

司马光：这个我没有证据，但我怀疑是我爷、我爸他们这个动机的。目的呢，也是为我好，塑造我“少年神童”的形象，也让我年少成名，为今后步入仕途铺路。就像刘邦斩白蛇、张良遇到黄石公一样，给人一种从小就不平凡、很厉害的印象。

我：出名要趁早！这么说来，您的爷爷、父亲是很有远见的，能简单介绍下他们吗？

司马光：我爷爷叫司马炫，父亲叫司马池，都是进士及第。特别是我父亲做过几任地方官吏，后来调到中央任职知谏院、侍御史知杂事、兵部郎中、授天章阁待制，算是一名省部级官员。他对我的影响特别大。

我：比如说？

司马光：我青少年时期，就随着在河南、陕西、山西各地为官的父亲到处生活。不仅在求学治官、为人处世上，他都给我树立了榜样、创造了条件。

我：这么说，您可是根正苗红的官三代啊！有人说，您还是司马迁的后代？

司马光：这个就谬传了，我祖上和司马迁八毛钱关系都没有。不过，根据我的研究，我祖上应该是西晋安平献王司马孚之后裔。这个司马孚是司马懿的弟弟。北魏时，我的先祖司马阳曾任东征大将军，死后葬于陕州夏县涑水乡，我们家族从此就在这里落根了。隋唐以后，家道中落，我高祖父司马林、曾祖父司马政以上数代，都是平民老百姓。直到我爷爷司马炫这辈，才有进士出身。

我：刚才讲了您祖上的事情，下面讲讲您自己吧。我看了《宋史·司马光传》，您的职业生涯堪称完美，真正做到了“达者兼济天下、穷者著书立作”。您能展开来讲讲吗？

司马光：我是仁宗景祐五年（笔者注：1038年，下同）考中进士甲科，当时二十虚岁，从此步入仕途。起初时，我被任命为华州（今陕西省渭南市华州区）判官，由于我母亲、父亲相继在是年和两年后去世，我丁忧去职。后来，在我父亲好友庞籍的引荐下，我再次步入仕途。这里值得一提的是，我非常感谢庞籍，他对我一直很欣赏、关爱有加。他后来官至首席宰相（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我前期在政坛上的进步都和他的提携有密切关系。

我：那他是你的贵人？

司马光：是的。庆历六年（1046年），也是在庞籍的引荐下，我被征召到朝廷工作，先后担任馆阁校勘，同知太常礼院；迁殿中丞，史馆检讨，修日历，改集贤校书等职。这些官职你可能并不知道具体干什么的，但能接触大量的经书史籍，选拔标准很严格，是当时士人们极其向往、毕生追求之职位。

我：《宋史》确实也是记载，说您从小就是“学霸”级优等生，发愤读书，圆木警枕。

司马光：哈哈，不足一提。我后来（1054年）跟随庞籍到并州任通判。再3年（1057年），又调回首都开封工作，后来兼任天章阁侍讲，有机会直接接触仁宗。再后来迁起居舍人，同知谏院，在谏院工作长达五年。

后来英宗继位后，感念我当初大力推荐其为太子，升我为龙图阁直学士。但英宗不知何故，对我的谏言均不采纳。于是，我在治平二年（1065年）辞去谏职，开始在家编纂《通志》（即《资治通鉴》前名）。

再后来，神宗即位（1067年），我被任命为翰林学士，充侍讲学士。王安石变法后，我作为反对派领袖，屡遭打压，心灰意冷的我主动要求回洛阳，一门心思编著《资治通鉴》。

我：原来《资治通鉴》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诞生的。

司马光：很多人知道《资治通鉴》是在洛阳成书的（1084年），但实际上，洛阳编成的是晋至隋唐五代的二百十六卷，周、秦、汉、魏时期的内容，早在多年前就已经编好了。

我：这是怎么一回事？

司马光：我给你简要介绍下整个成书的全过程。在英宗时期，我花了2年时间编写了《历年图》，类似于“简明中国通史”。这部书实际上就是《资治通鉴》的大纲。同时我还同步编写《通志》，由于工作量实在太大了，我感到了力不从心。英宗批准我选聘助手，成立书局，还可以调用皇家秘府的藏书和档案。

神宗继位后，继续大力支持我。特别是在阅读了部分初稿后，赞赏不已，“以其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特赐名《资治通鉴》。他不仅把自己为端王时府中数千卷藏书也赐给书局，还提前写了《序》文。

最高首长的关心、关注给了我极大的鼓舞。于是在神宗的前期、王安石的变法前，我的团队白加黑、五加二地干活，基本完成了周、秦、汉、魏时期的78卷史籍编撰工作。

我：您的团队有哪些人？

司马光：整个编撰团队，前后累计将近数十人。其中比较有名的是刘攽、刘恕、范祖禹等，他们都是当时的大学问家。

我：你们是怎么编撰的呢？

司马光：我们首先编写丛目，就是按时间顺序将各种专题的史料分类排列；然后修长编，就是编出一个十分具体详细的编年史。在这个程序中，对丛目中的所有史料都要仔细地检查，决定如何取舍，重新进行编排，并在文字上加工修饰；最后由在长编的基础上删繁削冗，修辞润色，完成全书的编撰。

我：你们是怎么分工的呢？

司马光：丛目和长编大多数是由助手们完成的，其中刘攽负责两汉、隋朝部分；刘恕负责魏晋南北朝和五代部分；唐朝部分由范祖禹负责，最后由我负责总纂定稿。

我：您的任务很重啊！

司马光：这个没办法，我是编撰的牵头人，这本书的任何问题都是要由我来负责的。

我：您在总纂定稿定稿中遇到的最大问题是什么？

司马光：主要是两方面的问题：一是不用的助手负责了“丛目”和“长编”，他们之间的文风、写法都是不一样的，我得进行修改润色，使全书浑然一体，就像一个人编写的一样。另一个更难的是，大量资料的删减取舍工作，比如范祖禹编定的唐代部分的长编一共长达六七百卷，我用了5年多的时间才将其删定为81卷。

我：这个工作量，听上去就很吓人啊！

司马光：是啊，所以我在成书之后给神宗的《进书表》中写了“臣今骸骨癯瘁，目视昏近，齿牙无几，神识衰耗，目前所为，旋踵遗忘，臣之精力，尽于此书”，全是肺腑之言，没有一点假话。

我：听了您的介绍，我们每一位后人都应该感谢您！正是因为有您和团队人员的艰辛付出和不懈坚持，这世上才会有如此皇皇巨著，如明灯照亮千年长夜。不仅有史料价值，还有史鉴价值；不仅提供历史记载，还能启迪历史智慧，给后人以借鉴、以启迪、以自省、以激励、以奋进。

宋元之际著名学者胡三省从为君、为臣、为子的角度评价《资治通鉴》的价值说：“为人君而不知《通鉴》，则欲治而不知自治之源，恶乱而不知防乱之术；为人臣而不知《通鉴》，则上无以事君，下无以治民；为人子而不知《通鉴》，则谋身必至于辱先，作事不足以垂后。”我觉得非常地形象、到位。

可以说，中国古代修史的最高水准的作品就是您的《资治通鉴》，真正做了您提倡的“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

司马光：过奖过奖。

来源：臣光曰20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