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近代中国历史的长河中，天津这座城市承载了无数的风云变幻。1917 年 8 月 14 日，是天津历史上一个重要的节点，这一天，中国政府宣布接收天津德租界，改为天津特别行政区一区；同日，对奥匈帝国宣战，并进驻天津奥租界，改为天津第二特别区。这一事件标志着天津租界

在近代中国历史的长河中，天津这座城市承载了无数的风云变幻。1917 年 8 月 14 日，是天津历史上一个重要的节点，这一天，中国政府宣布接收天津德租界，改为天津特别行政区一区；同日，对奥匈帝国宣战，并进驻天津奥租界，改为天津第二特别区。这一事件标志着天津租界历史的重大转折，要理解这一事件的意义，我们需要先回溯到天津德、奥租界的设立之初。

19 世纪末，西方列强凭借武力打开了中国的大门，在中华大地上肆意划分势力范围。1895 年，德国借口在中日甲午战争中 “迫日还辽” 有 “功”，向清政府索取租界。同年 10 月 30 日，天津海关道盛宣怀、天津道李岷琛与德国领事司艮德签订《天津条约港租界协定》，天津德租界正式设立 ，占地 1034 亩。其位置东临海河，北接美租界，西至海大道，南自小刘庄之北庄外起顺小路至海大道。1900 年八国联军入侵后，德国又趁机扩大租界，强迫清政府签订《推广租界合同》 ，扩张后的德租界地界东临海河，北与英租界接壤，南迄今琼州道，并从下瓦房南延至今围堤道附近再向北折回琼州道，西界沿今广东路向西至马场道，总计占地 2304 亩（另有不同说法）。

天津奥租界的设立则与 1900 年八国联军占领天津密切相关。当时，德国军队占领了天津城东海河东浮桥对岸的一片市区，后改由奥国军队驻守。1902 年 12 月 27 日，奥匈帝国驻天津署理领事贝瑙尔与天津海关道唐绍仪订立了《天津奥国租界章程合同》，天津奥租界正式开辟 。该租界西面濒临海河，与天津城隔东浮桥相望，东面到京山铁路，北面到海河的支流金钟河，隔河为望海楼天主堂，东南方隔路与天津意租界相邻，面积 1030 亩，是天津九国租界中最北面的一个。

德租界设立后，德国人按照本国的城市规划理念对其进行建设，威廉街（今解放南路）是德租界的主干道，两侧分布着德国领事馆、工部局、兵营等重要机构。德租界内还建有德国公园（今解放南园），园内矗立着德皇铜像，彰显着德国的统治权威。此外，房地产、娱乐、饭店等行业也逐渐发展起来，如东光大楼、德国大院、康科迪亚俱乐部、光陆电影院、起士林 - 巴德咖啡馆等，成为德租界居民生活和社交的重要场所。宗教方面，天主教德国圣言会在威廉街设有账房，经营房地产，为其在山东南部、河南以及甘肃、青海、新疆的传教区提供经费；卫理公会在 5 号街设立三义庄教会，并在浦口道丁家胡同开办爱育服务社 。教育上，圣功女中、德华学堂、德国侨民学校（今天津台湾路小学）等相继建立，为租界内的孩子提供教育服务 。众多名人也曾在德租界居住，留下了他们的故居，如黎元洪故居、张勋旧宅、袁克定故居、刘冠雄故居等。

奥租界由于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和历史背景，发展轨迹与德租界有所不同。奥租界所在区域原为天津老市区的一部分，租界开辟前就有众多华人居民。其行政管理机构为工部局，下设警务处、工程处、捐务处，还设卫生巡捕长管理卫生事宜。行政大权掌握在警务处下，巡捕长为奥国人，副巡捕长由中国人担任，巡捕多为中国人。在清末民初的动荡时期，不少失意下野的中国政界人物选择在奥租界居住，如冯国璋、袁世凯、吉林督军鲍贵卿、湖北督军王占元、国务总理王士珍、龚心湛、大总统曹锟等人，他们在此建有富丽堂皇的寓所，推动了租界的建设和发展。例如冯国璋 1913 年任直隶总督时，就将工部局工程师布吕纳建造的三所楼房纳入名下，1917 年 7 月 30 日，他的眷属和男女仆夫百余人为躲避张勋复辟所带来的动荡住进奥租界 。奥租界并非重要的金融贸易区，但位于旧城与东火车站之间，比利时世昌电车电灯公司修建从旧城东门通往东火车站的电车线路，并将东浮桥改建为铁桥（金汤桥）后，在电车通过的大马路（今河北区建国路）沿线形成了华人零售商业集中的商业街 。奥租界划定后，当局对南部的低洼沼泽进行填平工程，规划了四条东西向马路（今河北区建国道、民主道、进步道、自由道）和三条南北向马路（今河北区平安街、寿安街、庆安街） 。

1914 年 7 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这场席卷欧洲乃至全球的战争，将世界各国都卷入了历史的漩涡。战火在欧洲大陆熊熊燃烧，协约国和同盟国两大阵营展开了殊死搏斗 ，这场战争的规模和惨烈程度前所未有，给世界带来了巨大的破坏和灾难。

战争初期，中国宣布中立。当时的中国，刚刚经历辛亥革命，国内局势动荡不安，袁世凯领导的北洋政府深知自身实力弱小，希望置身事外，避免卷入这场列强纷争。然而，中国的中立并未换来和平与安宁。日本作为协约国成员，趁机扩大对中国的侵略。1914 年 8 月，日本对德国宣战，其目标并非德国本土，而是德国在中国的租借地 —— 山东青岛。日军迅速攻占青岛，随后又向袁世凯政府提出了旨在灭亡中国的 “二十一条”，妄图独占中国的利益。这一系列侵略行径，让中国深刻认识到，在弱肉强食的国际环境中，中立并不能保障国家的安全和主权。

随着战争的持续，协约国和同盟国双方都陷入了消耗战的泥潭，急需补充人力和物力资源。此时，拥有庞大人口和丰富资源的中国，成为了双方争取的对象。协约国为了增强自身实力，开始拉拢中国参战；而同盟国则试图阻止中国加入协约国阵营。中国国内对于是否参战也产生了激烈的争论。

国务总理段祺瑞力主参战，他认为中国参战可以在战后的国际和会上争取更多权益，抵制日本在华势力的扩张。驻美公使顾维钧从外交利益出发，也极力主张参战，他指出日本正成为中国最大的威胁，而美国对中国无领土要求，可以作为中国外交的依靠，中国应追随美国对德宣战，“赖美为助”，在未来的国际交往中获益 。此外，参战还可以让中国收回德奥等国在中国的租借地和财产，停付对德奥的庚子赔款，并有可能缓付对协约国的庚子赔款，这对改善中国的财政状况和减轻经济负担具有重要意义。

然而，段祺瑞的参战主张遭到了总统黎元洪的坚决反对。黎元洪与段祺瑞之间存在着激烈的权力斗争，“府院之争” 日益激烈，黎元洪出于政治斗争的考虑，凡是段祺瑞支持的，他都予以反对。孙中山也强烈反对参战，他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帝国主义争夺殖民地的战争，中国深受帝国主义之害，不应参与这场分赃战争。此外，部分国会议员和西南各省的军阀也反对参战，他们有的是为了反对北洋系政府，有的则是出于自身利益的考量。

1917 年 4 月，美国对德国宣战，这一事件极大地影响了战争的走向，也让中国的局势发生了变化。美国的参战使协约国的实力得到了增强，战争的天平开始向协约国倾斜。在美国的影响和推动下，中国国内的参战派势力逐渐占据上风。

1917 年 3 月 10 日、11 日，众、参两院先后通过对德国绝交案；3 月 14 日，北京政府宣布断绝与德国的外交关系 。5 月，段祺瑞向国会提出对德宣战案，但遭到国会抵制。随后，黎元洪下令罢免段祺瑞的总理职务，府院矛盾激化。6 月，张勋以调停府院之争为名，率部进京，却趁机复辟帝制。段祺瑞迅速组织讨逆军，击败张勋，重新掌握政权。张勋复辟的失败，为段祺瑞扫除了参战的政治障碍。7 月 14 日，段祺瑞回到北京，着手组织新一届内阁，全力推动对德奥宣战。

1917 年 8 月 14 日，中国政府终于宣布对德奥宣战，正式加入协约国阵营。这一决策标志着中国在国际舞台上迈出了重要一步，尽管中国国力弱小，但通过参战，中国试图以积极的姿态参与国际事务，争取在战后的国际秩序中获得更多的话语权，为国家的独立和发展创造有利条件。同时，对德奥宣战也为中国收回天津德租界和奥租界提供了契机，成为中国近代史上维护国家主权的重要事件。

1917 年 8 月 14 日，那是一个骄阳似火的夏日，整个天津城都被紧张的氛围所笼罩。海河的波光粼粼，仿佛也在为即将到来的重大变革而微微颤动。

清晨，阳光刚刚洒在天津德租界的街道上，中国政府的接收队伍便已严阵以待。他们身着整齐的制服，步伐坚定地迈向德租界的各个关键地点。德国领事馆前，气氛格外凝重，中国官员神情严肃，向德国领事正式递交接收文书，宣告着天津德租界主权的回归。德国领事虽面露不甘，但在国际形势的压力下，也只能无奈接受这一现实。

与此同时，在天津奥租界，中国军警迈着有力的步伐，迅速进驻各个重要区域。奥租界工部局门前，军警们整齐列队，威风凛凛。奥国巡捕们原本趾高气昂的神情瞬间变得慌张，他们没想到这一天会来得如此之快。中国军警顺利接管了工部局，升起了象征中国主权的旗帜，那飘扬的旗帜在微风中显得格外夺目，仿佛在向世界宣告：中国不再是那个任人宰割的弱国。

这一天，天津的大街小巷都沸腾了。百姓们纷纷涌上街头，欢呼雀跃。他们眼中闪烁着激动的泪花，多年来在租界的屈辱生活仿佛在这一刻终于画上了句号。老人们感慨万千，回忆着曾经被租界洋人欺压的日子；年轻人则满怀憧憬，对未来充满了希望。商店纷纷挂出庆祝的标语，鞭炮声此起彼伏，整个城市沉浸在一片欢乐的海洋之中。

在天津特别行政区一区（原天津德租界），新的管理机构迅速成立，工作人员忙碌而有序地开展着各项工作。他们清理着德租界遗留下来的文件，规划着区域的未来发展。曾经只允许洋人进入的德国公园，如今也向中国百姓敞开了大门，孩子们在公园里嬉笑玩耍，享受着自由的时光。

而在天津第二特别区（原天津奥租界），中国政府也开始对其进行全面整顿。重新规划道路，改善治安环境，努力将这片土地融入中国的发展轨道。曾经由奥国人掌控的行政大权，如今已牢牢掌握在中国人民手中，这是中国走向独立和自主的重要一步。

天津德租界改为天津特别行政区一区、天津奥租界改为天津第二特别区后，犹如在天津这座城市的发展进程中投入了两颗巨石，激起了层层涟漪，对城市的各个方面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从行政管理角度来看，这一改制是天津城市管理自主权的重大回归。在租界时期，德、奥租界有着各自独立的行政管理体系，完全不受中国政府的管辖，成为了 “国中之国”。如今，特别行政区的设立，使中国政府能够直接对这两个区域进行管理，制定符合国家整体利益的政策法规。政府可以统一规划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如道路、桥梁、水电供应等，提高城市的整体运行效率。以往租界之间各自为政，道路衔接不畅、水电供应标准不一的问题得到了有效解决，城市的整体性和协调性大大增强。

经济格局也因租界改制发生了显著变化。曾经以洋人为主导的经济模式逐渐被打破，中国民族资本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在原德租界，许多德国企业撤离，留下了大量的商业空间和产业资源，中国商人纷纷涌入，填补了这些空白。一些民族工业企业在这片土地上崛起，涉及纺织、食品加工、机械制造等多个领域，为天津的经济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原奥租界虽然并非重要的金融贸易区，但改制后，随着城市中心的进一步转移和商业环境的改善，其商业价值逐渐凸显。大马路（今河北区建国路）沿线的商业街更加繁荣，吸引了更多的华商投资兴业，各类商店、戏院、茶园、菜市场、饭馆等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不仅丰富了市民的生活，也促进了当地经济的繁荣。

社会文化方面，租界改制带来的变化同样深刻。曾经被隔离在租界之外的中国百姓，如今可以自由地在这些区域活动、工作和生活。不同阶层、不同背景的人们在这里相互交流、融合，促进了社会的和谐发展。教育资源也得到了重新整合和分配，原租界内的学校逐渐向中国学生开放，为更多的孩子提供了接受教育的机会。文化交流更加频繁，西方的文化艺术与中国传统文化在这里碰撞、交融，形成了独特的文化氛围。天津的传统文化艺术如京剧、相声等在这片土地上得到了更广泛的传播，同时，西方的音乐、绘画、电影等艺术形式也受到了市民的喜爱，丰富了人们的精神生活。

从城市发展的长远角度来看，收回德、奥租界并进行改制，是天津迈向现代化城市的重要一步。它为天津的城市规划和建设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使天津能够摆脱租界时期的种种束缚，按照自身的发展需求和战略目标进行布局。城市的功能分区更加合理，工业、商业、居住、文化等区域相互协调，共同推动着城市的发展。这一事件也增强了天津市民的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激发了他们建设家乡、报效国家的热情，为天津的未来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社会基础。

1917 年 8 月 14 日中国政府收回天津德、奥租界这一事件，犹如一座巍峨的历史丰碑，屹立在中华民族的发展历程中，熠熠生辉。它是中国近代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承载着无数的历史意义和价值。

从国家主权的角度来看，这无疑是一次伟大的胜利。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在列强的侵略下，被迫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国家主权不断丧失，租界成为了 “国中之国”，是中国人民心中永远的痛。而收回天津德、奥租界，是中国打破列强枷锁、重塑国家主权的勇敢尝试。它向世界宣告，中国不再是那个任人欺凌的弱国，中国人民有决心、有能力捍卫自己的领土和主权完整。这一行动，为中国在后续的国际交往中赢得了尊重，也为其他租界的收回奠定了基础，是中国走向独立和自主的重要里程碑。

从民族觉醒的层面分析，这一事件激发了中国人民的民族自豪感和爱国热情。在长期的租界统治下，中国人民遭受了诸多不公和屈辱，心中积压着对列强的愤怒和对国家命运的担忧。收回租界的消息传来，如同一声响亮的号角，唤醒了沉睡的民族意识。人们看到了国家的进步和希望，更加坚定了为实现民族复兴而努力奋斗的决心。这种民族觉醒，成为了推动中国社会变革和发展的强大动力，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为国家的繁荣富强而拼搏。

回首这段历史，我们感慨万千。它让我们深刻认识到，落后就要挨打，只有国家强大，才能在国际舞台上拥有话语权，才能真正保障人民的幸福和安宁。如今，我们生活在和平年代，享受着国家繁荣发展带来的成果，但我们不能忘记历史的伤痛和教训。我们要铭记这段历史，珍惜来之不易的和平与稳定，以史为鉴，奋发图强。

在当今时代，我们面临着新的机遇和挑战。国际形势复杂多变，全球竞争日益激烈。我们要继承和发扬先辈们的爱国精神和奋斗精神，努力学习，勤奋工作，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自己的力量。让我们携手共进，在新时代的征程中，创造更加美好的未来，让中华民族永远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来源：胖五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