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可以说在影响或导致苏联解体的众多原因中，民族政策是重要的因素之一。原因就在于苏联的民族政策极其拧巴。实际上中国在建国初期几乎照抄了苏联的民族政策，好在此后发现了问题所在，几十年里数次改革，避免了重蹈苏联曾经的风险。
写这篇的原因是在网上看到一个新闻，广州市有回民学校午餐将增加包含猪肉的普通餐。
关于这一举措我强烈支持，尊重每个人的民族习惯，但其它民族也有选择的权利。有段时间我们国内过于强调民族间的差异而忽视了相同点。
从人类的历史上来看，民族间的主流其实是融合而不是分化，历史上两个以上的民族，由于互相接近、互相影响，最终成为一个民族的现象，称之为民族融合。
融合就是大家吸收各自民族的优点和长处，突破原有语言，地域，经济生活和共同心理等约束，在国家层面上实现一致的认同，从而形成国家的凝聚力。
这就让我想起一个民族政策失误导致国家消亡的反例——苏联。
可以说在影响或导致苏联解体的众多原因中，民族政策是重要的因素之一。原因就在于苏联的民族政策极其拧巴。实际上中国在建国初期几乎照抄了苏联的民族政策，好在此后发现了问题所在，几十年里数次改革，避免了重蹈苏联曾经的风险。
在苏联成立前的沙皇俄国时期，因为大举扩张，民族问题已经成为了让沙俄统治者困扰的难题。作为一个横跨欧亚、包含许多民族的庞大帝国，怎样调和新征服地区的民族矛盾以及处理好央地关系，成为了当时沙皇亟待解决的难题。
对各民族间的矛盾如何处理，沙俄的想法用中国话说就是“非我族类其心必异”。
为此沙俄采取了最简单粗暴的方式，驱赶和屠杀当地原住民，再直接用俄罗斯人去填补边区“空缺”。
于是从1871年开始一直到十月革命前，共计160多万俄罗斯人被威逼利诱地移民到中亚等被新征服的地区，为了防止原住民的反抗，移民的过程中，哥萨克人的军队和武装与移民大军相伴而行，对中亚各民族展开了驱逐与杀戮。沙俄政府还利用各民族间原本的矛盾，采取挑拨离间和分而治之的策略，来削弱原住民的联合反抗的能力。
“写俄文、说俄语”的斯拉夫化政策更是紧随其后，同时还安排大批东正教牧师同行，在殖民当局的安排下开设新的东正教教区来取代当地人的原始宗教。
沙俄政府通过这些政策，虽然血腥残忍，但也确实为自己在新领地的统治设立了保障。
1917年，苏维埃推翻了沙俄的统治，却不得不面对帝国垮塌导致民族问题的烂摊子，一方面当初苏维埃政权在鼓动各地反抗沙俄统治时充分发动和利用了各地原住民的民族主义，但为此也不得不给了许多关于民族自决的承诺。此外在一战结束后欧洲流行‘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口号，许多原本的帝国按照民族分类重新建国，这一潮流和趋势也让新生的苏联不得不考虑。
在这种情况下，1917年11 月 7 日十月革命爆发一周后，新成立的苏维埃政府在 11 月 15 日就颁布了《俄国各族人民权利宣言》并制定出强调平等的三项基本原则，分别为：
民族平等和主权：俄国境内各民族不论大小，都享有平等的权利和机会，且各民族都具有主权。
民族自决：各民族拥有自由自决的权利，甚至可以分立和组织独立国家。
保障民族自由发展及废除民族特权和限制：确保居住在苏联境土内的各民族自由发展，包括保持和发展其独特的文化传统和语言等。
这里要强调下苏联关于民族的定义。我们引用斯大林在1913年写的“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文章中的原话：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在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从字面上来看，斯大林对民族的定义是把人按照语言，地域，经济和文化等四个要素来区分出来。
于是苏联成立初期开始，中央政府就在全国各地按照民族的定义进行“民族识别”工作，对不同的民族身份重新统计登记，并在升学、升迁、就业等各种场合的表格中要求填写属于哪一民族。而苏联的民族划界看似科学，实际上却充满了随意性，特别是中亚地区的民族已经有很长的融合历史，这里的民族区分早已不甚明确。
但在中央指导思想的要求下一些民族的划分就属于为了KPI而强行区分出来的了。例如塔吉克和乌兹别克已经基本同化为同一民族，双方长期混居通婚，连语言都一样了。但苏联政府硬是按照“乌兹别克归突厥系，塔吉克归波斯系”的标准，强行将二者又分离成两个民族。甚至同一民族仅是各地方言不同，也单独划分出来，于是在民族识别工作结束后，苏联政府骄傲地宣布全国当时共有190 多个民族，是全世界民族多样性最高的国家。
另一方面，苏联强调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自己语言文字的自由，但人造出来的这么多民族，并没有相应那么多种语言。于是政府为展现国家的关心和优待，派出语言学家帮助没有文字的民族创造民族文字，推动语言发展的多样性。到20世纪30年代，先后为52个没有文字的民族创造了文字，每天用 67种民族语言进行电台广播，用50种民族语言上演戏剧，用55种民族文字印刷报纸，用46种民族文字发行杂志，用52种民族文字出版中学教科书。
接下来苏联领导人又做出了让民族“各归其位”的决定，从1924年开始强行的把所谓同民族的人们迁移到一起，并按照聚居区域进行划界并成立相应的共和国，这个政策也成为了后来一切问题的根源。
上述行动的主要推动者就是伟大的导师列宁。当时列宁有两种想法：
一是他认为沙俄大规模压迫其它民族，是留下仇恨和不信任的种子，而在新的社会主义国家建立以后，就应该全面抛弃沙俄的政策，承认其他民族有“自由分离的权利”，“以行动而不是言论来消除这种不信任”。还认为在相同阶级情况下就不会有民族矛盾。
二是列宁有一种理想主义，认为要把俄国革命放在世界革命的总进程中进行考虑，那世界革命成功后，他设想是针对不同民族去建立一个跨越欧亚大陆的欧洲和亚洲苏维埃共和国联盟，并认为在世界大同后民族问题会自然解决。
虽然列宁的设想当时在党内分歧很大。1919年3月的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上在讨论党纲和未来的宪法时，布哈林、皮达可夫、梁赞诺夫、李可夫及斯大林都反对把民族自决权列入党纲。加米涅夫、伏龙芝和鞑靼地区的鞑靼族领导人苏丹加里也夫也认为这种共和国里再套加盟共和国的方式过于复杂和繁琐，表示反对。但列宁的威望实在是太高，在他的坚持下，最终他提议的这些民族主张都得到了通过。
当然列宁也表示，虽然在《党纲》和《宪法》中曾承诺允许各民族独立建国，但他其实并不希望看到少数民族从国家中分离出去。他的真实意图是要建立起“俄国各族人民自愿和真诚的联盟”，他经常用“离婚权”来比喻民族自决权，认为“‘离婚权’并不要求投票赞成离婚！”恰巧相反，“承认分离权就会减少‘国家瓦解’的危险”。
于是苏联宪法中就特别注明了所有联盟成员有退出联盟的权利（1924年宪法的第4条、1936年宪法的第17条、1977年宪法的72条）。任何加盟共和国都可以脱离苏联变成独立国家，各个加盟共和国可以自己制定本国内有效的法律、国徽和国旗。同时还规定加盟共和国的领导人由本民族干部担任，形成 “民族精英主导地方权力” 的格局。于是这些干部逐渐形成本民族的利益集团，甚至利用职权开始谋取民族特权，最终形成了 “民族化官僚体系”，以 “本民族代言人”自居，开始站在民族立场对抗中央。
但这个民族政策实行了几十年之后，在斯大林统治的后期开始，苏共已经发现了这个民族政策产生的一系列问题。
首先是设立加盟共和国和自治共和国，自治共和国的级别在加盟共和国之下，于是许多自治共和国就不服气，都一起参加革命，凭什么你是加盟共和国我就不能是。当时突厥斯坦自治共和国和格鲁吉亚意见就比较大。
为此斯大林曾想更改自治化的方式，把所有共和国统一处于中央管理下的省级自治水平，但加盟共和国已经成立了好几年，有些东西一旦成立了，再想改回去就很难了。比如伏尔加河流域德意志人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克里米亚自治共和国等的自治共和国建制被取消后，克里米亚的鞑靼人和德意志族人直到苏联解体前夕都在争取恢复自己的自治地位的活动，其他民族也有这种情况。
此外许多有民族命名的自治共和国，实际上好多民族是杂居在一起的，但以民族划分则容易形成本地区的民族认同，对其它民族产生排斥。其实沙俄时期就从来不强化民族认同，例如乌克兰在沙俄时期是被划分成很多省，如波尔塔瓦、契尔尼哥夫省、哈尔科夫省、基辅省、波多利亚省等，不存在整个的乌克兰。而将乌克兰的各个地方联结在一起并强化乌克兰民族意识主要是在苏联时期。
斯大林及其以后的领导，在意识到该问题后，又开始推行大俄罗斯主义的同化政策。
苏共中央认为民族语言的创造和使用频次过高会强化民族意识，于是通过行政命令在全国推广俄语，限制少数民族使用本民族的语言、文字。并关闭列宁时代开办的民族学校。
为了平衡各方利益限制各共和国内单一民族势力过大，故意在不同共和国的境内留下其他民族的聚居区，人为地造就了隶属于一国却在别国境内的“飞地”，为弱化一些民族的民族意识，强制把少数民族迁移出原有的居住地，如1943年从高加索完全迁走卡拉恰伊人、卡尔梅克人，1944年2月迁走印古什人和车臣人，3月迁走巴尔喀人，5月克里米亚鞑靼人被迁走，6月克里米亚的希腊人被从自己的家园赶了出去，11月格鲁吉亚的梅斯赫特突厥人与赫姆辛人被迁移。
可以说苏联自己在前期用 “本土化” 去强化了民族意识，后期又用 “大俄罗斯主义” 去引发强烈的民族主义反弹，政策的反复导致各民族既未真正融入俄罗斯文化又对民族和国家的认同产生了危机。当民族问题在语言，地域，经济和文化等四个要素上无法形成融合，那么分裂就会产生。最终苏联的民族政策不仅没有促进苏联的向心力，反而制造了不满乃至仇恨，急剧加速了苏联的解体。
来源：青花大磁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