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中国现代高等教育史上，梅贻琦是一位富有爱国情怀、极具世界眼光的著名教育家。他毕生以发展教育学术为己任，享有广泛的社会盛誉。他也是清华大学历史上任期最长的校长，为学校的稳定、建设和进步，为学校优良传统和办学风格的形成和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深受师生和校友尊崇爱
骆驼船长
梅贻琦（1889.12.29—1962.05.19），字月涵，是清华大学校史上任期最长（1931—1948）的校长，为清华的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
今天是梅贻琦先生诞辰135周年纪念日。由清华大学金富军老师写作的《骆驼船长：梅贻琦与清华大学》近日在商务印书馆出版，为这次纪念呈现一份厚重的礼物。
骆驼船长梅贻琦
在中国现代高等教育史上，梅贻琦是一位富有爱国情怀、极具世界眼光的著名教育家。他毕生以发展教育学术为己任，享有广泛的社会盛誉。他也是清华大学历史上任期最长的校长，为学校的稳定、建设和进步，为学校优良传统和办学风格的形成和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深受师生和校友尊崇爱戴。
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曾说梅贻琦像骆驼一样，负重前行。梅贻琦数次说过清华像一艘行驶在风雨飘摇、惊涛骇浪之中的大船，自己负驾驶责任，不应退却，不应畏缩，只能鼓起勇气，坚忍前进。“骆驼船长”即来自蒋梦麟的评价和梅贻琦的自况。
梅贻琦
一
1915年梅贻琦到清华任教，正处于清华筹备提升办学层次而改办大学之际。随着改办大学逐步深入，尤其是1922年后改办大学加速，学校教育思想与目标、管理、教职工与学生结构、教学组织等都在发生着重大变化，各类问题和矛盾也因而层出并激化。
梅贻琦谦冲自牧，与人为善，赢得中外、新老教师的共同认可。1926年当选为教务长。1928年代理校务，领导清华顺利过渡。1929年任留美学生监督处监督。1931年出任清华大学校长。
1931年10月14日，教育部准吴南轩辞职，
任命梅贻琦任国立清华大学校长
梅贻琦在清华的崛起并非一路坦途，更非一蹴而就，而是经历了从边缘到中心、中心到边缘、边缘再到中心的过程。在校务陷入困境时，得益于各方势力的妥协、外部环境的相对缓和、校内同事的鼎力支持等，梅贻琦如囊中之锥脱颖而出。而这，绝非梅贻琦刻意追求，实乃不期自至。梅贻琦出任校长，是清华之幸、国家之幸。
梅贻琦长校17年，忠于职守，目光长远，意志坚定，为人平和，冷静理智。他留心政事但无意政治，尊重教育规律和人才成长规律，不卷入虚耗和内斗，不提空洞的口号和不切实际的计划。在他领导下，清华大学经历1930年代前半期快速崛起，熬过风雨如晦的南迁岁月、捱过内外交困的战后恢复时期。清华大学与梅贻琦互相成就，可谓二而一。
领导清华发展，梅贻琦既像骆驼一样整日负着重责，又有舍我其谁、当仁不让的气魄和责任感、使命感。他对校友说：“我只希望大家能有勇气去作一个最平凡的人，不要追求轰轰烈烈。”他不追求轰轰烈烈，最终却在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梅贻琦自幼熟读经史，深受传统熏陶。他一生行谊体现了中国传统推崇的君子之风、中和之美。但不仅于此，正如马约翰所说，“梅先生不但是一个真君子，而且是一个中西合璧的真君子，他一切的举措态度，是具备中西人的优美部分。”纵观梅贻琦一生，他抱定赤子之心，始终以勇敢之心、纯全之爱、无己精神献身教育。
梅贻琦无意政治，但又跳不出政治。1948年底，各方竞相争取梅贻琦。经过反复思虑，梅贻琦最终离校南下。离开学校，对梅贻琦、对清华，都是遗憾。
二
“九一八”事变发生两个月后，梅贻琦出长清华。当时华北渐成前线，北平首当其冲。无论在北平，还是此后在长沙和昆明，梅贻琦始终处在复杂恶劣的环境之中。他宵衣旰食，诚忧诚恐，兢惕之至，领导清华大学、西南联大安然向前。
梅贻琦对恶劣局势有清醒认识，也有心理准备。1931年12月，他在就职典礼上明确表示：“中国现在的确是到了紧急关头，凡是国民一份子，不能不关心的……只要紧记住国家这种危急的情势，刻刻不忘了救国的重责，各人在自己的地位上，尽自己的力，则若干时期之后，自能达到救国的目的了。”
梅贻琦毕生追求教育救国、教育强国，力求减少政治对教育的干预、干扰，尽可能营造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校园环境和学术生态。他经常鼓励学生独立思考。他说“我们应保持科学家的态度，不存先见，不存意气，安安静静的去研究，才是正当的办法，才可以免除将来冒险的试验，无谓的牺牲。”“思想要独立，态度要谦虚，不要盲从，不要躁进。”清华大学之所以名师荟萃、人才辈出，重要原因就在于梅贻琦不但提倡还切实营造了学术自由的校园氛围。
三
梅贻琦管理校务，常为人称道“教授治校”“无为而治”（或“垂拱而治”）。
梅贻琦推重为政不在言多，实行教授治校，充分调动了教授积极性。朱自清深有感触地说：“有人也许惊奇，为什么梅先生在种种事件上总不表示他的主见，却只听大家的。是的，这的确可惊奇。但是可惊奇而且可敬佩的是他那‘吾从众’的态度和涵养。”
梅贻琦继承并继续发扬清华业已形成的民主管理传统，充分尊重并吸纳教授在教学、科研以及学校管理上的意见，使得学术民主和行政管理之间的内在紧张得到缓解，从而保证教学、科研、管理等学校各方面工作协调快速发展。谈及“教授治校”，论者多肯定梅贻琦择善而从的一面。择善而从固然是梅贻琦民主素养和民主精神的体现，但不是全部。谦逊民主不等于随波逐流，梅贻琦强调“思想要独立，态度要谦虚。”他不以人蔽己，也不以己自蔽，坚持己见与择善而从调和统一。正如蒋梦麟指出的，梅贻琦“雍容中道，温恭谦让，择善固执两者兼有。”
面对各方称颂和赞誉，梅贻琦始终保持清醒。他说“清华近些年之进展，不是而亦不能是一个人的原故，是因为清华还有这很多位老同事，同心合力的去做，才有今日。现在给诸位说一个比喻，诸位大概都喜欢看京戏，京戏角里有一个角色，叫‘王帽’的，他每出场总是王冠齐整，仪仗森严，文武将官，前呼后拥，‘像煞有介事’。其实会看戏的绝不注意这正中端坐的‘王帽’。因为好戏……并不要他唱，他因为运气好，搭在一个好班子里，那么人家对这台戏叫好时，他亦觉得‘与有荣焉’而已。”这自然是梅贻琦的自谦，他对清华、西南联大的意义，又岂止是戏剧中王帽可比？
四
梅贻琦很享受为人师者聚天下英才而育之的快乐。他说：“教书，诚然辛苦，但也还有喜乐。”“我们应该把我们的地位看清，把事业看清，认真地去做教师，教师的地位还是很重要。教师的报酬虽然少，但，教师另外还有一种报酬，这是做别种事业得不到的。这就是对于学生的人与人之间的一种关系，能得学生的敬仰与信赖，这种价值虽然难讲，但它能给我们的安慰愉快却很大。”
梅贻琦特别强调教师的作用。他说：“吾认为，教授责任不尽在指导学生如何读书，如何研究学问。凡能领导学生做学问的教授，必能指导学生如何做人，因为求学与做人是两相关连的。”“学校犹水也，师生犹鱼也，其行动犹游泳也，大鱼前导，小鱼尾随，是从游也，从游既久，其濡染观摩之效，自不求而至，不为而成。”
五
学校发展的良窳，在于是否遵循教育规律，以及是否对已有优良传统的传承发扬。梅贻琦领导清华事功卓著。他在此前历任校长基础上，继承并发扬符合教育规律、人才成长规律的传统，结合当下和长远发展需要，集思广益，因时制宜，不墨守成规，不因循守旧，更不故步自封。
梅贻琦强调，学科、尤其是新学科的建立和发展，一定要统筹、结合好学校办学理念与传统、国家与社会需要、必要的办学资源等诸多因素，良好的愿望、广阔的前景一定要结合具体的校情，要量力而行，切忌好高骛远；要循序渐进，而非立竿见影。他说：“研究事业特别在创始之际，规模不宜扩张，贵在认清途径，选定题材，由小而大，由近而远，然后精力可以专注，工作可以切实，至于成效，虽不可预期，然积渐积久，必有相当之收获也。”
梅贻琦强调学科综合、平衡发展，兼顾眼前与长远发展。他反对大学自我孤立，强调要为现实服务。他说“在中国今日状况之下，除安心读书外，还要时时注意到国家的危难。”“我们要从速研究实用科学，以供国家需要。”同时，他也反对单纯的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他说：“理工为实用科学，固宜重视。但同时文法课程，亦不宜过于偏废。”“学术界可以有‘不合时宜’的理论及‘不切实用’的研究”。在梅贻琦领导下，清华大学研究事业发展，做到了着眼长远与服务当下结合、理工与文法并重、基础研究与应用开发兼顾，清华大学形成中西融会、古今贯通、文理渗透的学术传统。
1936年1月26日，梅贻琦与麻省理工学院北平校友在骑河楼清华同学会欢迎杰克逊教授夫妇。前排中间为杰克逊夫妇，左三维纳，左六梅贻琦。后排左一倪俊，左六施嘉炀，左九庄前鼎，左十顾毓琇。
六
梅贻琦始终抱定教育救国、教育强国的宗旨，以发展教育学术为己任。他时时牢记教育规律，牢记人才成长规律，自强与开放、处常与求变、战时与平时在他领导下都能高度统一。
梅贻琦是一个坚定的爱国主义者，领导学校积极参与爱国运动。他经常提醒师生“紧记住国家这种危急的情势，刻刻不忘了救国的重责。”在他的领导下，清华大学既有针对直接服务于抗日战场的烟幕弹、防毒面具等有组织的应用开发，也有国情课程、航空工程、水工研究、工业化学设备等“今日于国防与民生皆应特别注重”的基础研究，还通过发表通电、形势报告、学生军训、校庆阅兵等多种形式将抗日救亡融于学校日常工作之中。
梅贻琦在阅兵台讲话
梅贻琦的性格、经历与思想，都决定了他不是激进的革命派、思想家。作为教育家，他紧紧扭住人才培养这个中心任务，明确救国途径“就是致力学术，造成有用人材，将来为国家服务。”
梅贻琦爱国，但绝不排外。他深知近代以来世界日益成为一个紧密联系的整体，任何民族、国家、文明不可能自外于这个整体而独立发展，只有互相学习交流，取长补短，才能在共存、融合中共同前进。他坚决反对画地为牢，固步自封，深知只有通过开放、交流与互鉴，才能真正达到中华民族的教育独立与学术自主。他的谦虚、自信与雍容，鲜明地体现了清华校歌中所称的“东西文化，荟萃一堂；新旧合冶，殊途同归；立德立言，无问西东”。
梅贻琦强调清华大学“不仅为国内最高学府之一个，同时亦当努力负起与国外学术界沟通之使命。”他强调延聘世界一流学者。在他主持下，冯·卡门、华敦德、郎之万、波尔、狄拉克、诺伯特·维纳、哈达玛等均来清华访问、交流或工作。维纳、华敦德、哈达玛等在清华三个月、甚至一年的工作交流，实现了一流学者从学术报告到较长时间驻校工作的重要变化，表明清华大学已经初步建立起了与国际学术界密切来往的学术网络和良好的校内学术生态，并在国际学术界产生了积极影响。这标志着清华大学对外交流与合作达到了新的高度，也代表了当时中国高等教育和学术发展进步的高度。
七
1941年1月，梅贻琦和顾毓琇诗：“敢言程雪与春风，困学微忱今昔同。廿载切磋心有愧，五年漂泊泪由衷。英才自是骅骝种，佳果非缘老圃功。最忆故园清绝处，堂前古月伴孤松。”4月，他化用陶渊明“众鸟欣有托，吾亦爱吾庐。”诗意，深情写出他之于清华园“生斯长斯，吾爱吾庐。”1946年3月11日，梅贻琦在日记中写道：“下午再整理花草，甚感兴趣，惜对于园艺无多研究。以后有暇当更努力……他日倘能如愿，吾其为老圃乎！”
尽管偶有退为“老圃”、终老田园的想法，但他并无圣人韬光、贤者遁世的明达，更无“生意尽矣”的消沉。淑世情怀、公共精神始终是梅贻琦人生的主要方面。1945年他对从军学生说：“才力不用即意志颓废，精神愈用则愈奋发，许多终生一事不作至老年徒自悲伤者……从大处远处着眼，做一番事业。这样人生才有收获。”1958年，他对校友说：“由于各人的机遇、环境和人生观点不同，看起来好像成就差别很大，其实向远一点看，并没有什么大的差别，赤子之心必须保留，凡是能做的和应当做的，好好去做就行了！”梅贻琦勉励校友，也是自勉。
在时代大潮的裹挟之下，梅贻琦退为“老圃”、终老田园的愿望始终没能实现。他秉持“赤子之心”，向往“平凡”，却做出了轰轰烈烈的成就。
《骆驼船长：梅贻琦与清华大学》
金富军 著
商务印书馆2024年11月出版
【内容简介】
梅贻琦是清华大学校史上任期最长（1931—1948）的校长，为学校的建设发展做出卓越的贡献。蒋梦麟称赞梅贻琦为负重前行的骆驼。梅贻琦也自比为于惊涛骇浪之中驾驶清华这艘大船的船长。
本书考察了梅贻琦在清华大学校务管理、教育教学、学科建设、国际交流、抗日救亡等方面所做的重要工作以及蕴含在其中的优良品格和办学风格。不同于一般人物传记，本书基于大量档案，呈现诸多工作细节，很大程度上还原了梅贻琦工作的具体思考和推进过程；同时档案与回忆等各类材料相互参证，将人物活动置于特定的时空之中，澄清了一些长期流传的不虞之誉与求全之毁，使梅贻琦形象更饱满鲜活、接近真实。
【作者简介】
金富军，清华大学校史研究室副主任、党史研究室副主任、校史馆副馆长、校史编辑委员会委员，北京市教育志编纂委员会委员，中国高等教育学会校史研究分会副理事长、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国地方教育史志研究会常务理事、学术委员会委员。著有《清华大学留学管理研究（1909-1949）》《周诒春图传》《老照片背后的清华故事》《档案里的清华》等，主编《清华大学一百年》《周诒春文集》《蒋南翔青年运动与青年工作文集（1932-1952）》等，发表论文多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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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商务印书馆一点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