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处在连接历史、现实与未来的重要节点，本文遴选2024年在研究问题、视角与论文观点等方面较为创新的学术论文，从中国特色新闻传播学研究、生成式人工智能与人机交往、数字新闻业与融媒十年、全球传播样态变革中的国际传播以及媒介化社会中的连接与交往五个方面梳理学科的前沿话
作者：胡正荣(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所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院长、教授,本刊学术顾问)；张帅(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博士研究生）
来源：《青年记者》2025年第1期
导 读：
处在连接历史、现实与未来的重要节点，本文遴选2024年在研究问题、视角与论文观点等方面较为创新的学术论文，从中国特色新闻传播学研究、生成式人工智能与人机交往、数字新闻业与融媒十年、全球传播样态变革中的国际传播以及媒介化社会中的连接与交往五个方面梳理学科的前沿话题与观点，以期从相对宏阔的视角回看新闻传播学是如何在今天的AI浪潮中用更新与反思的视角重构自身、界定媒介与嵌入社会的。
2024年是中国接入互联网的第三十年，也是媒体融合蓬勃发展的第十年。以ChatGPT、Sora等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快速发展、持续蝶变，不断激发着中国社会的深度媒介化与新闻传播实践的深层生态变革，勾勒出全新的传播景观。处在连接历史、现实与未来的重要节点，本文遴选2024年在研究问题、视角与论文观点等方面较为创新的学术论文，从中国特色新闻传播学研究、生成式人工智能与人机交往、数字新闻业与融媒十年、全球传播样态变革中的国际传播以及媒介化社会中的连接与交往五个方面梳理学科的前沿话题与观点，以期从相对宏阔的视角回看新闻传播学是如何在今天的AI浪潮中用更新与反思的视角重构自身、界定媒介与嵌入社会的。
一、中国特色新闻传播学研究
2022年4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人民大学调研时强调：“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构建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在这一背景下，新闻传播学作为哲学社会科学的有机组成部分，如何在新时代背景下走出中国特色的学术发展道路，而不仅停留在为西方新闻传播理论添加中国经验诠注的被动局面？如何建立起具有内生动力的自主知识体系，用中国理论回应数字时代层出不穷的新闻传播现象？面对这些关键学术问题，过去一年，学者们持续从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出发进行学理讨论，不断推进中国特色新闻传播学研究的进展。
（一）自主知识体系的发展脉络、关键问题与构建路径
从历时性角度出发，梳理中国新闻传播学的发展脉络与辨析当下所处的历史方位是构建中国特色自主知识体系的前提与基础。我国的新闻传播学从民国时期作为外来学科进入中国，一路走来，经历了“美国模式—苏联模式—美国模式—中国模式”的转换（向芬）[1]，从新中国成立前的中国新闻学初创、新中国成立后社会主义新闻学的构建、改革开放后学科体系的形成，到进入21世纪迎来的更加快速的发展（周勇，李昊凯）[2]，中国新闻传播学一直面临着新闻学是否“无学”、传播学是否是“旁学”的种种挑战，但同时又在文化输入与文化适应中不断加深着新闻传播学中国化、本土化的探索。以时空视域视之，当下新闻传播学的自主知识体系正处在“中国特色”的空间向度和“新时代”特定的历史方位中（方卿）[3]。因而，构建中国新闻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既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更是新时代的使命召唤。
从共时性角度出发，在新时代构建中国新闻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摆脱知识场域中自律极不足而他律极过甚的困境（赵静，张涛甫）[4]，还须明确自身发展的关键性问题：第一，部分与整体问题。当前对于新闻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建设主要是围绕体系框架展开的，如围绕学科、学术、话语“三大体系”的讨论，但还须解决内部架构问题（周庆安，许涌斌）[5]，当下，新闻传播学学科“元问题”依旧不明确，内部各个子领域之间缺乏有效的整合力量，无法以整体面貌对外开展跨学科对话（张涛甫，翁之颢）[6]。第二，本土与全球问题。构建自主知识体系是否等同于完全的“去西方化”？答案是否定的。中国新闻传播学发展至今已有百年历程，不仅广泛吸收了西方理论，也包含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核心嵌入与中国丰富的在地实践养料，这种多元性提醒着我们不能简单地“从中国到中国”，也不能简单地“从中国到世界”，而要贯通中国历史、文明以及中国式现代化发展脉络，并站在人类文明发展的高度，与其他不同知识体系对话（赵静，张涛甫）[7]，以避免陷入“文化本质主义”以及将自己“再度西方化”（邓建国）[8]。
那么，回到构建的具体面向上，如何让新闻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能够真正“立足中国实践，观照中国问题”？学者们分别从不同角度提出了可行性进路。从概念这个构建知识体系的“细胞”入手，有学者相继提出了当代中国新闻理论“标识概念”的基本标准（杨保军）[9]，初步分析了其概念构成（杨保军）[10]，与此同时强调了自主知识体系的实践指向，认为只有“回流”、呈现在新闻实践活动之中，知识体系构建才是有真实意义和价值的（杨保军）[11]。在“标识概念”的基础上，学者们进一步深入探究，一方面，从学科内部主体性建设不足的角度出发，提出了概念化、范畴化、普遍化的发展路径，来从根本上解决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理论基础（胡正荣，叶俊）[12]；另一方面，从学科与外部环境的关系切入，提出了“概念—知识—观念—文化”四个递进关联的层次，进一步明确了智能时代新闻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中多元主体的职责和目标（张涛甫，翁之颢）[13]。
（二）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元命题和时代新发展
当下，中国的新闻学正处于历史性的重大转型中。面对新兴、复杂的新闻实践，既有的新闻学理论虽陷入了解释力式微的困境，遇到了存量与增量的双重挑战（王斌，李曜宇）[14]，但同时也迎来了知识体系创新发展的关键节点（王润泽，武家璇）[15]。作为构建中国特色新闻学的核心与灵魂，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为我们应对今天的挑战提供着坚实的理论基础与内在动力，我们需要准确、全面地引证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经典论著，从其中汲取营养来“改造我们的学习”（熊壮，陈力丹）[16]。回顾过去一年，围绕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核心作用而展开的学理讨论主要包含了以下两个方面。
一方面，学者们结合时代情境对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元概念和元命题持续追问。比如，怎样看待信息时代的新闻？从工业文明到信息时代，从以新闻“文本”为核心到多主体全过程参与的新闻实践，新闻学的知识体系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有学者提出“新闻世界”元概念，尝试对这种变化作出回应，它突破了主客观世界的二元对立，通过实践勾连起二者，是基于客观世界的认知世界，同时它以构建、调整关系为核心和意义追求。作为一个元概念，其形成的概念网络与问题体系将为中国特色新闻学知识体系建设提供驱动力（王润泽，米湘月）[17]。又如对什么是新闻真实、什么是好的新闻进行再阐释。内生于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真实”与“积极”是当代中国特色新闻观念的核心要义，有别于西方新闻理论，有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真实”更加强调了追求“个别真实与总体真实的统一”，要力争以最具整体真实度的新闻引导社会前行；同时以中国特有的内参制度举例说明，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中的“积极”是社会中心主义、追求积极社会效果的新闻价值。在今天，无论是“真实”还是“积极”，都要在牢牢把握技术伦理和理解人文精神下进行实践（胡钰）[18]。
另一方面，结合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语境，学者们以中国共产党新闻宣传事业回溯为抓手，梳理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中国化的理论新发展。研究认为，从旨在革命的“党报理论范式”，到学科化的“新闻专业范式”，再到今天迈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对中国特色新闻学知识图谱的反思需要一个守正创新的完整性方案。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中国化需要遵循人民价值、满足时代功能、创新技术操作和实践中国话语的四重逻辑（朱清河，万涛）[19]，并以习近平文化思想的认识要义和方法论为指引，确立“明体达用，体用贯通”的基本要求，以“七个坚持”为依据（郑保卫）[20]，不断在“两个结合”中继往开来，推动中国特色新闻学范式转型（朱清河，尤成）[21]。
（三）经典理论“再陌生化”与传播学的本土建设
一直以来，中国的传播学困囿于西方学术理念与规范的主导以及对跨学科理论的依赖，但智能时代日新月异的媒介变化与中国社会深层次变革不断催生了丰富的传播现象与内生性传播问题，这些完全不同于西方的在地情境为中国特色传播学发展带来了“换道超车”的可能性。中国特色传播学如何在今天既能做到中外融通又能突出自身的主体性？不同学者给出了自己的思考，其研究大致分为以下两条路径。
其一，针对既有经典传播理论展开“再陌生化”研究。有学者对近三十年来中国新媒体传播研究的核心议题演变进行了梳理，认为随着中国媒介技术的发展以及媒介实践独特性的不断彰显，“西方理论”与“中国实践”的不匹配程度逐渐加深，需要以实践促智识，形成中国传播知识生发的自主性（张秀丽，李开渝）[22]。而与之相对的，基于“媒介思维谱系”和“重新定义传播”的西方双重理论视角，有学者反思了媒介与传播研究的中国问题，认为近年来在技术、生活方式等全球化因素影响下，西方传播理论对于中国现实的解释有所改善，从“强制”走向了“适配性”阐释阶段（王鑫）[23]。这些观点虽不尽相同，但都是基于当代中国语境去重新考察传播学相关问题，对经典传播理论进行的“再陌生化”思考（连水兴，陈经伟）[24]。但正如有研究所阐释的那样，对于经典传播理论的在地检视与反思在研究主题、研究方法等方面还有待拓展；同时，对于以往结构功能主义传播学范式的危机思考还缺乏理论体系的观照（张秀丽，李开渝）[25]，传播学的范式革命在今天还需要更强大的推动力。
其二，基于中国独特的传播实践进行理论化研究。众多学者在围绕中国特色传播学的探讨中不约而同地强调了实践取向，如“以本土媒介实践为抓手”（胡翼青，沙璨）[26]、“坚持实践主义”（连水兴，陈经伟）[27]等，这代表着中国的传播学自主知识生发逐渐下沉，更多关注中国情境下新媒体与人及社会的关系（张秀丽，李开渝）[28]。具体而言，面向传播实践史向度，有学者重新梳理和审视了早期传播学术史中的“传学”话语及其兴衰演变历程，呼吁重视这一对接中国传统文化、彰显中国文化主体性的“传学”研究（潘祥辉，乐和晴）[29]；面向基础设施的实践向度，中国互联网已经接入三十年，有学者倡导通过“连接”“计算”“生成”去重新“发现媒介”，以媒介意涵的价值重塑来建立中国媒介学（孙玮）[30]；面对城乡转型的社会实践向度，有学者提出“在乡村发现传播”，反思抽象的传播理论，强调积极实践的意义（沙垚）[31]；面向媒体融合实践向度，有学者发现政府、学界和业界共同参与结成了知识生产行动者网络，推动“中国媒体融合”这一地方性知识的范式形成（曾培伦，张雨）[32]；面向文明交流的实践向度，有学者建议重访儒家文化中的跨文化传播理念，接续本土思想资源，挖掘中国跨文化历史经验（李欣人，韩志瑞）[33]，以期实现中国特色传播学的本土化重构。
二、生成式人工智能与人机交往
2024年2月15日，美国OpenAI公司继ChatGPT后，再次发布了震撼世界的生成式人工智能产品——“世界模拟器”Sora，引发了学界和业界的广泛讨论。从ChatGPT到Sora，通用人工智能技术的步伐不断向前迈进，我们该如何认知这种技术所引发的知识生成与传播变化？作为人类，我们又该如何与之相处，人机交往有了哪些新面貌？
（一）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接续发展：从ChatGPT到Sora
作为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继承与发展，ChatGPT和Sora二者都基于大模型的学习生成，但又有着不同的面向，前者来自因果、语义、语境的理解和生成，针对的是静态的语义世界；后者则能够理解时间和空间等关系，带来更加复杂的元宇宙世界（黄欣荣）[34]。有研究认为Sora的诞生意味着人工智能演进的重大技术升维，从早期只能执行狭义任务的“一维”，到以ChatGPT为代表局限于语言符号表达的“二维”，再到今天，AI发展已经进入了能够模拟物理世界规则、构造场景的“三维”时空阶段，“场景体验时代”开启了（喻国明）[35]。
我们不能再简单地视生成式人工智能为一种工具，它更是一种社会变革动力，为人们带来了认知带宽的变革和认知框架的重构（喻国明，滕文强，李钒）[36]。作为“新常人”，生成式人工智能将知识变成了语言的概率计算问题，通过人类与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协作生产，知识走入了“巴别图书馆3.0”的阶段，未来还有可能会出现基于机器自主感知与实践的4.0阶段（刘海龙）[37]。但与此同时，人工智能也通过开发与部署大型语言模型、深度伪造、增强社交机器人和微定向等方式，生产、重构与传播了大量虚假信息（胡泳）[38]，这些都是与知识生产革新相伴的。
因此，在拥抱热技术时依旧需要冷思考。在虚假信息对信息格局深刻介入之时，可以从创设层把关、撒播层研判、流通层处置三个层级化运作机理入手治理虚假信息（周妍，沈天健）[39]。同时，人工智能的跨国性也决定了它的治理还需要国际层面的合力（马爱芳，胡泳）[40]。
目前，生成式人工智能研究集中在大模型层面上，而各种不同角色小模型的存在则能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大模型算力极限、算法深化、数据私属等风险和不足，在大模型传播生态下形成“大模型—小模型—用户”的多级传播格局，自上而下缓解信息茧房的同时，还能自下而上对大模型进行反哺微调（喻国明，金丽萍，卞中明）[41]，这种大小模型间的融合与协同也预示着多重困境之下生成式人工智能发展的多种可能。
如何从学科角度，更好地理解不断发展着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有研究提出了“生成型媒介”这一元概念，不同于以往媒介是“中介”和“居间”的观念，“生成型媒介”将媒介视为本体的存在，即“存在—过程—型体”的统一，它在用户的参与实践中实体化，与离散、系统型媒介之间存在转化的可能性（孙少晶）[42]。此外，以GPT商店这一智能时代的“苹果应用”为引，有研究提供了除媒介之外的平台视角，将大语言驱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视为正在迭代的新型平台（陈昌凤）[43]。这些概念和视角的提出为我们后续的人工智能技术研究解放了想象力。
（二）跨物种的人机交往：我们如何与AI相处？
随着人工智能沿着“离身沟通型AI”和“具身沟通型AI”两条双螺旋、相互促进的发展路线展开（邓建国）[44]，人机交往不断面临着新的关系类型和伦理风险。在这种人机的跨物种交往过程中，始终萦绕着主体性、安全性、真实性等基本问题，这些构成了过去一年学者们在人机交往中的讨论热点。
首先，我们怎么看待AI？它们和我们一样有主体性吗？技术本身的发展水平和我们对“主体”的界定决定了AI是否具有主体性。有学者认为当下的人工生命是“行为主体”，而不是“心灵主体”，人与AI的交织关系让AI交往有了“跨主体”的性质（杜骏飞）[45]。于人而言，AI是一面“镜子”，能帮人内窥到深层的认知规律，也可以一定程度反射出“镜中我”，但同时作为“他者”的AI也在对人类进行建构与掌控，包括对身体的规训、对凝视的强化（彭兰）[46]以及使人类思维机器化（刘海龙）[47]等。此外，我们还要看到在智能传播活动中，各种人类主体与智能技术已经构成了全新的行动者网络，其间的角色、行动方式、作用机制和话语权力等都在不断发生变化（彭兰）[48]。
其次，AI安全吗？它有自己的价值观吗？在AI领域，当我们谈论安全议题，主要说的是如何确保AI遵循人类价值观的“对齐问题”。对此，有学者提出，相比于依靠人对发展AI参与权的“价值对齐”，“权力对齐”更具决定性和初始性。换言之，越是强大的AI，越需要来自人的更为强大的驾驭力；发展AI的资本有多强大，全社会就应有多大的监督权（杜骏飞）[49]。回到现实语境，我们可以看到这种“权力对齐”的可预见性。有研究发现，当前技术的结构性问题和社会文化因素依然深深影响着AI价值观的呈现，形成了以性别偏见为代表的对人类的反向规训（马中红，吴熙倡）[50]，生成式人工智能参差不齐的海量数据局限也不断带来伦理窄化的风险（郭全中，张金熠）[51]，对于“权力对齐”的实现，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最后，我们可以信任AI吗？它所表述的信息与情感是真实的吗？AI交往的经验世界是实像、镜像与拟像世界的总和。在这个复杂的多维世界博弈里，有学者看到了人工智能技术的深度伪造对“深度后真相”的推动（韦路，陈曦）[52]。但与之相对的，亦有学者看到了以Sora为代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对后真相时代的“拨乱反正”，即通过视频构建共通意义空间，以“全息真实”弥补认知偏向等方式增加社会共识（喻国明，苏芳）[53]，但这些都还有赖于时间的解答。
另外，在人工智能媒体生态下，曾经合一的“真实”与“信任”，如今已彼此分离（常江）[54]。媒介信任已从大众媒体信任、社交媒体信任逐步走向用户与大模型的人机信任，其对话本质变为了人与海量数据“众人”的互动，是一种超越“第二自我”的多元化信任，需要通过人机多轮对话、机器展现类人属性以及人对大模型技术认知等过程建立起来（张洪忠，任吴炯）[55]。另外，人机关系中情感要素也变得越来越重要。陪伴型社交聊天机器人兴起及延伸虚拟社群的形成，让人际情感得到了理想化投射，但真正的人机情感尚未实现，虚幻、欺骗与脆弱昭示着人机情感中还存在技术、资本逻辑和人机边界等多重隐匿性困境（洪杰文，黄煜）[56]。
展望不远的未来，学者们认为人机传播研究中的“具身AI转向”将继续深化（邓建国）[57]。在具身AI这种硅基身体下的人机融合，或许可以实现与现有图形控件交互不同的心智融通的自然交互范式（喻国明，苏健威）[58]，让人工智能可以真正作为交流主体参与到文化的意义创造与共享中，而人类也能不再孤独地存在于这个世界，在人机交流中照见自身（邓建国，韩志瑞）[59]。
三、数字新闻业与媒体融合十周年
自2014年“媒体融合发展”战略提出并实施十周年以来，伴随着媒介技术的飞速发展，新闻业在内容生产、传播渠道、受众互动等诸多方面经历了深刻的数字化变革。这十年，既是新闻业顺应数字化、智能化历史潮流，不断进行自我革新的探索与实践期，也是媒体融合理念不断深化、取得显著性成效的关键期，二者在相互促进中交织前行。
（一）数字转型中的新闻业：智能生产、数字记者与受众想象
202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黑龙江考察调研期间首次提出“新质生产力”的概念。在媒体融合经过十年发展进入智能化阶段之时，数字转型中的新闻业也迎来了“智能媒体新质生产力”，即以生成式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作为关键性、颠覆性技术突破而产生的创新驱动生产力（匡文波，姜泽玮）[60]，这为新闻业带来了供给侧与消费侧的系统性变革，包括新闻生产主体的机器化、新闻素材的海量检索、新闻生产的内容自动化、传播渠道的精准匹配、新闻反馈的人性化等。大模型的涌现与多模态的生成不断推动着新闻生产的可能性边界，在智能化的推动下，新闻生产流程不再是线性的，而是网状和多节点的，可以在传统流程的任意节点开启新的生产（强月新，胡青山）[61]。
但聚焦到应用层面，有研究发现，新闻从业者目前仅视人工智能技术为辅助工具，实际定期使用比例不高，且应用场景有限，该技术目前仅嵌入到了辅助新闻内容创作、新闻选题、数据新闻、事实核查等环节，难以直接生成完整文字报道（周葆华，陆盈盈）[62]。另外，如同在人机交往问题上学者们所探讨的一样，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在新闻业的应用也面临着伦理风险与现实困境，虚假信息损害着新闻真实性、偏好与偏见削弱着新闻客观性、茧房加剧模糊着新闻公共性（陈昌凤，袁雨晴）[63]。
当我们系统、辩证地去看待生成式人工智能在新闻业的应用时，会发现它不仅是微观实践层面的一个工具性技术，还有更为广泛的革新意义。新闻业在面对它带来的潜能与挑战时，还需要在中观和宏观层面进行调适与变革，如对新闻生产流程进行改造、对新闻业文化进行重塑，以及不断推进新闻业态的演进等。换言之，作为“智能媒体新质生产力”，它需要与相应的新型生产关系配套来发挥创新驱动作用（匡文波，姜泽玮）[64]，而这些都还需要新闻业在媒体融合智能化的浪潮中继续探索与实践。
与此同时，在新闻业数字转型的过程中，我们还要自下而上聚焦到新闻行动者的层面，去重新定义和想象数字转型中的新闻记者和新闻受众。具体而言，有学者认为可以将同时拥有数字时代技能性、“社会—文化”互动性和伦理性三个维度“新闻专长”的行动者视为数字记者，在突破传统以人类行动者为中心和职业视角的基础上，将技术物也纳入数字记者的定义中来（徐笛）[65]。面对这一技术与人被赋予同等行动者地位的“后人类”语境，亦有学者通过人机比较凸显了无法为机器逻辑所量化的新闻记者独特技能，即新闻直觉、新闻道德和新闻文化，以对抗人工智能对人类的主体性侵蚀（常江）[66]。
就新闻受众的想象而言，算法为新闻媒体打开了“受众黑箱”，对于新闻流量的追踪和平台用户画像让新闻受众的模样日益浮现，“量化受众”开始成为一个显著因素，与传统新闻价值进行博弈（王敏）[67]。但当下以流量为标准的新闻价值并未在中国完全制度化（白红义，曹莹）[68]，并且随着新闻的平台化转型，不同属性的新闻机构和从业者对算法受众的想象存在分野，这也提示我们要看到新闻业在被算法进行平台同构的背后，还存在着差异化的转型生态（李红涛，杨蕊馨）[69]。
（二）融媒十年再出发：从相加、相融到深度融合
“媒体融合发展”自上升为国家战略以来，从简单相加到逐步相融，从“建设新型主流媒体”到“全媒体传播体系建设”，这个由国家战略自上而下驱动、全领域多主体广泛参与的重大媒体变革实践已经走过了十年历程。站在下一个十年发展的入口，学者们纷纷从不同角度回顾了这一中国特色的媒体发展路径，并结合当下情境再出发，阐述了下一阶段推进全媒体传播体系建设的多重进路。
回溯媒体融合的历史发展脉络，大致可以分为四个时期，分别是：形成发展理念与推进的战略化阶段（2014-2015）、横向主流媒体平台化与纵向四级融媒体架构搭建的精细化阶段（2016-2018）、全媒体传播体系提出的生态化阶段（2019-2020）以及密切介入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系统化阶段（2021-2023）（曾祥敏，刘思琦）[70]。这十年间，在技术、市场、政治三重逻辑的引领之下（胡正荣，李荃）[71]、在新媒体与传统媒体的双向互动共演机理中（张涛甫，陈曦）[72]，中国的媒体融合实现了从媒体机构内部的“窄融合”到以县域融媒体为代表广泛连接社会要素的“宽融合”、从规模化扩张的粗放式外连接到资源整合精细化内连接的转变（喻国明，耿晓梦）[73]，完成了由表及里、由点到面的稳步推进。
媒体融合在今天已经进入变革的深水区。面向未来，建设全媒体传播体系成为媒体融合的最终目标形态（朱春阳）[74]。那么，究竟何谓“全媒体”？2019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全媒体就是全程、全息、全员、全效的“四全媒体”，近年来学者们也围绕这一概念做出了不少诠释。结合当下的媒介变革语境，“四全媒体”或许还要加以补充，即智能化技术驱动的全智媒体（胡正荣）[75]。从大数据的运算智能阶段到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感知智能阶段，再到未来可能会来到的认知智能时代，人工智能技术所引发的媒介革命和新的传播生态已经成为当前媒体融合实践的时代底色，媒体融合需要走向开放协同（喻国明，耿晓梦）[76]，AI时代的“交往融合”思维（吴志远，胡翼青）[77]将助力、协调、引导全媒体传播体系的建设。
在转变思维的基础上，我们又该如何建设“全媒体传播体系”？在新时代语境下，全媒体传播体系的建设已不局限在媒体领域，而是要与社会治理的现代化逻辑耦合（曾祥敏，刘思琦）[78]。具体而言，主流媒体的系统性变革要与数字平台之间打破边界，形成平台型媒体的一体化发展，并作为一种社会治理工具参与到政治、经济生活中（漆亚林，黄一清）[79]。更进一步来说，建成全媒体传播体系旨在增强智能网络社会的信息通达与服务能力，通过提升国家治理能力来达到赋能中国式现代化的最终目的（胡正荣）[80]。
综观十年来围绕中国媒体融合的研究，多集中在了融合细节的讨论以及经验层面的总结，缺乏理论层面的回应（朱春阳）[81]，“全党办媒体”理论（朱鸿军，王涛）[82]是少数基于全媒体传播体系建设提出的适配理论，未来还需要结合实践逐渐厘定“中国媒体融合”这一独特的理论范式，使之成为新闻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
四、全球传播样态变革中的国际传播
2023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对全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中强调，“着力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促进文明交流互鉴”。当前，国际传播已经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成为提高我国国际话语权，让世界更好了解中国的重要保障。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传播秩序正在“反全球化”与“逆全球化”两股力量交织博弈下、在媒介技术智能化变革中进行深度调整，我国的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机遇与挑战并存。
（一）理论向度：国际传播自主知识探索与跨学科对话
从英法早期世界殖民时期、美苏冷战时期、以美国为中心的霸权时期，到今天全球进入了“国际传播4.0”阶段（严功军）[83]，“全球南方”的在地实践价值不断凸显（陆佳怡，赵安琪）[84]，成为国际传播理论研究从“西方化”走向“去西方化”的重要视角，国际传播作为中国特色新闻传播学的重要分支，也要构建基于自身实践经验与话语资源的“文化自主性”知识体系。
从自主知识体系的标识性概念出发，有学者突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在国际传播理论中的核心地位，并以“概念之树”为视角拓展了这一标识性概念体系的总体架构（吴雷，唐远清）[85]；从我国的传统思想出发，有学者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础上提出了“国际传播共同体”概念，针对“国际传播4.0”时期数字技术没有加快全球信息自由流通的现实悖论，提出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严功军）[86]；从中国式现代化视角出发，有学者强调国际传播中“以我为主”的理念，阐述了坚守中华文化立场与融入世界文化传播格局的话语和叙事体系（沈正赋）[87]，这些都为中国的国际传播自主知识的探索提供了生动示范。
为了充分理释国际传播理论，我们还要以文明互鉴、交叉学科为窗口，寻求跨学科的理论耦合，尝试构建具有普遍性的国际传播知识体系。在这其中，国际关系理论和战略传播视角成为重要来源。例如，从国际关系中的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理论视角出发，国际传播既是一种国家间传播的权力竞争，也是相互依赖的国际合作沟通渠道，更是主体间互构、建立身份认知与国际角色的方式（任孟山）[88]。更进一步，面对文明交流互鉴的时代语境，有学者建立了包含战略主体、战略叙事以及战略受众在内的中华文化国际战略传播效能模型，以期实现中华文化核心价值观的传播效能最大化（陈虹，张文青）[89]。
除此之外，2024年，我国的国际传播理论研究不断打破固有边界，寻找更多跨学科的理论对话机会，如旨在精准化传播的区域国别国际传播学（吴瑛，苏洁）[90]、突破本土和全球关系局限的“跨域主义”（史安斌，郑恩）[91]、促进跨文化理解的传播美学（于洋）[92]，以及以解决人类交流沟通问题为出发点和目的的新时代文化传播学（贾文山，樊丽）[93]等多元视角加入了进来，为我国的国际传播自主知识生产提供着充足的动力与源源不断的“养料”。
（二）技术向度：国际传播中的AIGC应用
近年来，媒介技术智能化不断推动着全球传播样态变革，以ChatGPT为代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进入国际传播生态中，为世界范围内文明交流互鉴带来了新机遇与新挑战。
首先，生成式人工智能作为多元行动者进入博弈场，国际传播生态转变为竞合的新范式（崔波，黄智尚）[94]。与传统国际传播主体相比，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多模态可以进行多元化叙事、多样化呈现和多维度体验，不断提升国际传播的可能性、可视性和可感性（王维）[95]，如ChatGPT等大模型解决了语言不通问题，Sora则改善了语言不可译部分的传播，这都很大程度上减少了跨文化传播中“文化折扣”的产生；同时主体化AI还可以制造国际传播的热点议题、算法的推送方式也能进一步压缩时空限制，这些都是人工智能技术在与原有国际传播主体的互动和联结中形成的新竞合关系。
其次，将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到国际传播的场域，面临着由此带来的价值认同和国际舆论新风险。通过比较中美大模型对于国际新闻的评论生成可以发现，二者的原生价值存在鲜明的在地化差异，其背后折射的是数据来源、技术逻辑、价值导向等由表及里的系统性差异（胡正荣，闫佳琦）[96]。在国际舆论格局由“去中心化”到“超级中心化”、舆论传播模式由霸权式输出到隐蔽式渗透的今天，价值鸿沟带来的风险不言而喻。更进一步地，在日益复杂的国际舆论环境中，相关势力可以通过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深度伪造技术包装虚假信息、实现社交机器人操纵舆论、模仿与扮演意见领袖以及收集、分析用户数据等方式（吴瑛，孙鸣伟）[97]，在涉华问题上影响国际受众的认知、态度与行为，这些都严重威胁着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安全。
最后，重建国际传播生态新秩序，不能没有生成式人工智能，但也不能唯生成式人工智能论。尽管生成式人工智能可以从生产、分发、场景体验等多方面为国际传播进行技术赋能，但在拥抱技术的同时依旧不能对其过分依赖，以防弱化了作为人的思考力和判断力，要意识到人类智慧在国际传播中的创新、情感、道德等方面的不可替代性，避免主体盲点（林升栋）[98]。面对未来，人机共存、人机共有、人机共创是我们必须要面对的国际传播新面向（崔波，黄智尚）[99]，在重建国际传播新秩序的过程中，包括我国在内的后发国家以技术路径为抓手，积极参与到自主开发大语言模型等竞争中的意义重大，但生成式人工智能如何与人类智慧协同共进，实现真正的技术“赋能”而不是“负能”，仍然是世界范围内都需要面对的课题。
（三）实践向度：文明交流互鉴的有效路径探析
在文明交流互鉴的倡议引领下，国际传播交往范式已经从信息传输向文明交往范式升维。面对跨国平台形构的复杂的世界交往环境，我国的国际传播需要从国族本位走向用户本位，建立一种包含交往主体、文化身份、交往空间、交往形式、交往目标在内的复调性传播模式，以寻求增进文明交流互鉴的可能空间（何天平，蒋贤成）[100]。
就交往主体而言，近年来，我国各级地方正以系统化、成建制的方式加入到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进程中，以渠道建设、内容生产、智库服务、人文交流和品牌塑造等多元化国际传播功能为建设重点（郭晓科，应志慧）[101]，在政府、媒体、企业等多主体协同之下，各地国际传播中心建设全面铺开。从“全球地方”的视角观之，地方国际传播中心作为传播主体加入到世界交往中来，推进了中国地方与世界不同地方之间本就存在，还须发扬的横向、平等、多样的交往关系（张毓强，姬德强）[102]，为我国的文明交流互鉴提供了更多机遇。
就文化身份而言，数智技术打破了文化交往的时空壁垒，公众广泛参与到交往互动中来，在文化多样性带来的多元化受众中，作为“互联网原住民”的“Z世代”和以“洋网红”为代表的“第三文化人”等国际传播角色凸显。“Z世代”拥有与世界即时交往的能力，可以发挥其关键意见领袖的影响力，打造面向他们的产品矩阵和话语库（史安斌，朱泓宇）[103]；而“洋网红”则被认为具备讲述中国故事的“主体间性”，其双重文化背景和身份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东方主义，影响海外受众的认知、情感和行为意向，为中国形象的“他塑”提供了新的可能（赵永华，廖婧，窦书棋）[104]。
就交往空间而言，我国数字平台海外建设已经基本实现了从“借船”到“造船”出海的显著转变（张国涛，李斐然）[105]，但依旧存在一些问题和值得探讨的经验。从“借船”角度出发，中国在海外视频社交媒体上的形象呈现出一种“割裂”的态势，换言之，我国主流媒体在“借船”时账号呈现了相对独立的议程，未能很好融入海外社交媒体的舆论场，自说自话现象明显（张伊妍，邵逸涵）[106]。从“造船”角度出发，以成功出海的WeChat与TikTok两个社交媒体平台为例，相比高度依附于微信的Wechat而言，TikTok的独立模式更具灵活性和自由度，因此，今后中国社交媒体平台的出海可以考虑降低整合水平来提升市场、制度和文化上的适应性（黄典林，安柯宣）[107]。
就交往形式而言，“数字华流”为我国开展全球范围内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交往提供了重要的交往形式。除了先期包含取得突破的“四小金花”——TikTok、《原神》手游、网络文学和快消品平台，在数智技术的赋能下，新一批“数智华流”产品和平台也在不断涌现，向着更加垂直细分的领域纵深发展（史安斌，朱泓宇）[108]。另外，以短视频形式为代表的共情传播越来越成为我国文明交往过程中跨越文化隔阂、讲好中国故事的重要选择。在探讨构建跨文化情感共同体的路径与重要性的基础上（田浩）[109]，有学者还强调了“意义共通体”构建的重要性，认为短视频不仅要以情动人，更要以理化人，情理融通才能更好地促进认同（张秀丽，李开渝）[110]。
就交往目标而言，面对文明交流互鉴中不同主体存在着的差异化目标与期待，如何在共存与互构中形成更加平等的文明交往生态，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以“一带一路”主题研究为例，有学者通过对十年间国际政策叙事版图的分析，提出了“价值观板块化”的概念，并发现相比于浅表阶段的内容、渠道、数据、技术之争，国际传播已经迭代至价值观的本质竞争阶段，我们需要深挖中国式现代化的当代价值与世界意义，打通从价值链到供应链、再到产品链的稳定供给环节，在不同价值观板块间的对话与协调中不断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景嘉伊，胡正荣）[111]。
五、媒介化社会中的连接与交往
在媒介化社会背景下，媒介广泛而深入地嵌入进社会的各个层面，与诸多场景紧密相连，媒介的社会化进程与社会的媒介化态势双向促进、协同演进，不断重塑着人们连接与交往的方式。
（一）媒介与流动：现代社会中的脱域再嵌与身份想象
近年来，随着现代社会向陌生人社会转变，“附近”逐渐在消失，“流动”成为个体的日常实践与生活方式。川藏线背包客的媒介实践，让我们看到了在现实与虚拟空间中一种名为“结伴”的社会关系和联结方式，突出展现了当下人们游走于熟悉与疏离、个体与群体、线上与线下等复杂场景间的变化样态（孙信茹，王智勇）[112]。
而作为舶来品兴起于国内、以互联网逻辑为主导的“数字游牧”生活方式，也映射着这种变化样态背后城市病、社会内卷化等现实语境的生成机理。基于此，知识青年们形成了“数字游民”的群体意识，并在个体流动中去想象、共创和实践一种“理想生活”，但这种身份的建构依赖于媒介的制造与协商，当下仅在表征领域获得了可见性，在实然层面上依旧是未竟的（张文娟，张菱珂）[113]。但也有学者指出，围绕“数字游民”的讨论大多预设了其与现代社会主流生活方式的二分，内含着与地方的割裂。当“数字游民”嵌入到在地情境时，我们又能看到这个群体以流动为方法，在破解城乡资源要素流动难题中完成身份想象的可能性，即“数字游民”在与地方社会的链接中重新获得了价值感，成为“数字乡民”（沙垚）[114]。
除此之外，游走在城市与乡村之间的返乡青年也是现代社会中的一个主要流动群体，他们面临着城乡再嵌与个人生活世界重构的问题。有研究发现，作为连接城乡世界的中间力量，返乡青年群体以短视频为底层技术逻辑，建构出了一个有别于城市世界与乡村世界的中间景观，实现了城乡间的交往与情感连接，并在这种双向融入的过程中完成了从“返乡者”向“新农人”的身份蜕变（张杰，罗敏）[115]。
在老龄化程度逐渐加深的今天，我们还要关注到在现代社会中一些流动的数字边缘群体。以“随迁老人”为例，作为“老漂族”的他们在晚年离开家乡，随子女迁徙到城市中，同样面对着脱域与再嵌入的困境，社交媒体虽在一定程度上以社交补位的方式于虚拟空间弥合了实体距离，但老人们自我同一性等现实的个体差异依旧影响着他们从互联网形态的媒介化社会中获得支持。面对这一群体，家庭内、代际间的深度沟通才是实现老有所依的重要途径（庄曦）[116]。
（二）媒介与记忆：“物”的记录与“人”的回忆
自人类开始使用物质化“代具”进行内容记录以来，媒介与记忆的关系越来越紧密，在物与人的交互、“记”与“忆”的耦合中，一张记忆之网被共同编织出来（胡康，郑一卉）[117]。
与此同时，媒介技术的不断演进带来了记忆不同的储存与呈现方式。当下，一种新的媒介记忆类型——AI化记忆走入人们的日常生活，人工智能的算法机制通过对智能穿戴、知识获取、移动社交等场景的个体数据进行选择性加工与呈现，让人们看到了一种被重组后的“数据化自我”，AI技术由此完成了对个体记忆的技术嵌合（周莉，陈沐恩）[118]。更进一步来说，在云这样一个可以“复活”电子媒介的基础设施加持下，从个体经历到整体的社会生活都会被完整记录与永久留存，成为具象化的“数字第三持存”。换言之，在数智时代，一方面，记忆不止来自我们“人”的主动回忆；另一方面，人对于记忆的“遗忘”权力也变得遥远。在这样的情况下，人关于记忆的主体性空间将面临重构（郑一卉，胡康）[119]。
在人与媒介技术的主体博弈外，我们还看到了源于媒介记忆的数字怀旧兴起。作为数字交往实践中一种独特的“后视镜”，数字怀旧背后所蕴含着的是当代社会转型中人们复杂的情感结构（吴志远，马一琨）[120]。一方面，人们将媒介物本身视为数字怀旧的对象，探讨起对过时媒介技术的美好回忆，勾连起了遥不可及的社会时空。另一方面，媒介又成为数字怀旧的二重中介（刘瑀钒）[121]，人们通过在社交媒体平台上进行记忆展演，完成了对数字化的媒介记忆再生产。以豆瓣平台的卡带趣缘群体为例，用户有关卡带的个人记忆在豆瓣空间的互动情境中触发了群体性的技术怀旧行为，串联起了围绕卡带物质、情感关系和集体文化的“技术的记忆”，同时，豆瓣平台这种“记忆的技术”又在不断推动与影响着有关卡带的媒介记忆再书写（邓秀军，李雅莹）[122]。
综上，无论是AI化记忆还是数字怀旧中的记忆再生产，我们要看到的是，“记”作为一个实在过程，是“忆”的前提，而“忆”都是“记”实在过程的后发行为。换言之，媒介所记录的内容如何唤起和激活“忆”这种行为的机制是媒介记忆研究的关键，而当前许多研究者忽视了这一点。未来，学界可以结合心理学的学科知识进一步探究（周莉，陈沐恩）[123]。
（三）媒介与乡村：空间生产与乡村治理新景观
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不断推进，中国的乡村社会正经历着深刻的变革。劳动力外流使得传统村落日益“空心化”，与此同时，新型农村社区正在建立，新旧之间，乡村的传播网络呈现出了不一样的特点，为媒介参与下的现代乡村治理提供了不同维度的思路。
就“空心村”而言，相比于工具性地嵌入以微信为代表的技术媒介空间，“空心村”的村民更倚重由过去“站街”等身体实践构筑的“具身媒介空间”，“身—心—空间”的一体理念让“附近”的意义凸显，提示着乡村治理要以具身交往的方式嵌入到村民的生活场景中，关注“附近”的问题域，将具身与线上数字治理相结合（乔丽娟）[124]；而在以连片规划为特色的新型农村社区中，生活、文化、社会叠加的空间生产，让乡村得以重返熟人社会，传统与新兴等多种媒介和传播方式开始嵌入到村民的日常生活，呈现出了可沟通性质的乡村传播网络，推动自上而下的乡村治理转变为主动规范的自治（何志武，陈天明）[125]。
以“为村”为代表的平台治理实践通过再造乡村的数字公共领域，让我们看到了乡村共治的新景观。作为一个新型数字平台，“为村”嵌入到了现有的乡村自治和服务组织中，通过线上动员、线下征召，资源整合、情感连接，不断协调乡村中多元主体的资源与力量，催生了一种更有内生性行动力的实践主体，共建了一个公开交流、平等对话与共同合作的数字公共领域（周孟杰）[126]。同时，这里也成为村民维系情感的纽带，通过媒介化实现的地域性网络社区再组织，兼具了机械团结和有机团结机制，一种属于乡村的“媒介化团结”由此产生（牛耀红）[127]。
媒介深度嵌入乡村的生产生活和乡村治理中，不仅推动了数字乡村公共空间的再生产，还充分激发着内生性的乡村治理潜能。在贵州“村超”这一全国关注的体育赛事中，媒介化实践通过彰显村民文化主体性、“重新强连接”乡村关系激活共同体能动性、发现与转化乡村文化传统资源等方式，让基于地方传统产生的“村超”体育赛事不仅可见、可交流，获得了广泛关注，同时还成功搭建了内生性乡村文化治理的实践框架，让乡村治理通过观照在地文化传统与惯习，真正实现了借助媒介的力量可持续地为乡村振兴赋能（王鸣捷，白汶龙）[128]。
参考文献：
[1]向芬.名与源：关于新闻传播学“中国学派”问题的重思[J].社会科学战线，2024(02):190-200.
[2]周勇，李昊凯.中国新闻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历史脉络与独特底色[J].中国编辑，2024(08):4-11.
[3]方卿.新闻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时空视域[J].新闻与传播评论，2024,77(01):1.
[4][7]赵静，张涛甫.中国式现代化与新闻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J].现代出版，2024(05):21-31.
[5]周庆安，许涌斌.建构中国新闻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十个基本问题[J].编辑之友，2024(01):21-29.
[6][13]张涛甫，翁之颢.智能时代新闻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新认识与新命题[J].中国编辑，2024(09):4-11.
[8]邓建国.“求似析异，文明互鉴”:建构中国新闻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的路径探析[J].南京社会科学，2024(01):110-121.
[9]杨保军.确立当代中国新闻理论“标识概念”的基本标准[J].新闻记者，2024(02):3-14.
[10]杨保军.论当代中国新闻理论“标识概念”的基本构成及其主要关系[J].国际新闻界，2024,46(06):6-21.
[11]杨保军.当代中国新闻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实践呈现方式[J].编辑之友，2024(08):5-13.
[12]胡正荣，叶俊.从主体意识到普遍意义：中国新闻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概念化路径[J].中国编辑，2024(07):4-10.
[14]王斌，李曜宇.前提革命与视域革新：基于数字新闻实践的未来新闻学知识体系建构[J].编辑之友，2024(07):20-29.
[15]王润泽，武家璇.新闻学基本概念的实践重塑和知识规划[J].新闻与写作，2024(05):5-13.
[16]熊壮，陈力丹.“改造我们的学习”:准确、全面地引证马新观经典论著[J].传媒观察，2024(02):55-63.
[17]王润泽，米湘月.新闻世界：新闻学元概念和问题的新探索[J].新闻大学，2024(01):33-47+120.
[18]胡钰.真实与积极：当代中国新闻观念的核心要义[J].青年记者，2024(01):65-69+86.
[19]朱清河，万涛.“两个结合”视域下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中国化的四重逻辑[J].安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52(03):102-112.
[20]郑保卫.论“七个坚持”与中国特色新闻学话语体系和知识体系建构[J].当代传播，2024(02):4-10+20.
[21]朱清河，尤成.习近平文化思想与新时代中国特色新闻学的知识体系建构[J].当代传播，2024(04):4-9.
[22][25][28]张秀丽，李开渝.在地实践何以理论化？中国新媒体传播知识生发的自主性考察(1994—2024)[J].编辑之友，2024(07):30-37.
[23]王鑫.“媒介思维的谱系”与“重新定义传播”:媒介与传播研究的西方视角和中国问题[J].社会科学战线，2024(04):165-175.
[24][27]连水兴，陈经伟.数字中国的传播学理论表述与实践路径[J].新闻与传播评论，2024,77(06):73-85.
[26]胡翼青，沙璨.媒介视角下的中国新闻传播思想史研究：2017—2023[J].全球传媒学刊，2024,11(01):38-51.
[29]潘祥辉，乐和晴.“传学”简史:“中国传”研究之于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的价值重估[J].传媒观察，2024(10):5-17.
[30]孙玮.发现媒介:中国互联网发展与媒介意涵重塑[J].新闻与写作，2024(04):25-34.
[31]沙垚.乡村传播与中国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J].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24,61(02):116-119.
[32]曾培伦，张雨.作为“实践”的融合：后SSK视阈下的中国媒体融合研究[J].未来传播，2024,31(03):15-24+132.
[33]李欣人，韩志瑞.重访传统与文明交往：跨文化传播学的本土化建构[J].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24,46(03):50-58+88.
[34]黄欣荣.从ChatGPT到Sora：生成逻辑、哲学本质及世界图景[J].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45(06):72-80.
[35]喻国明.Sora作为场景媒介：AI演进的强大升维与传播革命[J].青年记者，2024(04):47-51.
[36]喻国明，滕文强，李钒.生成式AI对人类认知带宽的延展与认知框架的重构——基于分布式认知技术的分析[J].新闻与写作，2024(10):15-24.
[37][47]刘海龙.生成式人工智能与知识生产[J].编辑之友，2024(03):5-13.
[38]胡泳.人工智能驱动的虚假信息：现在与未来[J].南京社会科学，2024(01):96-109.
[39]周妍，沈天健.生成式人工智能视域下虚假信息的层级化运作机理与治理[J].编辑之友，2024(08):75-83.
[40]马爱芳，胡泳.人工智能的国际治理：理论框架、现实困境与模式探究[J].新闻与写作，2024(01):69-80.
[41]喻国明，金丽萍，卞中明.小有小的用处:大模型传播生态下的小模型——概念定义、技术构造与价值角色[J].新闻记者，2024(01):3-17+58.
[42]孙少晶.生成型媒介：一个元概念的提出[J].新闻与写作，2024(05):45-59.
[43]陈昌凤.智能平台兴起与智能体涌现：大模型将变革社会与文明[J].新闻界，2024(02):15-24+48.
[44][57]邓建国.“延展的心灵”和“心灵的延展”：人机传播研究的具身AI转向[J].新闻大学，2024(03):77-90+119-120.
[45][49]杜骏飞.论AI交往的三个基本理论问题[J].新闻大学，2024(03):33-46+118.
[46]彭兰.“镜子”与“他者”：智能机器与人类关系之考辨[J].新闻大学，2024(03):18-32+117-118.
[48]彭兰.智能传播中的人类行动者[J].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61(04):25-35.
[50]马中红，吴熙倡.社交聊天机器人的性别偏见——基于小冰系列的对话测试研究[J].国际新闻界，2024,46(04):72-89.
[51]郭全中，张金熠.生成式人工智能价值观的存在问题及伦理风险[J].新闻与写作，2024(10):68-76.
[52]韦路，陈曦.人工智能时代政治传播的理论创新[J].现代出版，2024(03):16-26.
[53]喻国明，苏芳.作为真实世界模拟器的媒介与后真相时代的“拨乱反正”——以Sora为例解析数字文明时代的媒介新范式[J].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45(04):143-148.
[54]常江.自动化的困境：AI、数字媒体生态与“后人类”的未来[J].新闻界，2024(02):25-33+85.
[55]张洪忠，任吴炯.超越“第二自我”的人机对话——基于AI大模型应用的信任关系探讨[J].新闻大学，2024(03):47-60+118-119.
[56]洪杰文，黄煜.“制造”情感：人机情感的生成逻辑与隐匿性困境[J].新闻大学，2024(01):61-77+121.
[58]喻国明，苏健威.生成式AI时代交互范式与人机关系的重构——从图形控件交互到自然交互[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4,45(04):129-134.
[59]邓建国，韩志瑞.人工智能有文化吗？论人机交流中的文化之困及其化解[J].新闻与写作，2024(10):25-35.
[60][64]匡文波，姜泽玮.智能媒体新质生产力：理论内涵、运作逻辑与实现路径[J].中国编辑，2024(07):29-35.
[61]强月新，胡青山.主流化、平台化、智能化：新型主流媒体的演进逻辑与实践进路[J].新闻大学，2024(08):30-42+118.
[62]周葆华，陆盈盈.生成式人工智能影响下的新闻生产创新:实践与挑战[J].青年记者，2024(03):5-11.
[63]陈昌凤，袁雨晴.智能新闻业：生成式人工智能成为基础设施[J].内蒙古社会科学，2024,45(01):40-48.
[65]徐笛.界定数字记者：以“新闻专长”为标尺[J].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57(01):102-109.
[66]常江.人工智能时代的新闻行动者：人机比较与未来生态[J].新闻与写作，2024(10):36-45.
[67]王敏.超越“想象”？——一项数字时代新闻工作者受众观念的田野研究[J].新闻记者，2024(02):31-43.
[68]白红义，曹莹.作为符号资源的10万+：中国新闻从业者的“流量想象”[J].新闻与写作，2024(03):5-16.
[69]李红涛，杨蕊馨.受众难驯？——中国数字新闻业的受众建构与算法公众想象[J].新闻大学，2024(01):16-32+119-120.
[70][78]曾祥敏，刘思琦.媒体融合十年考：传播体系、社会治理与自主知识体系现代化的实践路径[J].现代出版，2024(01):47-60.
[71]胡正荣，李荃.融媒十载：中国媒体融合的行动逻辑、价值意涵与实践路向[J].传媒观察，2024(07):5-12.
[72]张涛甫，陈曦.媒体融合十年：新媒体与传统媒体的互动共演机理[J].新闻大学，2024(08):14-29+117-118.
[73][76]喻国明，耿晓梦.从场域重构到路径适配：走向未来的媒体融合[J].新闻大学，2024(08):1-13+117.
[74][81]朱春阳.中国式媒体融合十年的问题清单考察[J].新闻大学，2024(08):97-116+121.
[75][80]胡正荣.从整合到融合，再到全媒体传播体系——主流媒体的变革之路[J].南方传媒研究，2024(05):6-9.
[77]吴志远，胡翼青.从“媒介融合”到“交往融合”[J].当代传播，2024(03):75-82.
[79]漆亚林，黄一清.主流媒体与数字平台一体化发展的型构图景与突破进路[J].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03):66-77+170-171.
[82]朱鸿军，王涛.全党办媒体：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全媒体传播体系建设的适配理论探索[J].新闻大学，2024(08):43-54+119.
[83][86]严功军.国际传播共同体：理论本质、内涵阐释与实践路径[J].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24,46(03):44-49.
[84]陆佳怡，赵安琪.“全球南方”：构建国际传播自主知识体系的视角[J].对外传播，2024(10):32-35.
[85]吴雷，唐远清.国际传播自主知识体系视域下人类命运共同体概念体系建构刍议[J].对外传播，2024(10):57-61.
[87]沈正赋.中国式现代化的国际传播：中国话语与中国叙事体系建构[J].中国出版，2024(02):3-8.
[88]任孟山.国际关系理论与国际传播研究的路径联结：权力竞争、相互依赖与身份认知[J].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47(04):101-108.
[89]陈虹，张文青.中华文化国际传播效能提升的战略转向[J].新闻大学，2024(04):1-14+116.
[90]吴瑛，苏洁.区域国别国际传播的历史、理论与方法[J].东疆学刊，2024,41(03):9-19+143.
[91]史安斌，郑恩.跨域主义视域下的数字华流:国际传播的认识论转向和实践创新路径[J].北大新闻与传播评论，2024(00):41-59.
[92]于洋.传播美学与国际传播理论创新[J].中州学刊，2024(08):170-176.
[93]贾文山，樊丽.论新时代文化传播学：新闻传播学转型的内生逻辑、现实条件与实践路径[J].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44(01):159-170.
[94][99]崔波，黄智尚.AI涌现：国际传播生态新物种、新范式和新秩序[J].出版广角，2024(03):21-27.
[95]王维.多模态AI赋能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国际传播的逻辑机理、现实风险与路径创新[J].民族学刊，2024,15(06):39-48+134.
[96]胡正荣，闫佳琦.生成式人工智能的价值对齐比较研究——基于2012—2023年十大国际新闻生成评论的实验[J].新闻大学，2024(03):1-17+117.
[97]吴瑛，孙鸣伟.AIGC时代涉华国际舆论的演变、风险与敏捷治理——以ChatGPT为例[J].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05):105-115+171-172.
[98]林升栋.国际传播中人工智能与人类智慧协同赋能研究[J].湖北社会科学，2024(07):15-20.
[100]何天平，蒋贤成.平台时代的复调传播——文明交流互鉴视域下的国际交往模式变革[J].新闻与写作，2024(06):36-46.
[101]郭晓科，应志慧.释放地方活力:国际传播中心建设的重点、难点和关键[J].对外传播，2024(03):18-22.
[102]张毓强，姬德强.“全球地方”视角下的中国国际传播新格局[J].对外传播，2024(01):66-70.
[103][108]史安斌，朱泓宇.迈向“平台世界主义”:数智时代国际传播前瞻[J].对外传播，2024(01):10-14.
[104]赵永华，廖婧，窦书棋.中国形象的“他塑”:“洋网红”对海外受众认知、情感和行为的影响——基于YouTube视频受众评论的分析[J].新闻与传播评论，2024,77(02):93-105.
[105]张国涛，李斐然.网络微短剧：制播新态、内容新维与国际传播新貌[J].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04):78-88.
[106]张伊妍，邵逸涵.如何在海外视频社交媒体上讲好中国故事？——2019-2021年油管（YouTube）不同类型账号之间的多层议程设置研究[J].国际新闻界，2024,46(02):6-31.
[107]黄典林，安柯宣.造船出海：中国社交媒体平台国际化发展的历史语境与路径抉择——基于WeChat与TikTok的比较研究[J].新闻与传播研究，2024(05):81-94.
[109]田浩.消弭数字区隔：构建跨文化情感共同体的可能与可为[J].新闻与写作，2024(01):36-44.
[110]张秀丽，李开渝.从情感触发到共享触达：短视频讲好中国故事的情理融通研究[J].中国编辑，2024(01):38-43.
[111]景嘉伊，胡正荣.价值观板块化形塑国际传播议程——基于“一带一路”的叙事性政策分析[J].国际新闻界，2024,46(05):6-27.
[112]孙信茹，王智勇.结伴:数字媒介与流动的社会关系——川藏线背包客的联结实践考察[J].传媒观察，2024(02):22-34+2.
[113]张文娟，张菱珂.未竟的身份：中国式数字游民身份的媒介化制造与协商——基于大理数字游民社群的田野考察[J].新闻与写作，2024(07):76-90.
[114]沙垚.流动作为方法：数字游民在中国乡村——以光山数字游民基地为例[J].新闻界，2024b(04):28-35+47.
[115]张杰，罗敏.城乡中介化生活世界的意义建构与交往关系再生产——基于返乡青年短视频实践的考察[J].新闻大学，2024(02):14-27+117-118.
[116]庄曦.流动的老年与虚拟的社交：随迁老人微信社会支持研究[J].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01):135-146.
[117]胡康，郑一卉.“记忆”之辨：新闻传播学领域记忆研究的概念辨析与方法论反思[J].新闻与写作，2024(08):62-72.
[118][123]周莉，陈沐恩.邂逅“算法时光机”：AI化记忆的技术嵌合与主体逃逸[J].新闻与传播研究，2024(01):67-82,127.
[119]郑一卉，胡康.“活”在云端：基于云的数智记忆实践及其意义研究[J].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24,46(01):21-30.
[120]吴志远，马一琨.数字怀旧：互联网记忆展演背后的社会心态研究[J].新闻记者，2024(02):77-96.
[121]刘瑀钒.记忆的双重中介化：基于CCD相机的青年怀旧文化研究[J].新闻与写作，2024(03):101-109.
[122]邓秀军，李雅莹.从个人情感到文化认同：豆瓣平台卡带趣缘群体的技术怀旧与媒介记忆书写[J].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24,46(07):125-134.
[124]乔丽娟.“具身媒介空间”偏向与“差序格局”的重构——一个空心村的实证案例研究[J].国际新闻界，2024,46(06):91-109.
[125]何志武，陈天明.因地制“仪”：新型农村社区的空间生产与乡村传播网络重构[J].编辑之友，2024(01):75-83.
[126]周孟杰.乡村数字公共领域再生产研究——基于腾讯“为村”平台治理的实践考察[J].新闻与传播评论，2024,77(02):70-81.
[127]牛耀红.媒介化团结：流动社会中的社区再造——基于地域性网络社区形成的过程性研究[J].新闻大学，2024(02):28-43+118.
[128]王鸣捷，白汶龙.乡村体育文化的新媒体传播与治理——基于“村超”的田野考察[J].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24,46(01):161-168.
本文引用格式参考：
胡正荣，张帅.立足实践，面向世界：2024年新闻传播研究前沿话题盘点[J].青年记者，2025(01):5-16+34.
来源：大众日报一点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