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勇兼备的湘军大将罗泽南殒身武昌城下…

摘要：正是由于胡林翼、罗泽南等人急于拿下武昌，以抽兵前往支持江西战局，因而加大了对武昌的攻势力度。在去年十一月时，从广东新购的600尊新式千斤大炮陆续到位，这也增加了湘军的底气。

正是由于胡林翼、罗泽南等人急于拿下武昌，以抽兵前往支持江西战局，因而加大了对武昌的攻势力度。在去年十一月时，从广东新购的600尊新式千斤大炮陆续到位，这也增加了湘军的底气。

二月二十六日时，李续宾等四营千余人进攻塘角（即坛脚），数千太平军进行抵御，经过一场激战，太平军大败，湘军追杀了十里之遥才罢兵。二十八日，湘军约定三路会攻，但太平军选择了坚守不出。由于得知陆路已经被封锁，九江、黄州方面的太平军赶紧溯江而上，通过水路为武昌守军补充了兵力及弹药，在得到补充之后，太平军才于三月初二大开城门，多路猛扑湘军营地以试图打破封锁。

在中路的太平军分为了三股，一股两三千人出望山门循江而上，牵制驻扎石咀的川军；一股三四千人由长虹桥直逼胡林翼大营，另一股则由八步街小心潜行，试图偷袭胡林翼大营的后路。胡林翼在判明了敌情之后，一面命手下两个营前去迎战长虹桥的敌人，一面名另外两个营前去抵御八步街的敌人，虽然湘军在兵力上处于绝对的劣势，但两军反复冲突、相持不下，随着湘军援军的赶来，太平军最终大败而归。

在东路的敌军，有近万人分路前去抢占小龟山等制高点，又有来自鹰嘴阁的三四千太平军前去攻打湘军唐训方营。在罗泽南的亲自指挥下，经过一番奋勇鏖战，东路太平军的攻势也被挫败，湘军乘胜猛追，为了防止尾追的湘军乘机破城，守城的太平军不等人马全部撤回便落下闸板，将五六百人留在城外化作了湘军的刀下鬼！

按理说在此情形下，武昌城是不应该进行再次强攻的，然而恰恰是出于急于求胜的心理，罗泽南率部冲杀到了城下，守城太平军于是猛施枪炮，一时间枪炮如雨，冲在前面的罗氏右额不幸被一颗小枪弹击中，伤情甚重，以至于鲜血染红了他的衣襟，然而罗泽南依然誓死不退，又力战了多时才回营。

据胡林翼的奏疏中所记，罗泽南受伤的当日，他亲往洪山探视伤情，当时罗氏尚可以坐在营外布置战事；胡林翼为罗氏延请医生前来诊视，又住在罗的大营中寸步不离予以照应；有子弹打进了罗的脑袋里，深约两寸，难以取出，伤情非常凶险。初六时罗的伤情开始恶化，他变得神志不清、气喘不已，而且汗流如注；初八上午，眼看罗泽南已在弥留之际，胡林翼见状不免痛哭失声，罗氏握手向其诀别，竟没有一句涉及个人私事，只是一心都在军国大事上，罗氏叮嘱胡林翼道：“危急时站得定，才算有用之学！如今武汉未克，江西又陷入危局，我等力薄兵单，无法兼顾，一死何足惜，只是大事未了耳！你等要好生撑持……【4】”

罗氏话未说完，便瞑目而逝，朝廷下诏命以巡抚的规格安葬。一个多月之后，由于江西士民吁请为罗氏建立专祠以志纪念，曾国藩在陈述此事的奏折中，便如是表彰罗泽南道：“臣又窃念罗泽南以穷苦诸生，砥学砺行，伏处授徒。咸丰元年荐举孝廉方正，亦未请咨赴京。其胸怀恬淡，不求闻达，概可想见。乃一旦仗义从军，毅然以身许国，冒危险而不顾及。蒙圣恩荐升监司，加衔藩牧，赏赐勇号，赏戴花翎。弥觉受宠若惊，誓灭贼以报君恩。闻其弥留之际，殷殷以武、汉未复为憾。忠诚内蕴，久而弥笃。揆之有功德于民则祀，以死勤事则祀之义，实属相符。合无仰恳天恩，准予江西地方为罗泽南建立专祠，以褒臣节，而从民望。”【5】

所谓“艰难困苦，玉汝于成”，人在顺境之中不仅难以提升自己的抗压能力与精神韧性，而且也很难深入地认识自己、认识世界（比如就人性而论，人往往是倾向于高估自己的）；反之，在经过了艰难世事的磨砺之后，人就容易获得成长，甚至于最终成就伟大的事业。

如果一个人总是得志，尤其是少年得志，便很容易变得自高自大，变得目空一切，而很多时候成功可能来自于诸多外在的条件，比如运气，所以在面对更大的考验时，那些自高自大的人也就很容易被从现实与精神上双重击倒。曾国藩为人不自高自大，也是因为他一生之中所经历的挫折太多，如此一来就容易令他认清楚自己，自知才短的他不敢有丝毫的放松，朝乾夕惕，兢兢业业，因而才能成就一番人所不及的功业！对此，刘蓉曾经说道：“盖（曾）公一生事业，多在艰苦刻厉中，虽晚岁际遇正隆，而未尝自逸也。”【6】

罗泽南起自孤寒，终成曾国藩、曾国荃兄弟口中的“吾邑伟人”，胡林翼对此也感受实深，为此他在挽罗氏时不吝其辞道：

一

公来使我生，公去使我骇，公逝使我悲,七尺躯系天下安危,存宜尸祝,殁宜尸祝;

贼至还他战,贼退还他守,贼炽还他死, 一腔血酬半生知遇, 成亦英雄,败亦英雄。

二

上马杀贼，下马著书，仗大力撑持，真秀才，真将军，真理学；

前表出师，后表誓志，痛忠魂酸楚，有寡妇，有孤儿，有哀亲。

罗泽南其人肉身虽死而英魂常在，他对身后诸将的影响显然是极大的，这也包括了他对湖湘士人精神的滋养，因而我们不应该只晓得和只记住一个曾国藩。此后，像民国时期又出现了像孙立人将军这样扬威异域的名将，及像湖南籍的齐学启将军这般的“现代文天祥”，不能不说这也多要归功于民族军事智慧、牺牲精神之传承。

武昌迟迟不下，罗泽南殒命疆场，四月间江忠济部楚军又传来噩耗：他们在攻打通城的过程中，遭到太平军数万之众的围攻，激战三天之后江部营垒被攻破，三千部众几乎全军覆没，江氏本人战死，年三十八。

这一阶段，曾国藩在江西的处境自然是难上加难，形势相当之严峻！据他后来所说，当时道路被截断无法与湖南方面进行通信，于是他便募集了死士，以隐语的蜡丸书形式试图向湖南乞援，但太平军方面也高价收买了很多民间人士，要他们去阻拦和搜捕携带密信的人，一旦抓获就杀死并悬尸街衢，前前后后共有百余死士被害，极少有可以逃生的【7】。

这一时期曾国藩在通信中已经使用密语的情形，如四月初八他在给六弟曾国华的家书中便这样写道：

“温六老板左右：三月二十八，有小伙计自鄂来江，乃初九起程者。接润之老板信三条，知雄九老板噩耗。吾邑伟人，吾店首功，何堪闻此！迪安老板新开上湘宝行，不知各伙计肯听话否？若其东来，一则恐无盘缠，二则恐润老板太单薄。小店生意萧条。次青伙计在抚州卖买较旺，梧冈伙计亦在彼帮助，邓老八、林秀三亦在彼合伙也。雪琴河里生意尚好，浙闽均有些伙计要来，尚未入境。黄虎臣老板昨往瑞州去做生意，欲与印渠老行通气，不知可得手否。余身体平安，癣疾全愈。在省城与秋山宝店相得，特本钱太少，伙计又不得力，恐将来火食为难耳。余不一一……”【8】正是出于对大哥的担心，曾国华随后便请准了父亲，经小道前去湖北找胡林翼搬救兵。

撰写《湘军志》的王闿运由于曾国藩仅推崇其文才而不认可其运筹帷幄之能，不免对曾氏颇有微词，两人在性情、观念等方面也颇不相契，但王闿运在光绪四年二月二十七日的日记中还是这样写道：“夜览涤公奏，其在江西时，实悲苦，令人泣下。然其苦乃自寻得，于国事无济，且与渠亦无济，反有损，要不能不敬叹，宜其前夜见梦也。世有精诚，定无间于幽明，感怆久之。彼有此一念，决不入地狱。且吾尝怪其相法当刑死，而竟侯相，亦以此心耿耿，可对君父也。余竟不能有此愚诚。‘闻春风之怒号，则寸心欲碎；见贼船之上驶，则绕屋彷徨。’《出师表》无此沉痛。”王闿运在七天前曾梦见了曾国藩，他认为这是因为自己所写作的《湘军篇》，其中颇能传达出曾氏的苦心！在王氏看来，曾国藩出于一番感人的“愚诚”，才对于国事如此上心，那些过度的悲伤与苦楚都是他自寻来的，这样的负面情绪不仅对他个人及国事毫无助益，反而有害，但也恰恰是由于他的这份可对君父的耿耿之心，使得从面相上看原本该被处死的一个人，后来竟位至侯相！

虽然此时的南昌处于一种被敌人战略包围的困境之中，分明有难以独木支撑的架势，但从实际情形上看，曾国藩在江西的处境暂时还没有到山穷水尽的地步，而且很多方面都在慢慢改观；只是由于他的军事经验很少，此前又颇为顺遂，乍遇如此挫折，不免备感苦痛！当然，从一种中长期的趋势来看，他也的确有理由感到绝望。

随着时间的推移，太平军在江西的根基越发稳固，他们在吉安、临江、瑞州、南康等地设立了船厂、炮厂、硝厂等，已经可以自行解决军械及补给问题，从而形成了难以轻易解决的“坐寇”局面；而且像九江、湖口、瑞州、抚州、袁州之类的守将，其之所以顽固坚守，固然是由于太平军在用人上有所进步（这多半还是石达开的拣选与布置），但也是慑于杨秀清军法严酷的缘故，他们担心成为石凤魁、黄再兴之流，因此从长远而言湘军还将会碰上很多硬钉子，这让人是极为苦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