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虽然电视台五月份已经开始试播，但还没有自己独立的地盘，在中央广播大楼的四楼西翼。因为是新建单位，里面还没有办公用具，需要带着自己播大楼的四楼西翼。因为是新建单位，里面还没有办公用具，需要带着自己的办公桌椅。
初创时期
那是1958年8月。丁一岚给了我机会，我马上就到新的工作岗位去了。
虽然电视台五月份已经开始试播，但还没有自己独立的地盘，在中央广播大楼的四楼西翼。因为是新建单位，里面还没有办公用具，需要带着自己播大楼的四楼西翼。因为是新建单位，里面还没有办公用具，需要带着自己的办公桌椅。
到了电视台，我最吃惊的是面对的又是柏丽斯！她已经先我来到电视台，并且又负责人事，正管我的工作安排。
她摆出一副领导面孔对我说："你在电台做的是编辑。这里要办个《电视节目报》，缺个编辑，你就来吧。一个星期出一期，组稿、排版、校对，直到出版，全由你负责。报纸篇幅不大，一个人就够了！"
她是如此干脆地主宰着我的命运。我只好服从她的安排，当上了《电视节目报》的编辑。
《电视节目报》是个独立于电视行当以外的工作。虽然从前在报社住过，但我并不熟悉办报的学问，这是个新的课题。
组稿太难了。虽然报纸版面只有一张两开，但电视台"五一"刚刚试播，能够宣传的节目太少。这份报纸只有我一个人搞，从组稿、编排、付排、校对到付印……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任何一步工作都少不了！我每个星期都得忙到星期天晚上！那时只有几百台黑白电视机，谁会来订这份报纸？《电视节目报》的有无其实无关紧要。有人对我说："报纸印得不错，可惜没几个人看！"
坚持办完《电视节目报》第四期，我实在忍不住了，去找台领导罗东提出意见："现在办《节目报》没有必要，连电视机都没有多少，有几个人看它？"
"我也认为现在办它为时过早，暂时不搞了，以后再说。"
没有想到罗东同意停办《节目报》！我要求调动工作，罗东也一口就答应了："节目组值班导演缺人，你愿意，就去吧。"
调到节目组，非我所愿，因为值班导演就是按时间把规定好顺序的那些电视节目挨个儿"切换"出去。更要命的是，节目组的头儿是柏丽斯兼任！节目组只有她一个人，我到了她手下，能有好日子过吗？
但是罗东已经把话说出口，我就不能再提要求了，刚到新地方，不能给领导"对工作挑肥拣瘦"的印象。我总结过教训，千万不要得罪领导，不然，吃亏的是自己。我只能努力去和柏丽斯搞好关系。
柏丽斯知道我今后直接归她管理，显得很热情："好哇！这下我们同行啦。今天晚上，你就来看看电视是怎么播出去的。"
我虽然来电视台个把月了，但还没有见过电视是怎么播出的。当天晚上，柏丽斯就把我领到切换的操作台去"见识"了一下。
播出的房间很小，那座广电大楼只是广电局和广播电台的办公楼，根本不是做演播室用的，用于播出的比较大些的房间，处于最西头。它既是操作播出节目、播音的地方，也是播出过一两个小型电视剧的演播室。房间里隔出一个小房间，里面放有两个台子﹣﹣影像切换台和音响操作台。节目就由这台子上的机器开关切出去。演播室里预备了不少字幕牌："断片，请稍待"、"机器故障，请稍待"、"新闻"、"通讯"、"文艺转播"、"专题"、"晚安"……这些字幕牌都带轮子，可以推来推去，用完了就推到墙边去。
那天晚上，节目正播出电影《寂静的山林》。柏丽斯领着我在四周转了一圈后，进入了操作间。录音师曾文济在音响操作台上控制着音量。柏丽斯指给我看图像操作台上的各个按钮，告诉我它们的作用，然后就接着说："你在这儿坐会儿，我去打杯水。"
她拿起水杯出去了。我好奇地望着那些按钮。说实在的，柏丽斯说得太快，我根本没有记住那些按钮都是干什么的。这时，电影忽然断片了，恰恰是在国民党的飞机空载来的士兵大批降落的时候！我慌了：这怎么办？断片了！
曾文济也急了："这个柏丽斯干嘛去了！"
这时，柏丽斯端着水杯进来了："怎么还不赶快切掉？"她从操作台的对面就伸手过来按"晚安"的按钮，我赶紧喊："还没完哪！"但是她的手已经按下去了！
这是个大事故！虽然看电视的人不多，但却有人打电话来了："这是个反革命事件！为什么国民党的飞机降落后就结束？是国民党反攻大陆了？"
为了查清事故原因，罗东立即召集了在场工作人员的会议。柏丽斯指着我说："是杨洁值班，她切错了！"
我傻了，怎么是我的错？这时曾文济插话了："怎么是她值班？明明是你嘛！"
罗东看了我一眼，叫我出去。
我走出室外，忍不住热泪盈眶。怎么我就逃不出柏丽斯的手心呢？连有人证的事她也能撒谎！
五分钟后，罗东叫我进去，对在场的人宣布："柏丽斯是个老党员，在节目播出中擅离职守，还把自己的过错往别人身上推！小杨今天刚刚进操作台，她懂什么？她还提醒你节目没完，你也不听！先写检讨，怎么处理，看情况再说。"
我真心感激罗东明察秋毫，感谢曾文济仗义执言。我看了看柏丽斯的脸色，那叫一个难看！她没有敢像在陕北台时那样撒泼，但她看我时目光中的敌意，真像能把我吃下去。
电视值班导演，是个虽然简单却十分重要的工作。由于是个新兵，我心情非常紧张，生怕切错画面，怕搞错节目，也怕迟到耽误工作……虽然由于长期播音已经养成了守时的习惯，但还是常常梦见自己迟到而惊醒。
听说试播期出了不少笑话。有一次，正在"断片，请稍待"时，演播室里那个六十多岁的管理员老范小心翼翼地探出头来问："完了吗？"他的头恰好伸到了画面里字幕的前面！电视屏幕上赫然出现了他的一个大特写﹣﹣满脸皱纹的一个老头儿在向观众悄悄地发问："完了吗？"真能让观众吓一跳！
那时，因为人少，播音员只有沈丽环一个人。当她忙得分不开身时，罗东就叫我代替一下。我曾替她播出过新闻（图像的旁白）。有一次，我念到"布宜诺斯艾利斯"时，打了个结巴。罗东在播完后把我叫去，严肃地问："为什么结巴了？"
我不好意思地回答："对这个名字很生疏。"
罗东说："你不是当过好几年播音员吗？布宜诺斯艾利斯怎么会不熟悉？"
他没有多作批评，却已经使我无地自容。事后，我把这个名字背了个滚瓜烂熟。其实我的几年播音生涯中，真没有念过这个地名，只是在家里学习地理时背过，所以当看到这个名字时，忽然想起小时候的事，就打了个结巴！
莫斯科剧院来北京演出芭蕾舞《天鹅湖》《吉赛尔》，台里要转播。为怕观众看不懂意思，我向罗东建议："是不是写个旁白介绍内容？"他非常同意，并让我写，我因为看过，所以很容易就写了出来。罗东说："你写的，就你来播！"于是我又首次作了芭蕾舞的解说员，还到剧场里报过结束语。总之，罗东极大地发挥了我的能量。现在，柏丽斯对我是敢怒而不敢言了。
忘记是哪一天了，我正在导演室值班，蔡畅和邓颖超来参观电视台。我事先不知道她们的到来。听说后，我吃了一惊。我怕见她们，我不愿意见大官，他们地位越高，我就越躲着。尽管以前在延安时，她们对我很关心，很照顾，但时过境迁，她们会记得我这个小老百姓吗？要是想不起来，岂不丢人？同时我怕万一她们认出我来，问起"组织问题解决了吗？"我何以对答？我正想躲开，罗东、孟启予台长已经陪着她们进到我们的小演播室来了，我只得在原地迎接她们，满心希望她们已经把我忘记。但是，没等罗东介绍，她们就认出了我："这不是拱之的外甥女吗？你在这里工作呀！"我只得不好意思地招呼她们："蔡妈妈！邓阿姨！"
她们没有问我入党什么的问题，寒暄了几句就继续参观了。我却尴尬得一头汗！我怕见她们，最怕被问起："组织关系解决了吗？"
在节目组待了不多日子，我实在不愿老干这打杂的工作，于是又向罗东提出要求：我喜爱文艺，也干过文艺工作，希望调到文艺组去。
罗东马上就同意了："文艺组也缺人，你去文艺组也好。"
我大喜过望，没想到我真的遇见了一位能照顾我的爱好、成全我的愿望的领导！又能回到文艺工作岗位，而且是电视的文艺工作，这是我梦寐以求的呀！
第二天，我就到了文艺组，开始了我生活中新的一页，也就是开始了我的终生事业。
文艺组的试播阶段
中央电视台处于试播期，当时还叫北京电视台，整个电视台当时也不过三十多人，就像一个大家庭！成员由各个地方调来。我记得时政新闻力量比较强，有八大摄影师﹣﹣叶惠、李华、孔令铎、冀峰、戴维宇、侯刚、朱宏、文英光，都是由新影、北影、八一等电影厂来的。他们负责每天的新闻采录工作，在专业摄像师不够的情况下，他们也参与摄像工作。
文艺组人少，只有三个﹣﹣孟浩、郝立刚和曹淑贤，我去了是第四个。
前两位是部队里调来的男同志，年龄都是四十多岁，小曹和我差不多。孟浩是组长，我们叫他老孟，他管我叫"老杨"！从来没有人这样叫我，我向他抗议："我才二十多岁，你干嘛叫我老杨？"
他说："你十几岁我也叫你老杨！"没辙！
我们相处得很好。文艺组人少，没有什么严格的分工。孟浩和我负责戏剧、戏曲，郝立刚和小曹负责歌舞、杂技、曲艺。孟浩和郝立刚是操作台上负责"调机"（在耳机里指挥摄像师给镜头）的导演。我和小曹是副导演，负责"切换"（将镜头按导演的意图切出去）的。副导演什么都得干，不论是节目的选择、联系剧院、剧场、买转播用的票、票的分配、和剧团搞关系、操作台上切换……反正是一应俱全，种种全包！这对我是个很好的锻炼，我什么工作都干过，什么事情怎么办全都知道，无论哪个环节都难不倒我。虽然忙，但我非常高兴，我的力量有地方发挥了！
文艺节目都是实况转播舞台节目，没有录像。那时的技术条件极不成熟，摄像机经常出故障，得停下来修理。有时转播中只剩下一台摄像机在工作，连换镜头都不能，只能看见舞台上有人，至于剧情、人物，那就管不了了！只能硬着头皮转下去！三台摄像机保持正常播出是很少有的事。
记得有一次，预定转播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话剧《蔡文姬》。我向首都剧场购买转播票时，他们拒绝了，说是剧院不同意。我就给剧院领导﹣﹣戏剧艺术家欧阳山尊打电话，他很不客气地说："你们转播不行，把戏搞得乱七八糟！糟蹋了我们的艺术！"
我如实汇报给了罗东，罗东问我打算怎么办，我说："我建议向周总理反映情况。"
罗东同意我的意见，让我回去打个报告。我打了报告，要求周总理关心这个新生事业，希望演出单位理解我们的初创难处，给我们以锻炼提高的机会。报告交给了罗东。很快，周总理就过问了这件事。北京人艺主动欢迎我们去转播，但是要求我们不要搞得连戏都看不懂！这个要求是合理的，但在那时，这个问题真不是我们能够解决的。
为了搞好与各个剧场经理的关系，台里要宴请剧场经理，由我负责邀请和组织，局里行政处的马、刘两位处长作陪。
当宴会已经酒醉人酣时，处长们竟要喝起茅台来！那多贵呀！我小声提醒："马处长，饭钱别超过预算！"
他不理会："我有的是钱！你叫司机回去取一箱台里的茅台来！"
我吃惊不小，茅台！还"一箱"！我在他耳边提醒："今天就到这儿吧？"
他一挥手："嗨，你不用管！"
茅台拿来了，大家更兴奋，但一箱茅台没喝完，客人们就有的趴在桌上打起了呼噜，有的嘻嘻哈哈说个不停，醉言醉语的我听不懂。我想请示结束这场宴会，可是到处找不到处长，原来他出溜到桌子下面去了！
第二天，我到行政处去报账，但处长们没有上班。我下午再去，马处长上班了，他脸上贴着些纱布，有的地方涂了红药水。我问他怎么回事，他对我摇手不答。
司机悄悄告诉我，那天送他回家，他还没进屋，就倒在家门口的煤堆上睡着了，脸都被煤块扎破了。
孟浩是个大大咧咧的人，不注意小节，经常一边跟人说话，一边脱了鞋，搓着脚丫缝里的泥！我经常向他提意见，但他就是不改，还满嘴粗话，可能是部队上的习惯，一有意见就骂街，什么都说，口无遮拦！他调到地方上工作，比在部队的工资少了些，他就老是嚷嚷："老子穷得要租老婆、卖孩子啦！"有一次，罗东来我们组里谈事，他的老毛病又来了！谈话带着"老子、老子"的，罗东瞪了他一眼："什么老子，谁的老子？"他一下子噎住了。
孟浩就是这样一个人，特粗鲁，但可爱，我们叫他是典型的"兵痞"他也乐于接受："兵痞就兵痞，老子就这样！"
那时的摄像机没有变焦距镜头，摄像机上面装着四个镜头，镜头号分别是500、180、135、75，可以从近景到全景。转播时，如果导演要某个摄像机出什么景别，就得叫出某个镜头号来。所以导演必须记住每个摄像机的机位、多大的镜头能出多大景别，不然就会出错。常因为导演叫号不准确将镜头改来改去和摄像师闹得不愉快。
孟浩在操作台上调机时，真是手忙脚乱，又要看剧本，又要喊某个摄像机给出什么镜头，比如说："三号机！180镜头给张三；二号机，300镜头给李四！……"但他总是记不住，我经常要提醒他。
他每次转播都是大嗓门儿，吵得我耳朵受不了。我告诉他："不用喊，耳机里能听见。"但他改不了。等到下半场，他喊累了，懒得喊了就说："你来吧！"把剧本往我这里一推，抠他的脚丫子去了。我知道他的毛病，所以每次我都会对剧本很仔细地看过几遍，做到心里有数。他把剧本推给我时，正是我实践的机会。
他常常问我："你怎么把镜头号记得那样清楚？我怎么不记得？"
这段时间，是我最忙碌也是最愉快的时间。我有数不清的事情要做，要干各种零碎的工作，要学习尽量多的东西，要熟悉各个方面的关系，最重要的是要提高导演的技术和艺术。欧阳山尊的话给了我很大的刺激。虽然我们现在只能作实况转播，但实况转播也不能这样被动地"只要画面里有人就行"（孟浩语）！如果连戏剧的情节和剧中的主要人物都交代不清楚，谁还愿意看电视转播呢？
我力图把转播的作用发挥到最好。为了充实自己，我买了电影学院的专业书籍来读，对如何使用镜头语言以及电影和电视的区别进行研究；然后对照书本上的理论选择某个舞台剧来做实验，在实况转播中用三台摄像机分镜头的方法来表现和突出舞台上的戏剧情节和人物。我经常对转播的戏事前不厌其烦地多看几遍，边看戏边在剧本上定出分镜头来。
我向孟浩提出我的想法，他笑我："异想天开！舞台剧分镜头？哪儿能顾得过来！"
我反驳他："你满足于镜头里有人就够了？"
他说："有人就不错了！机器一坏，连人都没了！"
他说的有一定道理：分镜头考虑得再仔细，机器出了毛病就全乱套了！好在随着技术员越来越熟练，摄像机的毛病也相对少了些。我于是可以有机会实现一点我的想法。
郝立刚和孟浩性格不同，他比较稳重、斯文。俩人经常也发生些争论，但都是一会儿就过去。他们俩在一块儿，郝立刚像个哥哥，但其实他比孟浩年纪还小点。
电视台的工作人员逐渐来的多了，组也建多了，少儿组、时政组、新闻组相继成立，文艺组也加了人；虽然人还不齐，但总算有了雏形。广电局的半层楼里，实在住不下了。一个电视台，连个像样的演播室都没有，如何开展工作？台领导决定在广电局的后院，破土动工，建设电视台的房子。
开工的那一天，电视台的人都去参加劳动。我也干了一个上午，虽然干的是比较轻的活儿，但还是浑身酸疼，尤其是腰，疼得直不起来。我去医院看病，医生说："你腰椎侧弯，是手术后的影响，没法治，只能穿钢丝背心。"
我问他："要穿多久？"
"穿上就一辈子。"
我想了想，穿上那家伙，以后就永远得穿着了！不行，我不能穿！医生说："你不穿，以后就得注意，不要做体力劳动，任何劳动都会使它侧弯得更厉害！"
他给我开了一张"永久免除体力劳动"的证明。
1959年，组里有了一些变化。孟浩忽然少言寡语，不再大声叫嚷了。党员们在开会，听说是"反击右倾翻案风"，孟浩因为他的口无遮拦，这下吃到苦头了。他为生活条件降低而发的牢骚，尤其那"租老婆卖孩子"成了他的罪状，是否还有什么别的问题，我就不知道了。我挺同情他，他不是个坏人，只是说话太随便，有什么说什么，他是个不搞阴谋、不使坏心眼的人。再说，谁也不可能真的去租老婆卖孩子，不过是嘴上痛快罢了，何必如此当真！大概又是有任务下来，不整几个人过不了关，拉出几个平素有点儿毛病的人来批一批而已。
没过多久，这事过去了。但孟浩沉默多了，就像变了一个人，操作台上的事他更大撒把儿，放手不管了。
电视台的新房子盖好了，有播送室，有广播剧团的团址，还有广播剧场。我们搬了进去。
搬了新家，人员也有了改动，孟浩离开了。他的走，我都不知道。郝立刚也走了，小曹到了节目组﹣﹣这倒是她自己要求的。最早的四个人如今只剩下我一个人。虽然有了后面调来的邓在军、黄一鹤，但他们都是搞音乐、歌舞的。
随即，更大的变化来了。文艺组里的戏剧组被和盘托出到广播电视剧团，说是"合并"！我十分不理解，电视台自己不管文艺节目吗？电视台需要的文艺节目多种多样，自己的文艺组指挥起来不是更加得心应手吗？为什么要合并到与文艺门类并不完全相同的剧团去呢？广播电视剧团主要搞广播剧，电视剧那时根本没有几个，剧团怎么能兼管电视文艺呢？……我向罗东反映我的意见，但这次他没有表态（我不知道罗东那时已内定被调离）。
我对这次的"合并"非常不满。我曾气愤地对孟启予说："等着瞧吧！现在你不要我们，不到一年，你还得把我们搬回来！"
罗东走了，孟启予升任"一把手"。罗东为什么离开，我不知道，是组织需要？是他自己不愿在这里？还是其他？我对他的离去非常遗憾，因为他是个非常好的领导者。他利落果断，明辨是非，和蔼不失威严，可亲而且可敬，善于识人、用人，发挥人的积极性。这样的领导是难能可贵的。在相处的这段时间里，他给我留下了极好的印象。我相信"合并"这种主意，绝不是他出的。
现在，剧团里的导演和演员，只要谁对某个节目有兴趣，都可以上操作台去"练练手"。我看作无比神圣的电视节目，竟然成了新奇的玩意儿！那段时间里，我只有权转播他们不感兴趣的戏曲节目。这时，剧团里的演员莫萱被分配来搞戏曲，她是个戏迷。她的到来，戏曲节目就变成我和她两个人做了。她当切换导演，我得从头教给她怎样掌握转播技术。
毕竟电视剧和转播电视节目不一样，在操作台上准确地喊出机位和镜头号，用三台摄像机表达整晚的戏剧表演，不经过一定时期的锻炼，是不可能做到的。所以那期间的电视转播节目，质量更加下降，简直是惨不忍睹。我向电视台党办提出了我的意见：剧团把电视转播当成业余的实验，没有专业思想和实践锻炼，怎么能搞得好？他们回答我："马上就要调来几个电影学院的大学生，加强戏剧组的力量。"
不久，大学生调来了，一共三个人﹣﹣王岚、赖淑君和大刚。
同时，电视台也感到文艺组搁在剧团不便于领导，决定把文艺组从广播电视剧团撤回电视台，同时从剧团调来了王扶林、笃远怀和自己要求进电视台搞戏曲节目的莫萱。
这样，正如我预言的，我们又回到了电视台。现在台里开始重视文艺节目的管理，要建立一个像模像样的文艺导演组，其中有相对明确的分工，即戏剧、歌舞和戏曲。
我这时被分配到戏曲组，戏剧从此离我远了。
步入正轨
文艺组内现在的分工：歌舞方面（包括音乐、杂技、曲艺），由邓在军、黄一鹤等负责；戏剧方面有篁远怀、王扶林、王岚、赖淑君、大刚（不久就调走了）；戏曲是我和莫萱、宋洪（宋洪原是个理发员，被侯宝林看中，调去学说相声。但宋洪不会唱，唱歌跑调得厉害，侯宝林放弃了他。电视台把他搁到戏曲组当切换导演）。那时戏剧和戏曲的分工并不是绝对的，分工不分家，忙起来时，什么节目都可以兼。
其他部门都建成为单独的组。摄像师集中到一个组里，叫摄像组，其他还有美术组、灯光组、音响组等，都各自独立。他们不只负责文艺节目，包括电视台的各类节目，比如专题、新闻、采访……只要不是胶片拍的，他们都管。每次节目都由组长指派，不论业务水平高低，轮流执行，一视同仁，机会均等。
我对于这种指派的办法不满。电视是镜头艺术，摄像师是镜头的掌握者，每场转播都将近三个小时，需要三个摄像师。他们要应付各方面的节目，不可能专业化，摄像师的水平和经验对播出大有影响。而派来参与转播的摄像师经常连看戏的时间都不能保证，更不可能要他们按照分镜头来给出镜头。摄像师的水平良莠不齐，有的根本对业务不熟悉，因此他们每逢转播都处在高度的紧张状态中，因此不是所有的摄像师都能适应这样的工作。有一次转播《红灯记》，一个姓刘的摄像师竟然昏倒在剧场（后来他改行做了编辑）!
我无法改变现状，只能要求摄像组的头头尽量派给我业务比较好的摄像师。这样我就可以和他们谈镜头，使他们按我事先分好的镜头本给出镜头，以保证转播的质量。
我本来不懂也不喜欢戏曲，除了小时候听妈妈哼过《苏三起解》《空城计》，在文工团里梁玉儒大哥教唱过几句京剧外，没有接触过其他戏曲。在延安时，肖丁曾经带我去看过一次秦腔，但还不到三分钟，我就逃出来了。那种唱腔我无法接受，感觉像鬼哭狼嚎。现在却让我搞什么戏曲！但我不能向领导去要求改变分工，因为现在戏剧组的导演们都是专业学院毕业的，而我不是！在这一点上，我无法和他们抗衡，我只有接受目前的分工，并从中找到自己的乐趣。
台长孟启予指定戏曲组由我负责。我不愿意管人，也不愿意人管我！尤其和莫萱合作，因为性格不同，她办事比较慢，比较"磨蹭"，总和我的办事节奏搞不到一块儿，让我当这个三个人的"组长"，我感到比较麻烦。记得那天孟启予找我谈话时，我告诉她："如果一定要个组长，就让莫萱当！"孟启予坚持，我推脱不掉，就摔门而出。孟启予追在后面对我喊道："杨洁，你就真的不肯帮帮我吗？"这句话，带着哭腔。我想起了在陕北台播音时和她的友情，尽管一肚子不乐意，也只好当上了这个"组长"。
我和莫萱进行了分工，凡是演团体头上挂"中国"的，就由我负责，如中国京剧院、中国评剧院、中国戏曲学校等，凡头上挂北京的，就由她负责，如北京京剧院、北京戏曲学校、北京风雷京剧团等，转播则一人一次。这样井水不犯河水，各有所司。
接触多了，我慢慢地喜欢上了戏曲。戏曲博大精深，源远流长，有独特的魅力。像京剧、昆曲、评剧、越剧、黄梅戏、吉剧和一些地方戏，我都很喜欢。
戏曲的表演，真有绝招！水袖功、翎子功、打出手、亮靴底……旦角的娇柔妩媚、小生的英姿勃发、老生的刚劲苍凉、净角的孔武有力……越来越让我感到妙不可言。真是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我觉得这是个无穷尽的天地，够我去发掘的。
由天灾和人祸共同酿成的三年困难时期已经过去，经济开始复苏，艺术的黄金时代也开始了，戏剧、歌舞、音乐都如雨后春笋般出现了不少好节目。话剧汇演让戏剧组的几个导演分不开身，我也捞着几次转播的机会。戏曲舞台上也不例外，真是繁花似锦，精彩纷呈。中国京剧院分了四个团，分别由老、中、青演员组成。每个团都各有名角，各有好戏。中国戏曲学院的学生毕业了，都分配到了中国京剧院。古老的戏曲艺术焕发着青春活力，演员一个个生龙活虎，年轻漂亮；生、旦、净、末、丑，个个在行；唱、做、念、打，样样到位。新编剧目也多，李少春、袁世海主演的《野猪林》，杨秋玲、王晶华主演的《杨门女将》，刘秀荣、张春孝、谢锐青主演的《白蛇传》，刘长渝主演的《春草闯堂》，孙岳主演的《满江红》《孙安动本》，马连良主演的《海瑞罢官》，上海京剧院的《李慧娘》……这些剧目弘扬的是忠君爱国、匡扶正义、为民请命、自我牺牲的悲壮情怀，让我心潮激荡，热血沸腾。
外地来京汇演的地方戏剧目也都是精彩连连，各具特色。像沪剧《芦荡火种》《半把剪刀》，绍剧《三打百骨精》，高甲戏《连升三级》等，数不胜数，美不胜收！
最令我难忘的是，众多京剧名家合作，同台演出了全部的《群英会》。那里面有马连良、谭富英、叶盛兰、裘盛荣、袁世海、萧长华、张君秋……这次演出真是一次空前绝后的旷世之举，是一次京剧艺术家的群英会，堪为经典！在转播时，我怀着一种敬重和悲哀的心情﹣﹣我敬重这些老艺术家们的争相奉献的精神，也为无法把这过眼即逝的时刻保留下来而悲哀！他们还能有多少次同台献艺的机会呢？
那时也是文艺组的黄金时代。各个组仿佛都憋足了劲儿，暗暗地比试！歌舞组把小提琴协奏曲《梁山伯与祝英台》搬到我们新建的播送室来，做了加工处理﹣﹣加上了电影《梁山伯与祝英台》的画面，使其更加感人；戏剧组在算远怀的创意下，搞出了以相声为主的每周一次的"笑的晚会"，观众非常欢迎……我则除了转播节目外，在几个方面动手：1．专题戏曲晚会，如《丑戏集锦》，把好几个丑角为主的戏集中到一起，其效果类似"笑的晚会";《苗圃新篇》，是专门介绍有成就的青年演员；2．专题节目，把著名的戏曲艺术家请到演播室来表演，同时介绍生、旦、净、末、丑各种流派及特点；计划从老生的流派谈起，马（连良）派、谭（富英）派、骐（麟童）派、言（菊朋）派；请戏曲专家如戏校的钮镖、北京大学的吴小如等讲解戏曲知识和技巧；3．请名演员到演播室来演出。
这期间，我印象颇深的一次是1963年的某一天，言慧珠、俞振飞来我们演播室演出《墙头马上》。我早就听说过言慧珠的名字，只是从来没有见过，一见她，真是吃惊，原来她这么漂亮！高挑的个儿，美丽的脸庞，不凡的风度，傲岸的气质，真的不像戏曲演员。她的扮相、唱功、表演真叫我着迷。俞振飞则大不一样，有些秃顶，老气横秋，但扮上小生，还是风度翩翩。我当时不知道他们是夫妻，因为从外形上看，挺不般配。他们演完了，我送他们出门。我们边走边聊，但突然出了点意外。我的高跟鞋后跟是细的，一下子插进了地下的铁丝编的垫子里，拔不出来了，我一使劲，另一只鞋也卡进去了！我十分狼狈。这时，言慧珠扶着我，俞振飞则俯下身去，把我的鞋一只只拔了出来！这件事让我想起来就感到无地自容！
把戏曲节目搬到电视台来演出，我早就有这个想法。戏曲节目是舞台上经过千锤百炼的产物，是成熟的艺术作品。虽说转播只是二度创作，但我可以锦上添花。如果把一个适合的节目搬下舞台，给它加上真实的环境，会有变化吗？会有新的感觉吗？我相信肯定有！
我做的第一次试验是中国戏曲学院实验京剧团的《卖水》。演员是刘长瑜，那时刚满18岁，是学院的尖子生。我一看见她的表演就喜欢上了她，非常活泼可爱的小姑娘，演得又好。我决心用她的戏来开始我的实验。
播送室里搭上了花园的景。墙上有一个圆门，墙里墙外的戏就在这里演了。事前我几次三番地排练，对摄像师讲镜头。这就算是早期的戏曲艺术片了吧。这些节目都是实况播出，最怕的是摄像机坏掉。一旦摄像机出了问题，洋相就直接出在观众面前了。
此后，我又把评剧《双玉蝉》、京剧《钟馗嫁妹》也依法炮制，搬到演播室来加工处理，以期取得比舞台更好的效果。
我的工作对象是医务所、兽医站、养老院，工作内容是查账。可我没有学过数学，连除法都不会，虽然学了一阵子算盘，老打"一百二十五"的加法，也没学会，只好给他们念发票上的数字。我所在的那个三人小组的头儿就叫我去作"家访"，到农民家里催要并核对他们治病的欠款。
催欠款也不容易，得走遍我们所在的那个镇的八个村子。我不会骑车，只有走路，每天得走上几十里。走惯了，倒也不以为苦，只是脚变大了﹣-本来24.5的脚，变成了26的了！
我因为催讨欠款到过不少农民的家里，但我没有想到北京郊区的农村居然贫困到如此地步。有的人家，家徒四壁，病人躺在炕上无钱求医；有的人家，房屋漏雨，从屋里能够看到天，无法修理；有的人家，病人已经死去却无钱掩埋，活着的人半饥半饱，破衣烂衫，哪里有钱还账……在一个农家，我对一个看来相当苍老的妇女叫"大娘"，一问岁数，她比我还小一岁！
我没法当"黄世仁"，相反，我让他们带着病人："赶紧到医务所去治疗，不要你们的钱！"他们不敢去。我告诉他们："不要紧，我在那里等着你们，医务所不敢向你们要钱！"有人反映：以前治病没有疗效，花了钱，欠了账，人也没有治好。我告诉他们："那是因为医务所用了过期的药物，现在那些药已经被我们处理掉了！"
他们果然来了，医务所的所长敢怒不敢言，不得不免费给他们看病。看到他们得到治疗，我非常高兴，感觉到手里有点权力，能为他们做点好事多么快意！至于医务所长的不满，我才不管他呢。
这时，我回想起在三年困难时期，大姨妈从河南信阳来到妈妈家。妈妈当时住在离北京火车站不远的"象鼻子中坑"胡同里。大姨妈带来了家乡的悲惨消息：信阳没有粮食吃，菜叶树皮都吃光了，饿死了十几万人！还有吃人肉的……我不相信，这是特务造谣！我不许妈妈相信这些话，还要她"警惕"大姨妈为特务传谣……现在看来，北京郊区尚且如此，何况"困难时期"的河南呢？也许那些消息并非子虚乌有。
到了1966年，还没有回台里的消息！一月份，全组集中开会，许欢子给我看了一张《人民日报》，上面登着关于《海瑞罢官》的批评。我看不出什么问题来：《海瑞罢官》不是清官戏吗？有什么问题呀？"
她神秘地告诉我："要有大事了！"
我莫名其妙。
三月八日妇女节，夜里下了一场大雪。早晨，我一开门，雪竟有半尺来厚！我在扫雪时，心里琢磨："三月了！怎么还下雪？"又想想：《窦娥冤》里，六月还下雪哩，这不奇怪。"
很快，我们就接到了回台的通知。
【杨洁（1929年4月7日—2017年4月15日），籍贯四川营山，生于河南信阳，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国家一级导演、制片人、编剧，济南、青岛人民广播电台的第一位播音员，中国第一代电视导演，中国第一位女制片人，中国最具影响力导演。从六十年代起，杨洁开始负责电视戏曲节目。1974年，前往湖南电视台为毛泽东转播文艺节目。1979年，与邓在军联合执导了“央视首届春节联欢晚会”。1980年，执导了个人首部电视剧《崂山道士》。从1982年起，历时六年，开始拍摄中国首部神话剧《西游记》，该剧获得第四届“金鹰奖”特别奖、第六届“金鹰奖”优秀连续剧奖，第八届“飞天奖”连续剧特别奖。1987年1月29日执导的“齐天乐”春节联欢晚会在中央电视台播出。1997年10月执导的古装剧《司马迁》播出，该剧获得第17届中国电视剧飞天奖长篇电视连续剧二等奖。2000年2月执导的神话剧《西游记续集》首播。2008年10月获得“中国电视剧辉煌30年”最具影响力导演称号。2010年获得首届中国电视剧导演工作委员会“杰出贡献奖”。2017年4月15日杨洁因病医治无效逝世，享年88岁。】
来源：读书有味聊忘老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