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874年，紫禁城养心殿上，恭亲王奕䜣（xin）正率领一众内务府大臣，与慈禧太后及同治帝展开对垒，竭力反对母子二人动用国库重修圆明园。当辩论愈演愈烈时，慈禧向年仅十八岁的同治帝使了个眼色，同治转而指着奕䜣怒斥道：此位（指皇位）让尔，何如？

1874年，紫禁城养心殿上，恭亲王奕䜣（xin）正率领一众内务府大臣，与慈禧太后及同治帝展开对垒，竭力反对母子二人动用国库重修圆明园。当辩论愈演愈烈时，慈禧向年仅十八岁的同治帝使了个眼色，同治转而指着奕䜣怒斥道：此位（指皇位）让尔，何如？

奕䜣被这突如其来的反问吓慌了神，急忙叩头谢恩，带着自己的亲信仓皇离去。想当年，倘若不是奕䜣铲除咸丰帝留下的顾命八大臣，同治帝的皇位未必能够坐稳，慈禧为何要指使同治对他的亲叔恶语相向？

恭亲王奕䜣

本文在引用清代各项史料的基础上，探讨奕䜣与慈禧太后的权力斗争，进而对咸丰驾崩后的政局骤变一探究竟。

一、权力旋涡的博弈：从盟友到宿敌

爱新觉罗・奕䜣，清宣宗道光皇帝第六子，生母为孝静成皇后博尔济吉特氏，被封恭亲王，是清朝十二家铁帽子王之一。

奕䜣在咸丰三年（1853年）到咸丰五年（1855年）担任领班军机大臣，可谓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但在咸丰帝的恩宠下，奕䜣恃宠生骄，利用自己担任军机大臣的职权，联合内务府大臣强行以 “皇太后” 礼仪为母治丧。

新觉罗•奕詝（1831～1861），1850～1861年在位，年号咸丰

咸丰对此极为不满，认为奕䜣越权干预后宫事务，且借机试探皇权底线，故免除其军机大臣职务，奕䜣自此被排挤出权力中枢。

1860年，英法联军攻陷京城，咸丰仓皇带着一众心腹与妃嫔赶往热河，并在不久后于热河行宫驾崩，留下年仅六岁的同治帝载淳。

这一突如其来的变故，使得朝廷权力瞬间陷入真空，各方势力蠢蠢欲动。以肃顺为首的顾命八大臣，企图借辅佐幼帝之名，独揽朝政大权，公然宣称 “谕旨由大臣拟定，太后但钤印，弗得改易”，正式向慈禧发起挑战。

彼时的恭亲王奕䜣，虽贵为亲王，却在咸丰朝长期遭受猜忌，被排除在权力核心之外。当慈禧通过亲信秘密传递合作意向时，奕䜣敏锐捕捉到翻身契机。他以奔丧为名，乔装赶赴热河，与慈禧进行长达四小时的密室会谈。光绪的老师翁同龢在其日记中隐晦提及：

恭邸赴热河，密议于烟波致爽殿，时人莫测高深。《翁同龢日记》

这次会面，敲定了政变的关键细节。

慈禧太后

叔嫂二人深知深知，要想成功发动政变，关键在于掌握军权。于是，奕䜣积极联络在北京的军方势力，如胜保等将领，迅速控制了步军统领衙门等关键机构。

作为京师警备队，步军统领衙门堪称大清帝国的统治心脏，遥想当年，雍正帝正是凭借对步军统领衙门的掌控，才能在康熙末年的夺位之争中杀出重围，顺利继位。所以，奕䜣控制步军统领衙门后，政变成功的机率便有了大半。

1861年11月，在精心筹备之后，奕䜣与慈禧太后联手发动了辛酉政变。他们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顾命八大臣一网打尽。肃顺被斩首于菜市口，载垣、端华则被迫自尽，其余顾命大臣或被革职，或被流放。

政变成功后，奕䜣因功被授予议政王、首席军机大臣等要职，他不仅掌握了军机大权，还负责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全面主持外交和洋务事宜。而慈禧太后则通过垂帘听政，开始逐步涉足朝政核心，积累政治经验和权力资本。

这一时期，奕䜣与慈禧太后基于共同的政治利益，相互配合，共同维持着朝廷的运转。然而，这种看似稳固的权力联盟，却因两人在权力分配和政治理念上的分歧逐渐显现，

1865 年，翰林院编修蔡寿祺上了一道弹劾奕䜣的折子，这成为两人权力斗争的导火索。蔡寿祺在奏折中罗列了奕䜣的诸多罪状，如 “贪墨、骄盈、揽权、徇私” 等。这些罪名虽多为捕风捉影之词，但却正中慈禧太后下怀。

据《慈禧传信录》记载：

慈禧召见诸大臣时，声泪俱下，历数奕䜣跋扈之状。《慈禧传信录》

奕䜣对此深感震惊和愤怒，他对内指使文祥、宝鋆等重臣联名保奏，对外则联系外国公使施压。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下，慈禧被迫妥协，以同治帝的名义发布上谕，斥责奕䜣 “目无君上”“诸多挟制”，革去其议政王头衔。

此后，奕䜣与慈禧太后之间的权力博弈进入了白热化阶段。

1869年，奕䜣和慈安太后利用慈禧太后生病之机，示意并批准山东巡抚丁宝桢处死慈禧太后亲信安德海，由此引起了慈禧的猛烈报复。

慈安太后，咸丰帝的第二位皇后，广西右江道钮祜禄·穆扬阿之女。

1870年，清廷面临陕甘起义、日本侵台等危机，国库空虚。慈禧企图以 “孝道” 名义凝聚官僚共识，提出修缮三海（自辽金至明清均为皇家禁苑）。

当时，负责皇室开支的内务府由奕䜣管控，慈禧此举无异是在挑衅他的权威。

据《清实录》记载，三海修缮预算最初申报为白银120万两，但奕䜣通过户部核查发现，实际需挪用边防军费、漕运经费等共计约500万两。此时清廷年财政收入仅约700万两，且需支付《北京条约》赔款、湘军淮军军费等，国库实在不堪重负。顾念国家大局的奕䜣，在奏折中好声好气地上说到：

当此饷需匮乏，民生凋敝之际，兴此不急之工，恐伤国本。《筹议三海工程疏》

然而，慈禧却对奕䜣的奏折 “留中不发”，奕䜣转而争取慈安太后支持。慈安对清廷财政危机有清醒认知，且不满慈禧独断专行，二人携手使慈禧被迫搁置计划。

1874年，同治皇帝亲政前夕，慈禧故技重施，执意动用国库储蓄重修圆明园。奕䜣联合十余名重臣联名进谏，没成想触怒了同治帝。同治帝龙颜大怒的斥责奕䜣，这皇位要不让继给叔叔您做？

“此位（指皇位）让尔，何如？《清穆宗实录》

此时同治帝年仅18岁，心性尚未成熟，怎敢对议政王叔父出言不逊，幕后主使者恐怕大有来头。

同治帝朝服像

果不其然，慈禧随后便以 “朋比为奸，谋为不轨” 的罪名，将奕䜣等大臣降职、罚俸，进一步削弱其影响力。

至此，奕䜣在与慈禧太后首次权力斗争中彻底失败，慈禧太后在朝中权势进一步扩张，其独裁统治已初显轮廓。

二、关乎国运：革新与守旧的激烈交锋

从权力中枢的明争暗斗，到洋务革新的路线分歧，奕䜣与慈禧的较量，在近代化浪潮中持续上演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奕䜣深刻认识到 “探源之策，在于自强；自强之术，必先练兵”。1861 年，在他的奏请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成立，这不仅是中国近代外交的开端，更是洋务运动的指挥中枢。

在奕䜣主导下，一系列近代化企业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江南制造总局引进西方机器，生产枪炮轮船；福州船政局培养出中国第一批近代海军人才；轮船招商局打破外国航运垄断…… 这些举措，开启了中国近代化的艰难征程。

奕䜣的改革野心远不止于器物层面，在给同治帝的奏折中，他甚至隐晦提及借鉴西方政治制度：

洋人之向背，莫不以中国之强弱为衡，倘若我能自强，器利兵精，则中外可以相安无事，否则，我无可恃，恐难保无轻我之心。《应诏统筹全局折》

这种超前的改革意识，使他成为当时清廷中少有的清醒者。

慈禧虽支持引进西方技术以维护统治，但本质上是保守主义者，对改革的深度和广度保持高度警惕。

所以当奕䜣提议在同文馆增设天文算学馆，聘请洋人教习时，慈禧心腹、顽固派领袖倭仁激烈反对，称 “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

慈禧表面斥责倭仁迂腐，暗中却默许保守派抵制改革。这种首尾两端的态度，导致洋务运动始终在 “中体西用” 的框架下艰难推进。

1867年，围绕同文馆增设天文算学馆一事，革新派与保守派双方展开了一场激烈的辩论。倭仁认为学习西方的 “奇技淫巧” 只会败坏人心，导致社会风气的堕落。：“天下之大，不患无才。如以天文算学必须讲习，博采旁求，必有精其术者，何必夷人？何必师事夷人？”

面对保守派的攻击，奕䜣据理力争，指出 “中国之宜谋自强，至今日而已亟矣”。他巧妙利用朝中大员西方技术的好奇心理，争取到了保守阵营的支持。但这场辩论也暴露了他与慈禧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

第一批放眼看世界的严复也是由奕䜣所培养

其后，奕䜣曾多次提议开设新式学堂、派遣留学生出国深造，他聘请丁韪良、傅兰雅等外国学者任教，同时选派严复、詹天佑等留学生出国，培养了中国第一批睁眼看世界的人才。

但慈禧太后则担心新式学堂会培养出一批对朝廷不满的人，对自己的统治构成威胁，因此对极力否决。这种分歧随着改革的深入日益加剧，最终成为两人关系破裂的重要原因之一。

三：慈禧的狠毒手段：清洗与重塑

在积极推动新式教育的同时，奕䜣还注重在朝廷内外广泛招揽人才，构建自己的政治势力网络。

在中央，他重用文祥、宝鋆等洋务派官员，形成了以总理衙门和军机处为核心的改革派阵营；在地方，则大力支持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汉族官僚开展洋务运动。

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皆是奕䜣派的人

李鸿章在上海创办了江南制造总局、轮船招商局等一系列洋务企业，成为洋务运动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曾国藩则在安庆创办了安庆内军械所，开启了中国近代军事工业的先河。左宗棠在福州创办了福州船政局，为抵御外敌入侵提供了一定的军事基础。

这种中央与地方的联动，使奕䜣的影响力渗透到清朝政治、经济、军事的各个领域。与此同时，慈禧面对奕䜣的步步紧逼，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迫感。

1884年，中法战争爆发，清军在战场上接连失利。慈禧太后借此机会，以奕䜣 “委靡因循，办事不力” 为由，发动了 “甲申易枢”，将以奕䜣为首的全班军机大臣集体罢免，改组军机处，代之以醇亲王奕譞等亲信。

光绪元年，署宗令。十年，法兰西侵越南，王与军机大臣不欲轻言战，言路交章论劾。太后谕责王等委靡因循，罢军机大臣，停双俸。《清史稿》

此后，军机处和总理衙门大换血，洋务派官员或贬或黜，改革力量遭受重创。慈禧进一步控制科举取士，打压新式教育，将官员的提拔全部掌握在自己手中。

恭亲王奕䜣

被淘汰出核心圈层的奕䜣则家居养疾，常于京西的古刹戒台寺“养疾避难”，长达23年的权力斗争以慈禧完胜告终。

奕䜣被罢免之后，中国在工业近代化问题上日益裹足不前，李鸿章曾公开抱怨道：

枢廷无能主持大事者。《清代人物传稿》

李鸿章一语成谶，当洋务企业初见成效时，慈禧却将大量经费挪用于工事修建，进而满足自身的贪欲。1888年，海军衙门拨款3000万两白银修缮园林，而北洋水师因缺乏经费，在甲午战争中惨败。

洋务运动的失败，不仅是技术层面的挫折，更是晚清政治体制的深刻危机。奕䜣的改革理想，在慈禧的权力算计和保守派的阻挠下，最终化为梦幻泡影。

结论：

奕䜣与慈禧的权力斗争，本质是两种政治理念的激烈碰撞。奕䜣秉持满族亲贵的传统政治观，强调亲王辅政对维护皇室权威的重要性；而慈禧则追求绝对个人集权，试图打破传统权力制衡体系。正如费正清在《剑桥中国晚清史》中指出：“奕䜣代表的是满族统治集团的集体利益，而慈禧追求的是个人权力的最大化。” 这种根本分歧，决定了双方从盟友走向对手的必然命运。

此外，奕䜣在政治斗争中存在致命弱点。他虽具革新视野，却缺乏慈禧的狠辣与权谋。面对攻击时，往往依赖传统政治规则和群臣支持，而慈禧则善于利用宫廷权谋、舆论操控和帝王术，在权力斗争中始终占据主动。

慈禧的胜利，虽然暂时巩固了个人统治，但却将清朝这艘岌岌可危的巨轮，引向了快速覆灭的深渊。

参考文献：《清实录》《清史稿》《慈禧传信录》等

来源：历史那些事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