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这所百年大学，有过哪些好校长？

摘要：最近我写了几篇文章回忆大学春秋，引起读者共鸣，认为我们赶上了好时代。是的，那是一个追求知识憧憬未来的时代，如果没有母校南京大学多年积累的优良学风，没有前辈教育家和学问家为莘莘学子传道授业，恢复高考后首届进校的我们能茁壮成长吗？

12.22 知识分子 The Intellectual

南京大学校园。图源：南京大学本科招生网

撰文 | 丁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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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我写了几篇文章回忆大学春秋，引起读者共鸣，认为我们赶上了好时代。是的，那是一个追求知识憧憬未来的时代，如果没有母校南京大学多年积累的优良学风，没有前辈教育家和学问家为莘莘学子传道授业，恢复高考后首届进校的我们能茁壮成长吗？

在这篇文章里，我将对母校南京大学追根溯源，让历史经纬给我们温故知新。

一

1817年建校的密歇根大学，被誉为“美国公立大学之母”。在美国的州立大学中，它不仅历史悠久，而且也学科齐全、学术显赫。南京大学在某种意义上，也可被称为“中国公立大学之母”。

南京大学的前身是三江师范学堂，1902年始建于历史上曾为六朝古都的江南名城南京。她是清朝末期废书院、办学堂，顺应世界潮流实行新政的产物，是继中国第一所现代国立大学、位于首都北京的京师大学堂创办4年后，由两江总督刘坤一呈请朝廷在其辖区创办的第一所高等学府。

刘总督当年去世，他的继任张之洞所取校名中的“三江”意指江苏(江宁)、安徽（在历史上曾属江南省）及江西，而与浙江无关。张之洞是清末维新运动的重要人物，他的一句名言流传至今：“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学堂开创时的管理者不叫校长或“堂长”，而叫“总稽查”，听上去更像警察局长。总稽查先后由缪荃孙、方履中和陈三立担任，正式开学后改为由“监督”杨觐圭掌校。陈三立是大历史学家陈寅恪的父亲，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几日，他悲愤至极，绝食而死。

三江师范学堂的校名只存在了3年，就被接任张之洞的两江总督周馥易名为“两江优级师范学堂”。1906年一位新监督李瑞清上任了，这是南京大学历史上第一个有作为的校长。他出身进士，书法、金石和绘画样样精通，国画大师张大千年轻时曾授业于他门下。一接任监督，李进士马上全身心投入教育事业。其办学理念是：视教育若性命，学校若家庭，学生为子弟，始终不渝。他不遗余力提倡科学、国学和艺术，在之后的5年中，将学堂办成江南之冠，设理化、农业博物、历史舆地、手工图画等4科，学生超千人。到了辛亥革命，他像王国维那样士林气节太浓，虽未如后者一样殉情帝制，却也永久脱离教育界。大约从那时起，中国高等教育的新时代开始了。

南京大学史上的第三个名字更上了一层楼：南京高等师范学校（简称南高师）。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建立了中华民国。由于时局动荡，两江优级师范学堂停办，大多数师生员工饱受战乱而流散各地。先母曾告诉我，她父亲当时就读于两江法政学堂，也因学校解散回家，从此手执教鞭几十年，为民国培养了一批人才，也为我家兄弟姐妹培养了一位好母亲。

民国后所有“学堂”改名为“学校”。优级师范学堂改为高等师范学校，并由省立升为国立。停止办学3年的两江优级师范学堂组建成南京高等师范学校，由江苏南通的通州师范学校的校长江谦任校长。江校长胸怀大志，雷厉风行，很快修复了战争留下的破旧校园。南高师于1915年8月11日正式招生。南京高师继北京高师、武昌高师和广州高师之后，成为我国最早的4所高等师范学校之一。

1918年3月，因校长积劳成疾，教务主任郭秉文主持校务。一年半后，鉴于江谦长期病休，教育部正式任命郭秉文为校长。郭校长为南高师的发展壮大立下了汗马功劳。他是南京大学历史上的第一个博士校长。他1906年7月赴美留学，就读俄亥俄州的私立人文学院——乌斯特学院预科部，1908年秋获中国首批庚子赔款奖学金，入本校学理科，于1911年得理学士学位，随即进入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专攻教育学，1914年以《中国教育沿革史》的博士论文获颁哲学博士学位，成为中国第一个教育学博士。对现代美国教育有深远影响的实用主义哲学家杜威(John Dewey，1859-1952)长期任教哥伦比亚大学，他后来的另一崇拜者和学生胡适自那里毕业回国后，成为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发起者之一。

1915年学成回国的郭秉文随江校长参与了南高师的筹备活动。就任校长后，深受欧美教育思想熏陶的郭博士，在全国高校中首创对学校行政管理的改革。他民主立校，开中国高等教育教授治校之先河；设立了教务处、事务处和训育处，建成了8系8科，其中8系为国文系、英文系、哲学系、历史系、数学系、物理系、化学系和地学系，8科指的是“专修课”，如文理专修科和国文专修科。当时有人如此评价：“南高诸所擘画，颇异部章，而专科增设之多，尤为各高师所未见。”这时的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实际上已初具综合性大学的规模，为国内高师之翘楚。

今日南大女生应该知道，南高师是中国第一个正式开放女禁的公立高等学校。1920年夏，南高师公开招收女生，报考者100余人，最后录取8人，接受旁听生50余人，而与南高师一起行动的北京大学，仅仅招收了几名女旁听生。难怪之后中央大学的毕业生吴健雄去美国留学时，本打算前往密歇根大学，但一听说那里的一个学生中心，男生走大门，女生只能走边门，顿时大怒，因为这甚至在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的大学都不见，于是她决定留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读书。

二

历史车轮驶进了20年代，郭秉文担任校长第三年，南京大学史上第一次写上了“大学”字眼。1921年10月，由南高师脱胎而成的国立东南大学正式成立，郭秉文继续任校长。到了1923年，东南大学发展为由文理、教育、工、商、农5科组成的综合大学，拥有23系：国文系、地学系、政治系、经济系、数学系（天文附）、物理系、化学系、生物系（生理、动物、植物、解剖附）、心理系、教育系、体育系、农艺系（作物、土壤、农具附）、园艺系、畜牧系、病虫害系、农业化学系（农产制造附）、机械工程系、会计系、银行系和工商管理系，另设预科，不仅是东南地区最高学府，而且在全国也是独一无二的新型大学，为20年后成为中国第一高等学府创造了条件。这年，东大培养出首位毕业生严济慈，他日后是中国物理学界的泰斗。一百年前，郭秉文连续三届当选世界教育会副会长兼亚洲分会会长。后人将他誉为“中国现代大学之父”。

“中国现代大学之父”郭秉文。图源：南京大学校史博物馆、展览馆官网

在从南高师到东南大学的发展过程中，郭校长到处延揽名师，比如他任命自己在哥伦比亚大学的学弟陶行知为教务主任，也差点把另一个学弟胡适聘来。胡适回国后对他致歉：“如果不是蔡孓民（元培）先生和我早已有约在先，我一定会到南高执教。因为，早已有好些位和我一同留美的同学好友，如任鸿隽、陈衡哲、梅光迪等，都已经被你们拉到南高师去了。”在被郭秉文校长拉进南高师的50位留学生中，有一位是1918年毕业于哈佛大学的竺可桢博士。他不仅将南高师的气象学打造成中国最好的专业，而且是东南大学地学系创始人。他在那里的五年教授生涯中，开设并执教了许多不同学科的课程，培养了一大批后来名闻遐迩的地理气象专家。他也是一个多产的学者，总共发表了42篇科学论文，尤对远东台风研究取得创造性成果。这个南大地学系的奠基人和中国气象学的一代宗师，后来被任命为浙江大学校长。不出几年光景，他治下的这所一开始远逊于东南大学的浙江大学，被英国剑桥大学的中国科学技术史学者李约瑟(Joseph Needham，1900-1995)赞为“东方剑桥”。

郭秉文聘任的教授中，今人耳熟能详的还有文科汤用彤、梅光迪、柳诒徵、陈衡哲（中国第一个女教授）、陈中凡、吴宓、陆志韦，理科任鸿隽、胡刚复、熊庆来、何鲁、叶企孙、杨武之、曾昭抡，教育科陈鹤琴、孟宪承、李叔同，工科茅以升，商科杨杏佛、孙本文、马寅初、潘序伦和农科的秉志、胡先骕。在郭校长治下，东南大学在江苏这片明清以降中国最肥沃的教育土壤上，其师资力量和院系建设甚至超过了由国民党元老蔡元培任校长的北京大学。

蔡元培在执掌北京大学时，提出“教育独立”“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治校方针，而郭秉文于东南大学的任上，则提倡“学者治校”“学者不干预政治”“君子不党”的办学原则。蔡、郭二人办大学的理念可谓不谋而合，并且都成了中国高等教育史上被人铭记的教育家。在管理大学上，郭校长坚持了“四平衡”：通才与专才的平衡、人文与科学的平衡、师资与设备的平衡以及国内和国际的平衡。曾有人总结郭秉文校长的办学方针“归纳为一个’平’字。”他认为大学里“平天下”的“平”字，乃是治学治事最好的座右铭，“平能和，和乃独进。”

但是，军阀混战时期的中国，办教育谈何容易，1924年秋的第二次直奉战争结果是奉系大胜，段祺瑞出山，成为中华民国临时执政。郭秉文被段氏政府认为是直系同党，第二年元月被罢免校长之职，由江苏无锡有名的胡氏三兄弟中的大哥、私立上海大同大学校长胡敦复继任。全校师生坚决反对，通过决议抗议教育部随意任命。胡敦复开始也表示不就，但在3月9日，他突然来校就职，却被闻讯而来的学生逼其离校，史称“三·九事件”。可是部分学生的过火行为激怒了官方，两日之后校董会被教育部训令取消。一时间，全校师生分成两派，互相攻击，这导致学生无心求学，教授赋闲在家，甚至另觅去路。扬名天下的国立东南大学就这样开始一蹶不振。

这场易长风潮历时数月，不同人物依次登场、下台，临时校长、代理校长、兼任校长，像走马灯似的换来换去，无济于事。著名教授纷纷离校他去，比如心理学博士陆志韦去了燕京大学，化学教授王进去了浙江大学，生物学博士秉志去了厦门大学。尤其是数学家熊庆来去了清华大学，十年后成了青年华罗庚的伯乐。如果不是当局随意撤职校长，或许熊教授几年之后会在中央大学数学系，读到华罗庚那篇让他发现后者天才的论文《苏家驹之代数的五次方程式解法不能成立之理由》，出身江苏金坛的华罗庚就有可能从中央大学走向世界数学的舞台。后来的一些大学校长，比如重庆大学校长叶元龙、四川大学校长任鸿隽、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燕京大学校长陆志韦、云南大学校长熊庆来等，都出自东南大学。难怪80年代的南京工学院改名时非要改成东南大学不可，因为这个名字历史上太响亮了。当时，清华大学刚由清华学校改名而来，资金雄厚，正是招兵买马的好机会，东南大学的一场混乱给他们送去了数学、物理、化学、生物等5系的系主任。因此，南京大学在20世纪20年代就可谓中国的“大学之母”。

然而，“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1927年3月，国民革命军打下南京，一个月后国民政府在南京成立。作为东南第一学府，作为新首都的最高学校，东南大学的地位悄然发生了变化。

最初来到的并不是让东南大学学生欢欣鼓舞的好消息。中央政府决定，将东南大学与同在江苏境内的河海工科大学、上海商科大学、江苏法政大学、江苏医科大学以及南京工业专门学校、苏州工业专门学校、上海商业专门学校、南京农业学校等8所学校合并，组建成“国立第四中山大学”。第一中山大学就是为纪念出生在广东的孙中山而由广东大学易名的中山大学，位于广州市；第二中山大学就是现在的武汉大学；第三中山大学是浙江大学。这种排序完全按北伐军北伐进军的先后路线而定。南京因是北伐军攻克的第四座历史文化名城，故有“第四”之称。但它隶属中央政府，故在校名前加了响当当的“国立”二字。日内瓦大学的化学博士、年仅35岁的张乃燕被任命为校长。他是国民党元老张静江的侄子。中国大学90年代开始兴起的合并之风，在70年前就有了预演。

第四中山大学的校名是短命的。第二年春节前后，按照国民政府《大学区条例》中有关“各省大学依据地名名之”的规定，第四中山大学改名为江苏大学。

但是，不仅“第四”这个序数词听上去“排名”不高，“江苏”这个地名更让校园上下“不胜骇异”。国立大学的“江苏”校名怎么听上去好像是一所地方性大学，与首都身份极不相称。继1920年首次有人提议南京大学校名后，永久性“国立南京大学”校名建议又一次浮出水面。理由是国外许多著名百年学府，都是以京都命名的“首都大学”，如日本东京大学、英国伦敦大学、法国巴黎大学和德国柏林大学。可惜美国的“首都大学”虽在首都，却不甚有名，而且是私立的，否则乔治·华盛顿大学也会拿出示范了。提出“南京大学”校名的人列出无数理由，包括可与北京大学遥遥并峙，南北二校代表中国之最高学府，但都无济于事，到了2月23日，学校依令正式改名为江苏大学。

然而，“柳暗花明又一村”，“江苏大学”成了南京大学史上时存最短的校名，1928年5月16日，国民政府重新审议校名，终于将江苏大学改名为“国立中央大学”，成了名副其实的首都大学。这一校名在民国时代，再也没有变过，延时超过20年，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

张乃燕出任校长一职的时间，正好经历学校三改其名，但易名到中央大学时，朝野内外认为他的名望、资历等均不足以膺此职务，张本人亦提出辞呈。1928年6月9日，国民政府决定任命国民党元老吴稚辉为国立中央大学校长，但吴坚辞不就，因此张校长一直干到1930年10月辞职为止。这时，国民政府开始加强对首都大学的领导，派了时任中山大学校长的朱家骅接任他的位置。

朱家骅注定要成为中国现代史上的一个风云人物，1922年于德国柏林大学获得地质学博士后，他当上了北京大学地质系教授。大概他的德文也够好，居然同时兼任德文组主任。在这段时期，他是进步的，曾率领学生上街反帝大游行。1927年被任命为广东省政府常务委员会代主任，第二年参与创办中央研究院，第三年挤进了最高领导层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

朱氏执掌中央大学对学校带来的好处之一，就是他和国民党中央领导人蒋介石的良好关系所带来的经费大涨、聘人无数。如今的东南大学占据了中央大学的当年校址。校园里最有名最具特色的建筑是大礼堂。这不光是朱家骅校长任内时的杰作，而且其诞生史颇为有趣。这座设计独特、造型壮观有2700余座位的大礼堂，是他说服了要开全国国民会议的蒋介石，将会议场所放在中央大学校园而建成的。他下台后的1932年11月，这个大礼堂落成，一次性成了国民大会会议中心，却永久性属于中央大学，并成为民国首都大学的标志性建筑。因而，历史上国立中央大学的大礼堂，充当过国家大会堂的显要角色。迄今为止，中国还没有其他大学的会堂获此殊荣。可惜从1952年起，作为中央大学的合法继承者，大礼堂再也不属于院系调整后的南京大学了。

但是，朱家骅未能像他的前任郭秉文那样坚持做一个纯粹的教育家。“九·一八”事变后，他作为政客，自然与政府保持步调一致，极力压制学生的抗日爱国活动，受到中央大学师生的愤怒谴责。9月28日，中央大学学生怒打外交失败的外交部部长王正廷，12月17日又围攻国民党中央党部并冲砸《中央日报》社，朱校长引咎辞职，但十天后便当了更大的官——教育部部长。

三

中央大学历史上最好的校长快要就任了，但还要等一等，因为过渡性人物总是要出场的。新任命的校长桂崇基由于学生反对而辞职，之后的任命落在曾在东南大学任教过的哈佛博士任鸿隽头上，但他大概因为经历过昔日的“易长风潮”，坚辞不就。到了1932年6月28日，又一名政客、在朱家骅手下担任教育部政务次长的段锡朋被汪精卫挂帅的行政院任命为代理校长。但学生最不喜欢政客掌校了，他们希望像竺可桢这样的君子学者做校长，并曾得到汪的当面答复。所以，一看到段代校长第二日到校视事，学生义愤填膺。个别人怒火中烧，甚至像花和尚鲁智深那样一把揪住段锡朋，令他狼狈不堪，仓皇离校。这一下激怒了蒋介石，他一声令下，解散中央大学。

7月2日，教育部四位大员接收了中央大学。教员全遭解聘；两日后所有学生被命令立刻离校，听候甄别；校方并内定开除闹事学生计60余名。这一事件举国震惊。一些名人被委任为“中央大学整理委员会”成员，由德高望重的蔡元培任委员长。整理期间，身为委员会副委员长的地质学家李四光则担任代理校长。暑假过后，委员会宣布开除学生会领袖及动手打段者十九人，同时将设在上海的医学院和商学院独立，分别改称为国立上海医学院和国立上海商学院。

伤筋动骨的中央大学终于迎来了一位好校长。8月26日，国民政府任命曾是清华大学首任校长的罗家伦担任中央大学校长。

罗家伦作为罗家的杰出后代和鲁迅的老乡，是上个世纪中国五四运动中的风云人物。他于1917年考入北京大学，参与创办《学衡》杂志。“五四”运动中，他是学生领袖之一、《北京学界全体宣言》的起草人、“五四运动”一词的提出者。1920年他与早他一届的北大学生并在“五四”期间出任“全国学联”会长的段锡朋一同留学美国。他先后在多所世界级大学游学，依次是普林斯顿大学、哥伦比亚大学、伦敦大学、柏林大学和巴黎大学。1926年他回国后先当了东南大学教授，后来参加北伐，1928年在参与处理济南“五三惨案”中因其才华和胆识颇受上司赏识。于是，当清华留美预科学校升格为国立清华大学时，仅仅30出头的罗家伦就被任命为首任校长。

罗家伦“受命于动乱之际”，于1932年9月5日踏进中央大学校园。10月11日，学校重新开课。当日，他在全校大会上以“中央大学之使命”为题做了就职演说。这篇演讲对中央大学的发展乃至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影响深远。他认为大学的使命是“为中国建立起有机体的民族文化。”他要求中央大学像其他世界著名大学一样，承担起“创立民族文化的使命”，“成为复兴民族大业的参谋本部。”

为了完成这个使命，罗校长首次提出了“诚、朴、雄、伟”的四字新学风。这四字，92年来一直为这所大学大力提倡，并力求发扬光大。“诚”指对学问的诚意，“朴”是质朴和朴实，“雄”为大雄无畏，“伟”则指伟大崇高。尤其是“诚朴”二字，“唯其朴实无华，方能刻苦用功”，在中央大学之后的数年间，相沿成习，蔚然成风。高瞻远瞩的罗家伦，力图将中央大学建成世界著名大学。事实上，他基本做到了。他是怎么做的呢？

首先，他重视聘用人才。他有句话已流传下来：“聘人是我最留心、最慎重的一件事。”有一则故事，足以说明他聘人的原则。蒋介石有次问教育部长王世杰：“罗志希（家伦）很好，为什么有许多人批评他、攻击他，这是什么原因呢？”答日：“政府中和党中许多人向他推荐教职员，倘若资格不够，他不管是什么人，都不接受，因此得罪了不少人。”有这样渴求人才的校长，天下英才竞相飞来；数学上就有陈省身的硕士导师孙光远和后来对南京大学计算数学专业的创建功勋卓著的曾远荣。一时间中央大学群英荟萃，学术气氛一派繁荣。

其次，他重视学科建设。罗家伦接手中央大学时，原有8个学院已被划出两个，即前述的医学院和商业院。之后几年间，他不仅在6个学院中增添了许多系科，而且于1935年再度创办医学院，并加上了国立牙科学校，亲任校长。这样，中央大学成长为文、理、法、教育、工、农、医7个学院40个系科的综合大学，直到1952年中国的院系调整南京大学被四分五裂再次成为中国的大学之母之时。

就在担任校长两年后的1934年，罗家伦的雄心更上了一层楼。他想另觅校址，将位于南京城中心四牌楼的区区300亩校园搬到市郊，以容纳首都大学将来的10000名学生。他的计划不仅得到教育部长支持，也获得蒋介石首肯。他派人四处察看，终于发现南京中华门外一处名叫石子岗的地带为最佳。它气象宏大，山林起伏，北有虎踞龙盘的紫金山，南是树木茂盛的牛首山，中山之陵与之遥遥相望，登高远望可见滔滔长江。对于这座8000亩的大学新城，他后来在诗《忆南京》中这样写道：

我又想到雨花台南，

岗名石子，

桥唤铁心。

南望牛首，

东望方山，

北望紫金。

山头放眼呵，

大江雄浑，

秦淮澄清。

这二水三山的中间，

正是理想的学术都城！

这真是中央大学令人神往的未来蓝图！新校区1937年开始动工兴建，预计第二年秋季便可落成。但是，几个月后的卢沟桥“七七事变”，日本侵略者烧起的战火，把罗校长为中央大学绘制的蓝图烧成灰烬！

全面抗战伊始，中国高校搬迁西南后方。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合一，先落脚长沙组成长沙临时大学，日寇的推进又迫使它继续撤离到昆明，改名为西南联合大学。这所战时中国名校艰苦卓绝的办学经历，在北大中文系78级校友张曼菱的《西南联大行思录》等书中有逼真刻画。中央大学与首都休戚与共，也随国民政府西迁到陪都重庆。由于罗家伦准备充分，在7月中旬与蒋介石庐山会晤后马上着手迁徙准备，所运图书仪器装箱500，及时运出，基本无大损失。爱国实业家卢作孚先生为这一长途运输鼎力相助，贡献巨大。

全面抗战8年，中央大学在重庆沙坪坝松林坡与重庆大学为邻办学。为抗战需要，它的规模越来越大，先后又在成都和贵阳建立了校园，成为中国规模最大的高等学府，为国家培养了大批急需的专门人才，同时也推进了四川的文化科教。但是，物价暴涨、资金短期的残酷现实让罗家伦精疲力尽，深感“再也支撑不下去了。”1941年7月7日是日寇全面侵华4周年纪念日，他在自己参加的最后一届毕业典礼上，作了“感情泉涌”的临别赠言，和他9年前的就职演讲一样令人难忘。8月8日，他获准辞去了校长职位。

罗家伦是中华民国时期让中央大学走向鼎盛的功勋校长。他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南京大学的匡亚明校长，分别是国共两党治国期间中国杰出大学校长的代表人物，理应被尊崇为历史留名的中国杰出教育家。

四

中央大学后来几年的校长，又像走马灯似的换来换去，不过曾经换到一个让后来的学生颇感意外的名字，这个名字就是蒋介石。这是中国高等教育史上第一次由国家元首兼任大学校长。原来，接替苦心经营中央大学九年罗家伦的是柏林大学经济学博士顾孟余。此前顾博士已做过一些大学的校长。他在中央大学干得也不错，尤其关心师生生活。但是由于和当局不合，一年半后他就递上辞呈，还未获批准，就扬长而去，随即赴美。学生们不愿他走，有1500余人上街游行请愿，挽留顾校长。这有可能导致可怕的学潮，于是蒋介石匆匆忙忙亲自出任中央大学校长。蒋校长自然不可能天天到校上班，于是他特设教育长一职，由朱经农担任，代表他主持校务。他每周六下午来校，主要察看学生伙食和宿舍。有件事也能看出他尽了校长之责：1943年冬，当他看到大学生们衣衫破烂，鞋袜漏洞，有人晚间睡觉加盖麻袋、报纸保暖的情况时，马上命令给每个学生发军用大衣一件，白天御寒，夜晚当被。

蒋介石不可能把校长永远当下去，一年半后他辞去了校长职位，当了个永久名誉校长。继任校长顾毓琇多才多艺，曾是中央大学工学院院长。顾毓琇一生与麻省理工学院结缘，他的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都属于那校的电机工程，但他最引人瞩目的却是戏剧作品，虽然没有一部像曹禺的《雷雨》或《日出》那样倾倒无数观众。顾博士在清华大学工学院院长的任上做了一件推进中国数学进程的好事：他签署了邀请麻省理工的天才数学家维纳(Norbert Wiener，1894-1964)来访清华的邀请信。在清华待了一年的维纳慧眼识才，将华罗庚推荐给自己的昔日导师、剑桥大学数学家哈代(Godfrey Hardy，1877-1947)。从此，中国的一颗数学明星冉冉升起。顾毓琇百年人生的最后几年有件事值得一提，他在上海交通大学执教过前国家主席江泽民，江主席1997年去美国国事访问之余专门去拜望已届95岁的他，留下一段佳话。

顾校长掌校之时，不忘初心，为电机系学生开课授业，身为校长且为学生授课，大概是中国大学校长第一人。第二年，日寇投降，顾毓琇也认为自己的使命完成，兴趣广泛的他又要干其他自己喜欢干的事了。于是，在庆祝抗战胜利之时，中央大学师生迎来了另一个新校长——1920年毕业于南高师的知名物理学家吴有训，中央大学也开始了西迁8年后的东归。这时中央大学无论是规模还是学术，已成中国大学之王。比如1941年底教育部公布的第一批“部聘教授”30名，中央大学占了5名，1943年第二批15名部聘教授中，又占7人。据早年求学中央大学、后任中央大学南京校友会会长的徐家福回忆，由于系科齐全、学生众多，中央大学的教育经费比北大、清华和南开的三校之和还要多两倍。上世纪40年代普林斯顿大学曾将中央大学排名为亚洲最好的大学。

吴有训于1926年在芝加哥大学获物理博士学位。他的精湛实验与理论分析，帮助了导师康普顿(Arthur Compton，1892-1962)发现的“康普顿效应”这一重要物理现象得到国际公认。此后中国留美的莘莘学子，有志者纷纷进入芝加哥大学，包括后来的杨振宁和李政道。回国后吴有训继续从事研究，这在当时的中国教授中是不多的。他接任中央大学，用他的话说，就是“只凭着为母校服务这点关系”。他服务得很好，唯一可惜的是时间短了点。喝过西方墨水的吴博士认为大学的唯一目标是培养人才和研究学术，“否则，就应该关掉”。他反对国民党独裁统治，甚至加入到1946年的“一·二五”学生大游行队伍中。1947年震惊全国的“五·二〇”运动，就是中央大学学生发起并扩展到60多个城市的学生爱国民主运动，这个日期后来被定为南京大学校庆日。吴校长当然成了反动派的眼中钉、肉中刺。历经重重困难后，他身心疲惫，终于在1948年获准辞职，去了交通大学教授物理。

五

下面，该由数学家当校长了。1948年8月，教育部任命原数学系教授并当过教务长的周鸿经担任中央大学校长。此时，国民党政权已经摇摇欲坠，所以周校长于翌年解放军渡江前就弃职去了台湾。很快，“百万雄师过大江”，中华民国国旗从总统府顶上坠落，民国“中央”不复存在。1949年8月8日，国立中央大学改名为国立南京大学；第二年，所有国立大学全称中的“国立”二字被取消；从此“南京大学”的校名沿用至今。第三年，新中国的教育部任命心理学家潘菽担任南京大学首任校长。

不久，全国高等学校大规模的院系调整开始了。具体做法就是，文理学科组合为综合大学、师范学院或师范大学，工程学科构成工科院校，一些专门化的工程学科直接建成专门学院。学科最齐全的南京大学被肢解，大幅瘦身。工学院成了南京工学院的主体，后者接管了中央大学的校园，包括那个气势恢宏的大礼堂。南京大学的其他学院和系科变成了五花八门的新学校，只留下文学院和理学院，与金陵大学的相关系科，加上其他一些学校的部分专业，合起来组成南京大学。到了2002年，当南京大学庆祝建校100周年时，同城其他6所大学，都号称自己也长到100岁了。江泽民、李岚清等国家领导人发来贺电，庆祝江苏9校百年校庆。

上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南京大学的命运与共和国的命运休戚相关。潘菽1957年调任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任所长后，郭影秋继任校长，兼任党委书记。当他1963年调到中国人民大学担任成仿吾校长的副手并任党委书记时，时任吉林大学党委书记兼校长的匡亚明出任南京大学的同样职务。

匡亚明是新中国70多年来南京大学最受师生崇敬的校长之一，也是这个时代中国最优秀大学校长之一。他懂知识分子，同时他也是知识分子，上过大学，在战争年代当过《大众日报》社长兼主编。在吉林大学主政时匡校长大力提拔有才华懂教育的教授参与学校管理，如数学教授徐利治被任命为教务长。主政南京大学后，他重视学术研究，专门成立两个学术委员会，分属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到校第二年，匡校长破格提升了104名讲师。他树立大学生学习标兵，恢复高考的一位功臣温元凯就是当时的明星化学生。他极重视改善办学条件，一栋雄伟的教学大楼在他任上拔地而起。据说他曾想把它建成像莫斯科大学的主教学楼那样的巍峨大厦，但匆匆而来的“文革”疾风骤雨也迫使它匆匆封顶。很快，匡校长被打倒。

匡亚明（1906－1996），江苏丹阳人，著名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家、教育家以及社会活动家。1963年起曾两度担任南京大学党委书记兼校长。图源：南京大学匡亚明学院官网

到了恢复高考后77级大学生跨进南京大学校门时，匡亚明还没被恢复工作。但很快我们于1978年5月5日的校体育运动会开幕式上，第一次见到坐在主席台上的恢复原职的匡校长。他已72岁，却精神抖擞。那天我和其他几百名学生一道表演了广播体操。他这次在位只有3年，但却是上至教授下至学生普遍爱戴的好校长。2012年，我曾写纪念物理学家袁家骝、吴健雄夫妇百岁冥寿的文章，发表在《数学文化》上，文章的前两段是：

“70年代末80年代初在南京大学读书的莘莘学子们，许多同学对两个名人最为欣赏。

“一位是南京大学的匡亚明(1906-1996)校长。他是中国老一辈革命家中的一位名副其实的教育家。他求贤若渴、教授挂帅的治校故事举不胜举。可以说，他是高级共产党员大学校长中的蔡元培(1868-1940)或蒋梦麟(1886-1964)。”

文章中所说的另一个最被南大师生欣赏的名人就是中央大学三十年代毕业的老校友、有“中国居里夫人”和“实验物理女王”誉称的吴健雄。我最喜欢的一张名人照就是她和匡校长在南京大学握手时的合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