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太平军在黄州府：民众何以畏官不畏“贼”？

摘要：咸丰三年（1853年）正月，太平军胡以晃部自江西入湖北，连克九江、武昌，二月初二兵临黄州府城。这座长江北岸的重镇迎来了一场持续十二年的动荡，在清军与太平军的拉锯战中，黄州府属黄冈、黄安、麻城、罗田、蕲水、广济、黄梅七县及蕲州一州（合称“黄州八属”）的百姓，用血

咸丰三年（1853年）正月，太平军胡以晃部自江西入湖北，连克九江、武昌，二月初二兵临黄州府城。这座长江北岸的重镇迎来了一场持续十二年的动荡，在清军与太平军的拉锯战中，黄州府属黄冈、黄安、麻城、罗田、蕲水、广济、黄梅七县及蕲州一州（合称“黄州八属”）的百姓，用血泪书写了一部关于生存与抉择的历史。当清廷官军被民间称为“豺狼”，而太平军被呼为“长毛”却一度赢得民心，这种颠覆性的认同背后，是清王朝统治的不得人心。

太平军入鄂东前，清廷的统治已显疲态。道光年间，黄州府人均耕地不足2亩，漕粮折银较康熙年间上涨三倍，“丰年之谷，不足供半年之食”（《黄冈县志·食货志》）。1853年3月，太平军在黄州城张贴《奉天讨胡檄》，痛斥清廷“剃发易服，变中国之衣冠”“搜括民财，罄生民之膏血”，提出“天下多男子，尽是兄弟之辈；天下多女子，尽是姊妹之群”的平等口号。这种将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结合的宣传，迅速在饱受压迫的民众中引发共鸣。

在蕲州，太平军设立“进贡公所”，规定百姓“进贡粮米若干，即给旗保护，不令兵扰”（《蕲州志·兵事》）。相较之3下，清军“每到一处，先索供应，稍不如意，鞭挞立至”（《鄂东乱记》）。黄梅县农民王大柱回忆：“长毛来前，官军逼粮，把我家三担稻谷全抢走；长毛来了，只要交两斗谷，就给一张‘安民凭’，还杀了几个抢粮的团丁。”（《黄梅民间史料》）

太平军推行的“乡官制度”更动摇了清廷的基层统治。在麻城，太平军任命当地塾师周华甫为“军帅”，负责征收赋税、组织生产，周华甫“毁祠堂、分族田，令富人出粮济贫”（《麻城革命老区史料》）。这种“以汉治汉”的策略，配合“焚田契、毁粮册”的行动，使广大佃农获得实际利益，“东乡佃户皆喜迎长毛，谓‘从此不用交租’”（《黄州府志·兵事》）。

蕲州的情况更为典型。1853年太平军首次攻克蕲州时，当地店员汪德正组织义勇军作为内应，纵火焚烧州衙，协助太平军入城。汪德正被任命为向导官后，积极招募贫民参军，少年郜永宽（后封纳王）即在此时加入太平军。太平军在蕲州设立县政权，任命李岚谷为监军，推行乡官制度，组建乡军帅，每户出一男丁为伍卒，共组织13156人。同时，太平军还开采银山煤矿、修筑童子坝，并组织知识分子参加天国考试，蕲春张竹坡、陈永叁等10余人被录取为“约士”，参与地方治理。

清军对地方的暴力掠夺与制度性压榨

清廷应对太平军的主力——湘军与绿营，在鄂东展现出惊人的破坏力。咸丰四年（1854年）湘军水师攻破田家镇，“见船即烧，逢人便杀，江水皆赤”（赵烈文《能静斋日记》）。广济县民目睹“官军杀良冒功，割百姓首级以充贼首，悬于船头报验”（《广济县志·兵事》）。更系统性的掠夺来自“捐输”与“厘金”政策：胡林翼任湖北巡抚期间，在黄州府推行“亩捐”，每亩加征制钱300文，相当于全年田赋的两倍；各州县设立厘卡，“凡肩挑背负者，亦抽厘钱一文”（《湖北通志·财税志》）。

地方团练的失控加剧了社会崩溃。黄安县“义勇局”借办防之名，“按户派捐，富者数百千，贫者亦须数十千，稍迟则拆屋毁器，名曰‘打先锋’”（《黄安县志·兵事》）。罗田县团练头目李百龄“私设公堂，凡与长毛有过从者，不论真伪，即行斩首，籍没家产”（《罗田战纪》）。这种打着“保境安民”旗号的勒索，使“百姓畏团练甚于畏贼”（《鄂东纪略》）。

民族压迫政策进一步激化矛盾。清军强制推行“薙发令”，规定“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蕲水县民因“发长过寸”被团练当街斩杀者达数百人（《蕲水县志·杂记》）。满族将领多隆阿率军驻扎黄州时，“圈占民房为营，驱赶百姓至城郊，冬日冻死者相望于道”（《黄州士绅回忆录》）。这种将军事统治异化为民族压迫的行为，彻底撕裂了清廷与汉地民众的情感纽带。

广济县的厘卡设置尤为典型。咸丰六年（1856年）清廷在武穴设立厘金征收局，专收长江进出口水厘，兼收起坡厘。据《广济县志》记载，广济境内厘卡密布，仅龙坪、武穴两地就有分卡7处，对过往商品征收2%-5%的税。罗田茶商运茶至汉口，沿途需缴纳6次厘金，成本激增导致“茶商多歇业，茶园荒废者十之七”（《黄冈县志·食货志》）。这种竭泽而渔的经济政策，使鄂东传统商路断绝，1860年黄州关税较战前下降82%，“丝绸之府”沦为废墟。

拉锯战中导致的粮食和人口锐减

黄州府“八属”地处鄂皖赣交界，是太平军“天京米仓”的重要来源，也是清军“剿贼”的前沿阵地。双方围绕粮食展开的争夺，使当地农业遭到毁灭性打击。咸丰五年（1855年），太平军在黄梅推行“照旧交粮纳税”，但免除“浮收”“淋尖”等额外盘剥，“每亩纳粮一斗，较前少三升”（《黄梅县志·食货》）。而清军每收复一地，即恢复“漕粮折银”旧制，加之战时运输成本，“纳粮一斗，需银三钱，较承平时贵倍蓰”（《湖北漕运记》）。

频繁的征发导致劳动力枯竭。麻城县“凡丁壮者，或被贼掳，或被兵拉，田间耕作皆老弱妇女”（《麻城乡土志》），至咸丰七年（1857年），全县耕地荒废达六成。蕲州“自咸丰三年至十一年，无岁不兵，无年不灾，树皮草根皆尽，人相食者数次”（《蕲州志·灾异》）。据曹树基《中国人口史》测算，黄州府人口从战前的360万骤降至1864年的150万，减幅达58%，其中直接死于清军屠杀、饥荒者占60%以上。

清军的“焦土政策”更使民生雪上加霜。咸丰六年（1856年）湘军李续宾部攻黄梅，“纵火焚城，三日不熄，商铺民宅千余家化为灰烬”（《黄梅兵燹记》）。广济县在九年之内五易其主，“每次官军克复，必大掠三日，名曰‘搞赏’，衣物粮食，扫地无余”（《广济兵事本末》）。咸丰七年（1857年）蕲州守城官军仅马兵18名、战兵17名、守兵73名，兵力薄弱无法抵御太平军，导致百姓成为双方争夺的牺牲品。

民间从“迎官”到“附贼”的转变

太平军初入鄂东时，部分士绅曾组织团练抵抗，如麻城“乡勇万人，据山结寨”，但很快因清军的掠夺而分化。蕲水县举人陈翼龙在《泣血记》中写道：“官军至，非惟不卫民，反助贼为虐，吾侪何为而抗贼乎？”当太平军提出“保护耕商，不犯秋毫”的承诺（《太平天国文书汇编》），许多地方“绅民多持两端，或阴与贼通”（《胡林翼奏稿》）。

黄梅县农民组成“挑粮队”，为太平军运送粮草至安庆，“往返一次，可得粮五升，足以救一家三日之饥”（《黄梅农民记忆》）。罗田县出现“贼来则为贼民，兵来则为兵民”的“双面生存”现象，百姓“见贼则挂红（太平军标志），见兵则薙发，以苟延性命”（《罗田纪乱》）。

太平军摧毁了黄州府的宗族势力，麻城“屈、刘、王三大族，族田被分，祠堂被毁，族长多逃亡”（《麻城宗族志》），而普通农民通过“拜上帝会”获得前所未有的组织化力量。这种基层权力的重构，使清廷失去了赖以统治的社会基础。

黄梅县的趸旗尖成为民间反抗的象征。太平军曾在此设立据点，当地农民胡腾起义响应，以“顺天安民王”名义号召抗粮。胡腾率部在鼓角山活动，甚至飞赴宿松县城打探消息，后虽被清军镇压，但其事迹在民间广为流传。黄梅至今保留“长毛井”“长毛田”等地名，见证着那段民众为生存而选择的历史。

清兵从“官军”成为“贼寇”

同治三年（1864年）天京陷落，清军“克复”黄州府时，呈现的是一幅“千村薜荔、万户萧疏”的图景：黄冈县“男妇老幼，鹄面鸠形，有衣不蔽体者，有食不充腹者”（《黄冈善后录》）；蕲州“城郭丘墟，市肆灰烬，唯见白骨累累”（《蕲州重建记》）。而曾被视为“贼寇”的太平军，在民间留下的记忆却复杂得多：黄梅县流传“长毛来了开粮仓，穷人吃饱不纳粮”的歌谣，麻城至今保留“长毛井”“长毛田”等地名，见证着那段民众为生存而选择的历史。

清廷在鄂东的失败，本质上是统治合法性的崩塌。当官军比“贼寇”更残暴，当官府比“逆党”更贪婪，民众自然用脚投票。正如马克思在《中国记事》中所言：“不是中国人反对外国人的斗争，而是中国人反对皇帝的斗争。”太平天国时期的黄州府，正是这场斗争的微观缩影——当一个王朝失去了“保民”的基本职能，甚至成为民生苦难的制造者，其统治的合法性便荡然无存。这不仅是鄂东的悲剧，更是清王朝走向衰落的历史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