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登的悲剧暮年：围绕一位衰弱总统运转的谎言机器

摘要：我第一次意识到乔·拜登可能神智迟缓于常人，是在2014年，当时他在一场面向LGBTQ+权益团体的演讲中回忆起自己于2012年支持同性婚姻的顿悟时刻。拜登忆及一段往事：他还是一位年轻人时，父亲开车送他前往特拉华州威尔明顿参加一场工作面试。“我们在红灯前停下，”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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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关于乔·拜登总统任期的书籍共同勾勒出一幅令人震惊的画面：一位病入膏肓、年迈的领导人，被一群说谎的助手和贪婪的家人所包围。

作者：詹姆斯·基奇克

编辑：阿K

我第一次意识到乔·拜登可能神智迟缓于常人，是在2014年，当时他在一场面向LGBTQ+权益团体的演讲中回忆起自己于2012年支持同性婚姻的顿悟时刻。拜登忆及一段往事：他还是一位年轻人时，父亲开车送他前往特拉华州威尔明顿参加一场工作面试。“我们在红灯前停下，”拜登说，“我往左边看，看到两名男子在吻别。我当时从未见过这样的情景。我父亲看着我说，‘他们彼此相爱。’”拜登将这段经历的时间标记为1961年。

即便无需成为同性恋历史专家，也不难对这一说法产生质疑。1961年，美国所有州仍将同性性行为定为非法（特拉华州直到1973年才废除相关法律），同性恋被视为精神疾病，甚至被列为国家安全威胁。在这样的社会氛围中，一个年轻的乔·拜登在清晨的威尔明顿市中心，偶遇两名“衣着得体”的男子在光天化日下亲吻，其概率几近于零。

对拜登认知能力下降的印象，在他讲述同一往事的另一个版本中更加深刻。在发表演讲前三周的《纽约时报》采访中，拜登称是其子目睹了那一幕，而他本人只是简单回应道：“他们相爱了。”尽管这一版本相对可信，拜登却在多个场合重复了包含其父亲的版本，后者明显存在可疑之处。

这些故事均发生于拜登决定竞选2020年总统数年之前，然而在当前背景下显得格外值得审视。自拜登在2024年大选辩论中表现不佳并被迫退出竞选以来，部分支持者及媒体盟友开始试图通过历史修正主义重塑公众记忆。在他们构建的叙事中，拜登顶多是位言辞随意的总统，依然称得上称职的三军统帅。质疑者则被斥为“年龄歧视者”，被指控助长特朗普势力，通过剪辑“假视频”诋毁拜登。正如二战结束后仍坚守荒岛的日军残存部队一般，这些坚定支持者坚持认为，拜登与特朗普的会面并非自电视辩论创立以来前所未有的灾难，而仅是“一个糟糕的夜晚”。

拜登身体状况的持续恶化以及对此的隐瞒，在近期三部关于2024年大选的著作中被广泛揭示：乔纳森·艾伦与阿米·帕恩斯合著的《Fight：Inside the Wildest Battle for the White House》；克里斯·惠普尔的《Uncharted：How Trump Beat Biden, Harris, and the Odds in the Wildest Campaign in History》；以及由杰克·塔珀和亚历克斯·汤普森撰写、最具冲击力的《Original Sin》。前三者各具特色，但合读之下勾勒出一幅触目惊心的图景：一个被否认现实所主导的总统任期。近日拜登被诊断患有侵袭性前列腺癌的消息，更加剧了这一印象——这种疾病通常需要多年才会发展到晚期。

自然，在特朗普第二任期已成事实的背景下，人们有理由对这些书籍的出版时机表示怀疑，毕竟其所揭示的内容已难以改变既成的历史。但即便姗姗来迟，也总胜于永不揭晓。

塔珀与汤普森在书名中所指的“原罪”，即为拜登决定寻求连任。这一决定自2020年胜选伊始即由其助手着手筹划，令不少民主党人士感到错愕。2019年12月，拜登正角逐民主党总统提名，仅在他模糊承诺将担任“新一代领导人的过渡桥梁”四个月后，其四位顾问即对《政治家》杂志坦言，拜登在2024年参选“几乎不可想象”。拜登的衰退在2020年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前便已显现。由于疫情影响，他主要以预录视频形式参与大会。据两位助手透露，其在与普通美国人进行虚拟对话时表现“糟糕透顶”，原因在于“完全跟不上交流节奏”。即使由业内一流团队剪辑，绝大多数内容依然难以使用。

一些助手私下坦言，尽管疫情对世界而言是一场灾难，却意外成为拜登竞选的“天赐之机”。拜登得以借此正当理由避免高强度竞选，公众也因此未能充分觉察其生理与心理状态的逐步下滑。进入白宫后，任何与其近距离接触者均可明显察觉这一点。“内阁会议表现堪忧，有时甚至令人尴尬——从一开始便如此，”一位接受塔珀与汤普森采访的内阁成员如此描述。2021年10月，拜登在民主党众议院党团会议上发言，试图为基础设施法案争取支持。一位与会者称其30分钟的讲话“完全无法理解”。艾伦与帕恩斯披露，副总统哈里斯的通讯主管曾制作全国法官名单，以备拜登如有不测，确保她能顺利宣誓就职。

三部著作一致指出，2023年是拜登健康状况下滑已无法回避的一年。他正式宣布竞选连任，令公众愈发关注其身心状态。在一则电视广告中，拜登原本应回答精心挑选的观众问题，但最终因素材全部无法使用而被取消。在与捐赠人小型聚会中，他需使用提词器，中途会随机停顿与人握手，随后又继续演讲。2023年6月，MSNBC一场采访结束后，拜登在摄像机仍在拍摄的情况下从桌前起身，漫无目的地离场。翌月的白宫野餐会上，他未能认出国会议员埃里克·斯沃尔韦尔——尽管公平而言，这一细节反倒为拜登加了些分。

拜登政府的“政治局”风格与上世纪80年代初苏联颇为相似，当时三位老迈领导人接连去世。奥巴马在一场好莱坞筹款活动中扶持精神恍惚的拜登离场的画面，令人联想到切尔年科在病房投票的景象。《原罪》一书中写道，白宫居住区的值班电梯被取消，理由是“平民出身的拜登夫妇不愿被人伺候”，作者暗示其真实目的在于扩大总统隐私区，限制其与工作人员接触，此举颇有年迈独裁者宫廷内的意味。

截至2024年8月，77%的美国人，包括69%的民主党人，认为拜登年事已高，不宜竞选连任。若拜登及其顾问真有意捍卫民主、阻止特朗普回归，应重视这一民意信号。次年2月，特别检察官罗伯特·赫尔发布调查报告，进一步印证了公众的担忧。赫尔在历时五小时的问询后认定拜登“故意”保留机密文件，却未建议起诉，理由是其在陪审团面前将呈现为“慈祥、年迈且记忆力衰退”。

塔珀与汤普森只节选了250余页访谈记录中的部分内容。整段问询中，拜登频频提及与案件无关的话题，包括特拉华州别墅的家具史、蒙古入侵欧洲、妻子穿泳装的照片等。仿佛为了佐证赫尔的结论，拜登在回应该报告的记者会上，紧张之下竟将墨西哥与埃及总统混淆。即便如此，民主党支持者仍急于辩护，并攻击检察官人格。前司法部长霍尔德批评赫尔“幼稚或带有党派色彩”，正竞选参议员的亚当·希夫在听证会上对赫尔提出质疑，指控其对总统记忆衰退的如实描述意在“激起政治风暴”。

虽然拜登任内的任何一个时刻都足以令有心观察者察觉其认知与体能退化，但2024年6月27日的辩论仍具决定性意义。彼时拜登目光呆滞、嘴唇微张，仿佛已然失神——这是整个竞选期间我唯一一次为他感到惋惜，尽管这一切皆由其一手酿成。多年来，他向美国与世界隐瞒病情，实则构成对公众的欺诈。时至今日，人们不禁开始质疑其宣布罹患前列腺癌的时机，令人不胜唏嘘。

拜登显然并非孤身，其最难辞其咎的帮手莫过于其妻吉尔。她在辩论后派对上的表现堪称诡异，用一种如同母亲安慰落败孩童的语气说道：“乔，你太棒了！你回答了每一个问题！你掌握了所有事实！”（据悉，吉尔后来私下对拜登表现表示遗憾，这倒让人对她稍添几分敬意。）而拜登本人的回应更令人不知所措。他再次引用“约翰·韦恩的一部经典电影”，称特朗普及其支持者为“一群说谎的、狗脸的骑兵”。这句话曾多次由他引用，但若约翰·韦恩真曾说过，倒真堪称其生涯最知名台词——然而事实是，并无此说。三周后，在党内巨大压力下，拜登最终宣布退出竞选。

一个如此明显不适合担任总统的人，为何能如此接近获得提名？

傲慢，建立在一系列偶然事件和反事实假设之上。拜登决定不挑战希拉里·克林顿争夺2016年民主党提名，希拉里随后输给唐纳德·特朗普，以及拜登四年后击败特朗普，让拜登及其圈子产生了一种政治上无懈可击的错觉。再添加一个反事实——拜登可能留在竞选中并以某种方式击败特朗普——你就有了这样一种情况：那些把我们带入这场危机的人可以继续声称他们是正确的。

拜登团队向质疑的记者和担忧的民主党人提供的借口是显而易见的胡说八道。“他只是不是一个伟大的沟通者，”一位高级白宫官员对塔珀和汤普森说，让人联想到已故的克里斯托弗·希钦斯对“阿姆特拉克乔”的绰号，“伟大的通勤者。”（唉，一个“从未坐在安静车厢里”的人。）说到里根，拜登的长期顾问迈克·多尼隆为他的老板辩护，指出第40任总统也曾有过一次糟糕的辩论。确实，罗纳德·里根成了民主党人攻击拜登年龄的靶子，他们声称拜登未被诊断出的阿尔茨海默病是伊朗门丑闻的主要原因。但里根最后一次充满活力的新闻发布会就粉碎了这种幻想。

这些事后分析著作最重要的贡献是揭露了那些欺骗全国的人。其中最恶劣的罪魁祸首是多尼伦，这位“政治局”的非正式领导人，其道德标准融合了鲍勃·霍尔德曼的阴险与鲍勃·梅嫩德斯的贪婪。2022年，在解释支持拜登连任的理由时，多尼伦揭示了驱使他投身公共服务的“利他主义”： “没有人会离开这里。没有人会离开这栋房子、这架飞机、这架直升机。"为了他为守护民主所作的无私贡献，多尼隆索要了惊人的$400万美元费用，这一数字与他所在政党声称的性别平等承诺难以自圆其说，尤其是考虑到实际竞选经理珍妮弗·奥马利·迪利昂的年薪仅为$30万美元。最令人震惊的是，塔珀和汤普森透露，多尼伦是唯一与拜登分享民调数据的人，这使他与那些告诉伊朗末代国王他仍受人民爱戴的顾问们并列历史。时至今日，多尼伦仍一如既往地自欺欺人，最近在哈佛大学本科生面前发表了一番荒谬的演讲，声称正是民主党领导层“失去了理智”。

接下来是史蒂夫·里切蒂，他是拜登的白宫顾问之一，其主要职责似乎是每天痴迷地观看《早安乔》（Morning Joe）节目，并向白宫工作人员大肆宣扬该节目中民主党喉舌主持人对他们所做工作的赞誉之词。在辩论一周后，白宫与民主党州长举行会议后，马萨诸塞州州长莫拉·希利向里切蒂透露，她刚与总统进行了一次令人不安的对话，总统引用民调显示他领先特朗普。希利对此并不知情，因为这些民调根本不存在。“我干这行三十年了，”里切蒂反驳道，"我懂民调。” 两周后，在与一群带来坏消息的民调专家会面后，里切蒂愤怒地打电话给其中一人，厉声说道："你们应该告诉我们如何获胜，而不是告诉我们我们做不到。”

几乎令人同情拜登的首任幕僚长罗恩·克莱因。考虑到美国政坛中极度缺乏安全感者曾宣称“这里只有一个人比我聪明，那就是罗恩”，不难理解克莱因为何会对拜登如此俯首帖耳。当奥巴马时代的顾问大卫·阿克塞尔罗德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指出，拜登“在第二个任期结束时将更接近90岁而非80岁”时，克莱因立即对其予以严厉指责。次年，超级经纪人阿里·埃曼努尔在阿斯彭研究所对克莱因进行一番惯有的、滔滔不绝的训斥，也表达了类似忧虑。据艾伦与帕恩斯记载，克莱因对这些担忧“轻描淡写地加以否定”。尽管他事后向惠普尔坦言担心辩论会成为“一场全国直播的灾难”，但在灾难发生三周后，他依然劝说拜登坚持参选。

安妮塔·邓恩的傲慢则来源于她对自己在2020年南卡罗来纳州初选中“关键角色”的自我认知。尽管多数观察者将胜利归功于国会议员吉姆·克莱伯恩，但据惠普尔记载，邓恩与奥马利·迪伦被吹捧为“战略天才”。这种宣传进一步加深了邓恩对自身能力的高估。2023年初，她对拜登的一位民调专家直言：“我们不需要民调，决定已经做出。他将参选。”而在辩论结束后，她告诉惠普尔，拜登“实际上已经赢了……赢得了真正重要之人的支持”，这一判断显然未涵盖广大选民。令人遗憾的是，即便是这种盲目信念，也无法稳固她在总统心中的地位。邓恩唯一可能起到正面作用的建议——要求拜登的儿子亨特远离竞选活动——反而导致她与这位“第一儿子”关系紧张，后者因此转而反对她。

亨特·拜登的荒诞行为与有争议的商业交易，远非小报炒作素材那么简单。塔珀与汤普森指出，围绕他的纷争折射出“一个建立在否认现实基础之上的家庭结构”。在一次令人震惊的自负表现中，亨特告诉家人，既然特朗普可以无视批评者，他也可以如此。亨特是新出现的一种观点的积极鼓吹者——他认为辩论失败并非拜登本人的问题，而是顾问团队准备工作不足所致。这种家庭动态构成了这场近乎莎士比亚式悲剧的重要背景：拜登曾在担任副总统期间隐瞒长子的病情，这也预示了其后来对自身状况的遮掩。而且，并非只有拜登家族将总统职位视为家族事业——拜登的侄女在国家安全委员会任职，副幕僚长布鲁斯·里德的女儿负责总统日程安排，顾问里切蒂的四个子女亦均在政府中任职。

如果拜登家族中有任何人具备足够的影响力乃至责任感，能够阻止2024年连任竞选这场可预见的灾难，那人应当是吉尔·拜登，或如她坚持要求的称谓，“吉尔博士”。（纪录片导演亚历山德拉·佩洛西曾将她称为“麦克拜登夫人”，此称谓或许更为贴切。）令人遗憾的是，据艾伦与帕恩斯披露，吉尔对继续居于宾夕法尼亚大道的执念甚至超过其丈夫。担任第一夫人幕僚长的安东尼·伯纳尔掌握着非同寻常的权力，被视为吉尔的延伸。他持续谈论“第二任期”，规划2025年的出访行程，并断言：“你不是在为四年奋斗，而是在为八年拼搏。”

这一班底中的另一组引人注目者是高级通讯官员TJ·杜克洛与安德鲁·贝茨，他们的行为恍如劣质黑帮电影中的打手角色。杜克洛因威胁要“毁掉”一名女性记者而于拜登政府初期被迫辞职，此人显然自视为拜登与吉尔的忠诚打手，连任竞选期间又被重新召回，主要职责是向民主党人施压，要求其抨击报道拜登年龄问题的记者。

贝茨则在选战后期达到了堪比“巴格达鲍勃”的荒诞高度，其对拜登精神与体能状况的溢美之词令人瞠目结舌。笔者最难忘的，是他在X平台上的一则贴文。拜登在北约记者会上将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误称为“普京总统”，并将自己与特朗普混淆，贝茨回应道：“为了回答大家最关心的问题：不，乔·拜登没有外交学博士学位。他只是他妈的太厉害了。” 面对这样的幕僚团队，不禁令人对白宫发言人卡琳·让-皮埃尔深表同情——她每日需为这些人物的言行辩护，实属不易。

最后，还有那些明知总统正在衰老却保持沉默的民主党要员，其中最为突出者当属亚当·希夫。他在全国电视上痛斥特别检察官赫尔“竟敢”提及拜登的“记忆力衰退”。数月后，当拜登在CNN辩论中“印证”赫尔的判断时，希夫才开始在内部场合建议其退选。待到他终于公开表达这一观点时，已是第23位公开表态的民主党国会议员。至今，他仍未就先前的言辞向赫尔公开道歉。

尤为值得指出的是，这些著作几乎均未深入剖析媒体在掩盖真相过程中所扮演的结构性角色。自诩为民主捍卫者的媒体，在拜登健康问题上的失职，堪称重大。诚然，拜登白宫并未为记者提供便利通道；《纽约客》的埃文·奥斯诺斯与《大西洋月刊》的弗兰克林·福尔——两位获得拜登最多访问权限的记者——未曾揭示其总统任期内最大新闻事件，并非巧合。然而，访问权限的匮乏不能成为推诿责任的借口。2021年，《政治家》记者本·施雷克林格出版了深入挖掘、直言不讳的著作，追溯拜登家族半世纪的权力轨迹，却遭主流媒体集体忽视。除汤普森外——这位长期关注拜登健康议题的记者曾因此遭白宫攻击——多数媒体之所以选择回避，是因为这一报道方向与其更高的政治使命相冲突：阻止唐纳德·特朗普东山再起。

所有参与掩盖拜登健康问题的相关人员，均应受到质询。尽管2024年民主党提名灾难性过程的责任广泛分布于多个层级，但最终的责任依然归于拜登本人。正如比尔·克林顿因私人丑闻迫使亲友为其隐瞒真相，乔·拜登亦迫使支持者协同掩饰。与克林顿不同的是，我们很难断言拜登是否真正意识到自己的行为。

在谎言成性的顾问与趋利的亲属包围下，拜登逐渐被塑造成一个受人操控、认知退化的虚弱老人，其形象令人不安地真实。而与克林顿事件不同的是，拜登的欺瞒不仅涉及个人荣誉，更可能影响整个世界秩序。他与其家人及下属对美国人民所犯的欺骗，与唐纳德·特朗普说出的任何谎言同样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