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人民健康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一个重要方面。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建设健康中国，既要靠医疗卫生服务的“小处方”，更要靠社会整体联动的“大处方”，树立大卫生、大健康的观念，把以治病为中心转变为以人民健康为中心，关注生命全周期、健康全过程。实践层面，在从以治病

人民健康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一个重要方面。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建设健康中国，既要靠医疗卫生服务的“小处方”，更要靠社会整体联动的“大处方”，树立大卫生、大健康的观念，把以治病为中心转变为以人民健康为中心，关注生命全周期、健康全过程。实践层面，在从以治病为中心向以健康为中心的战略转变过程中，相较生理健康和心理健康，社会健康作为健康的支柱之一，一直未获得充分重视，社会文化和社区环境类指标在当前健康城市建设中亦是短板。

健康的社会性维度

健康的定义方式决定了健康相关变量选择，并直接影响政策取向、研究路径和实践干预。伴随全球化、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发展，人类对疾病的认知方式逐步从经验主义走向实证主义，逐渐从生物医学的单因单病模式转向生物—心理—社会—环境的多因素复合模式。世界卫生组织于1948年将健康定义为一种生理、心理和社会的整体性安乐状态，而非单指生理上没有疾病或虚弱，正式将健康的认知视域从单一生物学视角扩展至生物—心理—社会的多学科视角。近年来，健康领域相关研究不断倡导一种新的定义方式，认为健康不同于机体功能，而是个人在生理、心理、社会和生存福祉方面适应生活和环境条件的一种动态平衡，强调个体在社会生态系统中的适应性、动态性、持续性和多维性。

健康定义方式的更新，逐步把医疗卫生服务的内涵和外延从“小处方”拓展为“大处方”，健康的社会性维度日益受到关注。鉴于社会因素与发病率、死亡率等健康指标密切相关，且与环境类因素一起对健康损害影响相关解释的总体贡献率高达80%，世界卫生组织于2005年起草指南报告《健康的社会决定因素的行动概念框架》（A Conceptual Framework for Action on the Social Determinants of Health），经各国专家研讨、同行评议后于2010年正式发布。该报告将健康的社会决定因素定义为人们出生、成长、工作、生活、衰老的环境，如社会地位、经济状况、邻里社会资源等，以及广义上塑造个体日常生活条件的系统性力量，并提出了健康的社会决定因素框架。所谓社会系统性力量，包括政府、机构、组织及相关制度、法规、流程，旨在控制、分配健康相关资源和风险，例如食物充足或缺乏、有无住所、安全或危险、卫生或不卫生、健康信息或虚假信息，以及公众参与、教育、就业、金融商业、法律司法、执法、国防、交通、医疗保健等资源，这种系统性资源和风险的控制与分配允许或限制了群体、个人预防和应对风险的行为能力，进而对健康产生影响。

世界卫生组织提出的健康的社会决定因素框架，基于社会选择、社会因果、生命历程的不同理论视角，纳入了结构性因素和非结构性因素，具体包含三类因素。第一类为社会政治经济背景性因素，主要包括政府治理能力、宏观政治经济发展指数、社会政策支持程度、社会文化价值观。第二类为结构性因素，关键指标包括收入、教育、职业、性别、种族，以及由此构成的社会群体相关因素。第三类为中介因素，主要包括物理环境、行为模式、生物因素、社会心理因素。需要注意的是，贯穿三类因素之间的决定性因素是社会凝聚与社会资本。这些不同维度的因素最终整合为特定宏观社会背景下的群体差异，并对个人健康产生具体作用和影响。也就是说，个体健康与社会环境之间存在一种互构关系，社会政治经济背景性因素是健康的发生场域，它作用于社会分层相关结构性因素，最终体现为个体的健康状态；社会凝聚和社会资本贯穿于三类因素的互构过程，不仅影响个体的健康水平，还是个体健康的社会再生产机制。学界相关讨论也一致认为，社会结构对健康具有深远影响，对健康的理解需回到个体所属社会群体面对的结构性问题，考虑个体主观能动性与其所面临的社会结构性因素对个体惯习的形塑作用。2025年，世界卫生组织在《精神健康与社会联系》中进一步提出，社会健康是指在特定环境下满足个人对有意义人际关系需求的数量和质量。

社会健康的测量视角

社会健康（Social Health）概念是对社会性维度作为健康支柱之一的正式确认，它聚焦个体与社会之间的动态适配性，通过个体的内在适应性、个体与外部社会环境之间的适应性实现一种平衡状态。从能动主体的视角出发，社会健康的微观层面指向个体相关人口学特征、身心健康状况、社会经济地位等；中观层面指向家庭、邻里、社区等情况；宏观层面则指向社会政治经济发展指数和时代性特征因素。

微观层面，个体具备践行“健康第一责任人”理念的能力是社会健康的前置性条件。社会语境、文化观念、社会结构等因素通过影响个体获取、理解、评估、使用相关资源实现自我健康治理赋能，进而导致健康状况的躯体化呈现。例如，社会经济地位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一个人的行为选择、生活质量、生活方式，这些因素通过影响个体的健康风险暴露水平，最终导致发病率、治愈率等健康指标差异。基于此，社会健康的微观维度测量可以纳入如下指标：生理健康水平，包括慢性疾病患病率、自评身体状况等；心理健康水平，包括精神/心理疾病患病率、抑郁情绪、自评心理状况等；社会角色素养与适应力，包括社会角色履行情况、个体数字素养、健康生活素养等；客观社会经济地位，包括收入、职业、教育水平、户籍等；主观社会经济地位，包括主观社会地位认知、相对地位感知等；生活质量，包括生活方式、生活压力、生活掌控力等。

中观层面，家庭、邻里、社区既是社会基础构成单元，也是个人社会网络、社会资本、社会支持的主要来源。社会网络用于描述人们相互联系、互动的方式，包括社会关系的结构、功能、数量和质量。社会资本是人际、群际相互促进、协调、合作以实现互利互惠的社会组织方式，如网络、规范和社会信任，被视为社会关系和人际互惠规范的延伸，通过为个体提供社会支持资源而对健康产生影响。也就是说，安全、宜居的社区环境有利于发挥社会支持网络的效能，亲密关系的数量、质量从不同维度影响个体健康水平，急剧的社会变迁对传统价值理念产生的冲击可能导致个体身心平衡状态失调。基于此，社会健康的中观维度测量可以纳入如下指标：社会交往，包括亲密关系、婚姻状况、家庭支持等；社会支持，包括社区参与度、社区归属感等；社会信任，包括对陌生人、社会群体、社会组织、政府机构的信任等。

宏观层面，健康不平等、价值观变迁相关维度构成健康治理的情境性风险。健康资源可及性和有效性决定了健康风险在地理、时空、群际层面的分配格局，直接影响居民生活质量和主观幸福感。同时，伴随压缩性现代化进程，生产生计方式变革、多元文化与生活模式兴起、个体主义价值观日益盛行将是当下和未来中国社会的重要特征，导致持有不同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群体身处同一历史时空，或将在共存共生的过程中出现以代际差异为代表的调适性冲突，进而影响个体身心健康。基于此，社会健康的宏观维度测量可以纳入如下指标：社会公平感，包括社会公平认知、分配方式认同等；社会包容度，包括对弱势群体、少数群体、多元生活方式的非歧视程度；社会满意度，包括对社会现状、个人生活的满意程度，以及对未来的乐观程度；社会价值观，包括人生价值观念、传统/现代价值观念、国际化程度等。

《“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提出，到2030年实现人民健康水平持续提升、主要健康危险因素得到有效控制、健康服务能力大幅提升、健康产业规模显著扩大、促进健康的制度体系更加完善五大战略目标。社会健康作为个体与社会的互构过程，不仅体现为个体健康状态，还是个体健康的社会再生产机制。如果说健康中国建设的健康水平指标（人均预期寿命、婴儿死亡率、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孕产妇死亡率、城乡居民达到《国民体质测定标准》合格以上的人数比例）、健康生活指标（居民健康素养水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健康服务与保障指标（重大慢性病过早死亡率、每千常住人口执业（助理）医师数、个人卫生支出占卫生总费用的比重）、健康环境指标（地级及以上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率、地表水质量达到或好于Ⅲ类水体比例）、健康产业指标（健康服务业总规模）五类主要指标指向的是健康治理领域的“硬基建”，那么社会健康的微观、中观、宏观测量指标则更多指向的是健康治理的“软实力”，是健康领域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至关重要的构成。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特大城市场景中的精神障碍研究”（21ASH017）阶段性成果）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