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摘要: 南部理论是曾被殖民国家在反抗斗争中的实践总和与理论建树，对以欧美为中心的思维方式提出了挑战。在南部理论的集群中，印度裔传播学者的作为鲜明独特，在以西方为中心的全球传播学范式发展乏力的背景下，提供了理论创新的另一条道路。他们所构建的理论根植于本土传统，在

作者：苏婧，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写作与沟通中心；魏汪宇，中国日报社总编室、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摘要: 南部理论是曾被殖民国家在反抗斗争中的实践总和与理论建树，对以欧美为中心的思维方式提出了挑战。在南部理论的集群中，印度裔传播学者的作为鲜明独特，在以西方为中心的全球传播学范式发展乏力的背景下，提供了理论创新的另一条道路。他们所构建的理论根植于本土传统，在批判殖民遗留的同时，于自我反思中承袭、超越，并取得理论的代际发展。通过对印度裔代表性学者佳亚特里·斯皮瓦克、达雅·屠苏和莫汗·杜塔的半结构性访谈，揭示了三代学者理论的演进。印度庶民和边缘人群自下而上的具有鲜明本土性的知识生产方式，成为印度裔传播学者的理论源泉，与南部理论所强调的重塑地缘政治与再造全球传播的路径不谋而合。此路径的达成说明，南部社会本土产生的内生动力能够支撑南部理论走向深远。从战斗性的外部批判走向内省性的自我重访，正是南部理论发展壮大的动力内核，对我国构建新闻传播自主知识体系亦有一定启示。

关键词：印度裔传播学者；南部理论；边缘研究；底层研究；地方知识。

基金: 清华大学自主科研计划文科专项“南亚地区的媒介生态以及面向南亚的国际传播战略与策略研究”(项目编号：2023THZWYY12)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在全球化的背景下，知识生产和传播已经成为理解和解释世界秩序的关键。南部理论(southern theory),一套诞生自全球南部(global south)的理论系统，提出应尊重来自全球南部国家和地区的知识与经验的价值。

南部理论源于亚非拉民族的解放运动(1)。作为学术概念，“南部理论”这一提法最早由澳大利亚学者蕾温·康娜尔(Raewyn Connell)提出，她在《南部理论：社会科学与全球知识动态》一书中梳理了亚非拉地区在反殖民斗争中涌现的理论作品(2)。随着全球知识体系的演变，南部理论逐渐成为全球学术界关注与讨论的焦点，西方中心主义遭到挑战，更多元化和具有包容性的知识体系开始兴起。

当前，中国学界对于南部理论的研究相对滞后。相较而言，南部理论的概念和引介在社会学领域探讨较多，典型如景军的系列文章(3),但传播学对其关注与研究凤毛麟角。这不仅限制了中国传播学界的研究视野，也使中国在全球传播学景观中寻找“共同语言”受阻，思考和探索自主知识体系构建受到一定制约。

在南部理论的集群里，印度裔学者的理论贡献是独特的，某种意义上也是自成一体的。印度特殊的历史背景为南部理论的发展提供了优渥条件。近代以来的殖民遭遇和后殖民时期的文化教育塑造了当代印度的特殊形态，赋予印度裔学者鲜明的特质，形成了活跃的知识社区与代际传承。这使得印度成为南部理论研究的富矿。

本文之所以着眼于印度裔传播学者，是因为他们不单旗帜鲜明地批判西方中心主义，更回归对印度本土社会的内省与反思，形成了从自身出发、在本土实践中不断发展的具有印度特色的理论建树。这一路径的达成说明，非西方国家传播学的学术建设不仅要反思西方中心主义，应更关心南部学者自身的理论构建和代际发展。本文旨在让不同时代的印度裔传播学者跨越时空对话，探寻印度经验之于全球南方传播学发展的启示。本文对不同时期的主要代表学者佳亚特里·斯皮瓦克(Gayatri Spivak)、达雅·屠苏(Daya Thussu)与莫汗·杜塔(Mohan Dutta)展开半结构化访谈，结合三人公开发表的学术文献与言论材料综合进行分析。

总体而言，本研究最核心的问题意识和研究关切在于印度传播学的南部理论如何脱离西方中心主义的浪潮而得以存续，产生内在的理论发展逻辑，并且形成代际传承。本文认为，回答“南部理论在印度传播学中的发展动能从何而来”这一问题，能为南部理论集群整体发展贡献新的思路，为全球南部知识社区相互合作与共同发展提供启示。

南部理论的建构以去殖民思想为核心。它颠覆了知识流动的传统模式，使得南部社会的经验得以向全球扩散传播。南部理论对于全球南部国家的合作与发展之所以重要，在于它让世界得以直观看见全球化过程中不同的知识生产方式，帮助地方知识完成逆向的“全球旅行”(4)。

南部理论在不断丰富与扩展中发展出了三个鲜明的特质。首先是“对抗批判”的底色，这不仅体现为对西方结构化、制度化的种族主义的批判，而且深入到对由此产生的概念、理论和方法的反思。例如，马提尼克黑人作家艾梅·塞泽尔(Aimé Césaire)在《论殖民主义》中将法西斯主义的起源定位于殖民主义内部，提出了对抗知识灭绝的南方认识论(5)。其次是“寻求多元”的总体态度，鼓励超越单一的普世标准，拥抱多元认识论。例如，哥伦比亚裔学者阿图罗·埃斯科瓦尔(Arturo Escobar)在《遭遇发展：第三世界的形成与解构》中，探讨了发展如何被西方中心主义的理论与概念局限，提出发展模式可以存在地区差异(6)。第三是“发现边缘”的行动纲领，它不仅关注亚非拉的显性反殖民斗争，也关注欧洲、大洋洲以及北美本土少数族裔等被所在地理位置所遮蔽的“隐性边缘”。在这一领域，阿根廷文学家瓦尔特·米尼奥罗(Walter Mignolo)通过《文艺复兴的阴暗面》揭示了欧洲中心主义和殖民主义话语的问题(7),秘鲁社会学家阿尼瓦尔·基哈诺(Aníbal Quijano)则提出了“殖民性/权力”的矩阵式互动，分析了全球权力结构的殖民历史根源(8)。喀麦隆历史学家阿基里·姆边贝(Achille Mbembe)在《论后殖民》中，用身体的主观性对压迫与反抗、自主与附庸、国家与公民等概念提出了深刻的质疑(9)。

南北理论集群之对抗，其根本在于如何认识社会理论的来源和历史(10)。南部社会当下所面临的问题与挑战要从自身寻找答案。也就是说，全球南部国家愈是寻找独立于北部以外的自身主体性，知识生产的全球图景便愈发走向多元，地方性的独特价值也就愈发弥显。必须强调的是，南部理论生发于特定的历史文化土壤，因此具有各具特色的全球本土化(glocalization)特质。

传播学南北对立的特质也是历史遗留问题。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英国与美国形成了有全球影响力的新闻生产系统，以英文体系为依托垄断了世界新闻传播的主要渠道(11)。南部国家如今正积极尝试改变这一格局，并形成了反抗北部传播霸权的文化思潮。比如，中国、阿拉伯等地区的非西方媒体引领国际新闻“反向流动”,越来越多的南部国家媒体开始向世界讲述地方故事(12)。更为典型的是，在健康传播研究中，南部理论叙事的地方性特点逐渐凸显。印度裔学者指出，本土文化传统与本土的健康概念自成一体(13)。印度人与西方有着截然不同的生命体验，宗教文化始终活跃，构成当地人们的生活方式(14)。外来的经验与标准无法完全阐释本土的感受与遭遇，更无法解释医疗领域中重要的矛盾。印度健康传播研究的蓬勃发展，证明南部理论的繁荣扎根于受传统影响形成的文化社会系统之中。因此，对南部理论中传播学者作为的梳理，要“从实求知”(15),回归对具体文化社会的再认识。即学术反思要从实际的社会情况出发，探讨理论的集群从何而来，以及如今是否仍具有效用。本文探究印度裔传播学者的南部理论贡献，就首先通过访谈，重新回到这些理论生发的历史语境和文化土壤中。

佳亚特里·斯皮瓦克是庶民研究领域的核心人物。她的研究关注全球化、后殖民和跨文化，其中以对“庶民能否说话(can the subaltern speak)”这一问题的批判与回应而闻名(17)。她倡导用“庶民性(subalternity)”来解释他们的话语和行为(18)。庶民性是一种内生的属性，它指庶民的特质来自其文化秩序的内部。用她的话讲，这就是“按照特定群体的文化逻辑来思考他们的处境”,而不是从外部观看与审视(19)。

斯皮瓦克的研究对包括传播学在内的社会科学领域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她所关注的表征问题、他者政治和跨文化文本转译都是传播学领域日益突出的研究话题。她的作品也对全球传播学者产生影响，例如她早期的工作将德里达(Jacques Derrida)的解构主义研究从法语学界介绍到英语世界。她提示我们思考不平等，以及促成不平等形成的原因(20)。全球化加深联系，也同时创造断裂——传播和交流在弥合传统断裂的同时，也在创造新的断裂和脱域。斯皮瓦克的理论揭示了一种天然存在于西方中心主义思考路径上的认识论暴力，即为了与他者跨文化交流的实现，“去历史化”似乎成为必然。全球化的加速，要求传播的演化朝向便捷的对应与迅速的转译，全然不顾语言背后文化的断裂与历史的隐去(21)。

我国传播学界对斯皮瓦克及其作品的研究尚不充分，这与学科建构过程中较多参考了欧美学者的理论有关(22)。与之不同的是，斯皮瓦克的研究通常要求读者进入几乎脱离西方影响的认知框架的、陌生的他者世界。她的认识形成于个人经历，观点受到成长环境的影响。历史不仅塑造了她对印度社会的看法，而且直接影响了她对“庶民能否发声”这一问题的批判性思考。

1946年印度因宗教问题发生暴乱，那是一段冲突性共存(conflictual coexistence)的时间。人们生活中，这种包含冲突的多样性是世俗本有的一部分，这就是我们所在的世界本来的样子。突然间，饥荒开始出现。骨瘦如柴的人爬到家门口——这就是我的童年印象。如果你问我对多样性的看法，我最初的看法就是这样的画面。

当时食品受到严格管控。我骨头发育不好，因为当时我们能够买到的粮食很有限，一天只吃两顿饭。营养不良的我曾在跑步时因为骨质问题而摔伤了胫骨。

“冲突性共存”是彼时的社会现实。在20世纪40年代的印度社会中，分裂和变革的影响尤为显著。印度独立前夕的社会动荡造成了大面积的贫困与饥荒，给她的早期经历带来难忘的投影，这为她对于庶民群体的理解提供了具体而直接的视角。她的经历反映出庶民在社会动荡与文化冲突中的“非人化”边缘生存状态，这是理解“庶民性”概念的关键。对于南部理论而言，这些个人经历构成了斯皮瓦克批判庶民无言的思想源泉，也为她后来长达数十年讲述、倡导建设真实而多元的社会奠定了基础。

我相信印度已经准备好自下而上进行一种多元民族的“集体承认”(collective acknowledgement)。这里呼唤着多元的民族、语言、文化与宗教。我们必须跨越学科的边界，打破保护主义。作为印度人，我们需要了解我们的生活，让生活重新安排自身。

新知识分子的存在方式不再是为外在、短暂的激情或感动所驱使，而是实际、积极地参与真正的生活；要作为实践生活(practical life)的构建者和组织者，而不是某种技术的雄辩家，或是某种把技艺(technique)当作知识的科学知识执行者。

我的思考方向是由我自身的历史和认知所决定的。我希望给出另外的认识论。我不是指现今流行的、肤浅的、表面的哲学，以及它们被用以管理知识时所产生的普通性认识，而是真正来自全球南部的替代性认识论。

几十年过去后，印度多元民族的“集体承认”证明了这一路径的合理与必然。在民族、语言、文化与宗教的多元背景下，只有社会参与才能跨越学科界限、超越学术保护主义，达到参与“实践生活”的状态。这种参与的基础是对印度本土文化的深入理解与长期实践——这是南部理论的一致要求。表面看来，庶民的真实生活与精英政治相去甚远，但这并不能说明庶民的技艺与知识没有价值——庶民的语言、文化与宗教生成了一种自洽的认识论(23)。庶民的生活经验与精英的政治权力虽然分离，但同样构筑了丰富的知识体系。“自洽”意味着内部逻辑的一致性和自我支持。庶民的生活经验通过语言、文化和宗教达成内部一致。这些知识体系是通过日常生活实践、传统习俗和社区互动不断积累互证的。尽管这些知识体系与精英政治不同，但它们能够解释和应对“实践生活”中的问题。

庶民的生活本身具有政治力量(24)。每一种文化和信仰体系都有其内在的逻辑和价值，理解和尊重这些体系是实现真正多元共存的关键。当不同的文化和宗教体系能够在其内部保持自洽时，它们就能够为其成员提供稳定的世界观和价值系统。正是自洽赋予了这些体系内在的合法性和权威，使得庶民能够找到意义与归属。理解和尊重这种自洽将减少文化冲突，使跨文化交流更容易实现。

故此，斯皮瓦克认为，新知识分子是阐释“全球南部的替代性认识论”的重要角色。知识分子应该超越纸上谈兵的理论制造角色，根据自己的微观历史与所处的社会环境决定思考方向，去做实践者。所谓“替代性认识论”,是从抽象的普遍化认识走向具象的南部方法。这种方法诞生自本土文化，也只能在“实践生活”的深处形成。她对知识分子的这种期待，逐渐成为了印度裔传播学者的集体气质。

总的来说，斯皮瓦克的讲述体现了南部理论的核心原则，即从实际的文化和社会情况出发反思和构建理论。她的研究鼓励知识分子深入本土文化，自下而上地参与实际的社会变革。这种方法论要求知识分子在实践中重构知识生产的方式，与南部理论有着一致的目标。

达雅·屠苏(Daya Thussu)是国际传播领域的知名印度裔学者，然而他理论中的南部特色常常被忽视。其研究涉及南部国家在国际传播和新闻业中的角色，尤其关注地缘政治如何影响和塑造全球传播格局(26)。南部国家，不仅在国际新闻报道中寻求更大的声音，而且正在形成新的挑战西方的话语体系。

屠苏的研究与斯皮瓦克一样，均根植于印度的历史、文化和教育传统，同时也受到了发达国家教育和工作经历的影响。这种双重经历使得他们能够在批判吸收西方理论的同时，也将历史文化教育中生成的认识与理论融入与北部理论的对抗与对话中(27)。与斯皮瓦克相比，屠苏的研究进一步从传播的视角阐释南部国家在全球传播秩序中寻求定位时所遇到的困难与机遇。

全球传播体系仍然由某些国家主导。美国与英国的媒体仍旧声势浩大。然而，南部国家的对话前提在于某种程度上的相似。而且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和其他地区，存在着某种共同利益。

历史的事实是客观的，印度曾经是欧洲人最大的殖民地。在冷战时期，印度是提出不结盟主张的国家之一。印度庞大而复杂，不可能成为任何集团的附属国。印度必须拥有自主生存空间。印度学者的思考因此有了一些共同特质。印度知识分子的传统中，一直存在着这样一种考虑：我们需要有关于反帝国、反殖民的话语体系。殖民瘢痕问题是显而易见的。请你想想中国和印度的边界，是谁导致了今天的问题?是英国人。英国人还通过全球传播的方式创造了更多此类“边界”的存在。

思想传统和外交传统外，这一边界还被其他因素所强化，那就是教育传统与全球化。我完全在印度接受教育，此后又在西方工作了30年。这种经历让我得以站在新的角度思考全球化。南部国家已经成为有话语权的市场，也应是重要的话语生产者。世界产生了一种需要——了解南部国家文化、历史、思想与知识的需要。这样一来，南部学者，尤其是在西方任教的教师，他们基于自身教育经验形成的知识体系就显得重要起来。

屠苏从现实出发，意识到全球南部发展的当前困境是全球传播体系的主导地位仍然掌握在少数国家手中，南部国家在全球传播结构中的位置是边缘的。而边缘意味着阻隔与限制(28)。要打破这种限制，斯皮瓦克的方式是建立反抗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话语体系；屠苏在此基础上重申了全球化的必然与不可逆。

屠苏回应了许多南部理论学者对打破“抵抗西方中心主义却不得不围绕西方中心主义展开叙事”这一囚徒心智的思考和呼吁(29)。他主张南部国家应认识到当前自身话语权扩大的事实，并藉此争取更大的自主空间(30)。凭借物质生产的扩大与国际市场地位的抬升，南部国家应当同步扩大知识生产，并从自身出发寻找和发展理论，以解释本地的文化与历史，最终通过知识分子的教育向下一代知识分子传递。

南部崛起的趋势非常明显：中国的崛起举世瞩目；印度保持着7%的增长势头，也许即将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中东地区正在重新洗牌，非洲也在寻求出路。与此同时，西方陷入严重困境，他们卷入了冲突，民心与市场的信心在流失。当下重提南部理论的时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好。

南部学者的工作应该是描绘“知识分子社区”的运作方式。社区作为媒介空间具有独特的功能——它表明南部的知识具有内生性，不一定非要由白人男性来告诉我们世界如何运转。像伊朗、中国与印度这样的文明古国，为什么需要美国的流行文化来引领风潮?当然也可以是非洲人、日本人、俄罗斯人，他们的观点也很重要，但目前流通不足。北部知识传导的纵向传播结构大家有目共睹，但是与之对应的横向传播结构还远远不够。

我所说的“横向传播结构”指的是诸如“巴西人如何了解亚洲”“中国人如何了解非洲”此类问题。知识界必须多方合作，完成横向的构建，因为世界绝不是纵向或二元的。因此，重新呼吁思考至关重要，尤其是在传播领域。因为这是我们了解世界的方式。

屠苏是乐观的。全球地缘政治的格局在发生改变，北部霸权开始松动，这为南部知识分子社区创造了机遇——全球南部正在从知识的被动接受者转变成为参与创造的能动主体(31)。屠苏认为，知识分子的能动性至关重要。其发挥依据两个途径：一是对边缘的祛魅。对于全球传播的受众而言，边缘意味着未知、陌生与他者化的偏见。斯皮瓦克所希望的是遥远的历史被再度观察，迥异的文化被认识接纳，隐匿的言说被重新聆听；屠苏在此基础上的思考是“边缘”不仅应被发现，而且边缘的声音和行动会成为值得传承的“新知”。二是南部的互鉴合作，即“全球传播的横向结构”——以彼此为镜，寻找发展方法，以反对西方理论的本土化改造。

他特别提到，在横向结构中要打破“二元观念”。二元观念是早期传播学理论的特质，根植于北部理论系统的本质主义(32)。此观点在当前媒介环境中的解释力逐渐耗散，理论本身也正在走向失灵。正因如此，南部知识分子的共同使命应是打破二元迷思，创造多元公共领域。与此同时，屠苏也意识到，观念的转变并非一蹴而就，并一定会遇到巨大挑战。因此强有力的内核必不可少。他于是重申“发现过去”之必要。

我们看到在世界各地发生的大量传统语言文化的复兴，这是一种“重新发现过去”。当然，本土化也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层面，但是它略显局限，因为其中有一个文化自主性的问题。自美国至全球的浪潮要求所有国家遵循某个既定路径，所有人穿西服，喝可乐吃麦当劳，全球观众看好莱坞电影。我们应该是开放的，这毋庸置疑。但是我们同时也要强调文化自主性。这就是要找到一种“自我意识”。美国的浪潮带来很好的工具，但是我们要葆有自我。这也是南部国家的挑战。

去殖民的第一步是正视殖民历史(33),打破囚徒心智首先要正视它的来源与形成过程。印度在被殖民过程中形成了当代社会结构的基本框架和价值体系(34)。印度的去殖民化从话语系统开始，知识共享的共同空间也基于话语空间存在(35),屠苏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认为，发现过去要从空间的横向与时间的纵向两个维度展开。在他看来，“横向”的南部互鉴空间构建与“纵向”的教育代际传承是同等重要的工作。印度学者对于文化自主空间的需求在扩张，抵抗外来文化侵蚀的意识与作为也在增强。在今天的传播领域，试图再造全球南部力量的容器是大众媒体，全球化理论(globalization theory)通过它向世界传播。

屠苏认为思想文化的自主性是应对全球化时代危机的最终手段。他的这一想法与安东尼·华莱士(Anthony Wallace)不谋而合。华莱士提出了振兴运动理论(revitalization),认为振兴是社会成员有组织、有意识地创造更满意的文化的过程(36)。对印度而言，“振兴”面临两难之境：一边是长期边缘化的弱势文化在寻找过去中产生的崇古复旧，成为故步自封的民族中心主义的温床；另一边是传统文化与现代生产脱节互斥，革新派走向彻底抛弃过去的矫枉过正。南部国家的真正困境在于二者往往同时发生。

回到传播学中，地缘政治的重塑说明南部国家抵抗北部理论侵蚀的边界在于南部国家以何种方式、在什么程度上解决上述二者动态平衡的困境，即在“振兴”本土文化与接纳全球化之间寻找平衡。理想状态下，文化对外开放与自我意识觉醒是同步深化、互相成全的；然而现实情况是，美国目标明确地定义着“流行”,并用宣传机器向全球输出流行标准(37),因此，全球南部呼唤着更强有力、更具动员效能的本土化理论工具的出现。

莫汗·杜塔是文化中心路径(culture-centered approach)的主要倡导者。所谓文化中心路径，顾名思义是一种将文化置于核心的框架。它源自扎根研究，并成为全球健康传播研究的蹊径。杜塔是近年来中国健康传播研究寻求理论突破时所转向的第一位非西方学者，他的理论打破了北部理论自上而下的劝服与说教模式，挑战了健康传播经典的“知信行”范式背后的权力不平等。

地方社区对维持全球健康是至关重要的。在过去的二十年里，我一直致力于在全球化的边缘创建共同话语的基础。我从边缘社区研究里学到的一个重要经验是：在与新型殖民的日常斗争中，地方社区独特的科学气质尤为重要——寻找真理与新知，检验证据与试错。这既是知识生产的过程，也是进行去殖民斗争的核心。

在全球南部，争取知识去殖民化的斗争是社区发展的前景。例如，在印度新自由主义农业公有化模式的冲击下，以自上而下强加的私有化以技术推广的形式进行。达利特(注：即不可接触者)社区的去殖民化斗争核心在于为传统当地社区提供农业知识，在与生态系统的共生关系中维持粮食生产。

杜塔的理论构建始于批判健康富有者与贫困者的差异。他关注边缘社区内部健康意义建构的过程(39),探究边缘文化社群的主体性。他的研究凸显了边缘化的健康主体所发出的声音，从而将“缺席者”重新发现(40)。在这一层面，杜塔继承发扬了斯皮瓦克的底层发声的视角，二者均重点关注话语。对于特定文化社区内部根植于日常生活的健康话语，杜塔认为这是健康的“另类理性”,其研究目标是打破限制它的结构性障碍。在行动层面，文化中心路径是对屠苏的“振兴路径”的进一步发展，二者共同鼓励社区成员作为行动者进行实践层面的抗争(41)。

文化中心路径展现出强大的全球号召力，成为当今健康传播研究的旗帜之一。杜塔反对传统健康传播研究中的精英视角，重新探讨“底层研究”开辟新战场的前景与潜力。对于传播学在印度的发展，文化中心路径找到了独立于精英史观及其知识谱系外的另一条出路(42)。杜塔主张印度知识分子应共同开展“反思之旅(reflexive journey)”,重新思考知识生产中的特权(43)。反思之旅的目标是批判现行制度下的健康不平等。在对印度地区的进一步研究中，他意识到与社区成员直接对话的价值。比如，“知信行”模式不断教育西孟加拉的民众，贫困中的挣扎者却无从支付基础的健康消费。发达国家的健康标准在此处是遥不可及的空洞概念(44)。在加尔各答，他发现当地的健康弱势方能够主动评估健康资源并影响他人的健康决策。这说明底层社区的自我阐释比标准制度更贴近真实生活(45)。

基于文化中心路径，健康传播的触角深入边缘社区。杜塔所开辟的研究路径相较于他的前辈更快速地找到了共鸣和传承发展。在拉吉夫·瑞马尔(Rajeev Rimal)的酗酒者研究中，知识是在互动中生成的，劝服只是部分而非全部(46)。在苏鲁奇·苏德(Suruchi Sood)的艾滋病感染者研究中，新德里、拉贾斯坦等地区大众媒体的健康教育对具体行为模式的改变有限，当地人健康决策主要受到本土文化的影响(47)。在阿尔温德·辛格尔(Arvind Singhal)的艾滋病人群研究中，泰国曼谷本土文化限制了病人对现代疗法的接纳(48)。在沙姆沙德·汗(Shamshad Khan)对印度医学的考察中，传统与现代的斗争不仅发生在多元知识的更替里，更体现为健康话语霸权背后个体的顺从、反抗与寻替。侵略虽然是由殖民国家发起的，但被殖民国家本土的霸权文化有扩大殖民遗留的倾向(49)。在上述研究里，没有一项表明当地的本土文化对健康的构建形成根本性阻碍；反倒是当地文化在殖民中受到的伤害，在全球化中做出的妥协，在结构性暴力中形成的自我否定和自我怀疑，使得当地民众健康水平的提升陷入迟滞。以社区研究为方法完成的调查中，弱势与强权对峙形成的张力，是健康观念与行为产生改变的动能。

南部理论在健康传播中的另一项重要创造是鼓励知识分子在社区参与中应用本土知识和经验，创造新知识并形成新系统。它的意义在于关注知识生产的不平等，并从根本上打破不平等形成的结构。考虑到南部国家人口、经济、社会、政治与北部的巨大差异，贫困、性别与文化歧视的问题需要回归对这种不平等的讨论，才能展现最基本的真实。本土知识应用要反抗漫长规训产生的惯习，寻找新方法论，并借此展开新实践。

相较于斯皮瓦克和屠苏，杜塔更进一步关注南部理论的未来。新的困境是什么?新的理论如何解释和解决这些困难?他认为是“倒置(invert)”与对“倒置”的解决。

殖民宣传通常会将印度知识体系等同于吠陀文明与印度河流域文明的综合，这抹去了构成印度的多元文化形态和认知方式，包括对不断遭受殖民统治的印度原住民的多元认知。将殖民意识形态建立为非殖民化的交流倒置是此类传播观的核心，这样做是为了建立雅利安入侵神话的“稻草人替身”。当雅利安人入侵理论长期以来受到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和生物学家挑战时，这套宣传仍然大行其道。何以致此?答案是雅利安人入侵的神话叙事为动员印度教的宣传创造了理由，从殖民结构中“收回”了印度历史的研究。当然，印度教借用去殖民化的语言来延续殖民议程，这也是一个典型。

“沟通的倒置”长期存在于针对全球南部学者的攻击性言论中。反种族主义的学者与社会活动家被贴上种族主义者的标签，目的是让来自边缘的声音继续保持沉默。边缘群体和合作学者被描绘为对主流文化的威胁，边缘群体所试图挑战的种族主义被讽刺地描绘成种族主义本身。这种沟通的倒置是充满谋略的——它的目的是维持立场和霸权，让暴力得以免责。这些威胁在数字技术的加持下有增无减。少数群体的声音被种族主义的语言描述为“需要消除的威胁”,这是对暴力的合理化。将宗教群体标记为“他者”而煽动暴力行为，这是构成种族仇恨的基础。在这种仇恨的传播中至关重要的是作为基础设施的数字平台，它们都是仇恨传播的获利者。仇恨信息的传播有赖于平台。平台的算法结构建立在种族主义、性别歧视的价值观基础上，通过仇恨的货币化来获取利润。仇恨病毒式传播是平台利润模型的核心。匿名账户、虚假账号、虚假网站、水军机器人组成的网络工厂让仇恨的音量倍增，他们的目的是获得叙事的控制权。

杜塔认为，“倒置”是南北颠倒与因果背反的荒唐呈现。北部意识形态入侵的表现形式是否定南部自身历史的多元性与连贯性。雅利安人入侵的神话叙事是北部意识形态的外部包装，目的在消除本土历史。印度对此类宣传的接纳与崇拜并没有使之融入北方，反而失去了自身历史内核。杜塔认为，文化中心路径是后殖民主义批判的核心(50)。种族主义者挑起仇恨并从中攫取商业利益。这些商业的炒作与攻击看似是少数派不被倾听的结果，实质上是驱动这些针对少数的暴力的背后原因。推动这种倒置的轮盘向全球倾轧的正是全球传播平台，以及他们所代表的西方资本。

杜塔理论中的“地方社区独特的科学气质”是什么?本文认为，这是在知识生产中孵化的特殊文化状态。这种状态之中存在两层矛盾。

第一在于“结构”。全球南部社区对知识去殖民化的努力，不可避免地要以内部结构应对外部压力。社会科学中的“结构”一词尤其具有北部色彩——它是来自早期自然科学中社会物理学(social-physics)的概念(51)。社会结构性的认知把社会学视同物理学来研究，将人的社群中产生的规律公式化，将文化与自然剥离。杜塔的文化中心路径鲜明反对这种剥离。他打破既定结构，把文化摆在和知识同等重要的位置。杜塔激烈抨击大型数字平台，认为它们追逐利益、党同伐异、剥削底层，造成社会不平等的加剧和健康状况的恶化(52)。这是全球化与地方社区结构性冲突白热化的典型表现。他反复地强调“倒置”,因为其既否定底层人群在社会结构中的位置，也否定底层健康知识被构建的方式。

另一个矛盾在“叙事”。杜塔的去殖民化叙事围绕提高社区参与和对抗仇恨宣传展开，这与文化中心路径一贯强调的社区参与、文化认同维护和健康不平等抗争息息相关。在杜塔看来，健康是文化的产物，也是一种政治的再现(53)。这导致在全球健康的体系中，南部国家的健康发展路径陷入了自囿的“囚徒心智”(54)。这一困境的结果是南部健康理论过度的自我批判，或是走向对北部怀有前置敌对情绪的另一个极端。

文化中心路径的登台必然会解构知识先行的理性主义路径吗?并不是这样的。事实上，将“他者的经验”置于主流实践的中心绝非零和博弈，是对双方有利的。杜塔对“倒置”的言谈中充满对资本主义叙事绝对内在性的警惕，这种警惕与福柯的提醒如出一辙：“权力不怕抵抗，还需要抵抗来维护自己”(55)。这意味着以“草根赋权”为旗号的叙事暗含着一种必然的分裂，即它可能会被资本叙事捕获并消化，成为新自由主义市场逻辑扩张的某一环节。

在杜塔看来，“草根赋权”并非权力下放或重新分配，而是一种复杂的权力技术(56)。权力并不是某个中心所独占的资源，而是弥散在社会网络中。“草根赋权”的叙事似乎在挑战传统权力结构，实际上却隐含着一种新的规训机制(57)。原因在于赋权并未削弱原有权力，而是重新配置，使得个体自我管理变得更加高效。这暗含着内化权力的危险过程：个体在被赋权的同时，也被纳入了一种新的权力逻辑之中(58)。这种微妙的“捕获”,正是资本叙事如何消解原本具有抵抗性的草根运动，并使其加入新自由主义市场扩张的方法。“草根赋权”的叙事也涉及知识的生产与传播。市场逻辑捕获草根赋权，将其转化为服务于资本的增殖，并以宣传或广告的形式存在的叙事(59)。知识生产的场域因此被资本逻辑所渗透，所谓的“草根赋权”成为市场机制的润滑剂。知识的权力效应在这里显现无遗。它不仅塑造了主体的认知方式(60),也重构了主体的行动逻辑，此二者并非健康传播研究所独有，而是南部理论整体的难关。

本文梳理了南部理论中三代印度裔传播学者的共性与差异，主要说明依靠本土经验的南部传播学理论在印度是如何茁壮发展与传承的。在与西方中心语境的抗争中，三代学者均承认不平等根植于殖民历史，将批判殖民贯穿到底，正视并思考不平等的知识生产。他们意识到基于社区的底层和边缘研究是印度传播学独立发展的路径，其中杜塔的文化中心路径更是在全球激起反响。从理论发展来看，社区经验滋养着本土理论的成长，底层研究自下而上的发展模式蕴含印度智慧的解决方案，而底层的知识、文化与行为三者的互动具有自我解放的倾向与能力。如果是杜塔来回答斯皮瓦克之问，他应该会说，底层不仅能“为自己说话”,而且一定会主动创造变革，成为重新书写全球南部历史与未来的行动主体。

为什么底层视角对传播学理论如此重要?在屠苏的解释中，以批判殖民霸权为发展动力的理论在达到饱和的瓶颈后，其自主性的证明就将陷入困难。殖民者离开了，殖民意识人人喊打。但假使推翻北部理论之后，全球南部何去何从?下一步发展的动力再从何来?这才是问题的关键。而印度裔传播学者的答案是从自身、内部与底层来。

健康传播研究领域里，发现“自身”尤其困难。健康传播对个体的规训更贴近实际生活，也更加难以察觉。长期以来，“健康”的概念被北部建构，“健康”的标准也是精英主义制定的产物(61)。在公认理论及知识绝大部分源自发达国家的情况下，健康传播研究“规范性和制度化的体系使得巩固与维护公认理论形成很强的趋势”似乎会成为某种必然(62)。印度裔学者对上述困境的思考，带来了解决南部理论进一步发展问题的新的可能性，即对印度底层社会结构和草根社区的行为模式保持敏感，在印度的特殊性中发现具有普遍性的社会意义(63)。

本文认为，印度南部理论发展的深层动力，在于构建其独立自主的知识生产体系的强烈愿望。斯皮瓦克的“庶民性”研究，以其批判性和解构性的特点揭示了庶民话语权在全球化知识体系中的缺位。她的研究呈现出一种辩证法的思考模式，通过对庶民的沉默状态来寻求一种发声主体的重建(64)。这是对全球话语权平衡的一种再认识。屠苏在全球传播的地缘政治重塑中，提出南部国家在国际传播秩序中寻求自主性的必然，他的研究展示出印度学者对地缘政治的再度想象，即如何在全球化的语境下构建不受北部霸权主义制约的南部知识体系(65)。他呼吁南部国家基于共同的历史经验和文化传统形成跨越国界的、互鉴共享的认识论共同体(66)。杜塔的文化中心路径则更加强调了社区参与和本土知识在去殖民斗争中的核心地位，揭示从边缘社区出发的知识生产路径，体现批判现实主义的立场(67)。在承认现实世界的结构性不平等的同时，走向对社会正义和文化尊严的探索。

在于此，本文勾勒出南部理论的本体论基础与价值——这是对全球知识生产方式的深刻变革。南部理论在印度裔传播学者中诞生的新的可能在于理论集群的生成不因热点出现蜂拥而至，也不因一时的冷清流耗消散，而是构成薪火相传的积累与演进。从斯皮瓦克到屠苏再到杜塔，认识本土、接纳本土性的方式被重新发现。它演化的动力存在于对知识与权力的关系审视之中。知识如何在特定的社会文化背景中被构建?又如何在地缘的或全球的背景下形成?他们的理论让学界看到被边缘化、被忽视的声音，从中发现一条多元对话的道路。

尤其是杜塔的研究，作为三者中最“南部”的代表，诞生自杜塔关注的所谓“最边缘的边缘”(68)。他的理论发展动力内核，在于从看似普世的健康概念出发，回到关于“什么是印度人理解的健康”这一问题的重新追问。他的回答即是本文所谓的“重访边缘”——在全球化不可逆转的现状下，通过聚焦底层的真实生活，意识到印度社会对底层的暴力出现了不同于殖民时代的合理化工具。西方中心主义驱动的跨文化实践充满了“倒置的阴谋”,逼迫草根社区走向民粹主义，并最终消散在相互攻讦的陷阱中(69)。在重访边缘中，杜塔揭示了这种根植于不平等的结构。它随着全球化产生形变，不仅包括表面的文化交流和信息流动，而且包含深层的经济驱力与权力运行。

对上述研究者的理论的发展分析表明，南部理论要进一步发展壮大，必须回归哲学上的转向——从发现边缘“为何存在”向追问边缘“如何成为”的转变。这种动态的、过程性的理解方式强调知识和文化身份的不断演变、适应和重构。它不仅为了抵抗和解构，更是为了建构与创造，把宏观的、普世的、单极的知识生产方式推向关注微观的、具体的、多元的文化生态与真实生活。通过这种方式，南部理论不仅贡献了一套批判性的工具，也为全球多元文化的共生提供了一种理论基础和实践平台。南部理论及其知识传播的现实意义，也成为全球传播的一部分，随着媒介的扩散为全球南部国家在国际上寻求平等的话语空间提供了理论支持，为走向全球公正的社会变革提供可能。回到印度，作为经历了殖民化、非殖民化以及不结盟运动三个阶段的国家，政府如今应对全球化的选择深受全球化本身的影响(70),印度正在经历西方传播的思想与本土化思想展开斗争、多元主义逐步建立、社会正义逐步觉醒的发展关键阶段。社会现实与传播现状的变革呼唤着南部理论建构中更多印度裔传播学者的声音。

从三代学者的隔空对话中，本文认为至关重要的是发现一种趋势：南部对北部的批判，最终回到了对自身历史、文化与特色的深度挖掘上。从斯皮瓦克的庶民研究，到屠苏的南部能动性的研究，再到杜塔的边缘社区研究，正是在边缘被不断重访的过程中，世界再次看到了南部，南部也重新发现了自己。

本文通过梳理印度裔传播学者的理论发展，旨在总结南部理论集群中印度的别致经验。围绕烙印着本土与全球双重属性的去殖民性，印度裔学者产生了持续发展的问题意识。本文对“边缘”的重访，不仅是印度裔传播学者思考的起点，也展现出他们理论赓续中形成的代际传承之路：从斯皮瓦克对庶民能动性的后殖民主义批判，到屠苏对地缘政治的结构性分析，再到杜塔对边缘群体健康知识生产的文化中心路径研究，立足印度本土的问题意识依时间之脉延展开来，并在全球范围内激起回响。

全球南部知识社区之间的互鉴共进，需要学者思考如何结合本土传统与全球关切，从实求知地建立由自身学术关切而凝聚的共同体。三代印度裔传播学者的研究历程表明，破除唯西方中心论的囚徒心智之余，更重要的是形成在全球范围内具有持续且普遍吸引力的核心问题意识。以已成为当代后殖民研究范例的庶民研究为例，自20世纪80年代起，印度裔学者便围绕“庶民性”展开讨论：以斯皮瓦克从文学批判视角对“庶民能否说话”这一问题的回应为起点(71),拉纳吉特·古哈(Ranajit Guha)出版的《庶民研究》成为该领域第一本重要的学术刊物(72);随后，霍米·巴巴(Homi Bhabha)从文化杂糅的角度提出了广为人知的第三空间理论(73);吉安恩德拉·潘迪(Gyanendra Pandey)从人类学视角重申了聆听边缘叙述中被精英所篡改的断片(fragment)之重要性(74);迪皮什·查克拉巴蒂(Dipesh Chakrabarty)从历史学的角度批判了西方学术全球化进程中边缘与中心的不平等(75)。随着庶民研究声名鹊起，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学者也纷纷加入了讨论。近年来，杜塔从最难以察觉霸权的健康与生命议题切入关注到“边缘之边缘”,也因此几乎以一己之力开拓了全球健康传播的另类道路。数代印度裔学者的理论走出本土的过程历经了热潮与低谷，但问题意识始终围绕去殖民性和印度本土文化这一长轴未曾耗散(76)。随着理论集群的蓬勃发展，以庶民视角为方法、以再现地方知识为要义的研究最终延伸至各个领域。这正是印度裔学者的南部理论集群成为延续至今依旧展现出全球活力的重要原因。本文认为，代际式的传承发展经验在中国新闻传播学界呼唤讨论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背景下显得愈发弥足珍贵。

就中国新闻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建设这一议题，中国学者已从不同方面进行阐发。有学者指出，从知识本体论的视角，这一体系应是一个具有两面性的“三维结构”,一个知识、价值与规则构建的秩序系统，而当前体系建设之于中国式现代化的不完备之处在于知识依附性生产之弊端(77)。解决知识生产对于西方理论的依附性问题，学界呼唤由中国本土诞生的学术概念(78)。然而，新的概念与理论生产，需要克服思维惯性，解决全球化与在地化的矛盾，还需勾连历史与社会发展，重思当代中国的问题(79)。另有学者认为，自主知识体系的建立根本在于“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三者共同的建构，在这一过程中要把握“以中国为根本，以世界为面向”的锚定基点(80)。亦有学者提出要打破“就中国谈中国”的桎梏，以“求似析异”的态度与其他文明互鉴发展(81)。

由此可见，学界当前对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本体论与认识论的讨论已然不少，但在方法论层面的探索仍显狭仄，未能充分呈现勾连历史、联通中外的开阔思路。本文对方法论层面的探索，是基于印度裔传播学者代际传承的他山之石，希望从南部理论的代际发展中观看到知识及理论体系构筑之动力源泉。

从时间维度上看，倘若要使理论体系构筑动力不枯竭，围绕本土核心问题意识的长久聚焦之轴不可或缺，学术的代际传承也势必由此展开。因此，构建中国新闻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要超越一时一地的零散问题意识，形成具有历史纵深并不断接续的、聚合的问题意识长轴，将历史与未来在代际传承的过程中动态整合。中国新闻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经历了不同历史阶段，核心的问题意识由“叙事核心”向“社会科学方法和学科交叉路径”几经转变，当前主要形成了“立足实践”“学科交叉”“整合技术”与“大国互鉴”等若干范式(82)。这些无疑很好地回应了现状所呈现的发展困境，但也一定程度上忽略了眼前瓶颈背后的历史钩沉和本土文化特色，也因此与方法论的时间整体性失之交臂。中国新闻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建设，恐怕不是某一时间节点的学者群体一蹴而就完成的工作，它的理论谱系必然于时间之轴纵深延展。所以，本文所强调的代际传承，是呼吁以时间整体性为钥，继往开来的方法论转向。

从空间维度上看，理论体系构筑的动力来自全球南部多元图景下“星丛”式的学术共同体之间互鉴的张力(83)。作为一个比喻性的形象，“星丛”是阿多诺(Theodor Adorno)从本雅明(Walter Benjamin)理论中借用来的概念。“星丛”与“线性进步”相对，是历史的替代模式，是“否定的辩证法”,使不同的事物跨越时空产生联系(84)。本文借用这一概念，表达遥远却联系、和而不同的全球学术共同体生态，及这一生态结构和学术秩序超越同一性的多元态势。

在全球新闻传播学的知识体系中，西方经典的群星闪耀多年，全球南部的多元图景也逐渐被发掘。对于中国学界而言，有关拉丁美洲对“世界传播新秩序”构建的启示已有详细论述，学者从发展传播学的角度提示南部国家要以“转文化(transcultural)”的视角切入西方的话语逻辑体系(85);有关非洲的“国家形象构建”也有所关注，学者从话语体系建设角度提出接纳话语的“修复性”与“矫正性”,强调中非关系的过往历史与中国形象构建话语选择的关联(86)。然而对于亚洲近邻，有着与中国相似人口体量的世界第五大经济体印度，中国传播学界尚未投以足够的目光。

印度裔传播学者的作为是不应被忽视的，本文中提及的多位研究者，在过去的半个世纪形成了特色鲜明的共同体。他们围绕着“去殖民化”的长轴形成了形散而神聚的问题意识集群，从被动获得关注和讨论，走向主动创建超越学科、地缘边界的学术生态，从而得以源源不断地创生新的概念、理论甚至体系。尽管印度的传播学仍然没有在理论层面充分解决囚徒心智的困境问题，在现实层面也仍深困于印度教民族主义愈演愈烈的泥淖中，但以此为鉴，印度裔学者的代际理论传承所形成的建树仍对中国新闻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建设有所启示。中国的自主知识体系，必须接纳“星丛”式的学术版图，并在其中探索从自身文化中生发的问题意识集群，籍此与外部的“星丛”形成互鉴与共生。值得一提的是，此前以深度访谈为主要方法的研究中，极少出现代际式的访谈方法。然而，要把握问题意识在长时段中发展的脉络，就必须从代际传承角度疏源浚流。本文以印度裔学者的代际访谈为方法抛砖引玉，期待学术界关注时空双重维度打开的南部理论发展。也从而以更加开阔的姿态探讨自身知体系构建的重要命题，为中国新闻传播学的未来发展提供新的视角。

来源：再建巴别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