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这个帝国不是被革命推翻的，是被自己签下的借据勒死的。”1912年英国《泰晤士报》道出了清朝灭亡的原因。从鸦片战争伊始，大清就走向了财政恶性循环的道路：因为缺钱疯狂举债——抵押铁路、税赋、矿产等——债务转嫁激发民变——债务危机压垮政权。
“这个帝国不是被革命推翻的，是被自己签下的借据勒死的。”1912年英国《泰晤士报》道出了清朝灭亡的原因。从鸦片战争伊始，大清就走向了财政恶性循环的道路：因为缺钱疯狂举债——抵押铁路、税赋、矿产等——债务转嫁激发民变——债务危机压垮政权。
债务压力下，清政府像一个拼命到处融资的企业管理者。一方面，它还幻想着通过融资，能缓解自己的债务压力，继续维系体制运转；另一方面，面对融资的种种苛刻条件，它权衡利弊后，又不得不接受。为持续统治，它在权衡利弊中，将民众作为牺牲者，加税加赋。民众的反抗，又消耗它大量的财政资源，加大它的债务压力。 它就这样在恶性循环中，走钢丝，希冀上天垂怜，可是，既然是走钢丝，那么不经意的风吹草动，就可能将其覆灭，而这就是清朝的宿命。
“要磨出陛下那种自然磨损的韵味”。当军机大臣穆彰阿在朝堂上看到道光帝龙袍上的补丁时，他知道，自己需要做些改变了。很快，他就命人把新做的绛色蟒袍扔进砂石地摩擦。于是，在皇帝的带领下，犹如“丐帮聚会”的朝堂便上演了一幕幕人间喜剧。
“皇家威严？”不重要。眼下，道光最重要的任务是在“清可见底”的大清国库抠出银子来。这不单有需要支付英国人的战争赔款，还有为应付战争不断提升的军费开支。为此，皇帝下令：“每日饮食以烧饼、素菜为主，皇后生日宴仅提供猪肉打卤面，除太后、帝后外，妃嫔平日不得食肉。”这导致道光帝的后宫“两颊凹陷者众”。然而，即便如此，当英吉利的战舰出现在珠江口时，这个抠搜的帝国仍然凑不齐前线将士的棉衣钱。
大清也真正从这一历史的细枝末节处裂开缝隙，进入了崩溃的倒计时。
1842年《南京条约》，清廷需向英国支付战争赔款、商欠等白银1900万两，这一数额相当于当时全国财政年收入的近一半，当然此时的大清犹如“瘦死的骆驼”仍然可以勉力支撑。然而，随着咸丰时期的太平天国与捻军起义，清廷为此耗费近4亿两白银，长江中下游经济核心区遭起义军重创，传统田赋收入锐减，仅江苏一省田赋从战前年均300万两降至1860年代的不足百万两，这直接导致清朝传统农业税体系崩溃。如此情形下，清廷不得不允许曾国藩等地方督抚通过厘金、捐输等方式自筹军费。由此形成的是地方督抚势力“尾大不掉”。
与此同时，1860年代，列强似乎摸清了清廷的“底细”，开始不断在清朝的底线边缘跃跃欲试。1860年，清政府赔偿英法联军1600万两白银，支付俄国“调停”款280万两白银。1870年代，面对俄国的威胁，左宗棠收复新疆又耗费数千万两白银。
1895年，甲午战争败给曾经的“小弟”，给予清廷维持统治的“心力”以重创。《马关条约》赔偿日本2亿两白银，加上赎料费、利息后实际支付超3亿两。这笔赔款占当时清政府年财政收入的3倍以上，迫使清廷首次大规模举借外债。
1901年，义和团失利，宣告清廷开始进入“垃圾时间”，《辛丑条约》赔偿4.5亿两白银，分39年还清，本息合计达9.8亿两。按人均摊派，每个中国人需承担1两白银。原用于行政运转的盐税被纳入抵押范围，中央财政仅保留田赋残存支配权；而清廷的财政偿付优先级实现了反转，清政府被迫优先支付外债利息，1905年用于赔款的支出占比达48%，远超军费（24%）和行政开支（18%）。
当养心殿内的溥仪在《辛丑条约》的还款账册上机械地盖上玉玺的时候，他或许不明白帝国为什么每天睁开眼就要支付5万两白银赔款，而这相当于3000名农民全年收入。此刻，大清朝的每一次蠕动，都在消耗最后一丝力气。1911年清廷为解决财政危机而进行的铁路国有化政策引发的保路运动，终于成为了压垮清廷的最后一根稻草。
截至清朝灭亡，清廷未偿外债达7.3亿两白银。
1853年深秋，当上海道台吴健彰在洋商借款合同上颤抖着盖下官印时，这位曾以缉私闻名的官员，为镇压太平天国被迫以48万两白银的价格，将帝国门户的财政钥匙交给了外国银行。他或许不会明白，从这一刻起，关税征收权已悄然易主，而清廷为维系统治疯狂搂钱的潘多拉魔盒就此打开。
1860年《北京条约》签订，清廷将全国海关税收抵押给英法两国，用于支付600万两战争赔款。此举使英国人赫德长期掌控海关总税务司，至1908年，海关税收的68%被直接划入外债偿还账户。虽然，总税务司署通过引入西方会计制度和稽查手段，建立标准化关税征收流程，终结了地方官吏随意加征的乱象。关税收入从1861年的500万两增至1887年的2000万两，占清政府财政收入比重从7%提升至24%。但海关总税务司也成为列强控制中国经济的完美工具。1901年《辛丑条约》签订后，4.5亿两赔款本息需39年偿清，清政府将关税、盐税、常关税全部抵押。汇丰银行每月直接从海关银号划走900万两“庚子赔款”，导致1903年江南制造局因经费短缺被迫减产。外国银行团甚至要求查看各省厘金账簿，财政主权彻底瓦解。
当1911年10月武昌枪声响起时，汉口海关的银箱正被汇丰银行武装押运。此时清政府93%的关税、81%的盐税已被抵押，列强甚至在条约中规定“海关总税务司永远由英国人担任”。赫德的日记里曾得意地写着：“我们才是这个帝国真正的户部尚书”。
尽管海关主权的丧失，让人有切肤之痛。但相比清廷其他的一系列操作，则让人犹如剜肉。为维系统治，清廷就像着魔的赌徒一般，为筹到钱，疯狂“押——押——押”。
1895年为支付甲午战争赔款，清廷以轮船招商局全部资产抵押给英国汇丰银行，借款白银1000万两。合同规定，若5年内未还清本息，企业所有权自动归属英方。1897年，清廷为偿还《马关条约》债务，将粤汉铁路修筑权抵押给美国合兴公司，借款白银2800万两。1905年，清廷以675万美元“赎回路权”，则用英国汇丰银行贷款支付，又将湖南、湖北厘金税收抵押给英方。
截至1911年，清廷已经将中国铁路里程的93%通过类似操作抵押给了外国人。1898年清廷向法国借款400万法郎，将全国邮政管理权移交法国人帛黎。至1906年，中国境内83%的邮局由外国控制，邮资收入直接抵扣债务。
1902年因偿付庚子赔款压力，清廷将汉阳铁厂经营权转交给日本三井财团，约定每年分出40%利润抵债，直接导致中国近代钢铁工业发展停滞20年。
1902年，清廷为偿还《辛丑条约》赔款，将清朝东北地区最大煤矿奉天顺西露天煤矿开采权抵押给英国汇丰银行，借款500万两白银。抵押条款规定开采权归英方主导的“中英合办矿务公司”所有。合同规定矿场必须聘用英国工程师，产煤优先供应英国军舰，剩余部分方可销往国内市场。英国通过该矿控制了东北煤炭市场，1908年迫使清政府将抚顺、本溪等11处矿产纳入抵押范围。至1910年，东北78%的矿产开采权落入外国资本手中。
1903年为获得美国贷款，清廷同意在通商口岸设立“混合法庭”，赋予外国陪审员刑事裁决权，导致上海租界内华人案件审判权完全丧失。
1905年清政府为偿还日俄战争“中立费”，将东北15处金矿开采权抵押给英国汇丰银行。英国领事报告中直言：“这些契约等于把满洲装进了女王陛下的保险箱”。
这些措施虽暂时缓解了清廷的财政危机，但却加速了经济命脉的外流。至1911年，清政府财政收入的74%用于偿还外债本息。
如果说，清朝为搂钱，对外是“卖——卖——卖”“押——押——押”，对内则就是“加——加——加”。
为填补窟窿，清廷在内部实施了一系列杀鸡取卵的政策：
先是，地方摊派，清廷将战争失败后的赔款额度分解至各省，江苏、浙江等省被迫加征房捐、亩捐等50余种杂税，1900年后地方实际税负激增3-5倍。1894-1911年间，清廷在直隶、山东等地推行“新捐输”，将田赋附加税提高300%-500%。1901年为偿付庚子赔款，河南巡抚锡良发明“赔款捐证券”：农民需预缴未来十年田赋换取债券。滑县农民赵大牛抵押五亩祖田购得面值50两的债券，三年后官府却宣布“旧债券折价三成兑换新券”。当赵家拿着实际价值15两的债券纳粮时，竟被衙役以“伪券”罪名当街鞭笞致死。
为偿还外债，全国增设1,200多个厘金税卡，1905年湖南商人运输茶叶从安化到汉口，需缴纳17道厘金，税率累计达货值的62%。为偿付《辛丑条约》赔款，四川布政使王人文将生猪交易税从每头200文暴涨至800文。重庆农民赵三喜带领数千人捣毁税局，愤怒的人群高喊：“朝廷拿我们的肉去喂洋人！”这场暴动导致37个州县税收体系瘫痪。
接着是，国内公债发行，1898年发行“昭信股票”募集1亿两，强制官员、富商认购，实际募集不足2000万两。扬州盐商江春被勒索20万两，其家族变卖祖宅后仍遭抄家，最终举家投河。两江总督刘坤一奏报，江苏富商“有变卖田宅、举家逃亡者”。广东新会农户李阿福的遭遇是缩影：他同时承担“昭信股票”摊派、铁路捐、庚子赔款附加税，最后不得不将女儿卖给教堂嬷嬷抵债。
与此同时，1903年后，清廷开启大规模铸造含铜量不足50%的“铜元”，通过货币贬值变相掠夺民间财富。1904年天津造币厂铸造的铜元含铜量仅54%，一年内引发物价飞涨300%。同期，湖北铸造的铜元含铜量仅40%，一年内引发米价从每石2两涨至6两。汉口茶商吴炳章日记记载：“昔日一箱茶可换十两银，今仅值三两人头税”。
伴随清廷对内“加加加”，地方治理失序加速并与清廷割裂。地方为维系运行，开始暗暗抵制中央或者进行腐败活动。地方督抚通过厘金、捐输年均截留超3000万两税款，湘军集团直接控制两淮盐税，形成“东南互保”式割据。这种分权虽暂时维持统治，却导致中央丧失财政调配能力。与此同时，河工、军需等专项经费遭系统性贪腐：黄河治理经费仅10%用于工程，其余被层层瓜分。1908年陆军部审计发现，新军装备采购中虚报价格达标的300%。由此，清廷的治理公信力在地方及军队均被瓦解。
与清廷的搂钱步伐同步的是，社会矛盾的爆发。1840后的50年简，清朝的局部抗税与秘密结社兴起，这其中不止有天平天国、捻军起义这样的全国性抗争，也有成员超200万的天地会、哥老会等抗争形式。1911年川汉铁路工人罢工，可谓劳工觉醒的标志性事件，其与保路运动结合，直接成为辛亥革命导火索。
而面对汹涌的财政及债务压力，清廷这边厢还在进行着最后的挣扎。
1910年，世界性的橡胶投机风潮波及上海，上海钱庄被挤兑，岌岌可危。上海道台蔡乃煌将各省解缴的300万两对外战争赔款挪用于救市。这笔资金本属于偿付《辛丑条约》等外债的主权担保资产，挪用将直接动摇国际信用体系，导致清廷丧失支付能力。蔡乃煌试图用赔款资金托市后，伦敦橡胶期货价格仍然从每磅12先令暴跌至1.5先令，导致正元、兆康等九大钱庄在三天内倒闭，亏损额相当于清政府全年财政收入的15%。上海金融崩溃引发连锁反应：长江流域十七省钱庄因挤兑潮全部停业，江南米价三个月暴涨300%。
而赔款挪用暴露财政黑洞后，英国汇丰银行停止向清廷发放贷款，外国债权人要求提前清偿债务。
1911年5月，邮传部尚书盛宣怀面对湖广铁路债券违约危机，试图用川汉铁路筑路权换取600万英镑续贷，却不知四川百姓为这条“官办铁路”已缴纳2000万两“租股银”。巨大的差额让四川百姓难以接受。四川老人吴玉章捧着价值200两的股票哭诉：“我卖了祖田买的股票，现在连口薄棺都换不回！”
当英国工程师强行修路时，成都商人邓孝然发动“保路同志会”，三十万民众跪求总督赵尔丰主持公道。而赵尔丰下令机枪扫射请愿民众，最终引发流血冲突。随后，清军统帅王占元的1.2万武昌新军被调往四川镇压保路运动，面对空虚的武昌防务，欠饷多时的武昌新军打响了首义的枪声。
这场持续70年的财政慢性失血，最终在1912年2月12日迎来终章：清帝退位诏书中特别强调“库储一空如洗”，财政体系的全面崩溃，成为压垮这个古老帝国的最后一根稻草。
来源：常识（历史上的今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