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被性侵后很长一段时间，崔丽丽有种失声的感觉。嗓子里像是被填满了碎玻璃渣，有一肚子的话想说，却说不出来。这是身体应对突发状况的躯体化反应。

崔丽丽在书房整理与诉讼相关的材料，这里是她的“安全屋”。（南方周末记者韩谦|图）

被性侵后很长一段时间，崔丽丽有种失声的感觉。嗓子里像是被填满了碎玻璃渣，有一肚子的话想说，却说不出来。这是身体应对突发状况的躯体化反应。

性侵她的老板被判了4年有期徒刑，赔偿她3000元。而她被公司开除，丢了年薪百万的销售总监职位，同17年的职业生涯告别，还确诊了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

事发一年半后，她还在医院接受心理治疗。独自坐地铁、住酒店，这些曾经稀松平常的事都让她感到恐惧。

再谈起那件事，崔丽丽仍然太阳穴发紧、浑身颤抖。她感到愤怒。作为受害者，为什么要承担那么多后果？她要为自己讨公道。

PTSD是经历创伤事件后会出现的一种精神障碍，会产生反复闪回创伤记忆、过度警觉、情绪低落等症状。刑事判决生效后，她向人社部门提出工伤申请。

精神障碍很少能被认定为工伤，但崔丽丽获得了阶段性“胜利”。拿到工伤认定决定后，她又提起劳动仲裁，要求公司支付她停工留薪期内工资以及其他费用。2025年3月，天津市津南区劳动仲裁委裁定，公司需支付崔丽丽113万多元。

不过，公司并不认可工伤认定与劳动仲裁的结果，向法院提起诉讼，目前案件仍在审理中。

事情还没完。短视频平台上，崔丽丽实名出现在镜头前，讲述自己的维权经历和心理治疗过程。一些类似遭遇者给她留言，她成了她们的支柱。

崔丽丽没法当作一切都没发生，回归曾经的生活。她遭受的伤害也不会消失。她想，等官司了结后，未来她或许可以从事和女性权益相关的工作。她开始尝试分享自身经历外更宽泛的话题：比如，如何减少女童被性侵的风险；在酒桌上遇到有人劝酒，要怎么应对。

这不仅是一位女性被性侵后的维权故事，更是一位职场女性如何重建自我的故事。她要找回自己的声音。

商务宴请之后

2023年，崔丽丽39岁，是天津一家汽车零部件公司的市场销售总监。一年多前，她加入这家公司，下了不少决心。公司名叫德科智控股份有限公司，深耕特种车行业，当时正计划打入乘用车市场。崔丽丽打算再搏一把，在这条业务线上从零做起。等几年，若公司能上市，她拿到原始股，就可能实现财务自由。

每月大约有二十天，崔丽丽都在出差。她有个上小学的女儿，为了工作，她几乎错过了女儿所有的重要时刻。她相信努力工作就可以有回报。丈夫评价她“工作比在家轻松”。

直到有一天，这个世界崩塌了。

2023年9月，崔丽丽与董事长王豪等人到杭州拜会客户。这是她加入公司后争取到的第一个乘用车客户，合作能不能谈成，就看这次见面了。22日，是个周五，晚上她与王豪在一家日料店宴请客户。

饭局开始前，王豪交代她，一定要让客户“喝美了”。她理解，王豪是要“放量喝”，自己则要做好倒酒、布菜、埋单等“后勤”工作。

差不多一小时后，王豪与客户两人已经喝完一瓶720毫升的清酒。她收到王豪发来的微信，“你陪着多喝点，我快挂了。”

她有些诧异，自己酒量不高，在商务宴请的酒局上，基本是“开场一杯，结束一杯”，怎么这回需要她来应酬？但“领导命令来了，不能退缩”。之后，崔丽丽成了与客户喝酒的主力。

差不多到晚上十点，她出去找服务员埋单，又晕晕乎乎地回到包厢。回去后，桌上又多了两瓶清酒。后来的事，她记不得了。

再有记忆，是第二天凌晨四点多。她醒来，发现自己躺在王豪的房间里，什么都没穿，衣服散落在地上。那是一个标间，王豪睡在另一张床上。

她捡起衣服穿上，迷糊中忘了穿鞋。回到自己房门口，房卡打不开门，她又折回王豪房间取鞋。之后，她找前台帮忙开了门。她只记得，那时酒劲还没散去，晕晕乎乎的，自己一直在哭。

早上九点多，她敲开王豪房门，想知道前一晚发生了什么。王豪告诉她，她喝醉了，他打车和她一块回了酒店。王豪指了指她睡过的那张床，说她还吐在了床上。不过，崔丽丽没看到呕吐物。

为什么自己醒来时没穿衣服？这是崔丽丽最想知道的事。不过，她没问出口。她担心，是自己醉酒的状态，给王豪创造了机会。

当天下午，王豪离开杭州，崔丽丽则留在酒店继续准备9月26日向客户汇报的材料。做着PPT，崔丽丽反复回想那个问题。不过，大脑像出现了真空地带，她什么都想不起来。

汇报那天，崔丽丽同王豪在客户的公司碰面。见面的那一刻，一些记忆碎片浮现：在床上，王豪“摁着我的手，捂着我的嘴，让我不要说话”。那晚，回到酒店，她没敢脱衣服，坐了一夜。

27号上午，她给丈夫吴东（化名）打了电话，“感觉自己被欺负了”。

“什么叫‘感觉’？谁欺负你不知道吗？”电话里，吴东有些生气。

“我不知道怎么进的他房间。我喝醉了。”她自责，自己快40岁了，“行走江湖那么多年”，依然连基本的自我保护能力都没有。

当天，崔丽丽从杭州回了天津。“人完全蒙了”，没想到报警，甚至都没想到可以查监控。

直到10月3日，在吴东提醒下，她才又回到杭州，以寻找丢失的手串为由，在酒店看到了监控。

视频里，王豪抱着她径直走向他的房间，她看上去像睡着了。 酒店工作人员曾试图阻止王豪。前台一服务员告诉崔丽丽，王豪抱着她进了酒店后，自己帮王豪刷了电梯卡，又通知保安给他们刷房卡开门。

发现王豪将崔丽丽抱进他的房间，保安敲过王豪的房门，提醒他把崔丽丽送回她自己的房间。王豪没有应声。之后，前台给王豪房间的座机打了电话，再次提出是否需要把崔丽丽送回去，王豪回复说不用，就挂了电话。

隔壁房客的录音

决定报警，不是件容易的事。

在酒店查完监控，崔丽丽给住在杭州的朋友曾雅（化名）打了电话。电话里，崔丽丽一直在哭，说自己被“队友”坑了。

晚上，两人盘腿坐在酒店床上，讨论应对方案。她们商量过要不要报警。那时，房间里发生了什么，她们找不出更多证据。另外，报警要付出的代价太高了。崔丽丽在汽车行业深耕17年，这个行业圈子不大，要是报了警，肯定会传开来，她将来如何面对同行？

曾雅记得，崔丽丽坚定的是，一定不能示弱，要讨个说法。她们在本子上列出一长串要盘问王豪的问题，决定先用折衷的方案：同王豪对峙，看看他的态度。

崔丽丽那时想，要是王豪痛哭着向她道歉，诚实地说出发生的事，解释说自己喝多了，犯了错，“我无法原谅他。但可能会辞职，默默离开公司”。

不过，她没等来道歉。

2023年10月6日是国庆节后公司第一天上班，她一早就走进王豪办公室。王豪解释，打不开她的房间，才把她带进自己房间。这和她在监控里看到的情况并不一样，“王豪在说谎”。

崔丽丽告诉王豪，她已经去杭州看了监控，计划报警。

当天下午，王豪给她发了条微信，称自己“无论多醉，不应该把你抱到我的房间”，“也不应该把你的裤子脱掉”。但其他的事，“不是你想的那样”。并表示可以由崔丽丽的直属领导当中间人，谈赔偿的事。这是王豪最后一次同崔丽丽联系。

“他（王豪）希望你提出具体要求，他来考虑。”10月8日，崔丽丽收到了她的直属领导的信息。“我不会再和他沟通。”崔丽丽回复。她想知道真相。

2023年10月10日，事发第19天，她在杭州报警。

6个月后，2024年4月2日，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一审宣判，认定王豪犯强奸罪，判处有期徒刑4年，赔偿崔丽丽经济损失3000元。双方都没有上诉。

从案发到判决，王豪始终没有认罪。最高人民检察院主管的《方圆》报道，王豪的证言多次反复，每份供述不尽相同，一些说法被证伪。庭审最后，王豪还称崔丽丽是“勾引不成便反咬一口”，事后崔丽丽找他谈话，则是为了讹钱。

案子最终认定强奸，得益于一个巧合。《方圆》杂志披露，办案检察官谢轶查看酒店监控发现，王豪抱着崔丽丽进屋后约半小时，住在隔壁的房客小高开门，走到王豪房间门口，还掏出了手机。

谢轶联系上了小高。原来，事发时，他听到隔壁房间有床挪动和撞墙的声音，还有微弱的女性反抗声，就用手机把声音录了下来。录音里，能听到王豪说话的声音，但里头的女声“明显不是在和他对话，而是无意识的呻吟”。

崔丽丽没参加庭审。直到看见判决书，她才知道自己被性侵的细节。在这之前，她总存有一丝侥幸，觉得自己是被王豪强制猥亵，没有发生性关系。

“他那么认可我，怎么会做出这样的事？”她想不明白。王豪是公司创始人，天津大学博士，懂技术，还曾在天津工业大学任职，是她信任的“队友”。曾雅与王豪在工作上有过交集，她印象里，王豪长相老实，是社会评价体系里的“高素质人才”，很难想象他会干出性侵下属的事。

案件的判决没有让崔丽丽状态好转。她整晚整晚地睡不着觉，眼前交替出现两个画面：一个是一整天工作结束后，她同王豪，以及一位下属，靠在酒店走廊上聊业务。王豪让下属多向崔丽丽学习，还谈起她的加入给公司带来了希望。然后，镜头切换——事发那天凌晨，她从王豪房间出来，怎么也打不开自己的房门，瘫坐在酒店走廊上哭泣。

丈夫把她带去三甲医院看精神科。不过，她没有跟医生提起到底发生了什么，只是说工作压力大、焦虑，需要拿些治失眠的药。

那段时间，崔丽丽总能听到王豪喊她的名字，脑袋像戴了紧箍。独自出门都成了件困难的事，她不再信任任何人。和陌生男性同处一部电梯都让她感到恐惧。

工伤保险条例与工伤认定办法的最新版条文，内容涉及工伤认定与工伤保险相关法规。（视觉中国|供图）

“99.9%认定不下来”

不仅是王豪，公司的处理方式也让崔丽丽失望。

事发后，她向直属领导请了假。2023年10月27日，她发现，自己被踢出了公司微信群，不再能登录办公系统，工资也停发了。

刑事案件判决后，崔丽丽起先打算与公司协商赔偿。她向公司提出，补发从事发到判决期间半年的工资，加上合同期内解约的赔偿和工伤赔偿，总共18个月工资。

双方约定，2024年4月18日——判决后半个月，是最后协商期限。那天中午，公司一名副总同崔丽丽在一家咖啡馆见面，开出价码：半年工资加解约赔偿，共10个月工资，公司没认同工伤赔偿。

崔丽丽回忆，她当场表示不接受这个结果。紧接着，与副总同来的人力资源部部长从包里拿出了一份文件，上面写着：崔丽丽旷工110天，严重违反公司规章制度，故解除与崔丽丽的劳动合同。

她没想到，协商会变成这样。离开咖啡馆，崔丽丽去了天津市津南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申报工伤。

崔丽丽常被媒体问及，为什么会想到申请工伤？多数性侵事件里，性侵犯被判刑后，受害者便不再公开发声。

崔丽丽觉得，这大概是因为事发时她年近四十岁，更理性，也更有力量面对后续纠纷。况且，被公司开除，对她来说，面临的是上百万元的经济损失。

在吴东看来，失去工作的打击，对妻子来说实在是太重了。他和崔丽丽从上高中补习班相识。那时他就觉得她“不像个年轻人”，除了偶尔唱唱歌，看看电影，没什么兴趣爱好。大学时，崔丽丽读的是日语专业。还没毕业，她就进入天津的日本车企实习，之后便扎根汽车行业，“工作能让她感到快乐”。

决定申请工伤认定后，崔丽丽咨询过律师。一位律师告诉她，“99.9%认定不下来，费那劲干吗？”还有位律师对她的执着表示不解，觉得她都干到了总监级别，“怎么发生这种事还承受不了打击？”

李莹是公益机构源众家庭与社区发展服务中心创始人，她代理过二十多起职场性侵案件。不过，她代理的案子中，还没有申请工伤的案例。

她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传统认知中，工伤多是直接的肉体伤害，精神损害认定为工伤的，数量很少。再加上性侵案件常常因为没有直接证据、被告人又不承认，在刑事上认定的比例就不高，甚至在公安阶段都难以立案，更无从谈起后续赔偿。李莹觉得，崔丽丽不是法律人，“没那么多框框”，反而没那么多顾虑。

认定工伤需要花费的时间和精力比崔丽丽想象中多得多。2024年4月18日下午，到天津市津南区人社局提交材料时，崔丽丽才知道，被老板性侵这件事本身，并不能直接认定工伤。她需要提交医疗诊断证明，以证明性侵对她造成的伤害。

人社局工作人员告诉她，要认定精神伤害，需要到指定的精神专科医院就诊，经过3个月或12次治疗，才能拿到医疗诊断证明。南方周末记者联系津南区人社局工伤科，希望了解认定流程，工作人员表示“不方便告知”。

不论能不能认定工伤，再不进行心理治疗，“人就废了”。2024年4月23日，吴东把她带去了人社部门的协议医疗机构天津市安定医院治疗。在心理治疗室，她开始向医生说出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

2024年7月初，接受了12次治疗后，她拿到了确诊为创伤后应激障碍的证明。

7月16日，她第二次走进天津市津南区人社局。这次，人社局当天就受理了她的申请。

被性侵这件事本身，并不能直接认定工伤。受害者需要提交医疗机构诊断书，以证明性侵造成的伤害。 （视觉中国|供图）

九千多条评论

等待的那段时间，崔丽丽在日记里写道，“最害怕去两个地方。第一就是安定医院，第二是人社中心。去安定医院，不得不承认自己脆弱；去人社中心，不得不面对自己是个劳动者，又很渺小。”

因性侵造成精神疾病被认定工伤的情况不常见，不过也并非没有先例。2017年，湖南长沙，一名女工值夜班时去卫生间路上，遭遇一男子性侵。因女工反抗，男子性侵未遂，女工则因此确诊为应激相关障碍。人社部门不予认定工伤后，女工向法院提起诉讼。一审、二审两级法院都认为，女工构成工伤。二审判决指出，《工伤保险条例》没有将精神伤害结果排除在外，只要伤害结果与受到的暴力伤害有因果关系，就符合认定工伤要素。

如何认定精神疾病与性侵间的因果关系？在津南区人社局受理崔丽丽的申请3个月后，崔丽丽被通知进行一次鉴定。在一间办公室里，面对鉴定专家、人社局工作人员，还有公司一方代表等十多人，崔丽丽再次讲述了她的遭遇。

每次重新讲述，对崔丽丽来说，都是二次伤害。晚上闭上眼，眼前总会出现那条事发的酒店走廊。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她的身体还是止不住地颤抖，连带着桌上的咖啡杯也震动起来。即便如此，她还是决定继续说。她不再有羞耻和内疚，取而代之的，是对施害者的愤怒。

心态发生转变，可以精确地定位在2024年6月5日晚上。那时，她刚开始在天津市安定医院接受治疗，工伤申请还没有被受理。

当晚近10点时，曾雅刷微博时注意到了一条热搜，“女子出差被老板强奸 隔壁房客录下关键证据”。文章里，化名为“袁琳梅”的受害者经历与崔丽丽完全吻合。她把链接转给了崔丽丽。

崔丽丽留意到，这篇刊登在《方圆》上的文章，作者之一正是此案检察官谢轶。在微博上，这篇文章有两亿多浏览量，九千多条评论，五十多万人点赞。

从晚上近十点，到第二天凌晨四五点，崔丽丽没睡觉，翻完了所有评论。这之前，只有丈夫、曾雅、办案人员和心理医生知道到底经历了什么。评论区，有人鼓励她，“主动报案，真的需要很大的勇气”；有人支持她后续争取赔偿；也有人心疼她，“什么都没做错，却丢了工作，丢了健康”。

“网友们救了我。”崔丽丽说。第二天，她联系上谢轶，说此前自己每晚都会失眠，看到热搜后，也失眠了。不过，这次跟以往不一样。她想的是，这么多陌生人给了她鼓励，要更好地活下去，要更勇敢地做些什么。

6月11日，她向一家报社的报料邮箱发了邮件，接受采访。从记者那里，她知道了伊藤诗织，也了解到一些性侵、性骚扰的案件。

伊藤诗织是日本首位公开长相和姓名控诉性侵的女性。2015年4月4日晚上，她在醉酒后被职场前辈山口敬之性侵。警方宣布因证据不足，对此案不予刑事起诉。之后，伊藤诗织又提起了对山口敬之的民事诉讼。2019年12月28日，日本东京地方法院做出裁决，判定伊藤诗织胜诉。

接受采访那天，回到家，崔丽丽把自己关进房间，用四个多小时时间看完了伊藤诗织记录自身经历的书《黑箱：日本之耻》。

崔丽丽说，以前的自己是个“工作狂”，除了汽车圈内的事，不大关心社会上发生了什么。读完伊藤诗织的书，她感觉同远方的人有了连结。她不再是一个人。

2024 年8月12 日，报道出炉。这回，稿子里的人物不再是“袁琳梅”，而是崔丽丽。

当晚，她把近四十个客户拉进微信群，往群里发了封暂别信——在职场上，她已经消失近一年。暂别信里，她提到自己发声的初衷，“希望能为身处黑暗之中的职场姐妹一点力量，哪怕微薄！”

“我必将拿出开发业务之决心、毅力来为自己，也为千万职场女性维权到底!”她在信里写道。

崔丽丽做过一个梦。梦里，一个瘦小的男人在车流不息的马路上骑自行车。没有车给他让路，他被撞倒了，一条腿被撞得飞起。他瘸着一条腿，继续拼命地跑。这时，一辆车横在了马路中间，截住了后面的车流。一个高大的男人下了车，对后面的车喊，“你们看不到有人被撞了？”有的车停了下来，也有的绕了路。那个断腿的男人，捡起他的断腿，继续往前跑。

她觉得，那个断腿的男人就是她自己。“从事发开始，熟悉的人捅了我一刀又一刀，是陌生人救了我一次又一次。”

“战争”还没完

崔丽丽继续向前跑。工伤认定在2024年12月2日有了进展。她收到一份文件，上面写着，“崔丽丽同志受到的事故伤害，属于工伤认定范围，现予以认定为工伤”。

“像打了鸡血一样”。拿到工伤认定，崔丽丽觉得，自己的状态突然一下好起来了。“是不是以后就不用再去看心理医生了？”她对吴东说。

下一步，就是同公司协商工伤治疗的停工留薪期内赔偿数额，协商不成再提起劳动仲裁。她计算了一下，最晚到2025年上半年，事情就能了结。

2025年1月21日，崔丽丽诉公司的劳动仲裁第一次开庭。庭上，崔丽丽才得知，公司不认可工伤认定结果，起诉了津南区人社局。在劳动仲裁开庭前一日，津南区法院受理了此案。

公司方提出中止仲裁，理由是劳动仲裁的审理，需要依据企业诉人社局案的结果。庭审进行了一个多小时，仲裁员便宣布休庭。

随着事态发展，崔丽丽的病情总是反复，像海浪一样起起伏伏。她的心理医生说，她是自己从业生涯里见过的最难治的病人。

新的刺激还在不断发生。原本，对崔丽丽的治疗已进入如何回归社会的话题，劳动仲裁审理暂停后，她又陷入与伤害事件本身的抗争。

2025年3月4日，仲裁重启。天津市津南区劳动仲裁委认为，行政诉讼法规定，诉讼期间不停止行政行为的执行。所以，即使在行政诉讼期间，崔丽丽的工伤认定仍具有法律效力。

庭上，回忆起过去的伤害，失声的躯体化反应又发生在崔丽丽身上。庭审结束后，她吃不下饭，也说不出话。为了挨过时间，她一个人躺在家里二楼房间里，连睡了两天。

吴东告诉她，开庭当天，她发在社交平台上的视频有上千万浏览，近八十万人点赞。这是她受到关注最高的一条视频。流量是网友们“投”出来的。崔丽丽这才发现，她收到了不少平台推送，提醒她又有网友花钱为她“投流”。

她发不出声来，就把那些“投流”信息都截了图，做成视频，配上文字，“感谢大家，等我回来”。一个个微小的支撑汇聚起来，结成一张密实的网，托起了她。

2025年3月24日，津南区劳动仲裁委作出裁决。仲裁委认为，德科智控公司构成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裁决双方继续履行合同，公司需支付崔丽丽停工留薪期工资、周六加班费、带薪年假工资等共计113万余元。

这回，崔丽丽不再有拿到工伤认定时的激动。双方的“战争”还没完。按照仲裁规则，不服裁决的，可以在收到裁决书的15日内向法院提起诉讼。

截止日期前，崔丽丽向津南区法院提交诉状，除要求德科智控公司支付停工留薪期工资、加班费等费用外，还要求补偿她来回杭州取证的交通费、住宿费等费用。公司方也起诉了她，认为解除劳动合同程序合法，公司无需赔付停工留薪期工资。

2025年5月17日，南方周末记者联系德科智控，希望了解对此事的处理情况。崔丽丽曾经的直属领导表示，案件正在审理，不便接受采访。

2024年4月23日，崔丽丽到天津市安定医院接受治疗。（视觉中国|供图）

回不去了

又一个春天在等待案子进展的日子里溜走了。在小区里散步，看着嫩绿的叶子抽出来，又长成翠绿，崔丽丽有些失落：世界还在照常运转，而自己停在原地。

大多数时候，她都独自待在家中二楼书房，那是她的“安全屋”。除了医院，她很少出门。去步行10分钟就能到的菜场买菜，她都会一次囤上一周的量。

吴东给她定了个目标，早上两人一块开车送女儿上学，然后他再把她送回家。坐在车里一来一回，就算是她一天的社交了。即便如此，大多数时候她都用各种理由推脱：不舒服、起不来，去的频率得按月算，“一个月一两次”。

吴东觉得，要是妻子能在家玩玩游戏、看会儿肥皂剧放松一下，那也行。但她总在书房里整理资料、录制短视频、回复私信。社交平台推送给她的内容，又总精准地与她的境遇相关。

在家里，一些小事就能引发一场激烈的冲突。比如，女儿上床睡觉时没把拖鞋摆好，东一只西一只的，又或者，女儿没把睡衣收纳到合适的位置，都能让崔丽丽崩溃，大喊大叫。和家人相处时，那些“狗脾气”总是不受控地涌上来。

“拿我们出气呗。”吴东有些无奈。他同女儿说，妈妈现在状态脆弱，要理解她。女儿也不多说话，只是回应“知道了”。女儿还在上小学，她到底能不能理解妈妈，吴东也不知道。

他时常感到焦虑。有一次，心理医生给崔丽丽咨询完后，把他叫进治疗室，想和他聊聊。他拒绝了，“我不承认我有病”。

2024年年末，夫妻俩有过一次争吵。吴东还是希望妻子能回归以前的行业。她在汽车业积攒了大把资源，无论是回去找工作，还是创业，都会有可观的收入。就这么放弃，不值得。

“我不可能当作什么也没发生，又去跑业务。”崔丽丽说。

“怎么不可能？”吴东反问。

“你说怎么不可能？我走到哪都是一个被强奸过的女人。”

吴东抽了自己一巴掌。

现在，他不太想未来的事了。他自己做生意，事发后，他把大多数精力转向家庭。他负责接送孩子上学，每周陪妻子去医院，还要处理案子的事。他们没有聘律师，他是崔丽丽的诉讼代理人。

冷静下来，吴东觉得，还是得有耐心，“不能正过着火车呢，你就非要过这路口。再急，也得等火车过完。”

火车什么时候能过完呢？在妻子面前，吴东不太表露自己的情绪。他对妻子说，慢点就慢点吧，官司打得越久，她的影响力就越大，能做更多的事。

前不久，崔丽丽到北京参加了一档视频访谈节目。录制时，她“哭得稀里哗啦”。回家后，回想起那天的表现，崔丽丽总觉得不满。她不想卖惨，可不知怎么的，面对镜头总是控制不住情绪。

吴东安慰她，录制时的状态才是真实的她，不总是坚强，是“一边脆弱，一边坚强”。她承认这一点，可她还是觉得，得联系节目组，再补录一段。她希望自己能更平静、更理性地为女性争取权益。但她又害怕愤怒消失，让自己失去抗争的心气。

在社交平台上，她还担起了托住别人的角色。和她有类似经历的女孩给她发私信，询问自己该怎么办。她们大多是二十岁出头的年轻女孩，甚至还有未成年人。她们不敢告诉家人，也找不到其他社会救助渠道。要不要报警？怎么搜集证据？

崔丽丽想，等自己状态再好些，自己可以去高校、企业演讲，让更多人了解职场性侵害。“我们的入职教育，会讲进工厂要穿安全鞋、戴安全帽，但没有人告诉你，遭到性骚扰应该怎么做。”

清明节假期，她同丈夫、女儿去爬山。

路上，有人认出了她：“你是丽丽姐吗？”

“不是。你认错了吧。”她赶紧摇了摇头。

回去路上，丈夫调侃她，怎么不大大方方地承认，再问问对方“要不要拍张合照？”

向南方周末记者回忆这段对话时，崔丽丽难得哈哈大笑。她说，总有一天，她会更大胆地站出来。故事还会继续。

南方周末记者 韩谦

责编 钱昊平

来源：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