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带着煤灰味儿，卷着街角油炸摊的腻，糊在人脸上，怎么擦都擦不干净。

1993年的风，是黏的。

带着煤灰味儿，卷着街角油炸摊的腻，糊在人脸上，怎么擦都擦不干净。

我的录像厅就开在这条乌七八糟的街上。

“硕哥录像”，招牌是我自己拿红漆刷的，歪歪扭扭，雨水一冲，淌下两行红色的泪，看着跟凶案现场似的。

我叫陈硕，二十三，没爹没妈，初中毕业就出来混，攒了几年钱，盘下这个小门脸。

白天租带子，晚上放通宵场。

靠着几部香港那边刚流过来的片子，和不要命的通宵连播，勉强糊口。

这天下午，没客，我正拿个小刷子，清理《赌神》带子里卡住的灰。

隔壁，王老棍的门“哐”一声被踹开。

“臭娘们！还敢跑！腿给你打断！”

王老棍是我们这条街有名的无赖，三十好几，娶不上媳妇。

上个月，他从外面“买”回来一个。

整个筒子楼都听见了那女人第一天晚上的哭嚎，撕心裂肺。

后来，就没声了。

偶尔能看到一个瘦小的影子在窗户后头晃一下，跟鬼似的。

我把刷子放下，点了根烟。

烟是“阿诗玛”，七块钱一包，我一天得抽小半包。

隔壁的咒骂还在继续，夹杂着拳头砸在肉上的闷响，还有女人压抑的、小兽一样的呜咽。

我把烟摁灭在烟灰缸里，站了起来。

柜台下面，放着一根胳膊粗的撬棍。

那是我防着小混混来收保护费备下的。

我掂了掂，冰凉的铁疙瘩压在手心，心里那股邪火也跟着沉了下来。

我不是什么好汉。

混迹在这条街上，我知道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道理。

可我忘不了我妈。

她在我很小的时候，也是这样，被我那个酒鬼爹打。

她从来不哭出声，就那么咬着嘴唇，呜咽。

声音和隔壁一模一样。

我抄起撬棍，拉开门。

王老棍家的门虚掩着，我一脚踹开。

屋里一股馊味儿。

王老棍正抓着一个女人的头发，往墙上撞。

那女人瘦得像根柴火，身上穿着一件不合身的、脏兮兮的男式衬衫，脸上青一块紫一块，眼神空洞，像个被抽走了魂的娃娃。

看见我，王老棍愣了一下，随即吊起三角眼。

“陈硕？你他妈想干嘛？找死啊！”

我没说话。

我一步步走过去，手里的撬棍在地上拖着，发出“刺啦——”的声响。

那声音在狭小的房间里，格外刺耳。

王老棍有点慌了。

他认识我，知道我打起架来不要命。

“我……我教训自家婆娘，关你屁事！”他色厉内荏地吼。

我走到他面前，停下。

我比他高半个头，阴影正好把他罩住。

“放开她。”我说。

声音我自己听着都陌生，又冷又硬。

“我操你……”

他话没说完，我手里的撬棍已经抡了过去。

没砸他的人。

砸在他旁边那个水缸上。

“哗啦——”

半缸水混着碎瓷片，溅了他一身。

王老棍彻底蔫了。

他哆哆嗦嗦地松开手，那个女人像一滩烂泥一样，顺着墙滑了下去。

“滚。”我盯着他的眼睛，又说了一遍。

王老棍屁滚尿流地跑了。

屋里只剩下我和那个女人。

她蜷在墙角，抱着膝盖，浑身发抖，看都不敢看我一眼。

我把撬棍扔在地上，蹲下来。

“没事了。”我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温和一点。

她抖得更厉害了。

我叹了口气。

这事儿，管了，就得管到底。

我把她半扶半抱地弄回我的录像厅。

我的店后面有个小隔间，一张床，一个桌子，就是我的全部家当。

我把她安置在我的床上，拉过一床还算干净的被子给她盖上。

她一沾到床，就缩成一小团，恨不得把自己藏进被子里。

我给她倒了杯热水，递过去。

她的手伸出来，又飞快地缩回去，好像那杯子会烫人。

我只好把杯子放在床头柜上。

“喝点水，暖暖身子。”

她没反应。

我看着她，心里堵得慌。

这叫什么事儿。

我一个开录像厅的，自己还吃了上顿愁下顿，现在又捡回来一个大麻烦。

可我能怎么办？把她再扔回给王老棍？

我做不出来。

我从柜子里翻出我妈留下来的一个医药箱，里面还有点红药水和纱布。

我走到床边。

“我给你上点药，行吗？”

她还是不动，但身体绷得像块石头。

我小心翼翼地掀开被子一角，看到她胳膊上的伤。

一道道的，青紫色，像是被皮带抽的。

我拿着棉签，蘸了红药水，轻轻地给她擦。

棉签刚一碰到她的皮肤，她就像被电了一下，猛地一缩。

“别怕，我不动你。”我放低了声音，“很快就好。”

也许是我的声音起了作用，她没再躲。

我给她处理了胳膊上和脸上的伤口。

她的脸很小，巴掌大，就算肿着，也能看出底子很清秀。

不像我们这边的人。

皮肤太白了，细得跟瓷器似的。

处理完伤口，我站起身，浑身都僵了。

“你先休息，我去给你弄点吃的。”

我走到外面，拉上隔间的门帘。

录像厅里空无一人。

我摸了摸口袋，剩下不到五十块钱。

得撑到下个月收租金。

我走到街对面的“李记面馆”，要了一碗最便宜的阳春面，让老板多给点汤。

端回去的时候，她还保持着那个姿势，一动不动。

我把面放在桌上。

“吃点东西吧，一天没吃了吧？”

她没理我。

我把筷子塞到她手里。

“吃啊。”

她握着筷子，手抖得厉害，根本夹不起来。

我没辙了。

我坐在床边，端起碗，夹了一筷子面，吹了吹，递到她嘴边。

“张嘴。”

她愣愣地看着我，眼神里全是恐惧和迷茫。

我们就这么僵持着。

最后，她大概是饿极了，还是微微张开了嘴。

我把面喂进去。

她小口小口地咀嚼，然后咽下去。

一碗面，我喂了快半个小时。

喂完，我感觉比跟人干了一架还累。

她吃完，似乎有了点力气，眼神也不再那么空洞。

她看了看我，又飞快地低下头。

“谢谢。”

她开口了。

声音很小，很沙哑，但很好听。

带着一种我不熟悉的口音，软软糯糯的。

这是她对我说的第一句话。

我心里那块大石头，好像忽然就松动了一下。

“不客气。”我收拾着碗筷，“你叫什么名字？”

她摇了摇头。

“从哪儿来的？”

她还是摇头。

问什么都摇头。

我明白了，她不是不想说，是吓破了胆，不敢说。

或者，她自己也忘了。

“行吧，不问了。”我把碗拿出去，“你先睡，我就在外面，有事叫我。”

那天晚上，我没睡。

我搬了张椅子，就坐在隔间的门帘外面。

录像厅的卷帘门我拉下来了，但没锁死，留了条缝。

我怕王老棍那孙子带人来报复。

也怕她半夜再出什么状况。

后半夜，我听到隔间里有动静。

是压抑的哭声。

很小声，抽抽搭搭的，好像怕被人听见。

我心里一揪。

我没进去。

我知道，她需要一个人哭一场。

有些痛，只能自己熬。

第二天，我醒来的时候，脖子都僵了。

我走进隔间，她已经醒了，坐在床上，看着窗外。

窗外没什么好看的，就是一堵斑驳的墙。

她听到我进来，肩膀缩了一下。

“早。”我说。

她没回头。

“我出去买早点，你想吃什么？”

她还是不说话。

我只好自己做主，买了豆浆和油条。

我把油条撕成小段，泡在豆浆里，像哄小孩一样喂她。

她顺从地吃着，眼神始终没有焦点。

接下来的几天，都是这么过的。

我关了录-像厅的生意，专心在家守着她。

我给她起了个名字，叫阿莲。

因为我第一次见她，她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带莲花图案的衬衫。

虽然那衬衫又脏又破。

我教她自己吃饭，教她自己去厕所。

她像个刚出生的婴儿，重新学习这个世界的一切。

她学得很快。

第三天，她就能自己端着碗吃饭了。

第五天，她会主动跟我说“谢谢”。

第七天，我回到家，发现她把我的小隔间收拾得干干净净，我换下来的脏衣服，也被她洗了，晾在窗前。

阳光透过窗户照进来，水珠在衣服上闪着光。

那一刻，我忽然觉得，这个只有十平米的小房间，有点像个家了。

但麻烦也来了。

王老棍没来找我，但他把事情捅出去了。

街坊邻居看我的眼神都变了。

“陈硕这小子，可以啊，黑吃黑，抢了王老棍的婆娘。”

“什么婆娘，就是个买来的牲口。”

“那也是花了钱的！陈硕这事办的不地道。”

风言风语，像苍蝇一样，嗡嗡地往我耳朵里钻。

连派出所的老刘都来找我了。

老刘是个快退休的民警，管我们这一片，人还不错。

他把我拉到录像厅外面，递给我一根烟。

“阿硕，你小子，胆子不小啊。”

“刘叔，那不是人干的事。”我接过烟，点上。

“我知道。”老刘叹了口气，“可你这么着，也不是个事儿。王老棍去所里闹了，说你抢他媳-妇。虽然我们知道他是胡扯，但这女的来路不明，没户口没身份，你留在身边，就是个烫手山芋。”

“那怎么办？送回去？”我火了。

“我不是那个意思。”老刘拍拍我的肩膀，“我的意思是，你得想办法，搞清楚她到底是谁，从哪儿来的，帮她回家。不然，你俩都得玩完。”

老刘的话，像一盆冷水，把我浇了个透心凉。

是啊。

我能护她一时，护不了一世。

这个黑户，在这儿待一天，就多一天的危险。

晚上，我跟阿莲摊牌了。

我坐在她对面，表情严肃。

“阿莲，我们得谈谈。”

她紧张地看着我，捏着衣角。

“你别怕。”我放缓了语气，“我不是要赶你走。我是想帮你。”

“你……到底是从哪儿来的？家里还有什么人？你告诉我，我送你回家。”

阿莲的眼圈一下子就红了。

她嘴唇哆嗦着，说不出话。

“没关系，你慢慢想，别急。”

她低下头，眼泪一滴一滴砸在手背上。

过了很久，她才抬起头，沙哑地开口。

“我……我唔知啊……”

她说的是粤语。

我愣住了。

我们这儿是北方小城，离广东十万八千里。

“你说什么？”

“我……不记得了……”她又换回了磕磕巴巴的普通话，“头……很痛。”

她抱着头，表情痛苦。

我这才想起来，王老棍打她的时候，是抓着她的头往墙上撞的。

难道是……失忆了？

我头皮一阵发麻。

这他妈比拍电影还离谱。

接下来的日子，我一边躲着街坊的白眼，一边想尽办法帮她恢复记忆。

我从旧书摊淘了本地图册，指着广东那一片问她。

“这里，有印象吗？”

她茫然地摇头。

我又从一个香港回来的远房亲戚那儿，借了几盘粤语歌的磁带。

我把录音机开到最大声。

“浪奔，浪流，万里涛涛江水永不休……”

激昂的音乐在小屋里回荡。

阿莲听着，眼神里有了一丝波动。

“这个……好像听过……”

有门！

我心里一喜。

“在哪儿听过？你想想！”

她皱着眉，努力地想，额头上都渗出了汗。

“在……在一个很大的房子里……有……有很多人……”

“还有呢？”

“还有……船……”她忽然抱住头，痛苦地呻吟起来，“头痛……好痛……”

线索又断了。

但我知道，方向是对的。

她很可能就是从广东或者香港那边来的。

可是，怎么联系她的家人呢？

那时候没有互联网，长途电话费贵得要死，而且我连个电话号码都不知道。

简直是大海捞针。

我有点泄气。

钱快花光了。

录像厅再不开张，我们俩就得喝西北风。

那天晚上，我把录像厅重新开张了。

我让阿莲待在隔间里，千万不要出来。

夜场的客人龙蛇混杂，什么人都有。

放的是周星驰的《唐伯虎点秋香》。

“哈哈哈哈——”

外面笑得人仰马翻。

我坐在柜台后面，听着里面的笑声，心里却一片冰凉。

我觉得自己像个小丑。

保护不了一个人，给不了一个家，连让她记起自己是谁都做不到。

就在我快要绝望的时候，转机来了。

那天，阿莲在帮我整理一堆旧录像带。

那是我从废品站收来的，准备洗了重新录。

她拿起一盘，愣住了。

那是一盘很老的香港旅游风光片，封面是维多利亚港的夜景。

“这个……”她指着封面上的“中银大厦”，嘴唇颤抖，“我……我见过。”

我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

“在哪儿见过？”

“我家……我家窗户……就能看到。”

她断断续续地说着，眼泪流了下来。

“我想起来了……一点点……我叫……阿晴……我爸爸……是开公司的……”

阿晴。

不是阿莲。

我激动得差点跳起来。

“你还记得什么？公司名字？电话？”

她摇摇头，又陷入了迷茫。

“不记得了……他们给我喝了东西……然后我就上了船……什么都不记得了……”

但这就够了！

香港，维多利亚港，能看到中银大厦的家，爸爸是开公司的。

范围一下子缩小了无数倍。

我立刻做出一个决定。

我要去香港。

不，我没钱去香港。

但可以打电话！

我翻遍了所有的家当，凑了三百多块钱。

在1993年，这笔钱，够我们这儿一个普通工人一个月的工资了。

我带着阿晴，去了市里最大的邮电局。

那里的长途电话，最清晰。

我跟接线员说，要接香港。

接线员用一种看的眼神看着我。

“接香港哪里？电话号码多少？”

“我不知道。”我老老实实地说，“我只知道，她爸爸在香港开公司，家住在能看到中银大厦的地方。”

接线员翻了个白眼。

“你当我这是许愿池啊？香港开公司的多了去了！住海景房的也多了去了！没号码我怎么给你接？”

我急了。

“大姐，求求你了，这是人命关天的事！”

我把阿晴被拐卖的事，简单说了一遍。

接线员是个四十多岁的大姐，听完，脸上的不耐烦变成了同情。

“唉，这姑娘，太可怜了。”

她想了想，说：“这样吧，我帮你接香港的查号台，114，你自己问。不过我跟你说，希望不大。”

“谢谢！谢谢大姐！”

电话接通了。

“嘟——嘟——”

漫长的等待音，每一声都敲在我的心上。

终于，一个讲粤语的女声传来。

“喂，你好，香港查询台。”

我赶紧把听筒递给阿晴。

“快，跟她说！”

阿晴拿着听筒，手抖得像秋风里的叶子。

她对着话筒，用带着哭腔的、不流利的粤语，重复着那几句话。

“我爸爸……开公司……我家……能看到那个尖尖的楼……”

对面的查号台小姐姐显然也蒙了。

但她很有耐心，一直在引导阿莲回忆。

“小姐，你别急，慢慢想。你爸爸公司叫什么名字？或者你家的地址，记得哪条街吗？”

阿晴拼命地摇头，眼泪把话筒都打湿了。

“我唔记得……我叫梁婉晴……”

梁婉晴。

这是我第一次知道她的全名。

“梁婉晴……”查号台小姐姐重复了一遍，“好的，梁小姐，你稍等。”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

我看着计费器上的数字飞快地跳动，心在滴血。

这三百块钱，撑不了多久。

就在我快要放弃的时候，电话那头的查-号台小姐姐忽然说：“梁小姐，我查到一个叫‘梁氏集团’的，董事长叫梁振邦，他一个月前登报寻找失踪的女儿，名字就叫梁婉晴。你看，会不会是这个？”

我跟阿晴，也就是梁婉晴，都愣住了。

“梁振邦……”婉晴喃喃地念着这个名字，眼神越来越亮，“爸爸……是我爸爸！”

她哭了，这次是喜悦的哭。

我抢过电话。

“大姐！就是这个！快！帮我接过去！”

电话转接了过去。

又是一阵漫长的等待。

一个沉稳的男中音响起。

“喂，梁氏集团。”

我的心跳到了嗓子眼。

“我找梁振邦先生！我……我有他女儿的消息！”

对面沉默了几秒。

“先生，请问您是哪位？这件事，我们已经接到过很多诈骗电话了。”

我操。

我急得满头大汗。

“我不是骗子！他女儿叫梁婉晴，她现在就在我身边！”

我把电话又塞给婉晴。

“快！跟你爸爸说话！”

婉晴对着话筒，泣不成声地喊：“爸爸！爸爸！是我啊！我是阿晴啊！”

电话那头，死一般的寂静。

过了足足有半分钟，那个沉稳的男中音再次响起，但声音已经完全变了，充满了激动和不敢相信的颤抖。

“阿晴？真的是你吗？阿晴！”

父女俩在电话里哭作一团。

我站在旁边，看着计费器上的数字已经突破了我的预算，心里却一点都不疼了。

值了。

挂了电话，婉晴像变了个人。

她脸上的阴霾一扫而空，整个人都在发光。

她抓住我的手，又哭又笑。

“陈硕！谢谢你！真的谢谢你！”

我被她晃得头晕。

“行了行了，找到了就好。”

她说，她爸爸马上会派人过来。

让我们在原地等。

我带着她回了录像厅。

等待的时间，最是煎熬。

我心里七上八下的。

一方面为她高兴，另一方面，又有点说不出的失落。

她要走了。

这个我捡回来的“大麻烦”，马上就要离开我这个破旧的录像厅，回到她真正的世界里去了。

我不知道她那个世界是什么样的。

但肯定，比我这里好一万倍。

第二天下午，一辆黑色的、我叫不出牌子的轿车，停在了我的录像厅门口。

我们这条街，从来没来过这么好的车。

锃光瓦亮，跟周围的泥泞和破败格格不入。

街坊邻居都围了过来，指指点点。

车上下来几个穿黑西装的男人，戴着墨镜，一脸严肃，跟香港电影里的保镖一模一样。

为首的一个，径直朝我走来。

“请问，是陈硕先生吗？”

他讲普通话，但口音很怪。

我点了点头。

“梁小姐在里面吗？”

“在。”

我让开身。

他们走进录像厅，看到缩在我身后的婉晴，为首的那个男人墨镜摘了下来，眼睛瞬间就红了。

“大小姐！真的是你！我们可算找到你了！”

他身后几个彪形大汉，也都齐刷刷地鞠躬。

“大小姐！”

那场面，比我放的任何一部电影都夸张。

婉晴看着他们，有些怯生生的。

“福伯？”她试探着叫了一声。

“哎！是我！大小姐，你受苦了！”

叫福伯的男人老泪纵横。

他拿出一部砖头一样的大哥大，拨了个号码。

“老爷！找到了！找到大小姐了！……对，在一个叫陈硕先生的家里……人没事，就是瘦了点……”

我站在一边，像个局外人。

看着他们重逢的喜悦，我忽然觉得自己很多余。

大概半个小时后。

更多的车来了。

不是一辆，是一个车队。

清一色的黑色奔驰，把我们这条本就狭窄的街堵得水泄不通。

这下，不光是街坊，连整-个区都轰动了。

车门打开。

下来一个五十多岁、穿着一身得体西装的男人。

他头发梳得一丝不苟，虽然眼角有皱纹，但眼神锐利，气场强大，一看就不是普通人。

他身后，还跟着一个和我年纪相仿的年轻人，眉眼和婉晴有几分相似，但表情冷峻。

婉晴看到那个中年男人，再也忍不住了，冲了过去。

“爸爸！”

男人一把抱住她，身体因为激动而微微颤抖。

“阿晴！我的阿晴！你让爸爸找得好苦啊！”

父女俩抱头痛哭。

我看着，心里五味杂陈。

那个年轻人走了过来，上下打量着我，眼神里带着审视和戒备。

“你就是陈硕？”他问。

“是我。”

“我妹妹这段时间，一直跟你住在一起？”

“是。”

他的眼神更冷了。

“你没对她做什么吧？”

我火气一下子就上来了。

老子辛辛苦苦救了你妹妹，你不说声谢谢，还他妈跟审犯人一样审我？

“我做什么了？”我冷笑一声，“我要是想做什么，还用得着等到现在？我还用得着花光积蓄给她打电话找你们？”

年轻人被我噎得说不出话，脸涨得通红。

“阿峰！不许对陈先生无礼！”

梁振邦，也就是婉晴的爸爸，抱着女儿走了过来。

他松开婉晴，对着我，深深地鞠了一躬。

“陈先生，大恩不言谢。我梁振邦，欠你一个天大的人情。”

我被他这个举动搞得有点手足无措。

“别……别这样，梁先生，我就是……举手之劳。”

“对你来说是举手之劳，对我们整个梁家来说，是再造之恩。”

梁振邦的眼睛很诚恳。

他拉着我，走进我的小隔间。

一进去，他就愣住了。

他大概从没见过这么狭小、这么简陋的住所。

一张床，一张桌子，就占了三分之二的空间。

墙壁因为潮湿，墙皮都有些脱落。

他再看看自己的女儿。

婉晴穿着我给她买的、地摊上二十块钱一件的连衣裙，虽然干净，但和她以前的身份，判若云泥。

梁振邦的眼圈又红了。

他转过身，从口袋里拿出一张支票簿。

“陈先生，我知道用钱来报答你的恩情，很俗气。但是，除了这个，我不知道还能为你做些什么。”

他飞快地在上面写了一串数字，撕下来，递给我。

“这里是一百万。港币。请你务必收下。”

一百万。

港币。

我脑子“嗡”的一声。

1993年的一百万港币是什么概念？

按照当时的汇率，差不多也是一百万人民币。

我们这个小城，一套最好的房子，也就三四万块钱。

这一百万，够我买下一整条街。

够我舒舒服服地过一辈子，什么都不用干。

我看着那张薄薄的纸。

它仿佛有千斤重。

我承认，我心动了。

我做梦都想有钱。

有了钱，我就不用再开这个破录像厅，不用再看那些小混混的脸色，不用再每天抽七块钱的阿诗玛。

我可以离开这个鬼地方，去大城市，去过好日子。

我的手，不受控制地，想要伸过去。

但是，我看到了梁振邦身后的婉晴。

她看着我，眼神很复杂。

有感激，有期待，还有一丝……我看不懂的东西。

我想起了她刚来的时候，那副惊恐、绝望的样子。

想起了我一口一口喂她吃面。

想起了她第一次对我笑。

想起了她帮我洗衣服，把我的小房间收拾得像个家。

我救她，不是为了钱。

如果我收了这笔钱，那这一切，算什么？

一场交易吗？

我成了一个见义勇为，然后待价而沽的商人？

我心里那个声音在呐喊。

陈硕，你他-妈不能拿。

拿了，你就不是你了。

我深吸一口气，把那张支票推了回去。

“梁先生，这个钱，我不能要。”

所有人都愣住了。

梁振邦，他儿子梁峰，福伯，甚至婉晴，都用一种不可思议的眼神看着我。

梁峰的眼神尤其古怪，从戒备，变成了惊奇。

“为什么？”梁振邦问，他以为我嫌少，“陈先生，如果你觉得不够……”

“不是钱的事。”我打断他。

我看着婉晴，说：“她是一个人，不是一张彩票。我救她，是因为她该被救。就这么简单。”

我说完，自己都觉得有点傻。

这话说得太正义凛然了，跟我平时的混不吝形象一点都不搭。

但这就是我的心里话。

屋子里一片寂静。

梁振邦定定地看了我很久。

然后，他笑了。

“好，好一个‘她是一个人，不是一张彩票’。”

他把支票收了回去。

“陈先生，我尊重你的决定。但是，这个人情，我记下了。以后，在任何地方，任何时候，只要你需要，梁家的大门，永远为你敞开。”

他从西装内袋里，拿出一张名片，递给我。

名片是烫金的，很厚实。

上面只有一个名字，梁振邦，和一个香港的电话号码。

“这个，请你务必收下。”

这次，我没有拒绝。

我收下了那张名片。

我知道，这比那一百万，更重。

他们要带婉晴走了。

临走前，婉晴走到我面前。

她换上了一身干净漂亮的新衣服，是福伯他们带来的。

她又变回了那个我陌生的、遥远的“大小姐”。

“陈硕，”她看着我，眼睛红红的，“我……我还会回来看你的。”

我笑了笑。

我知道，这很可能只是一句客套话。

香港和这个北方小城，是两个世界。

她回去了，就像鱼回到了大海，鸟飞回了森林。

而我，还留在这片泥潭里。

“好啊。”我说，“等你回来，我请你吃李记的面。”

她用力地点了点头，眼泪掉了下来。

她跟着她爸爸，上了那辆黑色的奔驰。

车队缓缓启动，很快就消失在了街角。

街坊们还在议论纷纷。

“我操，陈硕这小子，发了啊！”

“可不是，救了个香港来的千金小姐！”

“刚才那老头给了他多少钱？一百万？有没有？”

我没理他们。

我回到我的录像厅，关上门。

屋里，还残留着婉晴身上那股淡淡的、洗发水的香味。

桌子上，还放着她没喝完的半杯水。

一切好像都没变。

但又好像，什么都变了。

我的生活，回到了正轨。

或者说，是回到了原来的轨道。

我又开始每天租带子，放通宵场，跟小混-混扯皮，抽七块钱的阿诗玛。

只是，心里空了一块。

晚上，我一个人躺在隔间的那张床上。

这张床，她睡过。

我总觉得，被子上还有她的味道。

我失眠了。

我拿出梁振邦给我的那张名片。

烫金的字在昏暗的灯光下，闪着陌生的光。

梁氏集团。

我甚至不知道这是干什么的。

也许是开银行的，也许是搞房地产的。

反正是离我十万八千里的东西。

我会给他打电话吗？

为了什么呢？

跟他要一份工作？还是跟他借一笔钱，把我的录像厅装修一下？

我觉得可笑。

我把名片夹进了一本旧书里，再也没去看过。

生活就像一盘被反复播放的录像带，充满了噪点和磨损，但剧情始终如一。

王老棍再也没出现过。

听说他怕梁家报复，连夜跑路了。

街坊们对我的态度，一百八十度大转弯。

从前的鄙夷和风言风语，变成了谄媚和巴结。

“硕哥，抽根烟？”

“硕哥，晚上有空一起喝点？”

他们都以为我发了横财，成了隐形富豪。

我懒得解释。

只有派出所的老刘，还是老样子。

他来我这儿，自己倒水喝。

“小子，可以啊。”他咂咂嘴，“真没要那钱？”

“没要。”

“有种。”老刘朝我竖了个大拇指，“不过，你以后打算怎么办？真就守着这个破录像厅过一辈子？”

我沉默了。

是啊。

我以后打算怎么办？

在婉晴出现之前，我没想过这个问题。

我觉得，守着录像厅，混吃等死，也挺好。

但现在，我不这么想了。

我见过另一个世界的样子。

虽然只是惊鸿一瞥。

但我知道，我不属于这里。

或者说，我不甘心只属于这里。

一个月后，我收到了一个从香港寄来的包裹。

没有署名，只有一个地址。

我打开一看，里面是一台全新的索尼录像机，最新型号的。

我们市里百货大楼的标价是八千八，我去看过好几次，摸都不敢摸。

包裹里还有一封信。

是婉晴写的。

字很娟秀。

她说她回家后，一直在接受治疗，身体好多了，记忆也恢复得差不多了。

她感谢我救了她，照顾她。

她说，她永远不会忘记，在那个北方小城里，有一个叫陈硕的男人，一口一口喂她吃面。

信的最后，她说，爸爸问我有什么梦想。我说，我的梦想，是希望那个救了我的好人，也能实现他的梦想。

她问我，陈硕，你的梦想是什么？

我拿着那封信，坐在录像厅的门槛上，看了一遍又一遍。

直到天黑。

我的梦想是什么？

我从来没有过梦想。

我的目标，只是活着。

但现在，或许我可以有。

我把录像厅盘了出去。

连同那台崭新的索尼录像机，一起。

卖了三万块钱。

在1993年，这是一笔巨款。

我揣着这笔钱，离开了那个我生活了二十多年的小城。

我没有跟任何人告别。

我去了深圳。

那时候的深圳，遍地是机会，也遍地是陷阱。

我什么都不懂，像个没头苍蝇一样乱撞。

我被骗过，被抢过，最惨的时候，睡在天桥底下，跟流浪汉抢一个馒头。

但我没想过要给梁振邦打电话。

那是我的底线。

我不能让婉晴觉得，我是在利用她的善良。

我得靠自己。

我从工地上搬砖开始干起。

白天累得像条死狗，晚上就去夜校读书。

我只有初中文化，我知道，在这个新世界里，没文化，寸步难行。

我学电脑，学外语，学企业管理。

我像一块海绵，疯狂地吸收着一切我能接触到的知识。

两年后，我用攒下的钱，和几个朋友一起，开了一家小小的电子厂。

做VCD的解码芯片。

那时候，VCD刚刚兴起，市场一片火热。

我们抓住了风口。

工厂从一个小作坊，慢慢变成了一个有几百号工人的大厂。

我从一个穷小子，变成了别人口中的“陈总”。

我有了自己的车，自己的房。

房子买在深圳湾，推开窗，也能看到海。

虽然不是维多利亚港，但也足够让我心潮澎湃。

我再也不用抽七块钱的阿诗玛了。

但我还是习惯在口袋里揣一包。

偶尔拿出来闻闻，那股呛人的味道，能让我记起自己是谁，从哪儿来。

1998年，亚洲金融风暴。

我的工厂受到了巨大的冲击。

订单大量取消，资金链断裂，银行催债，工人等着发工资。

我焦头烂额，一夜白头。

我抵押了房子，车子，所有能换钱的东西。

但还是不够。

还差五百万。

那是我人生中最黑暗的时刻。

我把自己关在办公室里，抽了一晚上的烟。

烟灰缸堆得像个小山。

天亮的时候，我做出了一个决定。

我从抽屉的最深处，翻出了那本夹着名片的旧书。

名片已经有些泛黄了。

上面的那个电话号码，我从来没拨过。

我犹豫了很久。

这通电话打出去，就意味着，我向现实低头了。

我陈硕，终究还是没能靠自己扛过去。

但看着窗外那些等着我吃饭的工人，看着桌上那堆积如山的催款单。

我没有选择了。

我拨通了那个号码。

电话响了很久才接通。

还是那个沉稳的男中音。

“喂，梁公馆。”

“我找梁振邦先生。”我的声音干涩得厉害。

“请问您是？”

“我叫陈硕。”

对面沉默了。

我能听到听筒里传来一阵轻微的骚动。

然后，一个熟悉又陌生的声音响起。

“陈硕？”

是梁振邦。

他的声音，比五年前苍老了一些。

“梁先生，是我。”

“你……你终于肯给我打电话了。”他的声音里，竟然带着一丝欣慰。

“我……我遇到点麻烦。”我艰难地开口。

“说。”他只有一个字。

我把我的情况，简单地说了一遍。

我没提具体要多少钱，我只是说，我需要一笔资金周转。

我说完，电话那头，又是长久的沉默。

我的心，一点点沉下去。

也许，我太想当然了。

五年过去了，人走茶凉。

当年的恩情，或许早就被时间冲淡了。

就在我准备说“打扰了”然后挂掉电话的时候。

梁振邦开口了。

“阿硕。”他换了个称呼，“你还记不记得，五年前，我对你说过什么？”

“记得。”

“梁家的大门，永远为你敞开。”他一字一句地说，“我梁振邦说话，一言九鼎。”

“你的厂子，在哪里？”

我报了地址。

“等着。”

他又只说了两个字，就挂了电话。

我握着听筒，愣在原地。

不知道过了多久。

我的秘书冲了进来。

“陈总！楼下……楼下……”

“怎么了？”

“您自己去看吧！”

我走到窗边，往下一看。

我看到了五年前，在那个北方小城的街头，见过的一幕。

一个车队。

黑色的奔驰。

为首的那辆车上，走下来一个人。

不是梁振邦。

是梁峰。

他比五年前成熟了很多，穿着一身笔挺的西装，气度不凡。

他抬头，正好对上我的目光。

他朝我微微点了点头。

半个小时后，我公司的账上，多了一千万。

不是五百万。

是一千万。

梁峰坐在我的办公室里，喝着我泡的茶。

“我爸说，剩下的五百万，是你这五年，应得的利息。”他说。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

“谢谢。”我只能说出这两个字。

“不用谢我，这是你应得的。”梁峰看着我，“说实话，五年前，我瞧不起你。”

我笑了笑，没说话。

“我觉得你是个土包子，救了我妹妹，不过是想狮子大开口。”

“但是你拒绝了那一百万。”

“后来，我爸派人查过你。知道你来了深圳，知道你睡天桥，搬砖头，知道你开厂，一步一步走到今天。”

“我爸说，这个世界上，有骨气的人很多，但有骨气又有能力的人，不多。你算一个。”

梁峰站起来，向我伸出手。

“重新认识一下，梁峰。很高兴，能成为你的朋友。”

我握住他的手。

“陈硕。”

那一天，我的工厂得救了。

我也多了一个朋友。

后来，我跟梁峰的合作越来越多。

梁家的产业遍布全球，他们随便漏一点资源给我，就够我的小厂吃得盆满钵满。

我的事业，从此走上了快车道。

我成了深圳小有名气的青年企业家。

我换了更大的房子，更豪华的车。

但我口袋里，依然揣着那包七块钱的阿-诗玛。

我跟梁峰成了很好的朋友，无话不谈。

但我从来没问过婉晴的事。

他也没主动提过。

我知道，她过得很好。

这就够了。

我们已经是两个世界的人了。

没必要再去打扰。

直到2000年，千禧年。

梁峰邀请我去香港，参加他们家的新年晚宴。

我去了。

在梁家位于半山的豪宅里，我再次见到了婉晴。

她穿着一身白色的晚礼服，长发及腰，美得像从画里走出来的人。

她正在跟一群名门公子、千金小姐谈笑风生。

举手投足，尽是优雅。

她也看到了我。

四目相对。

周围的喧嚣，仿佛瞬间静止了。

她朝我笑了笑，然后端着酒杯，穿过人群，向我走来。

“陈硕，好久不见。”

她的声音，还是那么好听。

“好久不见，婉晴。”我有些拘谨。

“你变了好多。”她说。

“你也是。”

我们之间，陷入了一阵尴尬的沉默。

还是她先开了口。

“你……还在抽那种烟吗？”她问。

我愣了一下，随即笑了。

我从口袋里，掏出那包“阿诗玛”。

“还在。”

她也笑了，眼角弯弯的，像月牙。

“我就知道。”

“这些年，过得好吗？”我问。

“挺好的。我在英国念完了大学，现在在爸爸公司帮忙。”她看着我，“你呢？我听我哥说，你现在很厉害。”

“瞎混罢了。”

“李记面馆，还在吗？”她忽然问。

我心头一震。

“应该……还在吧。我很多年没回去了。”

“我想回去看看。”她说，“吃一碗阳春面。”

我看着她，看着她清澈的眼睛。

我知道，她不是在开玩笑。

“好啊。”我说，“等有时间，我陪你回去。”

那次晚宴后，我跟婉晴开始有了联系。

我们通电话，发邮件。

聊彼此的生活，聊过去，聊未来。

我发现，褪去“亿万富翁千金”的光环，她其实还是那个善良、简单的女孩。

她会跟我抱怨工作上的烦心事，会跟我分享她看到的一本好书，一部好电影。

而我，也终于可以卸下所有的伪装，跟她讲我创业的艰辛，讲我睡天桥时的狼狈。

我们之间的距离，在一次次的交流中，被无限拉近。

我发现，我爱上了她。

不是因为她的家世，不是因为她的美貌。

而是因为，她是梁婉晴。

是那个会在我破旧的小隔间里，帮我洗衣服的女孩。

是那个会因为我一句话，就哭得像个孩子的女孩。

是那个在我心里，空了一块地方，只有她能填满的女孩。

2001年春天，我向她求婚了。

没有盛大的仪式，没有昂贵的钻戒。

就在深圳湾的海边。

我对她说：“婉晴，我什么都没有的时候，遇到了你。现在，我好像有了一点东西，我想把它们都给你。虽然，跟你们家比起来，这些什么都不算。”

“但是，我有一颗真心。你要不要？”

她哭了。

哭得像我们第一次见面时那样。

但这次，是幸福的眼泪。

她扑进我怀里，用力地点头。

“我要。”

我们的婚事，遭到了梁家一些亲戚的反对。

他们觉得我出身太低，配不上梁家的千金。

是梁振邦力排众议。

他在家族会议上说：“我女儿的命，是阿硕救回来的。我梁家今天的圆满，也是阿硕给的。他不是高攀我们，是我们梁家，高攀了他的情义。”

“我这辈子最成功的投资，不是建立了梁氏集团，而是认识了陈硕，并把女儿嫁给了他。”

2002年，我和婉晴在香港举行了婚礼。

婚礼那天，我把我所有的亲人朋友都请了过去。

其实也没几个。

就是我厂里那帮跟我一起打江山的兄弟，还有派出所已经退休的老刘。

老刘穿着一身新衣服，激动得满脸通红。

他拉着我的手，一个劲地说：“阿硕，好样的！给咱们那条破街，长脸了！”

我笑了。

是啊。

谁能想到。

当年那个在破录像厅里混日子的穷小子，有一天，会站在这里，迎娶香港亿万富翁的女儿。

命运，有时候，就是这么奇妙。

它在你最绝望的时候，为你打开一扇窗。

而你要做的，就是鼓起勇气，跳出去。

然后，拼尽全力，飞向那片属于你的天空。

婚后，我和婉晴定居在深圳。

我没有接受梁振邦的安排，去梁氏集团做什么副总裁。

我还是经营着我的那家电子厂。

婉晴也没有做豪门阔太，她成了我的贤内助，帮我打理公司的财务和行政。

我们像最普通的夫妻一样，上班，下班，一起做饭，一起散步。

周末，我们会开车回我那个已经变了模样的老家。

李记面馆还在。

老板已经换成了他的儿子。

我带着婉晴走进去，要了两碗阳春面。

“多加葱花，多加汤。”

我对那个年轻的老板说。

婉晴看着我，笑了。

“你还记得。”

“一辈子都记得。”

我看着她，吃面的样子，还是那么秀气。

阳光从门口照进来，落在她的头发上，闪着金色的光。

我忽然觉得，我这辈子最幸运的事，不是赚了多少钱，不是成了什么“陈总”。

而是在1993年那个黏糊糊的下午，我抄起了那根撬棍，踹开了那扇门。

那一脚，踹开的，是我整个的人生。

来源：暮至月为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