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我叫陈默,三十出头,在城北这条快被遗忘的“破烂儿街”上,守着一个半死不活的废品收购站。
九二年,夏天。
黏稠的风从巷子口灌进来,卷着一股子烂菜叶和铁锈混合的味儿。
我叫陈默,三十出头,在城北这条快被遗忘的“破烂儿街”上,守着一个半死不活的废品收购站。
说是收购站,其实更像个杂货铺,除了铜铁铝,我还倒腾点旧家具、旧电器,什么赚钱收什么。
老婆林慧总说我这是不务正业,瞎折腾。
她说得对。
可男人嘛,总得有点念想,不然跟收购站里那些被压扁的易拉罐有什么区别?
那天下午,太阳毒得能把马路烤化了。
我蹬着那辆除了铃不响哪儿都响的破三轮,去了趟市钢厂的废品堆场。
那是个真正的“宝库”,也是个吃人的地方。
没点门路,你连大门都摸不着。
我给门卫老张塞了两包“大前门”,又点头哈腰地喊了半天“张哥”,他才懒洋洋地抬起栏杆。
“就俩钟头啊,赶紧的。”
“得嘞!”
我一溜烟冲进去,像只饿了三天的野狗冲进了屠宰场。
钢厂的废品堆场大得没边,一座座铁山、铜山在阳光下闪着刺眼的光。空气里全是机油和金属切割后的焦糊味。
我这次的目标明确,搞点紫铜。
那玩意儿值钱。
扒拉了半天,铜没见着多少,浑身倒是被铁屑划了不少口子。
正当我准备放弃,准备随便装点烂铁皮走人的时候,角落里一个黑乎乎的大家伙吸引了我。
那是一台老式的落地收音机。
比我见过的任何一台都要大,外壳是那种厚重的胶木,颜色深得发黑,边角磨损得露出了木头茬子。
造型很古朴,有点西洋味儿。
我上去敲了敲,梆梆的,用料真他娘的扎实。
这种东西,放现在就是一堆没人要的垃圾。
但在我眼里,它不一样。
里面的变压器、电子管,还有那些密密麻麻的铜线圈,拆出来可都是好东西。
尤其是那沉甸甸的分量,就算当废铁卖,也不亏。
我跟看场子的师傅讨价还价半天,最后花了五十块钱,把它连同小半车废铁一起拖了回来。
五十块,是我儿子小宝下个月的幼儿园学费。
林慧要是知道了,非得跟我拼命。
回到我的小铺子,已经是傍晚。
我把那台大家伙从三轮上卸下来,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它弄进屋。
它往那一杵,我那本来就挤得不行的铺子,瞬间连个下脚的地方都没了。
林慧下班回来,一眼就看到了这个黑疙瘩。
她手里的菜篮子“啪”地一声掉在地上,西红柿滚了一地。
“陈默!你又弄这堆破烂回来干什么?!”
她的声音很尖,带着一种被生活反复碾压后的疲惫和绝望。
“这……这是个宝贝。”我有点心虚。
“宝贝?能当饭吃还是能当钱花?小宝下个月的学费你准备好了吗?你爹的药钱你给了吗?”
一连串的问题像子弹一样射过来,我没法接。
我只能蹲下身,默默地捡地上的西红柿。
她没再骂我,只是坐在小板凳上,背对着我,肩膀一抽一抽的。
我知道她哭了。
那一刻,我真觉得自己挺不是个东西。
晚上,等林慧和小宝都睡了,我一个人坐在铺子里,对着那台收音机发呆。
烟一根接一根地抽,呛人的烟雾模糊了我的眼睛。
我必须把它拆了,明天就得把里面的铜卖了,换成钱。
我拿起螺丝刀和钳子,开始动手。
这玩意儿的结构比我想象的复杂得多,背板的螺丝都锈死了,拧了半天纹丝不动。
我火了,干脆找了根撬棍,对着后盖的缝隙就插了进去。
“嘎吱——”
一声刺耳的摩擦声后,后盖被我暴力撬开。
里面全是灰尘和蜘蛛网,一股陈年的霉味扑面而来。
我拿手电筒往里照,复杂的电路板,巨大的电子管,还有那个比我拳头还大的变呈器,铜线圈缠得密密麻麻。
我心里一喜,这趟没白来。
我伸手进去,想先把那个最值钱的变压器拆下来。
手指摸到变压器下面,却感觉不对劲。
底下好像……是空的。
我心里一动,把手电凑得更近。
在变压器和底板之间,竟然有一块活动的木板,大概巴掌大小,要不是我伸手进去摸,根本发现不了。
这他妈是个夹层!
我的心“砰砰”地开始狂跳,一种寻宝般的刺激感瞬间冲上了头顶。
我小心翼翼地用指甲抠住那块木板的边缘,一点点把它抽了出来。
木板下面,是一个扁扁的、用油布包裹着的东西。
油布已经发黄变脆,但包裹得很严实。
我把它拿出来,放在桌上,感觉自己的呼吸都停了。
我的手有点抖。
我活了三十年,收了十几年的破烂,从没遇到过这种事。
我咽了口唾沫,一层一层地揭开油布。
里面是一张折叠得整整齐齐的纸。
纸是那种很老的宣纸,已经泛黄,但质地还很坚韧。
我屏住呼吸,用颤抖的手指,慢慢地把它展开。
借着昏暗的灯光,我看到纸上是密密麻麻的毛笔小楷,和一个朱红色的印章。
最上面,是四个遒劲有力的大字。
“土地所有权状”。
我的脑袋“嗡”的一下,炸了。
土地……所有权状?
我使劲揉了揉眼睛,凑得更近。
没错,白纸黑字,清清楚楚。
“兹有沈云舟,购置本市德胜路七号土地一块,计东西长……”
下面的文字和数字,我看得眼花缭乱。
最关键的是右下角的落款。
“中华民国三十六年七月”。
民国三十六年……
那就是1947年。
解放前。
一张民国的地契。
我瘫坐在椅子上,手里捏着那张薄薄的纸,却感觉它有千斤重。
我不是没文化,好歹念完了初中。
我知道这意味着什么。
在1992年这个节骨眼上,一张来自旧时代的地契,它可能一文不值,是张废纸。
也可能……
是个能把天都炸开的惊雷。
我的第一反应是,这是个烫手的山芋。
一个巨大的麻烦。
我应该立刻把它烧了,或者扔进厕所冲掉,就当从没见过。
可我做不到。
我的手死死地攥着它,指节都发白了。
我看到了那块地在德胜路。
德胜路,现在是市里最繁华的商业街之一。
寸土寸金。
如果……如果这张地契还有用呢?
这个念头一冒出来,就像野草一样在我心里疯长,再也压不住了。
发财。
两个字像烙铁一样,烫在我的脑子里。
我不用再看门卫老张的脸色,不用再被林慧骂没出息,能让小宝上最好的幼儿园,能给我爹用最好的药。
我能像个真正的男人一样,把这个家撑起来。
那一晚,我彻夜未眠。
天快亮的时候,我做了一个决定。
我把地契重新用油布包好,塞进了那台收音机的夹层里,然后把后盖原样装了回去。
我不能让任何人知道,尤其是林慧。
她胆子小,知道了只会害怕。
这件事,我得自己扛。
第二天,我照常开门,收破烂,跟街坊邻居插科打诨。
但我的心,已经不在这里了。
它飞到了德胜路,飞到了那张地契上。
我需要找个人问问。
一个信得过的,有文化,懂行的人。
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老马。
老马是我发小,在市里的中学当历史老师,一肚子墨水,平时就喜欢捣鼓些瓶瓶罐罐,研究古董字画。
找他最合适。
中午,我借口出去收货,骑着三轮车去了市里。
我没直接去学校找他,而是绕到了他家楼下。
我不想让别人看到。
我把车停在墙角,自己蹲在树荫下,抽着烟等。
一直等到下午放学,才看到老马夹着个备课本,慢悠悠地晃了回来。
“老马!”我喊了一声。
他看到我,愣了一下。
“陈默?你小子怎么跑这儿来了?不上你那‘废品银行’当行长了?”他笑着打趣我。
“找你有点事,方便不?”我指了指楼上。
老马看我一脸严肃,收起了玩笑。
“上来吧。”
进了他家,一股子旧书和墨水的味道。
他爱人出差了,家里就他一个。
他给我倒了杯水。
“说吧,什么事搞得神神秘秘的?”
我没说话,从怀里掏出那个油布包,放在他面前的桌上。
老马愣了愣,伸手拿了过去。
当他层层打开,看到那张地契的时候,他那双教书先生的手,也开始抖了。
他扶了扶鼻梁上的眼镜,把地契凑到台灯下,仔仔细细地看。
看了足足有十分钟。
期间,他一句话没说,屋里静得只能听到我们两个人的心跳声。
“陈默……”他终于开口了,声音有点干涩,“这东西,你从哪儿弄来的?”
“一台旧收音机里。”我实话实说。
“收音机呢?”
“在我铺子里。”
老马把地契小心翼翼地放回桌上,长长地出了一口气。
“我的乖乖,你小子这是捅破天了。”
“马哥,你给句实话,这玩意儿……到底还有没有用?”我紧张地问。
老马沉默了。
他站起来,在屋里来回踱步,眉头拧成了一个疙瘩。
“从法理上说,解放后咱们国家进行了土地改革,所有城市土地收归国有。这种旧社会的私有地契,早就作废了。”
我的心,一下子沉到了谷底。
“但是……”老马话锋一转,“九二年了,陈默。现在是什么风向,你不知道吗?”
我当然知道。
南方讲话的春风,吹遍了神州大地。
到处都在讲改革,讲开放,讲搞活经济。
“政策在变,很多以前说不通的事,现在都有了松动的可能。”老马压低了声音,“尤其是这种,涉及到历史遗留问题的产权,现在是个灰色地带。说它没用,它确实是张废纸。可要是用对了地方,找对了人……”
他没说下去,但意思我懂了。
“这块地,在德胜路七号。”我补充道。
老马的眼睛一下子瞪圆了。
“德胜路七号?那不是……现在的‘红星百货’吗?”
我点了点头。
老马倒吸一口凉气。
“红星百货……那可是块肥肉啊。我听说市里早就规划了,要对那一整片进行商业改造,红星百货是第一批要拆的。”
我的心跳得更快了。
“陈默,”老马把手搭在我的肩膀上,神情无比凝重,“听我一句劝。这东西,是福是祸,真不好说。”
“你想想,这么大一块地,涉及到多少利益?红星百货是国营单位,背后是商业局。想从他们嘴里抢食,你一个收破烂的,拿什么跟人家斗?”
“这事要是捅出去,地契被收缴了事小,要是给你扣个‘投机倒把’、‘扰乱经济秩序’的帽子,你这辈子就毁了!”
老马的话,像一盆冰水,从我头顶浇了下来。
我刚刚燃起的那点希望之火,瞬间被浇得只剩一缕青烟。
是啊,我算个什么东西?
一个在社会底层挣扎的小人物,凭什么去碰这么大的蛋糕?
我泄了气,瘫在椅子上。
“那……那我该怎么办?把它烧了?”
老马摇了摇头。
“烧了?你甘心吗?”
我当然不甘心。
“这样,”老马沉吟片刻,“你先别声张,这事除了我,不能再让第三个人知道。地契你先收好,千万别放铺子里,不安全。”
“我先帮你打听打听。我在档案馆有个老同学,我托他查查这个‘沈云舟’是什么人,也顺便探探市里关于德胜路改造的具体政策。”
“记住,一步都不能走错。走错一步,万劫不复。”
从老马家出来,我感觉自己像在做梦。
阳光依然刺眼,街上的吵闹声、汽车喇叭声,都好像离我很远。
我把地契贴身藏好,那张薄纸烙得我胸口发烫。
回到铺子,林慧已经做好了晚饭。
一盘炒土豆丝,一碗白菜豆腐汤。
她见我回来,没好气地说:“又跑哪儿野去了?赶紧洗手吃饭。”
我看着她,看着桌上简单的饭菜,看着墙角那个黑乎乎的收音机,心里五味杂陈。
我离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或许只隔着一张纸的距离。
但那张纸,也可能是一道通往地狱的门。
接下来的几天,我度日如年。
白天,我假装什么都没发生,继续收我的破烂。
晚上,我翻来覆去睡不着,脑子里全是那张地契,和老马说的那些话。
我变得疑神疑鬼,总觉得有人在盯着我。
铺子门口多停了个人,我都会紧张半天。
林慧也察觉到了我的不对劲。
“你这几天怎么了?魂不守舍的。是不是在外面惹事了?”
“没有,就是……生意不好,愁的。”我只能这么说。
她叹了口气,没再追问。
一个星期后,老马终于来了。
他没骑车,是走过来的,还特意绕了远路。
他把我拉到铺子最里面的角落,脸色比上次还凝重。
“查到了。”
“怎么样?”我急切地问。
“这个沈云舟,解放前是咱们市里有名的大商人,经营绸缎布匹生意,家底非常殷实。德胜路那一片,当年有好几处产业都是他们沈家的。”
“那他人呢?后代呢?”
“四八年底,时局动荡,沈云舟带着大部分家产和长子去了台湾。留下了老婆和一儿一女。”老马顿了顿,“后来……你也知道,运动一个接一个。他老婆在六十年代就病逝了。儿子在文革中被迫害,也死了。就剩下一个女儿。”
我的心揪了一下。
“女儿呢?还在吗?”
“还在。叫沈佩兰,今年快六十了。以前是小学的老师,早就退休了,现在就住在城南的老居民区里。无儿无女,一个人过。”
一个孤苦伶仃的老太太。
我心里说不出是什么滋味。
“那……德胜路改造的事呢?”
“消息确切。”老马说,“市里已经成立了改造项目指挥部,总负责人是商业局的副局长,姓王,叫王建国。这个人,手眼通天,背景很深。红星百货的拆迁和新商场的承建,基本上就是他一个人说了算。”
王建国。
我把这个名字记在心里。
“老马,你说……如果我把地契给那个沈老太太,会怎么样?”我突然冒出一个想法。
老马看了我一眼,眼神很复杂。
“给她?你图什么?学雷锋做好事?”
“我……”我说不上来。
我承认,我最初的想法是自己发财。
但现在,知道了沈家的遭遇,知道了还有一个孤苦伶仃的后人,我心里那点贪念,似乎被什么东西压下去了。
“陈默,你别犯傻。”老马劝我,“你把地契给她,她一个无权无势的老太太,能顶什么用?最后还不是被那个王建国吃干抹净?你呢?你白忙活一场,什么都得不到。”
“你听我的。现在最好的办法,是想办法搭上王建国这条线。把地契拿出来,跟他谈判。”
“这张地契,虽然在法律上没用,但在实际上,是个‘名分’。王建国要改造德胜路,最怕的就是产权纠纷,怕有人闹事,影响项目进度。他宁愿花点小钱,把这个‘名分’买下来,息事宁人。”
“你能从他那儿拿到一笔钱,不多,但肯定比你收十年破烂强。然后你就当这事没发生过。这是最稳妥,也是对你最有利的办法。”
老马的分析,头头是道,很有道理。
我知道,他是为我好。
可我心里,总觉得有点不是滋味。
利用一个家破人亡的家族留下的唯一念想,去跟一个权势人物做交易,换取自己的利益。
这事,怎么想怎么别扭。
“让我……再想想。”我沙哑着嗓子说。
老马拍了拍我的肩膀。
“时间不多了。我听说,下个月拆迁队就要进场了。”
老马走了。
我一个人坐在铺子里,抽了半包烟。
脑子里一团乱麻。
一边是唾手可得的财富,一边是良心上的不安。
我该怎么选?
我不知道。
我决定先去看看。
去看看德胜路七号,也去看看那个叫沈佩兰的老太太。
第二天,我换了身干净的衣服,坐公交车去了德胜路。
九十年代的德胜路,已经是这个城市最体面的地方。
马路宽阔,两旁是高大的法国梧桐。
商店林立,橱窗里摆着各种时髦的商品。
红星百货就在路口最显眼的位置。
一栋五层高的苏式建筑,墙皮有些斑驳,但依然透着一股子国营老大哥的派头。
门口挂着“拆迁清仓,全场甩卖”的横幅。
我站在马路对面,看着那栋楼。
想象着四十多年前,这里曾是一块属于沈家的土地。
上面或许是青砖黛瓦的院落,或许是雕梁画栋的商铺。
而现在,它即将被推平,建起更高、更现代化的商场。
历史的尘埃,在推土机的轰鸣声中,连一点痕迹都不会剩下。
我又坐车去了城南。
按照老马给的地址,我找到了沈佩兰住的地方。
那是一片老旧的筒子楼,墙壁上爬满了青苔。
楼道里堆满了杂物,光线昏暗,弥漫着一股潮湿发霉的味道。
我找到了302室。
门是虚掩着的。
我犹豫了很久,才抬手敲了敲门。
“谁呀?”里面传来一个苍老而虚弱的声音。
“您好,我……我找沈佩兰老师。”
门开了一道缝。
一张布满皱纹的脸出现在门后。
她的头发花白,梳理得很整齐。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色布褂子。
虽然苍老,但眉宇间透着一股书卷气,和这里的环境格格不入。
“我就是。你找我有什么事吗?”她的眼神带着一丝警惕。
“我……我是个收旧货的。听说您这儿有些旧书,想来看看。”我临时编了个理由。
她打量了我一下,似乎放松了警惕。
“哦,进来吧。”
屋子很小,大概只有十几个平方。
一张床,一张桌子,一个旧衣柜,就是全部的家具。
最显眼的,是靠墙的几个大木箱,里面装满了书。
屋子虽然简陋,但收拾得很干净。
“你想看什么书?”她问。
“随便看看,随便看看。”
我假装在书箱里翻找,眼睛却在偷偷打量她。
她给我倒了杯水,自己坐回床边,开始咳嗽。
咳得很厉害,整个身体都在颤抖。
“您……身体不舒服?”我忍不住问。
“老毛病了,肺不好。”她摆了摆手,似乎不想多说。
我看着她孤零零的样子,心里一阵发酸。
这就是那个曾经的大家闺秀,商界巨贾的女儿。
命运对她,未免太残酷了。
我最终还是没敢把地契的事说出来。
我怕刺激到她,怕她这副身子骨承受不住。
我随便挑了两本旧书,给了她五块钱,就告辞了。
走出那栋破败的筒子楼,外面的阳光照得我有些恍惚。
一边是德胜路的繁华,一边是这里的衰败。
一边是王建国的权势,一边是沈佩兰的孤苦。
强烈的对比,像一把锤子,狠狠地砸在我的心上。
我做出了决定。
我不能去找王建国。
那不是人干的事。
这张地契,属于沈家。
无论它现在还有没有用,它都应该回到沈佩兰的手里。
那是她家族的根。
至于我,就当是做了个梦。
梦醒了,我还是那个收破烂的陈默。
晚上,我把老马约了出来。
在街边的小酒馆,我把我的决定告诉了他。
老马听完,端着酒杯,半天没说话。
“你小子……真是个书呆子。”他最后说,“比我这个教书的还呆。”
“你知不知道你放弃了什么?”
“知道。”我喝了一大口劣质白酒,辣得我眼泪都快出来了,“可我拿着那钱,睡不着觉。”
老马看着我,眼神里有惋惜,有不解,但更多的是一种……欣赏。
“行吧。”他把杯里的酒一饮而尽,“既然你决定了,我支持你。”
“不过,直接把地契给她,不是最好的办法。”老马说,“她一个老太太,拿着这东西没用,反而可能引来麻烦。”
“那怎么办?”
“我们得想个办法,让这张地契,发挥它最大的价值。不是钱的价值,是‘理’的价值。”老马的眼睛亮了起来。
“现在是新社会,讲法制,也讲人情。王建国再牛,他也是政府的干部,他也怕舆论,怕把事情闹大。”
“沈家的遭遇,沈佩兰的现状,这张地契,就是我们手里的‘理’。我们要用这个‘理’,去为沈老太太争取她应得的东西。”
“不是那块地,那不现实。而是补偿,是尊重,是作为一个公民,应该得到的公道。”
我听得热血沸腾。
“马哥,你说怎么干,我听你的!”
“第一步,我们再去见一次沈老太太。这次,要跟她坦白一切,取得她的信任和授权。”
“第二步,我们要收集更多的证据。证明沈家对这个城市的贡献,证明他们不是所谓的‘剥削阶级’。这样,我们在道义上就占了上风。”
“第三步,也是最关键的一步。我们不找王建国,我们绕过他,直接找更高层,找媒体!”
老马的计划,大胆而周密。
我感觉自己身上的血都热了起来。
这已经不仅仅是为了钱,更是为了一口憋在心里的气。
为了公道。
第二天,我和老马一起,再次来到了沈佩兰的家。
这次,我们带了些水果和营养品。
沈佩兰看到我们,有些意外。
“沈老师,我们今天来,是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想跟您说。”老马开门见山。
我们把地契拿了出来。
当沈佩兰看到那张熟悉的“土地所有权状”,看到她父亲“沈云舟”的名字时,她的手剧烈地颤抖起来,浑浊的眼睛里,瞬间涌满了泪水。
她用指尖轻轻抚摸着那张泛黄的纸,像是在抚摸一件稀世珍宝。
“爹……”她喃喃地喊了一声,泪水决堤而下。
我把发现地契的经过,原原本本地告诉了她。
她听完,只是哭,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等她情绪稍微平复了一些,老马把我们的计划和盘托出。
“沈老师,我们不是想利用这张地契去发财。我们是想,能不能凭着它,为您,为您的父亲,讨回一个公道。”
沈佩兰抬起头,用泪眼看着我们。
“公道?”她苦笑了一下,“这么多年了,我早就认命了。”
“不,不能认命。”老马激动地说,“时代不同了。现在国家讲政策,讲落实。您父亲当年是这个城市的建设者,他不应该被遗忘。”
沈佩兰沉默了。
良久,她颤颤巍巍地站起来,走到那个旧衣柜前,从最底层,拖出一个上了锁的小木箱。
她用一把小钥匙打开箱子,从里面拿出几样东西。
几张发黄的老照片,一本厚厚的账本,还有一沓信件。
“这是我爹当年留下的东西,也是我这辈子……唯一的念想了。”
照片上,是一个穿着长衫、面容儒雅的中年男人,那就是沈云舟。
还有一张全家福,照片上的沈佩兰还是个梳着羊角辫的小姑娘,依偎在她母亲身边,笑得天真烂漫。
老马翻开那本账本,眼睛一下子亮了。
“这是……民国三十五年,沈家‘德源祥’布庄为本市筹建第一家公立医院的捐款账目!”
账本上,清清楚楚地记录着:捐赠大洋三千块,棉布五百匹。
在当时,这绝对是一笔巨款。
“我爹常说,取之于斯,用之于斯。做生意,更要做人。”沈佩兰的声音里带着一丝自豪。
“太好了!”老马激动地一拍大腿,“这是最有力的证据!证明沈先生是一位有社会责任感的爱国商人!”
我们又翻看了那些信件。
大部分是沈云舟去了台湾后,想方设法托人带回来的家信。
信里充满了对妻儿的思念,和对故土的眷恋。
直到五六十年代,信件才彻底中断。
所有的证据,都指向一个事实:沈云舟不是什么“反动资本家”,他是一个热爱家庭、热爱乡土的普通商人。
“沈老师,”我看着她,郑重地说,“请您相信我们。把这件事交给我们来办。”
沈佩兰看着我们,看了很久很久。
最后,她缓缓地点了点头。
“我这条老命,早就没什么可求的了。如果能在我死之前,为我爹正名,那我也就死而无憾了。”
她颤抖着手,在一张我们事先准备好的授权委托书上,写下了自己的名字。
那一刻,我感觉我们手里握着的,不再是一张地契,而是一段沉重的历史,和一个家庭的百年沧桑。
从沈佩兰家出来,我和老马的心情都很沉重,但又充满了斗志。
“下一步,就是准备材料了。”老马说,“地契、捐款账本、照片、信件,全部复印。然后,我要写一篇有分量的文章。”
接下来的几天,老马把自己关在家里,奋笔疾书。
我则负责跑腿,复印材料,打听消息。
我从一个在商业局开车的远房亲戚那里打听到,王建国的德胜路改造项目,已经得到了市里的批准,下个星期就要举行奠基仪式。
时间,非常紧迫。
三天后,老马把一篇题为《一张民国地契背后的城市记忆》的文章交给了我。
文章写得情真意切,不卑不亢。
它没有激烈地要求归还土地,而是从沈云舟的爱国义举写起,写到沈家的百年变迁,写到沈佩兰如今的孤苦生活,最后落脚于对城市历史的尊重和对人性的关怀上。
“这篇文章,不能直接给报社。”老马说,“报社不敢随便发。我们要把它,和所有材料一起,直接递给市委宣传部,还有……市纪委。”
我倒吸一口凉气。
“纪委?这……是不是搞得太大了?”
“不大不行。”老马斩钉截铁地说,“王建国在市里关系网很深,不给他上点压力,他根本不会当回事。把材料递给纪委,不是为了告他贪污腐败,我们也没证据。而是为了表明我们的态度,我们不怕把事情闹大。”
我咬了咬牙。
“干了!”
我们把所有材料分装成三个信封。
一封给市委宣传部。
一封给市纪委。
还有一封,给本市发行量最大的《城市晚报》总编辑。
为了不暴露自己,我们是趁着晚上,偷偷把信塞进那些单位的门缝里的。
做完这一切,我感觉自己像个地下工作者。
剩下的,就是等待。
等待,是最煎熬的。
那几天,我连铺子的门都没怎么开,整天守在电话机旁边。
林慧看我的眼神越来越不对劲,她肯定以为我在外面欠了赌债,在躲债。
她跟我大吵了一架。
“陈默,你到底在搞什么鬼?你要是再这样,这日子就没法过了!”
我看着她哭红的眼睛,心里难受得要命。
但我不能说。
现在说了,只会把她也拖下水。
“慧儿,你再信我一次。”我抱着她,“最后一次。等这件事过去了,我一定跟你坦白一切。”
她在我怀里,哭得更凶了。
第四天,电话终于响了。
是老马打来的。
“成了!”他的声音激动得发抖,“《城市晚报》的副总编给我打了电话!他看了材料,非常重视,说要派记者来采访沈老师!”
我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
“太好了!那……宣传部和纪委呢?”
“还没动静。但报社这边动了,就是最大的胜利!”
第二天上午,晚报的记者就来了。
一个很年轻的姑娘,戴着眼镜,一脸正气。
老马和我陪着她,一起去了沈佩兰家。
沈佩兰显然也精心准备过,她换上了一件干净的衣服,把头发梳得一丝不苟。
面对记者的提问,她没有哭诉,也没有控诉。
她只是平静地,讲述着自己家族的故事,讲述着她父亲对这个城市的感情。
当她拿出那本捐款账本时,年轻的女记者眼睛都红了。
采访结束时,女记者握着沈佩兰的手,郑重地说:“沈老师,您放心,我们一定会把这个故事,原原本本地报道出去。”
两天后,九二年深秋的一个早晨。
《城市晚报》的头版,用三分之一的版面,刊登了那篇报道。
标题比老马的原稿更具冲击力。
《被遗忘的德胜路七号:一份民国地契牵出的爱国商人往事》。
那天早上,整个城市都轰动了。
我买光了报亭所有的晚报,回到铺子里,一遍又一遍地读那篇文章。
报纸的铅字,散发着油墨的清香。
我感觉,那是我这辈子闻过的最好闻的味道。
舆论的力量,是超乎想象的。
当天上午,市委宣传部就召开了紧急会议。
王建国的德胜路改造项目,被紧急叫停。
市里成立了联合调查组,专门负责处理“沈云舟地契事件”。
我听说,王建国在办公室里摔了杯子,大发雷霆。
他动用了所有的关系,想把这件事压下去。
但他失败了。
在强大的舆论压力和市领导的关注下,他第一次感觉到了力不从心。
一个星期后,调查组的处理结果出来了。
结果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却又在情理之中。
第一,德胜路七号的土地所有权,根据现行法律,仍归国家所有。这一点,无可争议。
第二,鉴于沈云舟先生在解放前对本市做出的巨大贡献,及其后人的坎坷经历,市政府决定,给予其继承人沈佩兰女士一次性“人道主义补偿”,金额为二十万元。
第三,德胜路改造项目将重新规划。在新落成的商业大厦中,将专门辟出一角,建立一个小型陈列馆,用于展示沈云舟先生的事迹和德胜路的历史变迁。
第四,市政府将为沈佩兰女士提供一套位于市中心的两居室新房,并解决其全部医疗费用。
消息传来的时候,我正在和老马陪着沈佩兰。
我们三个人,都愣住了。
二十万。
在1992年,那是一个天文数字。
足够一个普通家庭,一辈子衣食无忧。
沈佩兰哭了。
这一次,不是悲伤的泪,是喜悦,是激动,是几十年的委屈,在这一刻,终于得到了释放。
她拉着我和老马的手,不停地说着“谢谢”。
“孩子,你们是我的大恩人。这笔钱,我不能一个人要。”她看着我,“陈默,这地契是你发现的,没有你,就没有今天。这钱,我们一人一半。”
十万。
我脑子“嗡”的一下。
我这辈子,都没见过这么多钱。
我呼吸急促,心跳加速,我甚至能听到自己血液流动的声音。
我承认,我心动了。
非常心动。
有了这笔钱,我所有的烦恼,都能迎刃而解。
我可以给林慧开个她梦寐以求的服装店,可以给小宝最好的教育,可以让我爹住进最好的病房。
我甚至可以离开这个破烂儿街,去过上体面的生活。
可是……
我看着沈佩兰那双真诚的、充满感激的眼睛。
我脑子里,又想起了那个破败的筒子楼,想起了她孤苦伶仃的样子。
我最初的决定,不就是为了让她能安度晚年吗?
如果我拿了这笔钱,我和那个想用钱买断地契的王建国,又有什么区别?
我深吸一口气,努力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不那么颤抖。
“沈老师,这钱,我不能要。”
老马和沈佩兰都愣住了。
“这本来就是您家的东西,我只是碰巧发现了它。我做的,只是一个正直的人,应该做的事。”
“如果我拿了钱,那这件事就变味了。”
沈佩兰还想说什么,被老马拦住了。
老马深深地看了我一眼,眼神里,是我从未见过的敬佩。
“佩兰大姐,陈默说得对。”老马说,“就让他,把这份‘正直’,坚持到底吧。”
最终,在我的坚持下,沈佩兰没有给我钱。
但她从那二十万里,拿出了两万块,硬塞给了老马。
她说,这是给老马的“润笔费”和“劳务费”。
老马推辞不过,最后收下了。
我知道,老马家里也不宽裕,他爱人身体不好,常年吃药。这笔钱,对他来说,是雪中送炭。
我为他感到高兴。
事情尘埃落定。
王建国因为在项目处理中的“不当行为”,被调离了原岗位,去了一个清水衙门养老。
德胜路的新商厦,在第二年春天破土动工。
沈佩兰搬进了市里分给她的新家。
我去过一次,房子宽敞明亮,窗明几净。
她的气色好了很多,脸上有了笑容。
她把那张地契的原件,和那本捐款账本,都捐给了市档案馆。
她说,这些东西,属于这个城市。
而我,也终于可以跟林慧坦白一切了。
那天晚上,我把这几个月发生的所有事,都告诉了她。
我以为她会骂我,或者后怕。
但她没有。
她只是静静地听着,听到惊险处,就攥紧我的手。
听完之后,她抱着我,哭了。
“陈默,我为你骄傲。”她说。
那一刻,我觉得自己拥有了全世界。
生活,又回到了原来的轨道。
我依然是那个在破烂儿街上收废品的小老板。
铺子里的生意,还是那样半死不活。
但我心里,却前所未有的踏实和安宁。
那年冬天,沈佩兰和老马一起来到了我的铺子。
他们给我带来了一份礼物。
一个包装精美的盒子。
我打开一看,里面是一块崭新的牌匾。
上面是沈佩兰亲手写的四个大字。
“道义千金”。
落款是沈佩兰和马国良。
我把那块牌匾,挂在了铺子最显眼的地方。
很多来卖废品的人,都好奇地问我这牌匾的来历。
我只是笑笑,不说话。
那台老式的落地收音机,我没有拆。
我把它擦拭干净,摆在了铺子的角落里。
它早就不能响了。
但在我心里,它一直在播放着一支无声的歌。
那首歌,关于一个风云变幻的时代,关于一个小人物的偶然机遇,也关于一次艰难但正确的选择。
它告诉我,人这一辈子,能用钱买到的东西,其实都不贵。
真正贵的,是那些用多少钱都买不来的东西。
比如良心,比如公道,比如一个男人,挺直的腰杆。
来源:小蔚观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