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21年7月，中共一大在上海悄悄召开，后来怕巡捕搜查，又转到嘉兴南湖的红船上，排除万难，最后总算开成了。

1921年7月，中共一大在上海悄悄召开，后来怕巡捕搜查，又转到嘉兴南湖的红船上，排除万难，最后总算开成了。

中共一大会址

可谁能想到，比共产党早成立9年的国民党，直到1924年1月才在广州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那会儿中共三大都开完大半年了，连国共合作的事儿都定下来了。

国民党一大会址

为什么国民党比共产党更早成立，其第一次代表大会却更晚召开呢？我们今天一起来聊聊这段历史。

要弄明白这事儿，得先从国民党的“前身”说起。

国民党的源头能追溯到1894年孙中山在檀香山成立的兴中会，之后又历经

同盟会（1905年）

国民党（1912年）

中华革命党（1914年）

直到1919年才正式改名为中国国民党。

可别看改了好几次名字，它始终没摆脱“先天不足”的毛病：组织松散、纲领模糊，更像个革命精英凑起来的松散俱乐部，而非现代意义上的政党。

1905年成立的同盟会，虽说整合了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的力量，提出了“三民主义”，还办了《民报》跟改良派打口水仗，前后搞了十几次武装起义，但内部压根不团结。

成员里有留日学生、会党领袖，还有士绅官僚，思想五花八门，有信儒学的，有主张改良的，甚至还有无政府主义者，经常因为革命策略、权力分配闹矛盾，后来光复会干脆直接退出单干了。

1912年，宋教仁主导将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试图转型为议会政党，却进一步削弱了组织纪律——党员只需登记姓名即可加入，基层组织形同虚设。

宋教仁

至1913年“二次革命”失败，国民党已沦为一盘散沙，连孙中山都痛斥其“组织不完密，意见不统一”。

1913年宋教仁遇刺后，袁世凯直接下令解散国民党，孙中山只好流亡日本。

1914年，孙中山重组中华革命党，想靠“党员按手印效忠总理”的规矩强化纪律，可这又太像封建家长制，黄兴等元老都不买账，纷纷退出，导致党规模越搞越小。

到1919年改名中国国民党时，换的只是个招牌，骨子里还是老样子：没有从中央到地方的层级组织，没有正经章程和选举制度，连党员数量都是笔糊涂账。

当时国民党号称有3万名党员，实际注册的只有3000名，缴纳党费的又是6000名（数字全对不上）。

用苏联顾问鲍罗廷的话说：“国民党在政治上、组织上、理论上都没法算作一个政党。

这样的组织，自然没必要开全国代表大会，毕竟开会是为了统一思想、定规矩，可国民党本来就没这些需求。

反观中国共产党，虽说1921年成立时全国才58个党员，却一上来就站在了高起点上。

这得归功于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铺垫：新文化运动打破了传统思想的桎梏，五四运动又把马克思主义推到了主流。

陈独秀、李大钊这些先进分子早就开始系统翻译《共产党宣言》，创办《新青年》传播革命思想，还在上海、北京、武汉等地建了共产主义小组，提前做好了充足的思想准备。

更关键的是，中共从诞生起就强调组织严密性。

一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明确规定要“把工人、农民和士兵组织起来”，还选举了陈独秀、张国焘、李达组成中央局，确立了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

这50多个党员看着人少，却是个高度组织化的战斗集体，他们深入工厂办工人夜校，创办上海机器工会这样的革命组织，把理论和实践紧紧结合在一起。

所以对共产党来说，开全国代表大会不是可有可无的事，而是统一意志、推进革命的必修课。

1922年开二大，定革命纲领；1923年开三大，谈国共合作。

中国共产党，每一步都走得明明白白。

国民党之所以后来愿意开一大，其实是屡败屡战逼出来的自我革新。

1911年辛亥革命后，国民党（：前身）的革命之路走得特别坎坷。

孙中山看着这一切，心里别提多憋屈了，他直言“南与北如一丘之貉”“吾党历年在国内奋斗，专用兵力……徒使吾党之人才财力，俱消耗于无用之地。”

孙中山终于意识到，光靠军阀打仗或者搞议会斗争，根本没法实现革命目标。

转机出现在1923年。

一方面，苏联在十月革命后想输出革命，主动提出“联孙反帝”，不仅给武器、给资金，还派了鲍罗廷这样有丰富建党经验的顾问来帮忙。

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在京汉铁路大罢工等工人运动中崭露头角，让孙中山看到了动员底层群众的强大力量。

再加上中共三大明确决定跟国民党合作，共产国际也建议中共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帮忙改造这个松散的组织。

在这样的内外机遇下，孙中山下定决心搞改组，提出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

可这事儿没那么容易，阻力特别大：谢持、邹鲁等国民党元老坚决反对联共，觉得“党内有党”会分裂组织。

基层党员对“打倒列强除军阀”的新纲领也不理解、不认同。

为了整合这些分歧，孙中山亲自挂帅，让鲍罗廷全面主持改组工作。

苏联顾问鲍罗廷

鲍罗廷像一台“精密机器”一样推进改组：

鲍罗廷的改造有多彻底？连后来台湾的李登辉都承认：“国民党用的是列宁的建党模式。”

1924年1月20日，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165名代表参会。

165名代表里有20多名中共党员（李大钊、毛泽东都在）

这次大会才算给国民党“补了现代政党的课”：通过新宣言明确了反帝反封建方向，确立“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还建立了中央执行委员会、省党部和地方党部等层级组织。

直到这时，国民党才算真正摆脱了“松散俱乐部”的身份，从一个近似帮会的组织，正式转型为现代意义上的政党。

从1894年兴中会成立到1924年国民党一大召开，整整30年时间，国民党一直忙着搞革命、反帝制，压根没功夫建组织、定规矩。

而共产党一诞生就借鉴了成熟的政党建设经验，从一开始就走规范化路线。

这就是为啥国民党成立早，一大却比中共晚开两年半的核心原因。

国民党一大的召开，不仅终结了“成立早却无大会”的尴尬，更标志着国共第一次合作正式启动。

改组后的国民党迅速壮大，后来还发动了北伐战争，深刻影响了中国的局势。

而两党早期形成的这种风格差异——一个在失败中艰难转型，一个从起步就规范前行，也悄悄埋下了后来命运分野的伏笔。

这段历史也告诉我们：一个政党的生命力，从来不是看成立时间早晚，而是看有没有自我革新的勇气，能不能把理论和实践结合起来，能不能真正动员最广大的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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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历史记录大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