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是父母早点告诉我做聋人超酷的！我就不会自卑，不用花十几年挣扎我到底是谁

摘要：每个人都有很多的身份标签。我身上有聋人的标签、女性的标签，还是“守语者”的联合创办人、上海守语公益服务中心的理事长。但我今天之所以来到这里是因为一个纪录片《众手揎哗》，我是导演之一。

崔竞，聋人译员，「守语者」联合创办人。

我们真的需要去接纳多样性，这样才会让所有人都不那么受伤，都可以感受到被爱。

一席史上第一个手语演讲，配有同传和字幕↓ ↓ ↓

众手揎哗2025.9.21 上海

大家好，我是崔竞。这是我的手语名字，两个拳头碰在一起，竞争的意思：

每个人都有很多的身份标签。我身上有聋人的标签、女性的标签，还是“守语者”的联合创办人、上海守语公益服务中心的理事长。但我今天之所以来到这里是因为一个纪录片《众手揎哗》，我是导演之一。

最近几年，在有选择的情况下，面对公众的时候我会尽量用手语来表达。

我的父母都是聋人

我父母都出生在武汉，他们两个都是聋人。我爸是老大，四岁发烧打针后就听不见了。我妈是老幺，出生时就听不见，她的大姐也是聋人。

崔竞的父母，1988

我的父母很难跟他们的父母直接、深度地沟通，因为爷爷奶奶、外公外婆都是听人。

我父母在武汉聋人学校读书时就认识了，毕业后在北京旅行时又遇到了。那时爸爸有点急着结婚，看到妈妈也单身，两个人就在一起了。当时爷爷很反对，因为爸爸家的条件比较好。后来的事也不用说，肯定是结成了，不然我就不会在这里了。

在我出生之前，家里就讨论好了，生了孩子要给爷爷奶奶养育。因为爸妈听不见，爷爷奶奶担心他们不知道怎么养。

但是到了三岁的时候，我突然听不见了。我自己对这件事情其实是没有印象的。奶奶告诉我，那天你在地上玩，平常我在后面叫你，你会有反应，但是那天很奇怪没有反应了。

我没有发烧，没有打针，也没有任何意外，突然那一天就听不见了。爷爷奶奶急着带我到处求医，医生说，这是神经性耳聋，永远不会好转。

最后他们给我配了助听器。助听器可以让我跟听人一样听得清楚吗？其实是不行的。助听器只是能够维持听觉的刺激，听清、听懂是没办法做到的。

爷爷奶奶也没有带我去做语言康复、练习口语，就是在家里自然地跟我说话。爷爷说的是东北普通话，奶奶说的是武汉话。所以我小时候就在一个很平常的环境里成长。

崔竞和爷爷

很多人如果生出了听不见的孩子，会着急地到处找康复，训练孩子的口语发音，一个月后，孩子终于可以发出声音：妈——妈——。很多人对这种事情会感动得痛哭流涕，但这样的桥段在我身上统统没有发生。没有人管我的语言能力，我就像被放养的一样。但很神奇的是，在这样的环境里我学会了武汉话。

所以，对听不见这件事情，我其实是不太有意识、不太敏感的。直到上学以后，我才慢慢地发现，我和其他人有点不一样。

“开口说话去吧！”

幼儿园的时候，奶奶告诉我：你那个助听器不可以随便让人碰哦。但是午休时，和我一起睡的小朋友对我的助听器感兴趣，想要拿去玩。我不给他，他就用力捏我的小腿，疼得我眼泪都流出来了。那个时候我很胆小，不敢告诉老师也不敢和奶奶说，我开始不愿意去幼儿园。

小学时，奶奶提前告诉班主任：她听力不太好，最好安排她坐在第一排。开家长会的时候，别人都是父母去参加，只有我是奶奶去参加。经由这一连串的事情，我就慢慢明白，原来我跟其他人有点不同。

其实，我住的小区里面有很多聋人，他们是我父母的朋友、同事、邻居。没有人会对聋人指指点点，因为很多人都彼此认识对方的家庭。一个家庭里既有聋人也有听人，也是一件很寻常的事情。

但是到外面的大社会，瞧不起聋人的事情还是常常发生。妈妈告诉我，那时聋人在外面打手语，会有听人用奇怪的眼光看着他们，甚至对着他们吐痰。因为这样的社会氛围，我们自己也会觉得，身为聋人真的不是一件好事。

我一直记得，小时候有一次在餐桌上，我对爷爷奶奶用口语、对父母用手语，母亲却拿筷子打我的手，她一边打我手，一边发出类似口语的声音，意思就是：不要像我们一样用手语！用你的听力！开口说话去吧！

我现在知道妈妈是不希望我跟聋人一样遭受社会歧视，最好能像听人一样说话，才会获得尊重。但是当时的我只是一个小孩，我只觉得很痛，甚至对妈妈抱有恨意。所以我不愿意和她来往，也不想去了解她。

我父母从来不觉得我和他们是一样的，他们不觉得我是一个聋人，他们觉得我是听人。爷爷奶奶也觉得，我可以说话，和我父母不一样。我并不完全像听人也不完全像聋人，但成长过程中我很清楚的是，我不能像父母一样不会说话，我必须要会说话。

那时对手语和聋人我是不感兴趣的，也保持距离。初中的时候，如果有爸妈的聋人朋友来我家，按了闪光门铃，我打开门就直接说：烦什么烦，走吧！

手语和聋人文化

2008年读大一的时候，因为读的是师范学校，为了考普通话证书，有段时间我每天早上6点起床练普通话，那时的我还是认为口语比较重要。

一直到大二的时候听了一个讲座，是一位美国的听人来讲美国的聋人、手语和聋人文化。那是我第一次听到与我之前成长过程中完全不一样的观点。她说：手语和口语一样，是一门真正的语言；聋人有自己的独特的文化。聋人文化通俗地讲就是基于视觉的语言文化，它背后也有自己的一套生活交际方式，比如把听觉的东西换成可视化的东西、把敲门换成闪光门铃。

这两句话对我造成很大的冲击，从这时候开始，我就不那么抗拒手语，慢慢地也愿意跟父母用手语聊天。

但是在日常生活中，我其实看不到讲座里说的那些东西的存在，碰不太到真心相信聋人文化的人。直到大四的时候我碰到了顽真。顽真就是现在在这里给我做口译的人，这个演讲中你们听到的就是她的声音。

顽真是听人，她当时在读人类学的研究生，研究聋人文化以及聋人教育。她来我们学校做聋人高等教育相关的研究，我负责接待她。

崔竞和顽真

她当时还不会武汉手语，但会很努力地去学、去看我打的手语。我看见现实生活中出现了一个活生生的人，她知行合一的行动，和大二的讲座说的是一样的，原来那个讲座真的不是乱讲的。

从这个时候开始，我更加顺畅地使用手语了，并且和顽真一起去寻找和传播聋人文化。

会说话就不是聋人？

但是又有了新的问题。我一直对于“我是谁”这件事有点困扰，我到底是聋人还是听人？如果我是聋人、接受了聋人文化，我是不是就不应该开口说话了？

因为一些聋人会认为，聋人就是不会说话的，会说话的就不是真聋人。如果你是一个聋人，你就不能开口说话，只能使用手语。有一次因为找不到手语翻译，我就用口语接受了采访，就有聋人说：你怎么用口语接受采访？

如果真的完全不用口语才代表我是一个聋人，那也就是说，我永远不要和我奶奶还有我的听人朋友们沟通了吗？我心里很挣扎。

在这十几年中，我去了很多地方，遇到了不同国家、不同背景的聋人，他们让我对身份认同有了不同的看法。其中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位叫晴子的朋友，她是美国的亚裔聋人。

崔竞和晴子

我认识她的时候完全不知道她会口语，我们就是用聋人惯用的方式，一直用手语聊天。几年之后才偶然得知，晴子是会口语的。我非常惊讶，我跟她相处那么长时间，从来没见过她用口语。那时我就想，她也会口语，是不是跟我有类似的成长经历和背景呢？她为什么不会纠结用手语还是用口语呢？

于是找到一个机会的时候，我就跟晴子深入地谈了一次心。我问晴子：我看你用手语用得很好，听说你也会口语？为什么会口语这件事好像对你完全没有影响、不会束缚你的身份认同？

晴子说：我心里认定我是聋人，所以会不会口语都不会对我认同自己是聋人有影响。我会口语或是我用手语，我是可以自己选择的。我现在用手语，这是我的选择。

在那个瞬间，我好像明白了。我以为开口说话就不是聋人，选择手语才是我自己。但是我忘了，不管我是用口语还是用手语，我还是我。

我花了十几年才确认，我是聋人，而且我会说话。会口语并不是我的选择，只是一个已经存在的事实而已。我没有必要为了聋人的身份认同而假装不会说话。

我碰到的很多聋人，他们有的用口语、有的戴助听器、有的做了人工耳蜗，都不影响他们的聋人身份认同。在医疗视角的影响下，很多人都希望通过做人工耳蜗变成“正常人”，但我有几位朋友做耳蜗单纯是为了改善一些症状，比如耳鸣，做耳蜗并没有影响他们的身份认同，还是会用手语。

科技没办法把人变成另外一个人，但有了聋人身份认同以后，真的像换了一个人。比如我在确认自己的聋人身份后，说话反而更清楚了，不是因为我练习了发音，而是我知道我是谁，我对自己有自信。

拍出更立体的聋人

当我的聋人身份认同逐渐变得清晰的时候，我也正好开始拍纪录片。

立早是广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的副教授，她在网上看了一个短片《聋女独白》，在片中看到了我，通过朋友辗转认识了我。

后来她回老家，偶然从床底下翻出了已经去世的奶奶跟她的书信往来。她的奶奶中年听力下降，退休前完全听不到了，就一直和立早妈妈还有立早通过书信沟通。她意识到原来自己的奶奶也是一位聋人，只是不会手语。

之后她又和我见面，她说我们可以一起做点什么。我说，听人有口述史，聋人却没有手述史。而且，现在很多的纪录片拍聋人拍得很单一，看起来是展现聋人的自强不息，但背后的含义好像还是说聋人是弱势群体，好像缺了多样性与立体感。我希望可以拍出聋人真实的生活，让更多人看到不同角度的聋人。

说干就干，2018年我们就开始拍纪录片。我，一个聋人，立早，一个不会手语的听人，顽真，一个会手语的听人，我们从武汉开始拍起来了。到2020年，另翎，一位南京的聋人，也加入了我们。

从左到右依次为崔竞、另翎、顽真、立早

所以最终成片的《众手揎哗》就包含了武汉和南京不同代际的聋人故事。下面我想讲讲片子里面不同聋人的故事。

老一代聋人

H阿姨

H阿姨是我小时候的邻居。拍纪录片的时候，有一次我正好去武汉江滩手语角做普法工作，碰到了多年不见的H阿姨。H阿姨拍拍我，跟我说：你啊，你记不记得，你小时候那么调皮！我看见她的手语进步很多，感到好奇，就想要拍她。

我生长的小区是福利工厂的职工楼，有一些聋人家庭住在这里。H阿姨是我的邻居，她在小区里开了一个麻将室，里面有一个房间是游戏机室，她还自己做手工棉鞋。

崔竞小时候住的小区

我父母五点半下班，我三点半就放学了，这两个小时他们把我托付给H阿姨。我会在游戏机室里玩，一块钱可以换8个游戏硬币，她给我10个。父母还告诉我，她是文盲，但是很厉害什么的，我就开始观察H阿姨。她每天下午看电视剧，看的是带中文字幕的菲律宾剧。她看得津津有味，还告诉我谁是好人谁是坏人。我问她，你不是不识字吗，为什么能看懂？她说，看动作就行啊！我觉得她好厉害，小时候对她印象特别深刻。

但直到拍纪录片的时候，我才更加了解H阿姨的人生。她出生在农村，是家里的老大，一直在帮家里干活，没有上学，后来大一点到了武汉才进聋校读了两年书。她既不识字，也不会口语，只会简单的手语，遭遇不公也都没法告诉别人。

崔竞采访H阿姨，图源：《众手揎哗》

结婚以后，她一直负责家务、照顾生病的婆婆。然后经历中年下岗，创业开了麻将室，在旁观聋人打牌过程中慢慢学手语。直到婆婆去世后，她才有了自己的时间，会到手语角去和其他聋人交流，手语也进步了，还组织聋人旅游团，去了很多城市。

我越了解H阿姨就越觉得聋人社群特别重要，如果没有聋人社群，她的手语不会进步，也不会有社交生活。

曹群

我爸妈的一位朋友余姐，她之前在一个工厂上班，也是在下岗潮之后开了麻将室。我想要采访她，但是她说，拍我干嘛，我跟你讲，我们那个年代，聋人还可以做领导呢！她就介绍我去拍她单位的领导曹群先生。

崔竞采访曹群，图源：《众手揎哗》

曹群先生是武汉一个福利工厂的副厂长兼工会副主席，这个工厂最开始是五个聋人创办的，后来变成了国营单位。我们采访的时候，他已经退休了。他很热情地从床底下拖出一大箱子跟全国各地包括台湾地区的聋人朋友们的信件，这是他们在没有电话的时代里了解异地友人动态的方式。

曹群展示以前与聋人的书信

看着这些信我才明白，曹先生书面语很好，因此才可以在80年代的工厂里做到副厂长，也可以在工厂职工大会上做手语翻译。放在现在是许多人想不到的。

曹群在福利工厂职工大会上做手语翻译，照片中手势意为“生产、产出”

我的父母

后来，立早说还想去拍我的父母。本来我觉得自己的父母没什么好了解的，但是立早作为听人，对聋人的各种不了解，她问得很深，我才更加了解为什么小时候爸妈经常不在家，以及他们早年间到底是做什么工作。

1980年代，父母从聋校毕业之后，爷爷和外公都在张罗给他们安排单位里的工作，但钱少无聊。那时就有“巧手如簧”的聋人带着我爸妈走出武汉、游遍大江南北，同时靠卖画挣钱。卖画是怎么回事呢？

武汉有个汉正街批发市场，可以说是武汉的小义乌。聋人去那里批发一堆国画，然后到民政局说：我是聋人，我要创业，请给我开一个证明。民政局就写：残疾人卖画，希望各单位支持。盖上一个鲜红的章。聋人就带着画和这个证明，搭火车到外地去，找一些单位来买画。单位看那个红印章的面子就会买下来。

当时在武汉一个月工资30块，但卖画一个月可以有上百块。那时没有手机视频，他们就请听人帮他们在bb机上按留言，或者在火车站消息栏留字条，就能知道几点在哪里碰面。他们用这样创新的方式谋生，这让他们在那个年代就过上了比较好的生活。

崔竞的父母在深圳，1987

采访父母有点困难，因为他们认为卖画不是一件光彩的事情。但在我看来，他们没有去卖惨。身为聋人，他们用自己的方法想要活得跟其他人无异，只是为了谋生，让自己过得好，我觉得不应该去否定它。

年轻一代聋人

很多1940到60年代出生的老一辈聋人，外面的社会虽然瞧不起他们，但是他们在读书、工作、生活中，常常有机会聚在一起，可以自由地用手语聊天。在集体主义年代，他们在工厂里面可以有稳定的工作；下岗潮以后，他们也能想办法另谋出路。

后来因为独生子女政策、听力-口语康复的大力推广、科技的发展等变化，我们这一代与老一代又有很大的不同。

双胞胎

我印象深刻的是一对双胞胎，他们的父母是听人。他们的脸一模一样，一开始我分不出来谁是谁。

片中的聋人双胞胎兄弟，图源：《众手揎哗》

他们对我们输出了很多哲学方面的内容，这之前还没有谁用手语跟我聊哲学。聊得久了，我就可以从手语判断出来谁是哥哥，谁是弟弟。

他们出生的时候都听不见，幼儿康复班评估说，哥哥听力较好，可以康复，弟弟残余的听力不够，无法流利口语。父母听从了建议，就让哥哥去了普校，而弟弟从小就在聋校。

但是哥哥却很羡慕弟弟。因为弟弟在聋人学校好像很开心，可以用手语去社交，而哥哥即使戴了助听器、能说口语，还是很难真正地和其他同学沟通。父母非常期待哥哥康复以后就能和听人一样，但是这样的期待却是一个沉重的负担压在哥哥身上。被期待变成“正常孩子”的这些年的成长经历，哥哥用了好久才走出来，接受自己是聋人。

你们可能会觉得，因为这对双胞胎的父母是听人，自然希望小孩跟自己一样成为听人，如果父母也是聋人的话，是不是就不会对小孩有这种期待了？

其实不是的。在主流环境的影响下，聋人父母和听人父母想的都是一样的，都希望自己的孩子可以不是聋人，而是能听会说的听人。

《众手揎哗》里面有三个出生于聋人家庭的聋二代，下面我想介绍她们的故事。

梅豆

梅豆的爸爸是聋人。爸爸出生的时候，奶奶不知道怎么办，正好邻居有一个会手语的聋人，奶奶就请他来教自己的孩子手语。就这样，梅豆的爸爸用手语教大了，后来他却走了歪路、参加了聋人的帮派。奶奶见证了这个过程，非常地不开心，开始对手语和聋人都感到排斥。

在梅豆出生以后，奶奶就禁止梅豆使用手语，也禁止她与聋人往来，只希望她会口语。梅豆发音发不清，为了让她口齿变得更清楚，奶奶还带她去医院剪了三次舌根。梅豆爸爸同样也支持奶奶，他说：做听人比较好，聋人太不容易了。

但是梅豆想学手语，她觉得奶奶限制了自己，像把她关在牢笼里面。大概十多岁的时候，她离家出走，跑到外面闯社会，然后手语突飞猛进。

梅豆说：“一直到15岁，我才明白自己喜欢手语，因为手语给我带来了精神和乐趣。……没听明白就很苦闷，噪音太多很烦躁，我就不想做听人了。……我们聋人、你们听人，没什么不同啊，你们用嘴巴说话，我们用手说话，我听不懂你说啥，你也看不懂我说啥，不都一样的吗？”

梅豆，图源：《众手揎哗》

另翎

片中另一位聋二代是另翎。她从小跟聋人父母一起生活，可以说她的母语就是手语。记得我和另翎刚认识的时候，互相都觉得对方很不可思议。

我看她打的是手势汉语，完全不像是聋父母带大的孩子。（手势汉语是什么呢，就好比你是一个说中文的中国人，但却是用英语的思维和语法去讲中文，说的是“英式中文”。）而她看我是由听人爷爷奶奶带大的，却能用流利的自然手语和聋人父母沟通。我们就在对彼此的怀疑中慢慢了解对方。

另翎（左）和崔竞（右）讨论《众手揎哗》的拍摄

跟我不一样的是，另翎和父母很少联系，不像我和父母联系频繁。她说，感觉你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很爱你。我用了很久去消化她说的是什么意思。

我爸和我奶奶之间算不上有很好的沟通。我常常叫我爸妈去看奶奶，他不愿意，说，我去干什么呢？又沟通不了，只是“看”一下而已。我奶奶则经常去看我爸，她认为自己会手语，但是我知道其实她不会。奶奶只希望我爸吃好、睡好、穿暖，精神层面的也沟通不了。

到我的话，在我排斥手语和聋人的阶段，我跟父母是有事说事、没事不说。后来我有了聋人身份认同，愿意多跟父母用手语沟通，语言上我们可以沟通，但是身份不一样，很多话题还是聊不了。在这方面聋人和听人都一样。

而另翎跟父母保持了距离，原因则更复杂。

另翎的外公外婆都是听人，无法用手语直接和妈妈交流，但是他们却有几句手语能娴熟地对妈妈打出来：“你还小，你不懂”“说了你也不懂，就不要管了”。这话似乎在提醒她“因为你聋，所以你不值得知道”，妈妈在这样被拒绝沟通的情况下长大了，对身为聋人产生了一种负罪感，同时也很愤怒：明明是你们不会手语，为什么被拒绝的是我？

外公外婆已经去世多年，妈妈也年近七十，内心还是有一个疙瘩。作为全家唯一能看懂妈妈手语的人，妈妈会把这些积怨告诉另翎，可是另翎也没有办法代替妈妈去化解和承担。另翎觉得妈妈作为聋人孩子在亲子关系中受到了创伤，父母把自己没有消化好的东西，丢到她身上。这同样也是和听聋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