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2岁那年跟着伯父到沈阳，进了东关模范学校，修身课上老师问“诸位为何读书”，满教室的“为家父”“为科举”里，他突然站起来，声音不大却字字清楚：“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47年前，北京解放军305医院，61斤的老人躺在病床上，留下最后一句话：“你们还是去照顾别的生病的同志”。

三天后，几十里长安街站满了人，臂上缠着黑纱

，胸前别着白花，有人从城郊走十几里路赶来，就为等那辆灵车经过。

联合国降了七天半旗，世界都在琢磨：这个中国总理，到底凭什么让这么多人记到现在？

这份人格的根，早在少年时就扎得深。

1898年，江苏淮安的周家宅院，一个男婴啼哭着落地，父母给他取名“恩来”。

12岁那年跟着伯父到沈阳，进了东关模范学校，修身课上老师问“诸位为何读书”，满教室的“为家父”“为科举”里，他突然站起来，声音不大却字字清楚：“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1913年考进天津南开中学，他在日记本上写“五个不虚度”：读书不虚度、学业不虚度、习师不虚度、交友不虚度、光阴不虚度，钢笔尖把纸都戳出了小坑。

1915年袁世凯签“二十一条”，他带着同学在街头演讲，嗓子喊哑了就递纸条，把募捐来的银元用布包好，亲自送到爱国团体手里，那年他17岁，眼里的光比街灯还亮。

1919年春天，北平的学生举着“还我青岛”的标语上街时，天津城里，21岁的周恩来正趴在报社的木板桌上写稿。他刚创办的《天津学生联合会报》成了运动的喉舌，每天印几千份，油墨沾得指尖发黑，却带着同学在街头演讲到嗓子出血。

那年夏天，他把天津各校的进步学生拢到一起，成立“觉悟社”，社员每人抽个号码当化名，他抽到“伍豪”，笔记本上写满“革心”“革新”的计划，钢笔尖总在“救国”两个字上顿住。

1920年深秋，法国邮轮“波尔多斯号”鸣笛离港，甲板上的周恩来裹着旧大衣，手里攥着南开同学凑的路费，兜里揣着一本《共产党宣言》的手抄本。

22岁的年轻人在海上漂了40天，到巴黎时皮鞋底都磨穿了。他在雷诺汽车厂当学徒，白天拧螺丝，晚上在小旅馆的油灯下写文章，给国内的觉悟社成员写信：“欧洲的路走了大半，救国的方子，我看只有共产主义这一剂。”

1921年春天，张申府在巴黎的小咖啡馆里问他“愿不愿入组”，他盯着桌上的咖啡杯，沉默半分钟，说：“我认定的主义一定是不变了，并且很坚决地要为它宣传奔走。”钢笔在入党登记表上签下“周恩来”三个字时，墨水洇透了纸背。

1922年，他和赵世炎在柏林的一家中国餐馆里碰头，用筷子在桌上画组织架构图，组建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他负责编《少年》月刊，每期印好揣在大衣内袋，坐火车跑遍法、德、比三国的华工聚居区。

有次被法国警察盘查，把刊物塞进煤堆才躲过。社员回忆他总说：“主义不是说出来的，是一步一步走出来的。”直到1924年回国，他在欧洲的行李里，除了几件旧衣服，全是油印机和写满笔记的小册子。

1949年10月1日，天安门城楼上的礼炮刚落，周恩来就被任命为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这副担子一挑就是26年。

政治协商会议上他拿着《共同纲领》逐条修改，经济恢复时期带着专家在工厂车间蹲点，抗美援朝时在作战室连续三天三夜没合眼，连彭德怀都说"总理的地图比前线还准"。

他办公室的灯光常常亮到天明，卫士长回忆说"总理批阅文件时，铅笔尖在纸上沙沙响，我们在门外都能听见"。

邓小平曾在会议上说"总理一天工作超12小时，有时16小时以上，几十年都这样"。

1966年冬天视察大庆，钻井平台的寒风刮得人站不稳，他裹着旧军大衣在井场看了四个小时，晚上在简陋的招待所里还在改报告，秘书劝他休息，他指着桌上的文件说"多给我点时间多为人民干些工作"。

1974年1月到5月，139天里，他工作12-14小时的有9天，14-18小时的有74天，19-23小时的有38天，连续24小时工作的有5天，真正能在12小时内结束工作的只有13天。

医生来量血压时，他总是把文件盖在笔记本上，说"等我把这点看完"。

桌上的茶杯里永远是浓茶，喝到最后杯底沉着厚厚的茶渍，就像他肩上那担永远挑不完的担子。

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总说“我身为总理，带好头影响一大片”。

1958年去杭州视察，招待所服务员要换全新的枕巾，他指着床头用了多年的旧枕巾摆手：“国家还不富裕，富裕了也不能丢传统”，硬是让那洗得发白的粗布枕巾继续铺着。

他有块浴巾用了二十多年，正反两面打了十四个补丁，住院时没带枕巾，就把这浴巾对折当枕巾用，护士看着补丁忍不住掉泪，他倒笑：“还能吸汗，挺好。”

睡衣睡裤更是穿得领口磨破、袖口起球，前前后后打了七个补丁，蓝布都褪成了灰白色，直到去世那天，身上穿的还是这套。

西花厅那栋老房子他住了二十六年，墙皮剥落漏风，秘书几次请批装修，他总说“能挡风就行，花那钱不如给老百姓盖房”，有次国务院办公厅偷偷换了套新沙发，他发现后硬是让人拉走，还在国务院会议上作了三次检讨：“我带不好头，下面就会乱跟风。”

他给自己立规矩，给家里人也划了红线，十条家规写在纸上贴在墙上：晚辈不许打着他的旗号谋私利，到北京办事得自己住招待所，去机关食堂得排队买票，连看场京剧都得自己掏钱买票。

有回侄子周秉和想坐他的车去上学，被他堵在门口：“汽车是国家配给我办公的，你不能沾光。”

他常对家里人说：“我是国家的总理，不是周家的总理。”

堂兄周恩夔从淮安来北京，想托他安排个工作，他翻出自己早年的日记给堂兄看，指着其中一句“惟人生赖奋斗而存”说：“这是我年轻时的信条，现在也送给你”。

直到他去世后，工作人员整理遗物时，在西花厅找不出一件没打补丁的衣服，医生想给他买身新寿衣，邓颖超摆摆手：“老周的规矩，生前不占国家的便宜，死后也一样”。

他和邓颖超总结出"八互"原则：互敬、互爱、互信、互勉、互助、互让、互谅、互慰，这几条写在纸上，贴在西花厅的墙上，成了家里的行事规矩。

当我们谈论"不忘初心""人民至上"，正是对他一生的注解。

四十七年过去，长安街的风里，依然有人记得他的样子。

现在的人提起"总理"两个字，还是会想到那个穿补丁衣服、伏案工作到最后一刻的身影，这就够了。

来源：历史那些事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