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黄河冲积扇向东北铺展的广袤平原上，聊城如一颗明珠镶嵌其间。唐代聊城，黄河奔涌东逝，永济渠帆影点点，作为魏博镇的核心区域，北控幽燕烽火，南引江淮漕运，既是河朔三镇割据格局中的锁钥之地，又是南北文化、胡汉风情碰撞交融的广阔舞台。

在黄河冲积扇向东北铺展的广袤平原上，聊城如一颗明珠镶嵌其间。唐代聊城，黄河奔涌东逝，永济渠帆影点点，作为魏博镇的核心区域，北控幽燕烽火，南引江淮漕运，既是河朔三镇割据格局中的锁钥之地，又是南北文化、胡汉风情碰撞交融的广阔舞台。

近日，一场汇聚80余件套唐代文物的展览亮相聊城。陶瓷的温润、铜镜的流光、石像的庄重、墓志拓片的古朴，共同构筑起一条穿越千年的时光长廊。

从无迹可寻到考古“井喷”

“桨声还歇在陶俑的釉色中，三彩驼铃已摇碎魏州长空的烟云。运河深处，邢窑白瓷片泛起月光，如一首未说尽的诗……”在9家文博单位共同举办的“守望千年——聊城唐代文物展”入口处，这段优美的展辞将人们带回千年之前。

隋唐时期，地方行政实行州县两级制。隋开皇十六年（596年），朝廷设立博州，治所位于王城（今聊城市东昌府区城东），同时设立聊城县，治所也在王城，这成为今天聊城市与东昌府区同城办公体制的滥觞。

唐初，聊城一带分属河北道、河南道两道，博州、魏州、贝州、郓州四州；安史之乱后，又归入魏博镇、淄青镇二镇管辖。

魏博镇在河朔三镇中，实力最为雄厚。田氏家族在魏博镇世袭割据，设立天雄军，组建牙兵万人，开创藩镇世袭先例，一度形成“长安天子，魏博牙兵”的局面。

作为魏博镇的六州之一，博州凭借便利的交通和肥沃的土地，经济发展迅速。各种文化相互碰撞、交融，使博州一度成为华北大平原南部的中心城。

遗憾的是，黄河频繁泛滥淤积，使得今聊城境内不仅见不到唐代地面建筑，就连地下考古发现也寥寥无几，只留下历史的重重迷雾。

转机出现在2018年，聊城唐代考古仿佛按下“加速键”，成果频出。在配合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过程中，考古工作者先后发掘出100余座唐代墓葬。

2018年，在高唐陈庄遗址，一处晚唐时期的三合院式院落遗址得以完整呈现，陶器、瓷器、石磨等生活用具的出土，不仅展现了当时百姓的生活场景，更从器物的淤积痕迹中，透露出当时曾遇水患的隐秘信息。

2020年，大胡村唐代墓地传来消息。12座唐代墓葬中，近百件套文物破土而出。

2021年，莘县乔庙北墓地的两座唐代舟形砖室墓引发关注。其中的M1为三室六人合葬墓，形制在唐墓中十分罕见。

2020至2021年间，绳张唐代墓地的发掘收获不断，24座唐代晚期至五代时期的墓葬保存完好。50余件套出土文物中，墓志尤为丰富，如同一份唐代博州的“地理档案”，成为研究唐代城市布局与社会生活的文本来源。

2022年，傅大门唐代墓地震撼业界。35座唐代墓葬中，舟形砖室墓、马蹄形砖室墓、圆形穹窿顶砖室墓等多种形制并存，110余件套出土文物涵盖陶器、瓷器、铜器、漆木器等多个类别。15座墓葬纪年明确，时间跨度从垂拱二年（686年）至乾宁四年（897年），为古墓断代提供了精准的“时间标尺”。

2023年，孟闫李庙墓地的发掘有了新收获。现代地表之下，唐代地面、墓葬封土结构和周边祭祀痕迹被发掘出来，这些遗迹再现了唐代墓葬的原始布局和祭祀场景，为研究唐代丧葬礼仪提供了直观依据。

2024年，聊城三中停车场唐代墓葬的发掘带来突破。5座唐墓中，部分墓葬的斗拱、灯檠、启门图等仿木砖雕组合，在聊城唐代墓葬中为首次发现。

同年，单光屯墓地发现了带侧室的方形砖室墓、砖椁墓、积瓦墓等5种不同形制的墓葬。这些古墓保存完好，没有被盗痕迹，出土器物相对完整，几乎不需要修复。M1、M2出土的器物组合呈现出明显规律，为研究墓葬形制演变和营造技术提供了材料。

再加上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在莘县、冠县、高唐等地发掘的张弘墓、孔谦家族墓、张元用家族墓、五里庄和固河唐墓，尘封千年的历史大门被缓缓推开。

墓志“说话”，还原博州城坐标

众多考古新发现，和聊城原有的代表性文物汇聚在“守望千年——聊城唐代文物展”，接受公众“检阅”。这次展览共分“考古寻踪”“窑火熔融”“镜映千年”“烟火人家”四部分，立体展示着唐代聊城风貌。

“颜值”最为突出的，要数摆在展厅中央的唐显庆五年（660年）比丘尼行儒造石刻弥陀像。该造像为一级文物，1979年在茌平出土。造像为高浮雕三尊像，主佛结跏趺坐于束腰莲台之上，左右两胁侍菩萨头戴花冠，神态肃穆恭顺。

而绚烂多姿的三彩器，则通过浓郁的唐风，吸引着人们的目光。来自高唐县博物馆的三彩贴塑宝相花纹三足陶炉，是唐三彩珍品，釉面光洁绚丽，贴花工艺精湛，浮雕花卉与宝相花纹饰立体生动，放眼全国都是精品。莘县文物管理所的藏品三彩牵驼陶俑，生动传递了唐代胡商的异域风情。唐代聊城并不烧造陶瓷器，主要依赖贸易，从洛阳、长安等地购得。这些精美器物的存在，侧面印证了当时商贸的繁荣。

一批新出土的唐代墓志及拓片，则是展览中极具历史价值的文物，许多是首次与公众见面。它们以墨书砖志为主，形制简朴，没有华丽的装饰。墓志主人多为平民或下级军官，志文内容详实，字里行间透露出晚唐时期博州的城市布局、乡村聚落、道路交通与自然环境等诸多细节。

《李廿二墓志》《杜元阳妻李氏墓志》《杜期夫人墓志》记载了以墓葬为基点到博州城的距离：李氏墓葬在州城北二里，杜期夫妇墓葬在州城西北约三里，杜元阳夫妇墓葬也在州西北约三里。结合发掘现场，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鲁中南文物保护与考古研究中心主任刘文涛认为，唐代博州城应坐落在今聊城徒骇河河床及南岸橡胶坝公园一带。

史料记载，唐代所存的博州城肇建于北魏太和二十三年（499年），至五代后晋开运二年（945年），这座城市作为区域中心存在了440余年。关于城毁的原因，刘文涛表示，晚唐、后梁时期的墓葬距现今地表约5.2米，后梁以后的地层中没有其他文化堆积，只有厚厚的淤土，说明这座城是因黄河决口、洪水淤积而毁。人们一度认为博州城在今聊城市区东北的北杨集乡境内，而这批墓志的出土，纠正了流传已久的错误。

博州城长什么样，墓志同样有提及。《杜期夫人墓志》《杨府君妻李氏墓志》中，分别记载墓主人曾居于博州城内的延福坊与魏公坊，这表明在晚唐和后梁时期，博州城内设有里坊。唐代州城多为方形，每面各开一门，四门内的街道相互连通，组合成一个大十字街，将城区分为四坊；每个坊的四角又各设一个小十字街，小十字街内再以小小十字街划分。“虽然延福坊与魏公坊在博州城内的具体位置和布局尚无法考证，但志文记载无疑填补了博州城里坊名称的历史空白。”刘文涛介绍。

博州城的管理机制如何，墓志也有透露。《杜元阳妻李氏墓志》记载：“受勾当作坊虞候。”虞候本是军中官职，自北朝至唐代前期，主要负责整肃军纪、纠察奸邪。安史之乱后，内地藩镇数量激增，各州府驻军逐渐普遍化。由于军乱频发，骄横跋扈的兵卒成为城市治安的主要破坏者，虞候逐渐参与到城市治安管理中。博州城内“坊虞候”的设置，正是其真实写照。

一种神秘设施，也因墓志而走入人们的视野。博州作为兵家必争之地，战略位置异常重要，城防体系自然全面而立体。《铭石文》记载，薛臻墓距离羊马城西北三里。由此可知，在博州城的西或北城墙外，曾建有羊马城。

《通典》记载：“城外四面壕内，去城十步，更立小隔城，厚六尺，高五尺，仍立女墙，谓之羊马城。”这种高度仅及人肩的矮墙，适合作为掩体对付近敌，可有效避免受到对方弓箭、砲石的袭击。短垣与城墙之间的距离，大约有10至15米，既不会让城头上落下的弓箭、石块伤及城内守军，又能方便守城军士使用长兵器。羊马城与外侧的护城河、内侧的城墙相结合，构成了远、中、近搭配，高、中、低呼应的立体防御体系，是古代城防技术的重要跨越。

唐代羊马城屡有发现，如新疆吉木萨尔的唐北庭古城、甘肃安西的唐锁阳城、甘肃高台的骆驼城等。此外，有些烽燧周围也设有羊马城。然而，此前在山东并无相关文献记载和实物遗存，墓志的发现改变了人们的认知。

古DNA揭秘“胡汉融合”

黄河汤汤，唐风悠悠。伴随科技考古力量的提升，聊城唐代古墓中的人骨也能传递出重要信息，这次展览就通过图片、文字进行了阐释。

古DNA研究表明，黄河上游的河西走廊、中游的中原地区以及下游的山东地区，可以追溯到共同的祖源：新石器时代晚期黄河中游的农业人群。这种遗传构成的稳定性，突显了中原文化对周边地区的持续影响。

唐代，来自欧洲、中亚和西亚的各族人群通过丝绸之路进入中国，开展贸易往来并定居生活。在中原、关中平原等地区的唐代人群基因库中，研究人员检测到来自西欧亚相关人群的遗传影响，意味着汉人与非汉人存在通婚现象，但其他地区一直缺乏遗传学证据。

傅大门墓地M8、M16两座墓葬中出土的墓志显示，墓主皆为安姓。唐代安姓有三大来源：一是北魏时期来自安国（今乌兹别克斯坦布哈拉）的粟特人后裔，属于“昭武九姓”之一；二是东汉时期来自安息（今伊朗帕提亚）的太子安清后裔；三是北魏孝文帝时期改姓的鲜卑安迟部。

研究团队从出土人骨中，获得了17个个体的古基因组数据。通过分析，首次在山东发现唐代人群中存在西欧亚人群遗传成分。从时间看大约在南北朝至唐代，专家推测，这些人是通过丝绸之路迁入中国的粟特人后裔。出土人骨中，检测到既有东亚特征又有西方特征。这表明，当时聊城一带胡汉通婚现象是双向的：既包括西方男性与东方女性的结合，也包括西方女性与东方男性的婚姻。

考古发现补充了更多细节。M8墓碑记载，携带西方遗传特征的安姓个体与墓中的另一个体为夫妻关系，且育有后代。而且，这座墓葬的形制与当地其他唐代墓葬无显著差异。研究人员认为，这些胡人后裔与聊城本土居民共同生活，在日常生产生活中逐渐接受当地文化习俗，在文化和遗传两个层面都经历了深刻的汉化过程。这些跨越千年的考古发现，让我们深刻感受到中华文明海纳百川、兼容并蓄的强大生命力。

来源：大众新闻-大众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