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我揣着我妈偷偷塞给我的三百块钱，站在深南大道上，感觉自己像一粒被风吹过来的沙子。

我叫陈峰。

十八岁那年，我爹指着我鼻子骂，说我就是个废物。

就因为我高考差了十几分，没考上大学。

在我们湖南那个小县城，考不上大学，就等于被判了死刑。

我恨他。

也恨那个憋屈的小县城。

所以，我来了深圳。

1989年的深圳，不是后来那个遍地高楼的科技之都。

它更像一个巨大的工地。

空气里全是汗味、炒粉的油烟味，还有一股子海水的咸腥气。

到处都是推土机轰隆隆的声音，和操着五湖四海口音的人。

我揣着我妈偷偷塞给我的三百块钱，站在深南大道上，感觉自己像一粒被风吹过来的沙子。

随时都可能被下一阵风吹走，或者被哪个路过的人一脚踩进泥里。

我没文凭，没关系，只能干力气活。

在工地上搬了两个月砖，手上的茧子磨掉了一层又一层，三百块钱没变成四百，反而快见底了。

我不甘心。

我从小就喜欢捣鼓收音机、录音机这些玩意儿。我爹骂我不务正业，但我就是喜欢。

我咬咬牙，用剩下的钱，加上跟同乡借的一百，跑到当时还很混乱的华强北，批发了一堆空白磁带和一些廉价的电子表。

又托人从香港那边弄了些邓丽君、谭咏麟的“靡靡之音”的母带。

我找了块木板，铺上一张破报纸，在人来人往的天桥底下，摆起了我的地摊。

我的摊子很简单，一个二手录音机，几排花花绿绿的磁带，还有一堆在阳光下闪着廉价光芒的电子表。

录音机里放着《朋友》或者《甜蜜蜜》。

声音开得很大。

这是我的招牌，也是我的武器。

生意不好做。

城管会追，同行会挤兑。

我旁边是个卖盗版武侠小说的河南大哥，姓王。

他总斜着眼看我，觉得我的音乐声吵到了他。

“小B崽子，声音关小点！”他嗓门洪亮，带着一股子生猛的劲儿。

我瞥他一眼，没理。

在这地方，你退一步，别人就能踩到你脸上。

他见我不理，火了，走过来一脚就想踹我的录音机。

我眼疾手快，一把护住我的宝贝疙瘩，人也站了起来。

“你想干嘛？”我死死盯着他。

我个子不高，瘦，但两个月的工地生活让我身上有了点力气，眼神也变得比以前凶。

“干嘛？老子让你关小点，你聋了？”

“我的地盘我做主，嫌吵你滚远点。”

周围摆摊的、路过的，都围了过来看热闹。

看热闹是国人的天性，尤其是在这个除了挣钱没别的娱乐的地方。

王大哥脸上挂不住了，伸手就来推我。

我一侧身，顺势抓住他的手腕，往旁边一拧。

这是我跟一个退伍的工友学的，没什么章法，就是快、狠。

他“哎哟”一声，没想到我这瘦猴居然有这么大劲。

他另一只手挥过来，我没躲开，脸上结结实实挨了一下，嘴角火辣辣的疼，一股铁锈味涌了上来。

我也急了，仗着年轻，扑上去就跟他扭打在一起。

我们俩在尘土飞扬的地上滚来滚去，我的磁带洒了一地，他的书也散得到处都是。

就在这时，一个声音响了起来。

“好了，好了，都住手。”

声音不响，但很有穿透力。

带着一股奇怪的口音，像是普通话，但调子又有点不一样。

我们俩都停了一下，转头看去。

说话的是个男人，大概四十岁左右，穿着一件干干净净的白衬衫，一条笔挺的西裤，脚上一双锃亮的黑皮鞋。

在这灰头土脸的人群里，他干净得像个异类。

他手里没拿东西，就那么站着，看着我们。

眼神很平静。

王大哥从我身上爬起来，啐了一口带血的唾沫。

“你谁啊？多管闲事！”

那个男人笑了笑，没理他，而是弯下腰，捡起一盘被踩脏的磁带。

是邓丽Teresa Teng的。

他用手指弹了弹上面的灰尘，然后看向我。

“后生仔，呢啲带，你自己录嘅？”（小伙子，这些带子，你自己录的？）

他说的是粤语。

我愣了一下，在深圳待了几个月，粤语我能听懂一些。

我从地上爬起来，拍了拍身上的土，点了点头。

“是。”我用生硬的普通话回答。

他把磁带递给我，又看了看我那台被护在怀里的录音机。

那是一台三洋的，很旧了，是我从废品站淘回来自己修好的。

“机子不错。”他又说了一句。

这次是普通话，虽然口音还是有点怪。

王大哥看他这副派头，又看看他干净的穿着，没敢再咋呼，只是在一旁骂骂咧咧地收拾他的书。

男人没再看他，目光一直在我身上。

“你叫咩名？”（你叫什么名字？）

“陈峰。”

“湖南来的？”

我有点惊讶，点了点头。

他笑了：“听口音就听出来了。我也是那边出来的，不过早很多年咯。”

他乡遇半个老乡，我的戒备心稍微放下了一点。

“你刚刚那一下，反应很快。”他指了指我的手，“手也稳。”

我不知道他什么意思，只能警惕地看着他。

他从西裤口袋里掏出一个小小的、银色的东西，递给我。

“这个，能修好吗？”

我接过来一看，是个随身听。

索尼的Walkman。

外壳上有一道划痕，电池盖有点松。

这玩意儿可是稀罕货，在华强北，一台水货要卖上千块，抵得上我摆摊一年的收入。

我打开电池盖，又按了按播放键，没反应。

我把耳朵凑上去，仔细听了听。

“电机没声，应该是供电或者驱动板的问题。”我下意识地分析道。

“能修？”他问。

“得拆开看看。我这没工具。”我说的是实话。

他点点头，似乎对我的答案很满意。

他环顾了一下四周，然后目光落在我脸上。

“小伙子，跟我干，我带你。”

我猛地抬起头。

这句话，就像一颗石子，突然投进了我死水一般的生活里。

我看着他。

他的眼神很真诚，没有半分开玩笑的意思。

周围的嘈杂声好像一下子都消失了。

我脑子里嗡嗡作响。

骗子？

这是我第一个念头。

深圳骗子多，特别是专骗我们这种没见过世面的“北佬”。

“你是谁？”我问，声音有点干。

“我姓李，你可以叫我李老板。”他说，“我在香港开工厂的，最近想在深圳这边也搞一个。”

香港老板。

这四个字像有魔力一样。

在89年的深圳，香港就意味着钱，意味着机会，意味着一切我们这些内地人梦寐以求的东西。

“我凭什么信你？”我还是不放心。

李老板笑了。

“你不用信我。明天早上九点，到国贸大厦楼下等我。你来，我给你一个机会。你不来，就继续在这里跟人打架。”

说完，他把那个坏掉的Walkman留给了我。

“这个，就当是见面礼。修好了，明天还给我。”

他转身就走，干脆利落，没有一丝拖泥带水。

我愣在原地，手里攥着那个冰凉的金属疙瘩。

王大哥凑了过来，一脸羡慕嫉妒恨。

“操，你小子走狗屎运了，碰到港商了。”

我没理他，脑子里一团乱麻。

去，还是不去？

去，可能是个骗局，我身上这点钱被骗光了，就真得去睡桥洞了。

不去，我就得一辈子待在这个天桥底下，跟王大哥这样的人为了巴掌大的地方打得头破血流吗？

我低头看了看手里的Walkman。

索尼。

Made in Japan。

这是我第一次触摸到这么高级的东西。

我把它贴在耳边，仿佛能听到里面蕴藏着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

那天晚上，我收了摊，破天荒地花了五块钱，去吃了顿猪脚饭。

然后回到我那个月租三十块，只能放下一张床的农民房里。

房间里闷热得像个蒸笼。

我把那台Walkman放在我的小木桌上，台灯昏黄的光照在它银色的外壳上。

我拿出我那套宝贝工具，一把小螺丝刀，一把镊子，还有一块万用表。

这些是我从老家的旧货市场淘来的，跟了我好几年。

我深吸一口气，开始拆解那台Walkman。

它的内部结构，比我修过的任何一台录音机都要精密。

细如发丝的电线，米粒大小的电阻，还有一块指甲盖那么大的集成电路板。

我感觉自己不像在修理机器，而是在做一台精密的外科手术。

我的心跳得很快。

不是紧张，是兴奋。

我找到了问题所在。

一根连接电池仓和主板的电线，因为外壳的撞击，焊点脱落了。

是个小问题。

但我没有电烙铁。

我看着那个比芝麻还小的焊点，皱起了眉头。

放弃吗？

明天把机器还给他，告诉他我修不了？

不行。

他说，手要稳。

我脑子里闪过这句话。

我找出一根缝衣针，在蜡烛上烧红。

然后用镊子夹着一小截从废旧电线上拆下来的焊锡，小心翼翼地凑近那个脱落的焊点。

房间里没有风，我的手也没有抖。

汗水从我的额头滴下来，落在桌子上。

“滋”的一声轻响。

焊锡融化了，重新将电线和电路板连接在一起。

我装上电池。

按下了播放键。

录音机里传来一阵轻微的电流声，然后，一个温柔的女声响了起来。

是邓丽君的《月亮代表我的心》。

那一刻，我感觉整个世界都安静了。

第二天早上，八点半，我就到了国贸大厦楼下。

我穿着我最干净的一件的确良衬衫，前一天晚上特意用洗脸水洗过的。

国贸大厦，当时深圳的最高楼，三天一层楼的“深圳速度”就是从它这里来的。

我站在楼下，仰着头，脖子都酸了。

感觉自己渺小得像只蚂蚁。

周围是来来往往的穿着西装、套裙的白领，他们走路带风，表情自信。

我站在那里，手里紧紧攥着那台修好的Walkman，感觉自己跟这里格格不入。

九点整，一辆黑色的丰田皇冠停在了我面前。

车窗摇下来，是李老板。

“上车。”

我拉开车门，一股冷气扑面而来。

车里真皮座椅的味道，混合着一种淡淡的香水味，是我从来没闻过的味道。

我拘谨地坐了进去，连大气都不敢喘。

“修好了？”李老板一边开车一边问。

我把Walkman递给他。

他拿过去，按了一下，音乐流淌出来。

他脸上露出一丝赞许的微笑。

“不错。用什么焊的？”

“针，烧红的。”

他从后视镜里看了我一眼，眼神里多了一点东西。

“你很有意思，陈峰。”

车子没有开往工厂，而是到了一个叫“上步工业区”的地方。

这里比华强北那边要规整一些，都是一排排的厂房。

李老板带我走进其中一栋厂房。

里面不大，大概两百平米，空荡荡的，只有几个工人正在刷墙。

一股刺鼻的油漆味。

“这里，就是我们的新工厂。”李老板张开双臂，像是在拥抱他的帝国。

“我们？”我愣住了。

“对，我们。”他看着我，“我想请你，做我的技术主管。”

技术主管。

我？一个摆地摊的？

我感觉像在做梦。

“李老板，我……我没读过大学，我就是个……修东西的。”我结结巴巴地说。

“我也不需要大学生。”李老板打断我，“我需要一个懂电子，手稳，脑子活，还敢跟人打架的人。”

他拍了拍我的肩膀。

“在深圳这个地方，斯斯文文是赚不到钱的。你昨天护着你的录音机那个样子，我就知道，你是我要找的人。”

“你肯把自己的饭碗看得比命还重，你就会把我的工厂也看得比命还重。”

他的话，每一个字都砸在我的心上。

我鼻子一酸，眼眶有点热。

从来没有人这么肯定过我。

我爹只会骂我废物，学校老师只会说我可惜，只有他，看到了我骨子里的那股狠劲。

“我……我干！”我憋了半天，吐出这两个字。

声音不大，但是很用力。

李老板笑了。

“好。月薪三百，包吃住。有提成。”

三百块！

我在工地上累死累活一个月才一百五。

我感觉自己真的走狗屎运了。

就这样，我成了李老板在深圳的第一个员工。

我的工作，就是他的“山寨”事业的核心。

李老板从香港带来各种最新的电子产品，录音机，随身听，电子宠物，游戏机……

我的任务，就是把它们一个个拆开。

然后，画出电路图，分析每一个元件的型号、参数。

再然后，想办法在华强北找到能替代的、更便宜的国产元件。

这是一个“逆向工程”。

在当时，这是一个灰色地带，没人管。

所有人都想用最快的速度，赚到最多的钱。

李老板的目标很明确：用日本产品十分之一的成本，做出功能相似度百分之八十的产品。

“我们卖的不是质量，是价格。”他不止一次对我说。

工厂很快就招了十几个工人，大部分都是跟我一样的年轻人，从内地来，眼里冒着对金钱的渴望。

我有了自己的办公室，其实就是用木板隔出来的一个小单间。

里面有一张大大的工作台，上面摆满了各种工具和拆解开的零件。

我每天都泡在里面，一待就是十几个小时。

我不觉得累，反而觉得前所未有的充实。

那些复杂的电路板，在我眼里就像一幅幅美丽的画。

我沉迷于寻找最佳替代方案的游戏中。

用三极管代替小规模集成电路，用国产电容代替进口的红宝石电容……

每成功一次，都能省下几毛钱，甚至几分钱的成本。

但几万台，几十万台的量产，这就是一笔巨大的利润。

李老板叫我“成本杀手”。

我不太喜欢这个名字，但不得不承认，我很擅长这个。

我们的第一个产品，是一台仿冒爱华（AIWA）的随身听。

正品要卖七八百。

我们的成本，被我控制在了五十块以内。

出厂价，八十。

投放到市场后，疯了。

那些以前只能眼巴巴看着橱窗里进口货的年轻人，现在花不到一百块就能拥有一个“随身听”。

虽然音质差一点，外壳糙一点，但它能响，能带出去，这就够了。

订单像雪片一样飞来。

工厂从一层楼，扩建到了三层楼。

工人从十几个，变成了几百个。

我的工资，也从三百，涨到了一千，然后是三千。

我还拿到了第一笔提成，五万块。

当李老板把五沓厚厚的大团结拍在我桌子上的时候，我的手都在抖。

五万块。

我爹在县城里当了一辈子会计，全部存款加起来可能都不到这个数。

我把钱汇了三万回家。

没有写信，我不知道该说什么。

我只想让我爹看看，他眼里的废物，在外面，也能挣到钱。

后来我妈在电话里哭着跟我说，我爹收到钱那天，一个人在房间里坐了一晚上，第二天，逢人就说，他儿子在深圳发大财了。

我拿着电话，这边，也哭了。

工厂里人多了，事情也多了。

李老板让我招个助理，帮我处理一些杂事。

面试那天，来了一堆人。

其中有一个女孩，叫梅玲。

她跟别人不一样。

别人都穿得花枝招展，只有她，一件白衬衫，一条蓝裤子，扎着个马尾辫。

干干净净的。

她递上来的简历很简单，高中毕业，在老家做过两年文员。

我问她：“为什么来深圳？”

她说：“想看看外面的世界。”

她的眼神很亮，跟我刚来深圳的时候一样。

我录用了她。

梅玲很聪明，学东西很快。

整理资料，登记元件，跑腿采购，什么都做得井井有条。

她把我那个乱得像狗窝一样的办公室，收拾得干干净净。

每天早上，我到办公室，桌上总会放着一杯晾好的温水。

有时候我熬夜画图，她会默默地给我泡一碗方便面，加个蛋。

我跟她话不多。

我是个闷葫芦，除了电路，不知道聊什么。

她也是个安静的姑娘。

但我们之间，有一种默契。

我一个眼神，她就知道我要找哪个型号的电阻。

她一皱眉，我就知道是哪个供应商又在拖货了。

有一次，一批关键的芯片出了问题，几万块的货，可能要砸在手里。

我急得几天没合眼，嘴上全是泡。

是梅玲，跑遍了整个华强北，一家一家地问，硬是找到了一个能处理这批次品的下家，虽然亏了点钱，但总算把损失降到了最低。

那天晚上，我请她吃饭。

还是那家猪脚饭，但我点了四个菜。

吃饭的时候，我跟她说：“谢谢你。”

她笑了，眼睛弯弯的，像月牙。

“峰哥，你跟我还客气什么。”她说。

我心里一动。

工厂越来越大，李老板的野心也越来越大。

他不再满足于简单的仿冒。

“陈峰，我们要做自己的牌子。”一天，他把我叫到办公室。

“我们不能一辈子都活在别人的影子里。山寨，是原罪。我们要把它洗掉。”

我明白他的意思。

靠仿冒，永远是二流角色，而且风险越来越大。

政策随时可能变，一旦上面开始严打，我们这种厂子第一个倒霉。

我们决定做自己的收音机。

从外观设计，到电路研发，全部自己来。

那段时间，我几乎是以工厂为家。

我带领着一个十几人的小团队，没日没夜地攻关。

梅玲也陪着我。

她不懂技术，就给我们做好后勤。

端茶倒水，订饭，甚至帮我们洗衣服。

看着她忙碌的身影，我心里有一种很温暖的感觉。

我跟自己说，等这个项目成功了，我就跟她表白。

半年后，我们的第一款自主品牌“先锋”牌收-录-放三用机，研发成功了。

它比市面上的产品更小巧，更省电，还多了一个小小的液晶屏，可以显示时间。

李老板很高兴，在酒店大摆庆功宴。

那天晚上，所有人都喝多了。

李老板搂着我的肩膀，满脸通红。

“阿峰！你系我嘅福将！”（阿峰！你是我的福将！）

我也喝了不少，头晕乎乎的。

我看到梅玲在不远处，正微笑地看着我。

我借着酒劲，朝她走了过去。

我想跟她说那句话。

可就在这时，意外发生了。

一个我们最大的经销商，姓黄，也喝高了，摇摇晃晃地过来，一把拉住梅玲的手。

“小梅，来，陪黄哥喝一杯！”

黄老板是个四十多岁的胖子，油腻得很，平时就喜欢对厂里的小姑娘动手动脚。

梅玲想把手抽回来，但没抽动。

“黄总，我不会喝酒。”她为难地说。

“不会喝？我教你啊！”黄老板笑着，手就不老实地往她腰上揽。

我脑子“嗡”的一下，酒全醒了。

我冲过去，一把打开黄老板的手。

“放开她！”我吼道。

黄老板愣了一下，随即火了。

“你他妈谁啊？敢管老子的事？”

“我是她男人！”

我也不知道哪来的勇气，吼出了这句话。

全场都静了。

梅玲也愣住了，呆呆地看着我。

黄老板的脸，瞬间涨成了猪肝色。

“好，好你个陈峰！你牛逼！”他指着我，“你们厂的货，老子一台都不要了！我看你们怎么死！”

说完，他摔门而去。

李老板的脸，瞬间就白了。

黄老板是我们最大的渠道，他一断货，我们新产品至少一半要砸在仓库里。

“阿峰！你搞咩啊！”李老板冲我吼道。

这是他第一次对我发火。

我没说话，只是把梅玲拉到我身后。

我觉得我没错。

那一晚，庆功宴不欢而散。

第二天，我向李老板递了辞职信。

“李老板，对不起，我给你惹麻烦了。我走。”

李老板看着辞职信，沉默了很久。

“你走了，她怎么办？”他问。

我没说话。

“你走了，这个厂怎么办？你那帮兄弟怎么办？”

我还是没说话。

“你以为你走了，事情就解决了？黄胖子那种人，你越躲，他越得意。”

李老板把辞职信撕得粉碎。

“这件事，我来处理。你，给我好好回去搞你的技术。我们的‘先锋’，不能死在仓库里。”

我看着他，眼眶又红了。

“还有，”他指了指我，“以后对梅玲好点。这么好的姑娘，别辜负了。”

我不知道李老板是怎么搞定黄胖子的。

我只知道，三天后，黄胖子亲自来工厂，给我和梅玲赔礼道歉。

然后，第一批十万台“先锋”收音机的订单，合同签了。

那天，我把梅玲约到了我们第一次见面的天桥上。

华灯初上，桥下车水马龙。

我还是穿着那件洗得发白的衬衫。

“梅玲，”我鼓足勇气，“那天晚上，我说的……是真的。”

她没说话，只是看着我，眼睛里有水光。

“我……我喜欢你。”我终于说了出来。

她突然笑了，然后哭了。

她扑到我怀里，捶着我的胸口。

“你这个笨蛋！现在才说！”

1992年，我和梅玲结婚了。

没有盛大的婚礼，就是请厂里的兄弟们吃了顿饭。

李老板是我们的证婚人。

他送了我们一套房子，就在工厂附近。

那一年，“先锋”牌收音机，火遍了全国。

我们成了国内收音机市场的第一品牌。

我成了工厂的副总，主管技术和研发。

李老板把百分之十的股份，转到了我的名下。

我成了别人口中的“陈总”。

我把父母都接到了深圳。

我爹第一次走进我的办公室，看到墙上挂满的各种专利证书，他摸着那些镜框，手一直在抖。

他没再骂过我废物。

他只是拍着我的肩膀，一遍遍地说：“好，好，好。”

日子越来越好。

但市场，也越来越乱。

我们成功后，模仿者蜂拥而至。

各种“先锋”的仿冒品，甚至连名字都懒得改，就叫“先锋王”、“新先锋”。

价格一家比一家低，质量一家比一家差。

整个市场，被搅成了一锅浑水。

我们的销量，开始下滑。

李老板很焦虑。

“阿峰，这样下去不行。我们会被这些烂仔拖死的。”

“我们必须转型。”他说。

“做什么？”我问。

“VCD。”他吐出这三个字母。

VCD，当时最新的玩意儿。

一台正版的万燕VCD，要卖四五千块。

“我们能做？”我有点怀疑。

VCD的核心技术是解码芯片，一直被国外大厂垄断。

“能。”李老板的眼神很坚定，“我从台湾那边，找到了一条路子。可以拿到解码芯片。”

“但是，很贵。而且，是走私的。”

我沉默了。

走私，这是在刀尖上跳舞。

“阿峰，搏一搏。单车变摩托。”李老板看着我，“你敢不敢跟我赌这一把？”

我看着他，想起了很多年前，他在天桥底下对我说的那句话。

“小伙子，跟我干，我带你。”

他带我走到了今天。

现在，他要带我，去赌一个更大的未来。

我点了点头。

“干。”

我们成立了一个秘密项目组。

核心成员，只有我，和另外两个我最信任的工程师。

梅玲负责资金调度。

李老板，负责去境外联系芯片。

那是一段极其压抑和紧张的日子。

我们把研发室搬到了一个废弃的仓库里，与外界完全隔绝。

每一次芯片运进来，都像地下党接头一样。

我和我的团队，没日没夜地泡在仓库里。

解码，匹配，调试……

失败，重来。

失败，再重来。

那段时间，我瘦了二十斤。

梅玲来看我，抱着我哭。

“陈峰，我们不干了，好不好？我害怕。”

我摸着她的头发，说：“快了，就快成功了。”

半年后，在烧掉了几百万，经历了无数次失败后，我们终于做出了自己的第一台VCD样机。

当屏幕上出现清晰的影像时，我们几个大男人，抱在一起，又哭又笑。

李老板给我们的VCD起了个名字。

“爱多”。

Love more。

他希望，每一个中国家庭，都能爱得更多一点。

为了推广我们的VCD，李老板做了一个疯狂的决定。

他要请当时最红的香港明星，成龙，来做代言。

并且，要在中央电视台，投广告。

在那个年代，这简直是天方夜谭。

光是代言费和广告费，就是一个天文数字。

公司的股东们，全部反对。

“李总，你疯了！这要是失败了，我们整个厂都得赔进去！”

“是啊，我们卖收音机卖得好好的，干嘛要去冒这个险？”

李老板力排众议。

“我们不做V-C-D，迟早也是死。做，还有一线生机。”

“这笔钱，不用公司的。我把我香港的房子卖了，我自己的钱，投进去！”

他看着我。

“阿峰，你跟不跟？”

我把我和梅玲所有的积蓄，都拿了出来。

我对她说：“老婆，信我一次。”

梅玲看着我，点了点头。

“我信你。输了，我陪你回天桥底下，继续摆地摊。”

1996年，由成龙代言的爱多VCD广告，在央视新闻联播前的黄金时段，播出了。

“爱多VCD，好功夫！”

那句广告词，和成龙标志性的笑容，一夜之间，传遍了大江南北。

我们的订单电话，被打爆了。

工厂门口，拉货的卡车，排了几公里长。

我们成功了。

前所未有的成功。

爱多VCD，成了那个时代的印记。

我和李老板，也从一个工厂主，变成了亿万富翁。

我们搬进了深圳最豪华的写字楼。

我有了自己的司机和秘书。

出门，坐的是奔驰。

我感觉自己站在了世界的顶峰。

但不知道为什么，我没有以前快乐了。

我和李老板的争吵，越来越多。

为了公司的发展方向。

我认为，应该加大研发投入，掌握核心技术。

他认为，应该把钱都砸在营销上，用广告，把品牌做到最大。

“阿峰，你是个技术人才，但你唔懂市场。”（你不懂市场）

“这个时代，酒香也怕巷子深！名气，才系第一生产力！”

我们的分歧，越来越大。

我们不再是当年那个在工地上勾画蓝图的搭档。

我们之间，隔了太多的钱，太多的名。

梅玲劝我。

“陈峰，李老板带我们出来的，我们听他的吧。”

我摇了摇头。

“不是的，梅玲。他变了。”

我看到他开始沉迷于各种“资本运作”，跟各种各样的人吃饭，喝酒，谈一些我听不懂的项目。

他不再去车间了。

他甚至，叫不出我们那些老工程师的名字了。

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是一次董事会。

李老板提出了一个“多元化”发展的计划。

要去搞房地产，搞保健品，甚至要去赞助足球队。

我坚决反对。

“李老板，我们是做实业的！我们的根，在电子！你这样搞，会把公司拖垮的！”

他冷冷地看着我。

“陈总，注意你的身份。现在，我才是董事长。”

陈总。

他叫我陈总。

不是阿峰。

那一刻，我心凉了。

我站起来，看着会议室里那些陌生的面孔。

那些都是李老板请来的“资本高手”、“营销大师”。

我们当年一起打拼的那些兄弟，已经没剩下几个了。

“我辞职。”

我说完，走出了会议室。

这一次，李老板没有留我。

我卖掉了我手里的全部股份。

拿到了一笔我这辈子都花不完的钱。

我和梅玲，离开了深圳。

我们回了我的湖南老家。

我在县城里，买了一栋小楼。

每天，养花，钓鱼，看书。

梅玲给我生了个儿子。

日子过得很平静。

我以为，我这辈子，就会这样过去了。

但有时候，午夜梦回，我还是会想起深圳。

想起那个闷热的农民房，那盏昏黄的台灯，和那个让我心跳加速的Walkman。

2000年，我从电视上看到了爱多倒闭的新闻。

资金链断裂，拖欠供应商巨额货款，李老板不知所踪。

新闻里说，他欠了几个亿。

我看着电视屏幕，没有幸灾乐祸，也没有得意。

只有一种说不出的悲凉。

那个曾经意气风发，说要带我闯天下的男人，最终，还是倒在了他自己吹起来的泡沫里。

几天后，一个意想不到的人，找到了我。

是阿彪。

当年李老板的司机兼保镖，后来成了工厂的生产主管。

他老了很多，头发白了，人也憔悴了。

“陈总……”他见到我，嘴唇哆嗦着。

“叫我陈峰吧。”我说。

我请他进屋，梅玲给他倒了杯茶。

“李老板……他出事了。”阿彪的声音很低沉。

“我知道，电视上都播了。”

“他没跑。”阿彪说，“他躲起来了。他让我来找你。”

“找我干什么？我跟他，已经没关系了。”我冷冷地说。

“他……他想见你。”

我沉默了。

阿彪从怀里掏出一个东西，放在桌子上。

是一台很旧的随身听。

索尼的Walkman。

外壳上有一道熟悉的划痕。

“李老板说，这个，物归原主。”

我拿起那台Walkman，按下了播放键。

里面，还是那首《月亮代表我的心》。

我的眼泪，一下子就涌了出来。

我跟着阿彪，在一个很偏僻的城中村里，见到了李老板。

他躲在一个小旅馆里，房间里一股发霉的味道。

他瘦得脱了形，头发花白，穿着一件脏兮兮的T恤。

完全没有了当年的样子。

看到我，他咧开嘴，想笑一下，但比哭还难看。

“阿峰，你来了。”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

“坐。”他指了指床边。

我们俩就这么坐着，沉默了很久。

“我输了。”他先开了口，声音沙哑。

“输得很彻底。”

“为什么？”我问。

“我太急了。”他看着窗外，“我穷怕了。我总觉得，钱赚得不够快，不够多。我怕一停下来，就又回到原点。”

“我忘了，我们是做什么起家的了。”

他转过头，看着我。

“阿峰，我对不起你。当初，我应该听你的。”

我摇了摇头。

“不怪你，李老板。路，是我们一起选的。”

“别叫我李老板了。”他苦笑了一下，“我现在，什么都不是了。”

“你永远是带我出来的那个人。”我说。

他又沉默了。

“阿峰，我找你来，不是想找你借钱。”他说，“我知道，我欠的债，你就算把所有钱给我，也还不清。”

“我就是……想跟你说声对不起。”

“还有……帮我一个忙。”

“什么忙？”

“我还有一批工程师，都是当年跟我们一起打天下的老人。爱多倒了，他们都没了去处。”

“他们都是好样的，技术过硬。我不希望他们就这么散了。”

“阿峰，你技术比我好，也比我稳。你带带他们。别让他们，像我一样。”

他从床底下，拖出一个破旧的箱子。

打开来，里面全是图纸和一些零散的元件。

“这是我最后的一点家当了。”

“我一直在研究一个新的东西，DVD。比VCD更清晰，容量更大。”

“图纸都在这里了。我没机会了，你……你还有。”

我看着那些熟悉的图纸，看着他那双充满血丝，却又带着一丝期盼的眼睛。

我仿佛又看到了当年，那个站在华强北天桥下，对我说“我带你”的李老板。

我点了点头。

“好。”

我用我剩下的钱，加上梅玲的支持，在老家县城，租了一个小厂房。

把李老板说的那些工程师，都接了过来。

我们成立了一个新的公司。

没有宏伟的名字，就叫“峰华”。

陈峰的峰，中华的华。

我们继续李老板没有完成的研究。

那是一段比当年研发VCD更艰难的日子。

没有了深圳的产业链配套，很多元件都要从外地，甚至国外订购。

资金也一直很紧张。

最难的时候，我把家里的房子都抵押了。

梅玲一句话都没说，只是默默地把房产证交到我手里。

2003年，我们成功研发出了自己的DVD机芯。

并且，我们拥有完全自主的知识产权。

我们的产品，因为质量过硬，成本又低，很快就打开了市场。

很多当年爱多的经销商，都回来找我们合作。

“峰华”，慢慢地站稳了脚跟。

有一天，梅玲拿了一封信给我。

是从香港寄来的。

没有署名。

信里只有一张照片。

照片上，是一个男人，在海边钓鱼。

他笑得很开心。

虽然苍老了很多，但我还是一眼就认出来了。

是李老板。

照片背后，有一行字。

“阿峰，你得闲，我哋饮茶。”（阿峰，你有空，我们喝茶。）

我拿着照片，笑了。

我的公司，后来做得很大。

从DVD，到液晶电视，再到现在的智能家居。

“峰华”成了一个不大不小的家电品牌。

我依然是公司的技术总管。

我把大部分的股份，都分给了当年跟着我的那些工程师。

我还是喜欢泡在实验室里，跟那些电路板打交道。

我儿子大学毕业，也进了公司，从最基层的技术员做起。

我跟他说：“路，要一步一步走。走得太快，容易摔跤。”

偶尔，我还会回到深圳。

回到华强北。

那里已经变成了高楼林立的电子世界。

当年的天桥，早就拆了。

我找不到我摆地摊的那个位置了。

也找不到那家猪脚饭店了。

一切都变了。

但每次站在那里，我好像还能听到当年那嘈杂的人声，闻到空气里那股熟悉的，混杂着汗水和梦想的味道。

我仿佛还能看到，一个穿着白衬衫的男人，穿过人群，走到一个瘦弱的少年面前。

他递给他一个坏掉的Walkman，然后说：

“小伙子，跟我干，我带你。”

来源：勇往直前的星辰yQPD0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