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学生的政治分化在“反饥饿反内战”运动（即“五二○”运动）中可见一斑。自1947年4月下旬开始，物价上涨极快。北大学生90%均有公费，且公费随每月物价水平的变化而相应调整——1947年3月的全公费是10万6千元，4月增至14万4千元，5月增至26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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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的政治分化在“反饥饿反内战”运动（即“五二○”运动）中可见一斑。自1947年4月下旬开始，物价上涨极快。北大学生90%均有公费，且公费随每月物价水平的变化而相应调整——1947年3月的全公费是10万6千元，4月增至14万4千元，5月增至26万元。

尽管如此，公费的增加仍跟不上物价的增长。3月，公费除维持两菜一汤白米饭的伙食之外，还可剩下一些用于零用。从4月下旬开始，“物价由‘扶摇直上’一变而为‘载驰载驱’，再变而为‘一行白鹭上青天’，三变而为‘云深不知处’”，两菜一汤已成泡影。

罗荣渠在日记中抱怨：

“近来物价不断上涨，一天胜似一天，而伙食却一天比一天坏，营养一天不如一天。奈何？”

5月的全公费虽达26万元，但吃米饭膳团即需16万元，剩下的10万不够零用，许多人遂改吃窝窝头，只需7万元。

当时，北大学生潘齐亮拟发动罢课游行，遭到各壁报反对，他只好在民主墙上表达“我们的态度”，即饥饿源于内战，实则为“反饥饿反内战”造势，但响应者不多。

这时，清华走在了北大的前面。1947年5月15日晚上，清华大学学生自治会以要求增加公费名额为由罢课1天。这主要是民青的意思，比民青更激进的除夕社要求罢课3天，理由是“三天好玩一些”。为达到罢课三天的目的，除夕社再次使出“一二·一”运动期间的办法，威胁民青，如不同意罢3天，就散布说民青把持学生会。民青只好同意罢课3天，并到各宿舍征集签名，很快就有1200多人签名，于是清华决定罢课3天。

5月17日，清华学生已开始在海淀一带宣传反饥饿反内战。

清华罢课3天的消息立即刺激了北大。5月17日，北大院系联合会决定响应清华，从19日开始罢课3天。此时北平其他各校尚未有任何表示。

5月18日，清华学生300多人进城宣传反饥饿反内战，北大原不同意，但也未积极阻止。等到清华队伍已经进城，北大便临时组织了一些人一起上街宣传，罗荣渠在其中担任纠察队员。如同“一二·一”运动时一样，宣传效果并不理想。宣传方式之一是向市民唱革命歌曲，如《你这个坏东西》《反对内战》等。

据中共的学运报告：

“宣传活动紧张活泼，群众围观咸受感动”，“卖汽水酸梅汤的在那里招呼同学去喝：‘喝罢。你们怪苦的，你们说的都是我想说的话。我听了就痛快了。不要给钱了’”。

但据罗荣渠日记所记：

“唱歌以后，继之以演讲，倒也赢得一些掌声，不过，据我以往的经验判断，实际效果并不理想；因为歌唱得不好，唱些什么根本听不清楚，演讲也不行，不知讲了些什么，只听得大声嘶喊：‘我们反内战，我们饥饿！’你们饥饿与老百姓有何关系？听众就搞不明白了。”

另一种宣传方式是画街头漫画。罗荣渠对此感到头痛：“我们虽然觉得漫画已经画得相当浅显、明白了，但是老百姓还是很难理解。”

可见，知识分子要真正与工农大众相结合，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此时，燕京大学、中法大学、北洋大学等校也加入了运动。但燕京大学不同于北大、清华，其饥饿问题并不突出。作为私立大学，燕大的学宿费相当高昂。

因此，每年秋季招生时，如果某学生同时被燕大和北大、清华录取，一般会选择后者，盖后者的学费和生活费几乎全免。这就导致选择在燕大读书的学生大多家境优越，饥饿问题并不突出。因此，中共燕大地下党曾在“五二○”运动初期提出：我们“为老百姓反饥饿”，但响应者寥寥。

后来，眼见同为教会大学的金陵大学罢课了，中共燕大地下党转而强调燕大在抗战期间内迁成都时曾有贷金，回到北平后却没有了，故燕大“一样的被生活的重担压着”，才把校内的政治热情调动起来。

但该校在“反内战”的诸多细节上还存在分歧，例如内战的责任归于某一方，还是双方？

5月18日晚，燕大召开第一次同学大会，出席人数430人（全校780人)，其中160人支持向国民党一方反内战，80人支持向双方反内战，其余190人弃权。与此同时，北大训导处也召集三青团员开会，要他们抓住国共双方均负有内战责任来做文章。因此，在内战责任的问题上，北大学生内部也有分歧，左派学生最终以“我们处在政府辖区，因此先向政府提出'而暂时压服了反对意见。事实上，直到5月20日游行时，仍有一些人仅抱着“我但反对内战，不问责任在谁”的态度而参加。

某种程度上，燕大的“民意”部分地反映了北大的“民意”。事实上，中共一向将北大、清华、燕大三校的左翼力量并提，视三校为北平“进步力量最强的学校。1948年1月，中共北平学委在一份文件中估计北大和清华尚有33.5%的中间偏右分子，燕大也有27%的中间偏右分子。

这一文件对燕大右翼力量的估计要比燕大民意测验的结果（民意测验显示该校45%的学生没参加“五二○”运动)更低，原因大约有二，一是北平学委文件的形成时间是1948年1月，较之燕大民意测验的时间又推后了大半年，左翼力量正逐步增强，右翼力量正逐步减弱；二是文件中所谓“中间”“进步”“落后”的划分标准本就比较主观，事实上，政见很难加以精确量化，因此这些数据只能反映大致趋势。

尽管数据存在一定出入，但大致可以说，北清燕三校的中间偏右分子至少占到全校总人数的30%。恰因为校内政治分化相当严重，三校在“五二○”运动前后才出现如此多的意见分歧。这也深刻影响了同学之间的关系。

同学之间的关系亲疏正愈来愈取决于政见的异同，而非学缘、乡缘、兴趣等非政治性因素。

政见相近的是“同志”，政见相反的则彼此疏远乃至水火不容。

罗荣渠在日记中写道：“不是共同信仰建筑在友情上，而是友情建筑在共同信仰与工作上。”

北大农学院学生余传韬对此也有切身体会。余在高中时曾与同学周积诚很要好，高三下学期，周突然疏远了余，因为周变得“进步”了，而余却没变。

周对余说：“这些事不是个人间的事情”，即并非因个人恩怨而疏远，而是政治志趣不相投。

自然，那些对政治不感兴趣的中间立场学生仍然基于兴趣、同乡或同室等关系建立友谊。例如，喜欢京剧的学生加入了京剧爱好者的圈子，从而远离了进步学生的圈子。北大法学院学生高尔森因常与京剧爱好者一起，被党员视为“常与落后同学为伍”。

高尔森认为：

“同党团员在一起总觉得太严肃，无话可说。与所谓的落后同学在一起则感到轻松愉快，特别是我与他们还有共同的爱好一京剧。不过，我与他们接触时，只聊戏和一些生活琐事，从不谈政治问题，大家在一起谈笑风生，彼此高兴就行了。”

余传韬也有相似的经历，北平解放初期，农学院党组织指责余“拉拢中间分子”，令其感到十分“冤枉”：“既被‘进步’者排斥，同我来往的人就少了进步人士，是自然形成的，并无刻意拉拢‘中间分子’一事。”

以上事例或许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的体现。

恰因为学生的政见非常驳杂，故彼此之间常常猜疑、需要提防，乃至发生一些误会。宿舍通常由三五个学生组成，彼此朝夕相处，借此颇能看出政治对学生关系的影响。

北大“奔流”壁报负责人、中共地下党员邓特与三青团员沈同同住一室，邓不知沈同是中共派到三青团的卧底，常讽刺他：“陈雪屏发给你多少津贴？”趁沈同不在时垫高沈同的床的其中一条腿，使其睡觉时晃动不稳。

再如，余传韬因立场偏右而在宿舍受到孤立排斥。一天晚上，他原本打算去看表演，临时改主意，不去了。这时，他的左派室友带另一位左派学生来到宿舍，他们“有点讶异我仍在寝室”。

余传韬晚年回想此事，认为两位左派学生打算趁他不在时搜查他的没上锁的抽屉。余传韬的想法当属神经过敏而过度揣测，以当时多数情形而言，更大的可能性是左派室友想趁余不在时在寝室开会，没想到余竟然在，故大感惊讶。

事实上，室友朝夕相处，彼此的政见和背景简直无所遁形，宿舍堪称校园政治生态的晴雨表。女生宿舍尤为如此。

北大复员后，两人一间的女生宿舍——灰楼开始向外开放，男生可以自由进出。当时，男生四五人住一间，人多嘴杂，不方便说话。女生宿舍则不一样，若同室的两个人都是“进步”分子，那么宿舍就是理想的开会场所，也是紧急时刻藏人的理想地点。

一位住在灰楼的女生回忆道：

女同学大体可分为三类人：一类是地下共产党员以及党影响下的进步学生；一类是埋头于读书和个人小圈子的事，不过问政治，但这部分人正在不断发生变化；再一类是少数反动学生和特务腿子，阵线异常分明，以致看守楼门的两位老妈妈，都知道那些人是“民主小姐'(当时对女学生通称小姐，男学生称先生)，那些人是吃喝玩乐的“跳舞小姐”，那几个是舍监的亲信。

由这段话可知，女生宿舍深深卷入了政治，因政见的不同而分化为“民主小姐”“跳舞小姐”“舍监的亲信”等几个类别。由于左派学生常借女生宿舍开会，1948年“八一九”大逮捕期间，北大女三青团员曹某“经常坐在灰楼北门门口”，以防上了“职业学生”名单的男生躲进灰楼，成为漏网之鱼。

因政见不同而彼此疏远尚属“君子绝交，不出恶言”，更严重的情况是对持不同政见者进行道德抹黑。北大先修班学生林道茂是基督徒，平时很热心为同学服务，被选为先修班自治会理事，参加了抗暴运动。从此，三青团员便视他为眼中钉，造谣说他贪污。

林道茂此时担任膳团委员（即管食堂)，负责每月向同学收伙食费。有几个同学自称暂时没钱，要求先人伙，等有钱了再补交，林同意了。

后来的情形如下：

到了月底，这届膳团快结束了，他们还没有交钱。我到他们住的宿舍讨账时，才知道毛信枨已经离校入了笕桥空军学校；郭鉴海则瞪着眼睛说：“我的伙食费早就交了，你怎么还来要，想要双份啊？”安嘉祥也说：“是啊，我们同时交的，你想讹我们？”我和他们辩了几句，但事前手续不完备，我也拿不出证据。安嘉祥甚至揎拳捋臂，做出要打人的模样，我只好退了出来。

接着，他们又在饭厅门口张贴大字报，说我贪污伙食费，要查我的账。我没有办法，只得向黄羽钟、黄宇淳借钱，补上三人的伙食费，把明细账公布出来。但这样一来，我自己就没有钱加入下一届膳团了。我用手头还剩下的一点钱，到宣武门外小摊上买了一个一斤多重的大窝头，肚子饿了就切一片下来吃。这样勉强维持了三天。

事情并未以林道茂“自垫亏空”而结束。林作为基督教徒，经常以基督教团契的名义发动同学参加学生运动。

有一天，一位“契友”在团契内部说，林道茂是共产党员，如果大家继续和他来往，会影响将来升入大一，应当将其开除出团契。林得知后怒火中烧，自己只是出于基督徒的奉献精神而热心集体事务，并无党派背景，加上此前被构陷贪污罪名，一气之下喝下一瓶二锅头，头痛欲裂，被同学送去了医院。出院后，他便与三青团分子划清界限，更加积极地投入到学生运动中。

感到被排斥和压迫的不仅是左派学生，中间派及右派学生也有同样的感受。一位曾在西南联大参加“无党无派”运动的北大学生说：“许多人感到不自由，在一种政治斗争气氛包围中。”

另一位学生说：

最神圣的学府对于今天中国纷乱的思潮，本来是应该持着超然研究的地位，可以客观的观察和分析，却不应该加杂个人的恩怨及偏激的感情，对于一件事情的看法，也应该允许对立意见叙述的机会。但是今天，事实告诉我，学校里的民主各校不同，各人不同，并且是排斥异己的意见…学校中同学的交往和活动，不再是纯真的学习和研究，而是人与人间的对立，思想与思想的冲突。

下面这段话来自北平立场最右的大学——朝阳大学的一名学生：

我常想我们是学生，谈谈国是，不过是“书生论政”而已。然而有的人偏要把你归入那一党，那一派，那一系，只要一句话与他相左，马上就跟你一个下不去，其手段：是放冷箭，造谣中伤，非把你弄得众叛亲离，非把你塑成一个聚世界坏蛋之大成者，决不肯罢休。

作者在文末说：“我看人是‘伦理的’，不是‘政治的’。然而今天的大学生大多数看人是‘政治的'，不是‘伦理的'”，可谓一语中的。

因为同学之间常常因政见不同而进行道德抹黑或大扣帽子，结果便是彼此之间相互戒备，若有人接近自己，就担心对方是否别有政治目的。

一位北平某大学历史系学生痛感缺乏友谊：

友人也感到我的孤僻生硬，其实我也热情珍惜着友谊，不过一切事情都不敢让我武断地相信，因之任何一个陌生的友人都会引起多少对他人格上的怀疑，自然我知道这是我的罪恶，也是我的人格缺陷，但许多事实似乎又曾告诉我在这个时代里好像又并不算什么过分的多余。一种苦闷的效果，也可以说现象，不止根本怀疑了一切主义，道理，而且对于一切好坏名词发生了厌倦与麻木。这样事实含混，诸事需费斟酌的环境里恐怕任何人都会深深地感到精神生活的不易与心境的痛苦。

显然，这位学生对政治感到厌倦以致陷入了怀疑主义一什么都不相信，认为任何现象背后都藏着政治，“诸事需费斟酌”，活得很累。在非左即右的政治大潮中，个人不可能自外于政治，时刻受政治的影响，也时刻被政治所定义。不仅学生之间的关系被政治定义，师生关系也是如此。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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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常棣tand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