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夜里，孤灯下，他背着《论语》，却始终不懂什么叫“父爱如山”。他的童年，贫困带来身体的饥饿，精神的空虚让他从小学会了冷淡与独处。

“一个被誉为国学泰斗的季羡林，学术成就无人可比，却在家里成了失败者？这看似荒诞的对比背后，究竟隐藏了怎样的矛盾和无奈？

”

季羡林生在1911年那个饥寒交迫的年代，山东西部一个偏僻县城。他家连白面都吃不常见，更别提什么父母的温情了。

六岁那年，他被叔父接到济南读私塾，小小年纪便成了寄人篱下的孤儿。在破旧的瓦屋里，他靠着风干的咸菜和劣质粗粮长大。

夜里，孤灯下，他背着《论语》，却始终不懂什么叫“父爱如山”。他的童年，贫困带来身体的饥饿，精神的空虚让他从小学会了冷淡与独处。

这样的童年，已经为他后来的情感模式播下了种子。日后，他与人交往，从来少了一丝热情。

有人说，季羡林是“国宝”，他坐镇保和殿大学士式的书房，一字一句都散发着浸透时间的力量，可私底下，他却像无根的浮萍，连最亲密的妻儿都无法触及。

1929年，18岁的季羡林在婶母的安排下，和同乡彭德华成了夫妻。那是一个包办婚姻的年代，男女之间常常只需行个礼，还有点“相敬如宾”的意味。

彭德华小学毕业，性格温顺，对公婆尽孝，对孩子关怀备至。可她怎会知道，丈夫对她的感情，仅停留在“应有的礼貌”层面？

婚后的日子里，两人一起挑柴劈柴，却不曾点燃任何一把火。

没过几个月，季羡林拿到去德国留学的通知。他在济南的老家，同彭德华挥手告别。

火车缓缓驶出站台时，她哭着说：“你到了异乡可要保重身体。”话音未落，他已经转身，任凭火车汽笛大作，那一幕仿佛替他断绝了这门婚姻的温度。

他在德国待了整整十一年，论文需要打字，他遇见了伊姆加德小姐——一个有打字机的姑娘。两人的交往从打字开始，渐渐染上了浪漫的色彩。

他写博士论文时，她帮他敲下每一个梵文字符；午后阳光里，他俩有说有笑，仿佛找到了此生唯一的知己。伊姆加德的母亲也喜欢这段感情，一次她邀请季羡林去喝下午茶，看着母女二人在窗前窃笑，很多人都说，这才是爱情应有的样子。

可当他掂量自己在国内的家庭时，他选择了断然离去。在德国的最后一夜，他在日记里写道：“不忍辜负伊姆加德的善良，但我更不能放弃在祖国的妻儿。

”第二天，他上了开往中国的轮船。伊姆加德送了他一台打字机做纪念，后来有人去德国找她，发现她一生未嫁，一直守着那台“季博士的打字机”。

回到国内后，季羡林被委以重任，他把大半生的才华都献给了梵文、巴利文和古印度文化的研究。他在燕京大学讲课时，学生围得水泄不通，一句话不懂就打断他：“老师，这段梵文‘प्रज्ञा’的确切含义是什么？

”他皱皱眉头，缓缓开口，讲得比谁都细致。他的学术功绩无人可比，却在家庭里依旧不善表达。

儿子季承十岁那年，拉着他的手：“爸，下周带我去图书馆看看原版梵文手稿行不行？”季羡林抬头看了看天花板，叹道：“那是学者的活儿，不是小孩子能玩的。

”儿子只好失望地垂下肩膀，心里却记住了这句话：爸爸和我之间，永远隔着一堵墙。

日子一天天天过去，父子没什么共同话题。季承上大学时想过，“爸若真不爱妈，为什么不离婚，让她过自己的日子？

”可封建包办婚姻的枷锁和父亲的矜持让这一切无疾而终。母亲去世那年，季羡林想办个体面的丧礼——四万元的花费他和儿子平摊。

季承拒绝了。那天，公堂上寒风凛冽，季羡林瞪大了眼睛：“我做了这么多学问，还要你出这份钱？

那就算了，咱俩父子，从今以后不必再来往！”他话一落，起身转身，鞋跟敲击地砖，声音铿锵而冰冷。

十三年，无一通家书，无一句问候。

而季承在2010年出版《我和父亲季羡林》时，写下了最尖锐的评断：“他是人生的失败者，孤独寂寞，无情的文人。”学界泰斗在灯火阑珊处，留下了孤身一人的背影，这和外界对他的颂扬，形成天壤之别。

有读者不解：一个能在梵本大藏经研究上独树一帜的人物，怎么就成了家庭一盘散沙的主角？有评论说，这就是因果：童年缺爱，性格自冷；包办婚姻里没有爱情，成全了一段异国情缘的残缺；事业拔得头筹，家庭却一败涂地。

季羡林晚年常说：“学术的高度，只能让你被仰望，没法填补心里的空洞。”他的独居书房里，那台曾打出万卷梵文的老式打字机依旧静静摆在那里，键盘上的字母已经磨平了棱角。

这既是他学术生涯的见证，也像是一枚未曾解开的秘钥，锁住了他对亲情与爱情的所有懊悔与无奈。

如今，每当学界提起季羡林，我们记住的是他那数不清的论著和译本；可在家庭故事里，他又为何成了“失败者”？也许他一生都在追逐无形的西来佛法，结果却忘了身边最真切的亲情。

学术功高、名声远扬，换不来一个平静的家，这是季羡林给后人的最后一堂课：再高的学问，也填不满心灵的荒漠，再坚的学术堡垒，也可能经不起最温柔的一击。

信息来源：[1] 《季羡林传》 张剑著；[2] 季承 《我和父亲季羡林》；[3] 《新华社》 “季羡林生平简史”

来源：执着的小鱼pAKfme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