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梯子是那种老式的木头人字梯，很高，我站在倒数第二格，脑袋已经快顶到车间办公室的天花板。
“你下来吧，灯泡换好了。”
我说。
梯子是那种老式的木头人字梯，很高，我站在倒数第二格，脑袋已经快顶到车间办公室的天花板。
“嗯。”
苏晴的声音从下面传来，闷闷的。
我以为她会让开，好让我下来，但她没动。
黑暗里，我只能看到她一个模糊的轮廓，像一棵安静的树。
车间的大灯早就关了，只有窗外头路灯杆上那点昏黄的光，懒洋洋地洒进来，勉强勾勒出机器的剪影，像一只只趴着睡觉的铁家伙。
整个世界都静悄悄的，只有我俩的呼吸声，一轻一重。
我有点尴尬，手脚不知道该往哪儿放。
“苏主任？”
我试探着叫了一声。
她还是没说话，也没动。
就在我准备硬着-头皮往下挪的时候，一双手，轻轻扶在了我的小腿上。
那双手不凉，带着一点温热，隔着薄薄的工装裤，那点温度像是有生命似的，慢慢往我皮肤里钻。
我浑身一僵，整个人像被电了一下，差点从梯子上掉下去。
“你紧张啥，”她的声音很近，带着一点若有若无的笑意，“我又不吃你。”
那是1992年的夏天，我二十二岁，刚从技校分到这家国营纺织厂当机修工，半年。
苏晴是我们车间的主任，三十二岁。
在我们这群毛头小子眼里，她是个厉害角色。
开会的时候，她往台上一站，声音不大，但底下几百号人没人敢交头接耳。
她懂技术，厂里进口的德国设备，说明书全是外文，几个老师傅围着啃了半个月没头绪，她抱回家看了三天，回来就指导着给装好了。
她也好看，不是那种妖妖娆娆的好看。
她总是穿着一身洗得发白的蓝色工装，头发利落地盘在脑后，露出一截白净的脖颈。
她不怎么笑，眉眼总是很清淡，像一幅水墨画，但你总觉得那画里藏着事儿。
所以，当她说出那句“我又不吃你”的时候，我脑子里“嗡”的一声，一片空白。
那不是我认识的那个不苟言笑的苏主任。
我手忙脚乱地从梯子上爬下来，脸颊烫得能烙饼。
“谢……谢谢苏主任。”我结结巴巴地说，不敢看她。
“谢什么，你帮我换灯泡，我扶你一下，应该的。”
她说着，自己拉了一下墙上的灯绳。
“啪嗒”一声，新换上的灯泡亮了，发出柔和的白光，照亮了小小的办公室。
我这才看清她的脸。
她的脸颊也有一点红，但眼神很坦然，坦然得让我觉得自己刚才那点心思，特别上不了台面。
“行了，不早了，赶紧回宿舍吧。”她开始收拾桌上的文件，头也不抬地说。
“哦，好。”
我像个犯了错的小学生，低着头，逃也似的溜出了办公室。
回到宿舍，几个工友已经睡得四仰八叉，鼾声此起彼伏。
我躺在自己的小铁床上，翻来覆去，怎么也睡不着。
苏晴那双手扶在我小腿上的感觉，还有她那句带着笑意的话，像烙印一样，在我脑子里挥之不去。
我有对象，叫小芳，在老家当小学老师。
我们是家里介绍认识的，处了两年，就等我这边工作稳定下来，攒够钱，就回去结婚。
小芳是个很简单的姑娘，会给我织毛衣，会在信里问我吃得好不好，睡得暖不暖。
她的世界，就是学校、家庭，还有我。
我也觉得，我这辈子，就应该是这样了。
上班，下班，攒钱，娶小芳，生个孩子，把他养大。
就像我爹，我爷爷，我们老林家祖祖辈辈那样。
可苏晴的出现，像往我这潭死水里，扔了颗石子。
不是那种惊涛骇浪，就是一圈一圈，慢慢荡开的涟漪。
我开始不自觉地在车间里寻找她的身影。
她拿着图纸跟老师傅讨论问题时，眉头微蹙的样子。
她站在高速运转的纺织机前，用手感受纱线张力时，专注的样子。
她训斥偷懒的工人时，嘴角向下撇，眼神严厉的样子。
我发现，她好像总是一个人。
别的车间主任，下了班总爱凑一堆，去厂门口的小饭馆喝两杯。
她不，总是最后一个离开车间，一个人骑着那辆半旧的凤凰牌自行车，消失在暮色里。
我听说她结婚了，丈夫是跑供销的，常年不在家。
她还有个儿子，五六岁，放在厂里的托儿所。
那次换灯泡之后，她对我，似乎也和对别人有点不一样。
有时候在食堂碰见，她会主动跟我点点头。
车间里有什么需要年轻人出力的活儿，她会点名叫我。
“林卫，你过来，帮着把这批料子搬一下。”
“林卫，这个新零件，你研究研究，写个报告给我。”
工友们开始开我玩笑。
“行啊，小林，上道了，抱上苏主任大腿了。”
“以后发达了，可别忘了兄弟们。”
我嘴上骂他们胡说八道，心里却有点乱。
我知道他们说的不是真的，苏主任只是看我手脚勤快，肯学。
可我控制不住自己，每次她叫我名字的时候，我的心都会漏跳半拍。
我开始害怕收到小芳的信。
每次看她信里那些家长里短，那些对未来的憧憬，我都觉得心虚。
我觉得自己像个贼，偷了点不属于自己的东西，藏在心里，不敢见光。
真正打破这种微妙平衡的，是一个下着暴雨的深夜。
那天我轮到值夜班，凌晨两点，我正迷迷糊糊地趴在值班室的桌上打盹，电话铃突然刺耳地响了起来。
我一个激灵，抓起电话。
“喂，机修班。”
“林卫吗？是我，苏晴。”
是苏主任的声音，带着一股压抑不住的焦急。
“苏主任？这么晚了，出什么事了？”
“我儿子，涛涛，发高烧，说胡话了。我……我一个人弄不动他，他爸又不在家，你能过来帮我一下吗？我家就在厂后面的家属楼，三单元402。”
她的声音里，有种我从未听过的脆弱。
那一刻，我什么都没想，抓起雨衣就往外冲。
“您别急，我马上到！”
我冲进瓢泼大雨里，深一脚浅一脚地往家属楼跑。
那是我第一次去苏晴家。
很小的一居室，收拾得干干净净。
屋里没什么像样的家具，一张床，一张桌子，一个旧衣柜。
涛涛躺在床上，小脸烧得通红，嘴里一直在喊“爸爸，爸爸”。
苏晴的眼睛也是红的，头发凌乱地贴在脸上，额头上全是汗。
她看到我，像是看到了救星。
“快，帮我把他背下楼，得赶紧送医院。”
我二话不说，把涛涛背在背上，苏晴撑着一把伞，我们三个人冲进了雨幕里。
厂里的医院离得不远，但那个雨夜，那段路显得格外漫长。
到了医院，挂急诊，化验，打点滴，一通忙乱下来，天都快亮了。
涛涛躺在病床上，烧总算退了点，安静地睡着了。
我和苏晴并排坐在医院走廊的长椅上，谁也没说话。
走廊的灯光惨白惨白的，照得人脸上一点血色都没有。
过了很久，她才开口，声音沙哑。
“谢谢你，林卫。今天晚上，要不是你……”
“苏主任，您别这么说，应该的。”我打断她。
她转过头，看着我。
她的眼睛里布满了血丝，但很亮。
“我丈夫，他已经半年没回家了。”
她像是自言自语，又像是在对我解释。
“他觉得这个家，这个厂，拖累他了。他想去南方，去深圳，他说那里遍地是黄金。”
我不知道该怎么接话，只能沉默地听着。
“其实我知道，他不是去找黄金的，他是在躲我们娘俩。”
她低下头，用手搓着脸。
“我有时候真觉得，撑不下去了。”
那一刻，我心里某个地方，塌了一块。
我看到的，不是那个高高在上的车间主任，只是一个疲惫、无助的女人。
我伸出手，想拍拍她的肩膀，安慰她一下。
可我的手伸到一半，又停在了半空中。
我有什么资格呢？
我只是她的一个下属，一个有未婚妻的男人。
天亮了，雨也停了。
苏晴让我先回厂里，她一个人在医院守着就行。
我没走，去外面给她买了早点。
她看着我手里的豆浆油条，愣了半天，然后接过去，小口小口地吃了起来。
吃着吃着，她的眼泪就掉了下来，一滴一滴，砸在豆浆碗里。
她没哭出声，就是默默地流泪。
我坐在她旁边，像个木头人，心口堵得难受。
从那天起，厂里的风言风语，就起来了。
有人说，看到我大半夜从苏主任家出来。
有人说，看到我俩在医院里拉拉扯扯。
传得有鼻子有眼，好像他们亲眼看见了一样。
版本有很多，但核心思想只有一个：我，林卫，为了往上爬，跟车间女主任搞到了一起。
一开始，我没当回事。
嘴长在别人身上，他们爱怎么说怎么说。
我跟苏主任之间清清白白，身正不怕影子斜。
但很快，我就发现我错了。
流言这东西，就像墨水滴在白衬衫上，你越是想去擦，它晕开得越快，最后整件衣服都毁了。
车间里的人看我的眼神都变了。
以前跟我称兄道弟的工友，开始有意无意地躲着我。
老师傅们也不像以前那样，愿意手把手地教我技术了。
甚至连食堂打饭的阿姨，给我舀菜的时候，勺子都颠得比以前厉害。
我成了一个孤岛。
苏晴也感觉到了。
她开始刻意地跟我保持距离。
在车间里，她不再点我的名，开会的时候，她的眼神也从不往我这边瞟。
我们俩，像两个隔着玻璃墙的人，明明看得见彼此，却再也无法靠近。
最让我难受的，是小芳的信。
不知道是谁，把厂里的流言传到了我们老家。
小芳在信里问我：卫，他们说的是真的吗？你跟你们那个女主任，到底是怎么回事？
她的字，写得歪歪扭扭，我能想象得到，她写这封信的时候，手抖得有多厉害。
我抓着那封信，坐在宿舍的床上，从天亮坐到天黑。
我该怎么解释？
我说我跟苏主任是清白的，她信吗？
我说我帮她，只是出于一个男人对一个女人的同情，她能理解吗？
我第一次，对我和小芳的未来，产生了动摇。
不是因为我不爱她了，而是我发现，我们之间，隔着我无法向她描述清楚的，另一个世界。
那个世界里，有深夜的暴雨，有医院惨白的灯光，有一个女人无声的眼泪。
这些，我要怎么跟单纯得像一张白纸的小芳说？
我回了信，很长。
我把事情的来龙去脉，原原本本地写了一遍。
我没有辩解，也没有隐瞒，包括换灯泡那晚，苏晴扶着我小腿时，我心里的那点悸动。
我觉得，我得对她诚实。
写完信，寄出去，我像是虚脱了一样。
我知道，我在进行一场豪赌。
赌赢了，我们继续走下去。
赌输了，就一拍两散。
那段时间，我整个人都沉了下去。
上班，干活，下班，回宿舍。
我不再跟任何人说话，也不再理会那些异样的眼光。
我像一个蜗牛，缩回了自己的壳里。
我开始反思。
我错了吗？
帮一个在困境中的女人，错了吗？
因为这份帮助，对她产生了一丝同情和理解，错了吗？
我一遍一遍地问自己，答案却越来越模糊。
我以前觉得，这个世界是黑白分明的。
好人，坏人。
对的，错的。
可现在，我发现，它其实是一片巨大的灰色地带。
每个人，都活在自己的身不由己里。
苏晴是，我也是。
就在我快要被这种灰色淹没的时候，苏晴的丈夫，赵建国，回来了。
他不是一个人回来的。
他是带着一身的落魄和一身的怨气回来的。
他在南方没淘到金，反而把家底都赔了进去。
回到厂里，听到的就是老婆跟一个年轻工人的风言风语。
他像一个被点燃的炮仗，炸了。
那天下午，我正在车间检修一台机器，赵建国带着两个我不认识的男人，气势汹汹地冲了进来。
“谁是林卫？”
他吼了一嗓子，整个车间都静了。
我放下手里的扳手，站直了身子。
“我就是。”
他上下打量了我一番，脸上露出一种混杂着轻蔑和嫉妒的表情。
“可以啊，小子，年纪轻轻，本事不小。”
他说着，一拳就朝我脸上挥了过来。
我没躲。
那一拳结结实实地打在我嘴角，一股铁锈味瞬间在嘴里弥漫开。
车间里的人都围了过来，但没人敢上前。
“赵建国！你发什么疯！”
苏晴从办公室里冲了出来，一把将我护在身后。
她看着赵建国，眼神里没有害怕，只有失望，那种凉到骨子里的失望。
“我的事，跟他没关系。你有什么火，冲我来。”
赵建国看着她护着我的样子，笑得更厉害了。
“没关系？苏晴，你当我是傻子吗？整个厂子都传遍了！你还要护着这个小白脸？”
他指着我的鼻子，一字一句地说：
“我告诉你，苏晴，你想离婚，可以。但这小子，我见他一次，打他一次！”
说完，他带着那两个人，扬长而去。
整个车间，死一般的寂静。
所有人的目光，都像针一样，扎在我跟苏晴身上。
我能感觉到，苏晴护在我身前的手，在微微发抖。
那天晚上，厂领导找我谈话了。
是分管人事的副厂长，一个五十多岁的男人，说话总是慢条斯理。
他没批评我，也没安慰我。
他就是给我泡了杯茶，然后跟我聊家常。
聊我的家庭，聊我的工作，聊我对未来的打算。
最后，他才把话题绕了回来。
“小林啊，你是个好小伙子，有技术，肯吃苦，厂里都看在眼里。”
他呷了口茶，慢悠悠地说。
“但是呢，年轻人，有时候，还是要爱惜自己的羽毛。”
“有些闲话，不管真假，沾上了，就不好听。”
“苏主任那边，厂里会处理。你呢，也好好想想。厂子这么大，总有你施展才华的地方。”
我听懂了他的意思。
这是在给我选择。
要么，我主动申请调离这个车间，甚至调离这个厂，事情就这么过去了。
要么，我继续待着，但以后会怎么样，就不好说了。
走出副厂长办公室的时候，夜已经深了。
我一个人走在厂区空旷的马路上，路灯把我的影子拉得很长。
我摸了摸还在隐隐作痛的嘴角，突然觉得很可笑。
我到底做错了什么？
我为什么要承受这些？
就因为我帮了一个需要帮助的人？
就因为我看到了她的脆弱，并且对这份脆弱，报以了最基本的人的善意？
我走回宿舍，收拾好自己的东西。
一个不大的帆布包，几件换洗的衣服，几本专业书。
这就是我来这个城市时，全部的家当。
现在，我也准备带着这些，离开。
我写了一封辞职信，很简单。
“因个人原因，申请辞职。望批准。”
第二天一早，我把辞职信放在了苏晴的办公桌上。
我没想跟她告别。
我觉得，我们之间，已经没什么好说的了。
再见，只能徒增尴尬。
我准备去财务科结清工资，然后就去火车站，买一张离这里最远的票。
可我刚走到车间门口，就被人叫住了。
是苏晴。
她站在晨光里，还是那身蓝色的工装，头发梳得一丝不苟。
她的脸色很平静，看不出任何情绪。
“跟我来一下。”
她说完，转身就走。
我跟在她身后，走进了那间我们一起换过灯泡的办公室。
她关上门，把我的辞职信拍在桌上。
“这是什么意思？”
“就是字面上的意思。”我低着头，不敢看她的眼睛。
“林卫，你看着我。”
她的声音不大，但很有力量。
我慢慢抬起头。
她的眼睛很亮，像两颗黑曜石。
“你觉得你走了，事情就解决了？”
她说，“你觉得你这是在保护我，还是在逃避？”
我没说话。
“赵建国打你，厂领导找你谈话，我知道你委屈。”
“但你知不知道，你这一走，就坐实了所有人的猜测。”
“他们会说，看，果然是有一腿，心虚了，跑了。”
“你让别人怎么看我？你让我以后，怎么在这个厂里待下去？”
她的每一句话，都像一把锤子，砸在我心上。
我一直以为，我离开，是对她最好的保护。
我从没想过，我的离开，会成为压垮她的最后一根稻草。
“我……”我张了张嘴，却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林卫，”她走到我面前，看着我的眼睛，一字一句地说，“别人怎么看我们，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自己，是怎么看自己的。”
“那天晚上，你背着涛涛去医院，我知道，你是个好人。”
“我丈夫在车间闹事，你没有躲，我知道，你是个有担当的男人。”
“一个好人，一个有担当的男人，不应该像个懦夫一样逃跑。”
她顿了顿，声音放缓了一些。
“辞职信，我给你收着。你回去，好好睡一觉。明天，照常来上班。”
“如果，你还当我是你的主任的话。”
说完，她拉开门，走了出去。
我一个人站在办公室里，站了很久很久。
窗外的阳光照进来，暖洋洋的。
我突然明白了一件事。
真正的善良，不是置身事外，独善其身。
而是明知前路有荆棘，有泥泞，依然选择，陪着那个需要你的人，一起走下去。
我把那封辞职信，从桌上拿起来，撕得粉碎，扔进了垃圾桶。
第二天，我照常出现在了车间。
所有人都用一种看稀有动物的眼神看着我。
我没理他们，拿起工具，开始干活。
赵建国没有再来找我麻烦。
我后来听说，那天之后，苏晴就跟他提出了离婚。
赵建国不同意，闹了几次，苏晴直接把离婚诉状递到了法院。
在九十年代初，一个女人，还是国营大厂的中层干部，主动提出离婚，需要多大的勇气，我无法想象。
我只知道，从那以后，苏晴像是变了一个人。
她比以前更拼了。
厂里搞技术革新，她带着我们几个年轻人，吃住都在车间，没日没夜地画图纸，做实验。
有一次，为了攻克一个技术难题，我们连续熬了三个通宵。
最后成功的那一刻，所有人都欢呼着跳了起来。
我看到苏晴，靠在机器上，脸上带着疲惫的笑。
那一刻，我觉得她整个人都在发光。
流言蜚语，并没有因为我们的“清白”而停止。
反而因为苏晴的离婚，愈演愈烈。
很多人都说，苏晴是为了我，才离的婚。
他们看我的眼神，更加复杂了。
有鄙夷，有嫉妒，也有那么一丝说不清道不明的羡慕。
小芳的第二封信，也来了。
信里只有一句话。
“林卫，我们，算了吧。”
我看着那张薄薄的信纸，心里很平静。
我知道，这一天，迟早会来。
我给她回了信，只有三个字。
“对不起。”
对不起，我没能成为你想要的那种丈夫。
对不起，我让你失望了。
对不起，祝你，以后都好。
我和小芳的故事，就这么结束了。
我没有觉得难过，只是有点怅然。
就像一件穿了很久的旧衣服，你知道它不合身了，但扔掉的时候，还是会有点舍不得。
我和苏晴的关系，也进入了一种很奇怪的状态。
我们是师徒，是战友，但又不止于此。
我们之间，有一种不需要言说的默契。
一个眼神，一个动作，就能明白对方在想什么。
但我们谁也没有，再往前迈出一步。
那道无形的线，始终横亘在我们中间。
是年龄的差距？是身份的悬殊？还是那些永远也洗不清的流言？
我说不清楚。
或许，我们都害怕。
害怕一旦捅破了那层窗户纸，连现在这种默契，都会失去。
时间就这么一天一天地过。
转眼，两年过去了。
厂里的改革力度越来越大，很多旧的规矩被打破，很多新的人和事涌了进来。
我和苏晴带领的技术小组，成了厂里的明星。
我们研发的新技术，为厂里创造了巨大的效益。
我也从一个普通的机修工，被破格提拔成了技术科的副科长。
提拔文件下来的那天，苏晴把我叫到她办公室。
还是那间办公室，只是墙上多了很多奖状。
“祝贺你，林科长。”她笑着对我说。
“还不是苏主任您带得好。”我也笑。
我们俩就这么互相看着，笑着，气氛有点微妙。
“晚上，有空吗？”她突然问。
我的心，咯噔一下。
“有。”
“去我家吧，我做几个菜，给你庆祝一下。”
“好。”
那是我第二次去她家。
还是那个小小的房间，但感觉不一样了。
阳台上多了几盆花，屋里也添了些新的摆设。
整个家，有了一种生气。
涛涛已经上小学了，长高了不少，看到我很开心地叫“林叔叔”。
苏晴在厨房里忙碌着，我在客厅陪涛涛玩积木。
饭菜很快就做好了，四菜一汤，都是家常菜。
苏晴开了一瓶酒，给我和她自己都倒了一杯。
“这两年，辛苦你了。”她举起杯。
“应该的。”我跟她碰了一下杯，一饮而尽。
那顿饭，我们吃得很慢。
聊了很多，聊工作，聊涛涛的学习，聊厂里的变化。
就是没有聊我们自己。
吃完饭，涛涛回自己房间做作业了。
我帮着苏晴收拾碗筷。
在厨房里，就我们两个人。
水龙头哗哗地流着水，气氛安静得有些暧昧。
“林卫，”她突然开口，声音很轻，“你……有没有想过，以后？”
我的手一顿，一个盘子差点从手里滑下去。
我转过头，看着她。
她的脸在厨房温暖的灯光下，显得格外柔和。
眼睛里，像是有水波在荡漾。
我知道，她在等我的答案。
这两年，我真的没有想过吗？
我想过。
在无数个加班的深夜，在无数个独自一人的周末，我都想过。
我想过，如果当初，我没有帮她换那个灯泡。
如果当初，我没有在那个雨夜，背着涛涛去医院。
如果当初，在赵建国打我的时候，我选择了退缩。
我的人生，会是什么样子？
大概，我会跟小芳结婚，生子，过着一种安稳、平淡，却也一眼能望到头的生活。
我不会成为技术科副科长，不会得到全厂的尊重。
更不会，遇到这样一个女人。
她让我知道，一个人的内心，可以有多么强大。
她让我明白，真正的尊严，不是来自别人的眼光，而是来自自己的坚守。
她把我从一个懵懂的男孩，变成了一个真正的男人。
我看着她，心里的那道防线，在一点一点地瓦解。
“苏晴。”
我第一次，叫了她的名字。
她的身体，轻轻颤了一下。
我放下手里的碗，走到她面前，握住了她的手。
她的手，很凉。
“我想过。”
我说。
“我想，我的以后，应该有你。”
她的眼泪，一下子就涌了出来。
她没有说话，只是用力地回握住我的手。
那一刻，我感觉，我们之间所有的隔阂，所有的委屈，所有的等待，都值了。
我们没有像年轻人那样，爱得轰轰烈烈。
我们的感情，更像是一锅文火慢炖的汤。
一开始，平淡无奇。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所有的味道，都慢慢地熬了出来，变得浓郁，醇厚，回味悠长。
我们在一起了。
没有告诉任何人，就是安安静静地，过我们自己的日子。
厂里的流言，还在。
但我们已经不在乎了。
我们知道，日子是过给自己的，不是过给别人看的。
只要我们自己觉得幸福，就够了。
又过了几年，厂子最终还是没能顶住市场经济的浪潮，破产了。
我和苏晴，双双下岗。
那段时间，是我们最难的日子。
没有了收入，还要养孩子，家里的积蓄很快就见了底。
很多人都说，我们完了。
说苏晴当初就不该离婚，说我当初就不该为了一个女人，放弃大好前程。
但我们俩，谁也没有抱怨过一句。
我们一起去摆过地摊，卖过早点。
一起去工地上扛过水泥，刷过墙。
最苦的时候，我们俩分吃一个馒头，就着白开水。
但只要看到对方在身边，心里就觉得踏实。
后来，我用自己这几年攒下的技术，和几个以前的工友一起，凑钱开了一个小小的机械加工厂。
苏晴就负责管账，管后勤。
我们俩，又成了并肩作战的战友。
创业的路，比我们想象的还要艰难。
但我们都挺过来了。
如今，我们的工厂已经小有规模，在行业里也算站稳了脚跟。
我们买了新房子，买了车。
涛涛也长大了，大学毕业，有了自己的工作。
他很懂事，也很孝顺，一直把我当亲生父亲一样看待。
有时候，夜深人静，我会想起1992年的那个夏天。
想起那个闷热的车间，那架摇摇晃晃的木头梯子。
想起黑暗中，那双扶在我小腿上的，温热的手。
还有那句，带着一点笑意的话。
“你紧张啥，我又不吃你。”
我常常想，如果人生可以重来，我还会不会做出同样的选择？
我想，我会的。
因为苏晴，让我成为了一个更好的人。
她让我明白，爱，不是占有，不是索取。
爱，是理解，是扶持，是两个人一起，把一个不那么完美的世界，努力过得温暖一点。
这就够了。
来源：正义凛然海浪nLN3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