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饿得前胸贴后背，看村头那棵老榆树，都觉得眉清目秀，想上去啃两口树皮。

1972年，我们陈家坡穷得能听见回声。

风刮过光秃秃的黄土坡，呜呜的，像饿鬼在哭。

我叫陈明，那年十六，整天想的事就一件：饿。

饿得前胸贴后背，看村头那棵老榆树，都觉得眉清目秀，想上去啃两口树皮。

我娘是村里有名的“铁算盘”，家里几只下蛋的母鸡，是她的命根子。

每天天不亮，她就蹲在鸡屁股后面等着，摸到一个温热的，就跟捡了金元宝似的，小心翼翼地放进挂在梁上的小篮子里，用破布盖得严严实实。

她说，这都是给你弟攒着娶媳妇的。

我弟比我小三岁，瘦得跟个猴儿一样，但在我娘眼里，他是宝。

我呢？我是拉风箱的耗子，两头受气。

干活要比牛多，吃饭要比鸡少。

我爹是个闷葫芦，一天说不了三句话，就知道抽旱烟，烟雾缭绕里，你看不到他脸上的表情。

这个家，我娘就是天。

那天，天就是从知青点塌下来的。

村里的喇叭响了半天，队长扯着嗓子喊，说城里来了知识青年，要来我们这儿“扎根农村，大有作为”。

我们一群半大小子，扔了手里的猪草，飞一样地往村口跑。

土路尽头，一辆破旧的解放卡车“吭哧吭哧”地开过来，停下时扬起漫天黄土。

黄土散去，车上跳下来几个男男女女。

他们跟我们不一样。

衣服是干净的，虽然也打了补丁，但那补丁都方方正正。

不像我们的，东一块西一块，像地图。

他们的脸也是干净的，白。

不像我们，一个个都像刚从灶坑里爬出来的。

我的眼神，一下子就被一个女的勾住了。

她站在那儿，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天蓝色衬衫，两条辫子乌黑油亮，垂在胸前。

她不像其他人一样东张西望，而是微微低着头，看着自己的鞋尖。

那鞋，是一双白色的塑料凉鞋，在这黄土地上，白得刺眼。

她太白了，太瘦了，风一吹，我真怕她会像张纸片一样被刮跑。

后来我知道，她叫林婉秋，从上海来的。

上海，我只在收音机里听过，据说那里的路都是用水泥铺的，亮得能照出人影。

林婉秋被分到了村西头的知青点，那是个废弃的牛棚改的，四面漏风。

她跟另外两个女知青住一屋。

刚开始几天，我们还能在田里看到她。

队长让她去拔草，她分不清麦苗和杂草，把人家好好的麦子拔了一大片。

队长气得直骂，她就站在那儿，咬着嘴唇，眼圈红红的。

她不会干农活，一点都不会。

拿锄头的姿势像拿笔，挥起来软绵绵的，砸在地上就是一个白点。

没几天，她就病了。

躺在知青点的土炕上，起不来。

分给她的那点工分，连换个玉米窝头都不够。

我好几次路过知青点，都看见她一个人坐在门口，望着我们村后面的大山发呆。

她的眼神空洞洞的，像我们家那口干了底的井。

那天傍晚，我从山坡上砍柴回来，又路过知知青点。

一股中药味飘出来，苦得让人咧嘴。

我鬼使神差地凑到窗户边，拿指头捅破窗户纸，往里瞅。

她就躺在炕上，盖着一床薄薄的、带补丁的被子，脸白得像纸，嘴唇干裂得起了皮。

另一个女知青端着一碗黑乎乎的药，劝她喝。

她摇摇头，虚弱地说：“喝了也顶不了饿。”

那一瞬间，我心里某个地方，像是被针狠狠扎了一下。

顶不了饿。

这三个字，我太懂了。

饿的滋味，是烧心的，是抓狂的，是让你觉得活着都没啥意思的。

我脑子里嗡的一声，只有一个念头。

鸡蛋。

我娘的鸡蛋。

这个念头一冒出来，我自己都吓了一跳。

偷我娘的鸡蛋？那不是找死吗？

被她发现，腿都得给我打折。

可是，窗户里那张苍白的脸，在我眼前晃来晃去，怎么也赶不走。

我一路往家跑，心跳得像揣了只兔子。

天已经擦黑了，我娘正在灶房里做饭，烟囱里冒着黑烟，空气里弥漫着红薯叶子粥的味道。

我爹蹲在门口，吧嗒吧嗒地抽着他的旱烟。

我弟在院子里追着一只瘸腿的公鸡跑。

一切都和往常一样。

我溜进屋，假装找东西。

眼睛却死死盯着房梁上那个小篮子。

心跳得更快了，咚咚咚，我自己都能听见。

我娘在外面喊：“陈明，死哪去了？还不赶紧去挑水！”

“哎，就来！”

我应了一声，声音都有点抖。

就是现在。

我搬过一个小板凳，站上去。

手伸向篮子的时候，抖得不成样子。

我感觉自己不是在偷鸡蛋，是在偷我娘的心头肉。

篮子里的鸡蛋不多，五个。

每一个都带着母鸡的体温。

我不敢多拿，拿多了容易被发现。

我小心翼翼地拿出两个，轻轻地揣进怀里。

那温热的感觉，透过粗布衣服，一直传到我心口，烫得我发慌。

我跳下板凳，把板凳归位，然后像做贼一样溜出屋子。

“干啥呢？磨磨蹭蹭的！”我娘在灶房门口吼道。

“没，没啥，找根绳子。”我含糊地应着，挑起水桶就往外跑。

我不敢直接去知青点，绕了一大圈，从村后的那条小路过去。

夜色已经完全笼罩了村子。

我怀里的两个鸡蛋，像两块烧红的炭。

到了知青点，我不敢敲门。

我怕被人看见。

我绕到林婉秋住的那间屋子的窗户下，学了两声猫叫。

这是我们村半大小子之间传信的暗号。

里面没动静。

我又学了两声。

窗户“吱呀”一声，开了一道缝。

是另一个女知青。

她警惕地问：“谁啊？”

“我……我找林婉秋。”我压低声音说。

“她睡了。”

“我……我给她送点东西。”

我从怀里掏出那两个鸡蛋，递过去。

月光下，那两个褐色的鸡蛋，显得特别珍贵。

那个女知青愣住了。

“你这是……”

“给她补补身子，别说是我送的。”我把鸡蛋硬塞到她手里，转身就跑。

我一口气跑回了家，心脏还在狂跳。

把水倒进缸里，我娘又骂骂咧咧地让我去喂猪。

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

一边是害怕被我娘发现的恐惧，一边是林婉秋那张苍白的脸。

但奇怪的是，我心里还有一丝说不出的甜。

第二天，我娘数鸡蛋的时候，嘀咕了一句：“咦，咋感觉少了？”

我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

我爹在一旁咳嗽了一声，说：“你是不是记错了？母鸡下蛋还能有定数？”

我娘瞪了我爹一眼，没再说话。

我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后背全是冷汗。

过了两天，我去地里干活，又碰到了林婉秋。

她已经能下地了，脸色还是不好，但比前几天有了点血色。

她看见我，眼神有点躲闪，但还是走了过来。

她走到我面前，低着头，小声说：“谢谢你。”

我装傻：“谢我啥？”

“鸡蛋。”她声音更小了，像蚊子哼哼。

“啥鸡蛋？我不知道。”我梗着脖子说。

我不敢承认。

她抬起头，看了我一眼。

她的眼睛很亮，像天上的星星。

“我都知道了。真的，谢谢你。”

说完，她从口袋里掏出一个东西，塞到我手里，然后就像受惊的小鹿一样跑开了。

我摊开手心一看，是一块水果糖。

彩色的糖纸，在阳光下闪闪发光。

我从来没见过这么好看的糖。

我小心翼翼地剥开糖纸，把糖放进嘴里。

一股浓浓的甜味，瞬间在我的舌尖上化开。

那是我这辈子吃过的，最甜的东西。

从那以后，我偷鸡蛋的胆子就大了起来。

隔三差五，我就从我娘的“宝库”里“借”一两个。

有时候是鸡蛋，有时候是家里刚晒好的红薯干。

有一次，我甚至把过年我娘藏起来准备招待客人的半块腊肉，用刀切了一小条下来。

为此，我挨了我娘一顿结结实实的打。

她用纳鞋底的锥子，在我背上戳了好几个眼，一边戳一边骂：“你个吃里扒外的白眼狼！家里的东西是给你攒的吗？你个败家子！”

我咬着牙，一声不吭。

我知道，她怀疑我了，但她没有证据。

林婉秋的身体，一天天好了起来。

她干活还是不行，但她会想别的办法。

她帮村里人写信，读报纸。

我们村的人，大字不识一个。谁家来了信，都得求着她念。

她念信的时候，声音很好听，不像村里的大喇叭，干巴巴的。

她还会画画。

她用烧黑的木炭，在石头上画我们村的牛，画山坡上的羊，画得可像了。

我们一群小孩，就围着她看。

她还教我认字。

就在那片她画画的石头上，她用小石子，一笔一划地教我写我的名字。

“陈明。”

“陈，是耳朵旁，加一个东。”

“明，是日和月，代表光明。”

她说，我的名字很好听，有光。

我看着地上那两个歪歪扭扭的字，心里也觉得亮堂堂的。

她有时候会说起上海。

说那里有高楼大厦，有电灯，有不用烧柴就能做饭的煤气灶。

她说她想家，想她爸爸妈妈。

说着说着，眼圈就红了。

每到这个时候，我就不知道该说啥。

我只能默默地坐在她旁边，听着。

有一次，她问我：“陈明，你有什么梦想吗？”

梦想？

我愣住了。

我从来没想过这个问题。

我的梦想，不就是每天能吃饱饭，少挨我娘的骂吗？

我憋了半天，说：“我想去看看，你说的那个上海。”

她笑了。

“好啊，等以后有机会，我带你去。”

我知道，这只是句客气话。

我们是两个世界的人。

她像天上的云，总有一天会飘走。

而我，是这黄土地里的一棵草，根就扎在这里，拔不出来。

村里的二愣子，是个游手好闲的混混。

有一次，被我撞见了。

二愣子堵在知青点门口，嬉皮笑脸地要林婉秋教他“文化”。

林婉秋吓得脸都白了，躲在门后不敢出来。

我当时也不知道哪来的胆子，抄起路边的一根木棍，就冲了上去。

“二愣子，你他娘的干啥呢？”我吼道。

二愣子比我高，比我壮。

他回头看见是我，乐了。

“哟，陈明，你小子英雄救美啊？怎么，你也看上这城里妞了？”

“你嘴巴放干净点！”

“我就不放干净，你能怎么着？”

他说着，就上来推我。

我火气一上来，举起棍子就朝他砸了过去。

我们俩就这么在知青点门口打了起来。

我根本不是他的对手，没几下就被他按在地上。

他骑在我身上，一拳一拳地往我脸上招呼。

我被打得眼冒金星，嘴里一股血腥味。

但我就是不求饶，死死地瞪着他。

最后，是闻声赶来的队长，把我们拉开了。

我被打成了个猪头，鼻子流血，眼睛肿得只剩一条缝。

二愣子也被我用棍子砸破了头。

那天晚上，我娘看着我脸上的伤，没骂我，也没打我。

她只是叹了口气，拿了点草药，捣碎了，默默地给我敷在脸上。

冰凉的草药敷在火辣辣的伤口上，很舒服。

我看着我娘的背影，心里五味杂陈。

第二天，林婉秋来了我家。

她手里提着一个布包，里面是几个窝头，还有一小瓶据说是从城里带来的红药水。

她站在我家院子门口，不敢进来。

是我弟看见了她，嚷嚷起来：“哥，那个城里妞找你！”

我娘从屋里出来，看见林婉秋，脸色一下子就沉了下来。

“你来干啥？”我娘的语气，像冬天里的冰碴子。

林婉秋吓得往后退了一步，小声说：“阿姨，我……我来看看陈明。”

“看他？他死不了！要不是因为你，他能被打成这样？”我娘的声音陡然拔高，“我们乡下人，高攀不起你们城里来的小姐！你走吧！”

林婉秋的眼泪，一下子就涌了出来。

她把手里的布包放在地上，鞠了个躬，转身跑了。

我躺在床上，听着外面的动静，心像被刀割一样。

我掀开被子就要下床，被我娘一把按住了。

“你给我躺着！再敢去找她，我打断你的腿！”

我看着我娘，第一次，我用一种近乎仇恨的眼神看着她。

“你为啥要这么对她？她做错了什么？”

“她做错了什么？她最大的错，就是来了我们这儿！她把你的魂都勾走了！”我娘吼道，“我告诉你，陈明，你跟她不是一路人！你趁早给我死了这条心！”

那次之后，我和林婉秋，有很长一段时间没再说话。

在路上碰见了，也只是匆匆地看一眼，然后低下头，错身而过。

我能感觉到，我们之间，隔了一堵看不见的墙。

那堵墙，是我娘砌的，也是这个贫穷的村子砌的。

时间就这么一天天过去。

地里的麦子黄了又绿，绿了又黄。

林婉秋变得越来越像个农村姑娘了。

她的皮肤被晒黑了，手上也磨出了茧子。

她不再穿那双刺眼的白色塑料凉鞋，换上了村里人自己做的布鞋。

但她眼睛里的光，好像也一点点暗了下去。

她很少再画画，也很少再说起上海。

有一次，我看见她一个人坐在河边，抱着膝盖，肩膀一耸一耸的。

我知道她在哭。

我很想过去安慰她，但我脚下像灌了铅，一步也挪不动。

我怕我娘，也怕村里人的闲话。

我恨自己的懦弱。

1977年，冬天。

一个消息像惊雷一样，炸响了我们这个沉寂的小山村。

恢复高考了。

村里的喇叭连着播了好几天。

知青们都疯了。

他们奔走相告，抱在一起又哭又笑。

那是他们离开这里的唯一希望。

林婉秋也报名了。

从那天起，她就像变了个人。

白天拼命干活挣工分，晚上就趴在煤油灯下复习功课。

那盏小小的煤油灯，经常亮到后半夜。

我好几次半夜起来上厕所，都能看见她窗户里透出的那点微弱的光。

那点光，在漆黑的夜里，显得那么倔强。

我知道，她要走了。

这个念头，让我心里又高兴，又难过。

高兴的是，她终于可以离开这个让她受苦的地方了。

难过的是，她走了，可能就再也见不到了。

考试前一天，我犹豫了很久，还是去找了她。

我把我攒了很久的几块钱，用手帕包着，塞到她手里。

“明天考试，买点好吃的，补补脑子。”我说。

她看着我，眼睛里水汪汪的。

“陈明，我不能要。”

“你必须拿着！”我把她的手攥紧，“就当我……就当我提前恭喜你了。”

她没再推辞，只是低着头，小声说：“陈明，谢谢你。这几年，要不是你……”

她没说下去，声音哽咽了。

“别说这些。你以后到了城里，别忘了我们这些乡下人就行。”

“我不会忘的。”她抬起头，定定地看着我，“我永远都不会忘了陈家坡，永远都不会忘了你。”

“你还会回来吗？”我问。

问完我就后悔了。

这是一个多傻的问题。

她沉默了很久，久到我以为她不会回答了。

然后，她轻轻地点了点头。

“会。”

考试那天，我们村所有人都去送她和另外几个知青。

拖拉机突突地响着，要把他们送到县城去。

我没有去送。

我躲在村口那棵大槐树后面，远远地看着。

她穿着那件洗得发白的天蓝色衬衫，辫子在脑后晃来晃去。

她好像在人群里寻找着什么。

车子开动的时候，她突然回过头，朝我这个方向望了一眼。

我不知道她有没有看见我。

拖拉机越开越远，最后变成一个黑点，消失在土路的尽头。

我站在那儿，站了很久。

直到太阳落山，我娘扯着嗓子喊我回家吃饭，我才挪动脚步。

心里，空落落的。

好像有什么最重要的东西，跟着那辆拖拉机，一起走了。

林婉秋走了。

像一阵风，吹过我们这片贫瘠的土地，然后消失得无影无踪。

第一个月，她来了信。

信是寄给我的。

村里的邮递员扯着嗓子在村口喊我名字的时候，我正在地里翻红薯。

我扔下锄头就往村口跑。

全村的人都围着我看。

那是我第一次收到信。

信封上的字，娟秀好看。

她说她考上了，是北京的一所医科大学。

她说北京好大，比上海还大。

她说她会永远记得我给她的那两个鸡蛋。

信的最后，她说：陈明，你也要好好生活。

我把那封信看了几十遍，每个字都快被我揉碎了。

我娘抢过去看，她不识字，就让我念给她听。

我念完，她撇了撇嘴，说：“哼，算她还有点良心。”

我给她回了信。

我请村里的教书先生代笔的。

我说，恭喜你。我说，我在家都好，让我娘别惦念。

其实我娘根本不惦念她。

第二个月，她又来了信。

她说学校的生活很紧张，但很充实。

她说她拿到了助学金，不用再为吃饭发愁了。

她说，等放假了，她想回来看看。

我心里又燃起了一点希望。

可是，那年寒假，她没回来。

后来，信越来越少。

从一个月一封，到三个月一封，再到半年一封。

最后，就断了。

像断了线的风筝，再也找不到踪迹。

时间是最好的疗伤药，也是最残忍的刽子手。

它慢慢磨平了我心里的那点念想。

我开始接受我娘的安排，相亲，结婚。

娶的是邻村的一个姑娘，叫秀莲。

人很老实，也很能干。

长得不难看，但跟林婉秋比，就像地里的土疙瘩和天上的云彩。

结婚那天，家里很热闹。

我喝了很多酒。

夜里，我躺在床上，看着身边这个陌生的女人，脑子里却全是林婉秋的影子。

我知道，这对秀莲不公平。

但我控制不住。

婚后的日子，就像我们村头那条河，平淡无波地流淌着。

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我们生了个儿子，叫狗蛋。

我娘高兴坏了，整天抱着孙子，嘴都合不拢。

我爹还是老样子，抽着他的旱烟，看着我们笑。

改革开放的春风，也慢慢吹到了我们这个小山村。

有人出去打工，赚了钱，回家盖了新房子。

有人在村里开了小卖部，日子也过得红火起来。

我没出去。

我爹身体不好，我娘离不开孙子，我得守着这个家。

我用攒了多年的积蓄，加上跟亲戚借的钱，在村口开了个小小的磨坊。

给十里八乡的人磨米，磨面。

生意不好不坏，勉强能糊口。

我每天都守着那台轰隆隆的机器，看着白花花的面粉从出口流出来，感觉自己这辈子，也就这样了。

我变成了我年轻时最不想成为的那种人。

一个被生活磨平了棱角的，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农民。

我脸上的皮肤，变得跟村口的黄土地一样粗糙。

手上的茧子，一层叠着一层。

我很少再想起林婉秋。

不是忘了，是不敢想。

她就像我心里的一根刺，平时感觉不到，一碰，就疼。

我把她写给我的那几封信，锁在一个小木盒子里，藏在床底下。

有时候夜深人静，我会拿出来看看。

信纸已经泛黄，字迹也有些模糊了。

但我还记得，她当初写下这些字时，那双明亮的眼睛。

我儿子狗蛋一天天长大。

他比我聪明，读书很用功。

我跟秀莲说，就算砸锅卖铁，也要供他上大学。

我不想让他走我的老路。

秀莲点点头，红着眼圈说：“孩他爹，我听你的。”

日子就这么不咸不淡地过着。

转眼，二十年过去了。

1992年。

我们陈家坡，还是那个穷样子。

虽然家家户户都盖了砖瓦房，但村里的路，还是那条一下雨就泥泞不堪的土路。

年轻人大都出去打工了，村里剩下的，都是些老人和孩子。

我那个小磨坊，生意也越来越差。

大家都去镇上买现成的面粉了，方便。

我守着那台老旧的机器，就像守着一段正在腐烂的时光。

那天，是个大晴天。

我正坐在磨坊门口，抽着闷烟，琢磨着是不是该把磨坊关了，也出去打工。

突然，村口传来一阵骚动。

我抬头望去，只见几辆绿色的、我只在电视里见过的军车，正缓缓地朝我们村开过来。

头车是一辆北京吉普，锃亮。

后面跟着几辆大卡车，上面盖着帆布，看不清装的是什么。

车子在我们这个小山村里，就像闯进鸡窝的黄鼠狼，显得那么格格不入。

村里所有人都从家里跑了出来，围在路边，伸着脖子看。

“这是咋了？有大官来了？”

“看那车牌，是部队的！”

“是不是要打仗了？”

大家议论纷纷。

我也站了起来，心里纳闷。

我们这个穷山沟，几百年没来过什么大人物了。

车队在村委会门口停了下来。

村长连滚带爬地跑过去迎接。

头车的车门开了。

先下来一个穿着军装的年轻警卫员，他拉开车后门，一个女人从车上走了下来。

她穿着一身笔挺的军装，肩上扛着我看不懂的军衔，但那金色的星星，在阳光下闪闪发光。

她大概四十多岁的年纪，头发盘在脑后，一丝不苟。

她的脸上带着一种久居上位的威严，但眼神里，却透着一丝难以掩饰的激动和近乡情怯。

她站在那儿，目光缓缓地扫过我们这个熟悉又陌生的村庄，扫过我们这些或好奇、或敬畏的脸。

我的心，在那一瞬间，突然漏跳了一拍。

这个女人……

我怎么觉得，有点眼熟？

不可能。

我摇了摇头，觉得自己是异想天开了。

村长哈着腰，递上一根烟，想给她点上。

她摆了摆手，拒绝了。

她开口说话了，声音清亮，带着一点点上海口音，但更多的是标准的普通话。

“老乡，我打听个人。”

“您说，您说！”村长受宠若惊。

“二十年前，村里是不是有个叫……陈明的人？”

当我的名字从她嘴里说出来的时候，我感觉自己像是被雷劈中了一样。

我整个人都僵住了。

周围所有人的目光，“刷”的一下，全都集中到了我身上。

我看见我娘也挤在人群里，张着嘴，一脸的不可思议。

我老婆秀莲，拉着我儿子的手，也呆呆地看着我。

那个女军官的目光，也落在了我身上。

她穿过人群，一步一步地向我走来。

她的军靴踩在黄土地上，发出“嗒、嗒、嗒”的声响。

每一步，都像是踩在我的心上。

她走到我面前，站定。

我们离得很近，我能闻到她身上一股淡淡的、好闻的味道。

不是我们村里女人身上的汗味和灶火味。

她仔细地端详着我。

看着我饱经风霜的脸，看着我粗糙的双手，看着我身上那件沾着面粉的旧褂子。

她的眼圈，慢慢地红了。

“陈明？”她试探着问，声音里带着一丝颤抖。

我张了张嘴，却发不出任何声音。

我的喉咙里，像是堵了一团棉花。

二十年了。

岁月在她脸上留下了痕迹，但那双眼睛，那双曾经在煤油灯下闪烁着倔强光芒的眼睛，我一辈子都忘不了。

“林……婉秋？”我终于找回了自己的声音，沙哑得不像话。

她笑了。

眼泪，却顺着脸颊流了下来。

“是我。”

她抬起手，似乎想帮我擦掉脸上的面粉，但手伸到一半，又停住了。

她转过身，对着身后那些目瞪口呆的村民，对着那些从卡车上跳下来的、同样穿着军装的士兵，用一种洪亮而清晰的声音说道：

“二十年前，我来到这个村子，饿得快要死了。”

“是陈明，偷了家里的鸡蛋，一次又一次地接济我，才让我活了下来。”

“没有他，就没有今天的我。”

“今天，我林婉秋，带着我的医疗师，回来报恩了！”

医疗师！

一个师！

整个陈家坡，瞬间炸开了锅。

我脑子里嗡嗡作响，一片空白。

我看着她，看着她身后那些整齐列队的士兵，看着那些从卡车上卸下来的、我叫不出名字的先进医疗设备。

我感觉自己像在做梦。

一个荒诞又真实的梦。

我娘第一个反应过来。

她拨开人群，冲到我面前，一把抓住我的胳膊，上下打量着我，又看看林婉秋。

她嘴唇哆嗦着，说不出话来。

当年那个骂林婉秋是“”，骂我是“白眼狼”的悍妇，此刻，像个做错了事的孩子。

林婉秋走到我娘面前，端端正正地敬了一个军礼。

“阿姨，当年，是我不懂事，给您和陈明添麻烦了。”

我娘的眼泪“刷”地就下来了。

她一把抓住林婉秋的手，嚎啕大哭：“闺女啊，是俺对不住你啊！是俺有眼不识泰山啊！”

林婉秋的医疗师，在村里待了一个星期。

他们给我们村修了一条崭新的水泥路，从村口一直通到镇上。

他们给我们村建了一所新的学校，窗明几净，比县城的学校都好。

他们给全村的老百姓，免费做了体检。

我爹多年的老慢支，得到了最好的治疗。

很多老人一辈子没出过山，第一次知道了什么是B超，什么是心电图。

林婉秋还以个人的名义，捐了一大笔钱，成立了一个教育基金，专门资助我们村里考上大学的孩子。

她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我儿子狗蛋，送到了北京最好的中学去读书。

所有费用，她全包了。

临走前，秀莲拉着狗蛋，让他给林婉秋磕头。

林婉秋拦住了，她摸着狗蛋的头，说：“好孩子，要好好读书。将来，要做个对社会有用的人。”

那一个星期，我们家成了全村最热闹的地方。

门槛都快被踏破了。

所有人都用一种我从未见过的、羡慕又敬畏的眼神看着我。

我那个沉默寡言的爹，脸上也露出了久违的笑容，见人就说：“那是我儿子的朋友！”

我娘更是像换了个人，走路都带风，把那段往事添油加醋地讲了一遍又一遍，好像当初偷鸡蛋送给林婉婉的，是她自己一样。

我成了村里的英雄。

但我自己知道，我什么也不是。

我只是在二十年前，凭着一时的少年心性，做了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

林婉秋要走的前一天晚上，她单独把我叫了出去。

我们沿着新修的水泥路，慢慢地走着。

月光洒在路上，亮堂堂的。

“这条路，真好。”我说。

“你要是喜欢，以后我每年都派人来维护。”她说。

我们沉默地走了一段路。

“这些年，你过得好吗？”她先开了口。

“挺好。”我笑了笑，“有老婆，有孩子，有自己的小买卖，挺好。”

“对不起。”她突然说。

“对不起什么？”我愣住了。

“当年，我答应过你，会回来看你。可是我食言了。”

她的声音里，带着深深的歉意。

“我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了部队医院。后来，参加了一次秘密的援外医疗任务，在国外待了整整十年。那里条件很艰苦，通信也完全中断。”

“等我回来的时候，一切都变了。我给你写的信，都石沉大海。我以为……我以为你已经忘了我。”

我心里那根埋了二十年的刺，好像被这几句话，轻轻地拔了出来。

不疼了。

“我没忘。”我说，“你的信，我都收着呢。”

她停下脚步，转过头看着我。

月光下，她的眼睛，还是和二十年前一样亮。

“陈明，你知道吗？在国外最苦最难的时候，我好几次都想放弃了。但是，每到那个时候，我就会想起你。”

“我想起你塞到我手里的那两个热乎乎的鸡蛋。”

“那是我这辈子，感受过的，最温暖的东西。”

“是那份温暖，支撑着我，走过了所有的艰难。”

我的眼眶，一下子就湿了。

我没想到，我当年一个微不足道的举动，竟然成了她生命里的光。

“你才是我的光。”我说，“要不是你教我认字，告诉我外面的世界有多大，我可能现在还是个只知道埋头干活的睁眼瞎。”

我们相视而笑。

二十年的隔阂，二十年的岁月，在这一刻，都烟消云散了。

我们不再是当年的穷小子和落难的城里姑娘。

我们是朋友。

是可以把后背交给对方的，过命的朋友。

“对了，这个还给你。”

她从口袋里掏出一个东西，递给我。

是一个用红布包着的小方块。

我打开一看，愣住了。

里面，是一块水果糖。

糖纸已经褪色，但还能看出当年的彩色花纹。

“这是……当年你给我的那块糖？”

“嗯。”她点点头，“我一直没舍得吃。”

我捏着那块已经变得硬邦邦的糖，感觉有千斤重。

第二天，林婉秋走了。

和来的时候一样，几辆军车，悄无声息地离开了陈家坡。

没有欢送，没有喧哗。

我站在村口那棵老槐树下，看着车队卷起的尘土，慢慢消失在路的尽头。

这一次，我心里不再是空落落的。

而是满的。

被一种温暖而厚重的情感，填得满满的。

后来，我关掉了磨坊。

在林婉秋的帮助下，我在镇上开了一家农产品收购站，把我们山里的好东西，运到城里去。

生意做得很大。

我成了我们十里八乡第一个“万元户”。

我儿子狗蛋，也争气，考上了清华大学。

毕业后，他没有留在大城市，而是回到了我们县里，成了一名教师。

他说，他要像林阿姨一样，为家乡做点事。

我娘在我爹去世后，就一直跟着我住。

她再也不提当年的事了，只是有时候，会一个人坐在院子里，看着村口的方向，发呆。

我和林婉夕，一直保持着联系。

我们不常见面，她太忙了。

但每年过年，我们都会通一次电话。

聊聊家常，聊聊孩子。

像两个认识了一辈子的老朋友。

有时候，我会想，如果当年，我没有偷那两个鸡蛋，会怎么样？

可能林婉秋会在那个冬天病死。

可能她会熬过去，但心里会多一道伤疤。

而我，会一辈子守在那个小山村，守着我的磨坊，慢慢变老。

我们的人生，都会是另外一个样子。

但生活没有如果。

一个善念，就像一颗种子。

你不知道它会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开出什么样的花。

但只要你种下了，它总有开花的那一天。

如今，我也老了。

坐在院子里晒太阳的时候，我常常会想起1972年的那个傍晚。

那个瘦弱的少年，怀里揣着两个温热的鸡蛋，在夜色里飞奔。

他的心里，一半是恐惧，一半是滚烫的希望。

他不知道，他送出去的，不仅仅是两个鸡蛋。

而是一束光。

一束在漫长岁月里，足以照亮两个人一生的光。

来源：雨落星为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