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手里捏着那张薄薄的、写着“离岗通知”的纸,我感觉自己像个被戳破的气球,连带着过去十几年在车间里沾染上的机油味儿,一并泄了气。
1999年,世纪末的夏天,热得像一锅滚开的水。
我,陈风,三十一岁,刚刚从红星机械厂下岗。
手里捏着那张薄薄的、写着“离岗通知”的纸,我感觉自己像个被戳破的气球,连带着过去十几年在车间里沾染上的机油味儿,一并泄了气。
我是八级钳工,厂里的大师傅,手上过的零件,精度能到头发丝的几分之一。
可那又怎么样呢?
厂子没了,我的手艺,瞬间变得一文不值。
老婆林惠在纺织厂上班,效益半死不活,几个月发不出一次工资是常态。
女儿暖暖刚上幼儿园,正是花钱的时候。
家里的存折上,那点可怜的数字,像是在嘲笑我这个一家之主。
我不能就这么垮了。
男人嘛,天塌下来,得扛着。
我在人才市场转悠了一个月,投出去的简历石沉大海。那些新开的私人工厂,要么嫌我年纪大,要么觉得我这种国企出来的“老师傅”一身臭毛病,不好管。
我懂,他们要的是能当牲口使唤的年轻人,不是我这种还有点“技术尊严”的老家伙。
一个闷热的傍晚,我蹲在马路牙子上抽烟,看着街对面夜市里的人声鼎沸,一个念头钻了出来。
摆地摊。
这俩字,像一记耳光,抽在我脸上。
我一个八级钳工,去当“倒爷”?
可肚子比脸重要。
我揣着最后的几百块钱,去了市区最大的小商品批发市场。
在琳琅满目的货品里,我最终选了卖磁带。
那年头,周华健、张信哲、王菲……正是神仙打架的时候。年轻人,谁兜里不揣个随身听?
我挑的都是盗版。
没办法,正版太贵,进价高,卖不动。盗版的一盘进价两块五,我卖五块,生意好一天能挣个几十。
我的第一个“摊位”,就在我们家附近的天桥底下。
一块红布,几十盘磁带,一个小马扎。
这就是我的全部家当。
开张第一天,我紧张得手心全是汗,以前在车间里指挥徒弟们干活的嗓门,此刻像是被棉花堵住了,半天憋不出一句“看一看瞧一瞧”。
有人过来问价,我脸涨得通红,报价格的声音比蚊子哼哼还小。
好不容易卖出去两盘,挣了五块钱。
我攥着那张皱巴巴的票子,心里五味杂陈。
这是我凭自己本事挣的钱,可又觉得丢人。
正当我准备收摊回家时,一个穿着制服的身影,由远及近。
城管。
我心里咯噔一下。
那人很高,很壮,一张国字脸,不苟言笑。他走到我摊子前,用脚尖踢了踢我的红布。
“收起来。”
声音不大,但带着不容置疑的命令。
我当时就懵了,抬头看着他。
“同志,我……我就摆一会儿。”
“规定,这里不准摆摊。”他指了指旁边的墙,上面确实刷着“禁止占道经营”的红字。
“通融一下,大哥,我这刚下岗,家里……”
“下岗的多了。”他打断我,“都像你这样,这路还走不走了?赶紧收。”
我看着他那张毫无表情的脸,一股火气“噌”地就上来了。
但我不敢发作。
我只是个小摊贩,他是执法者。
我只能憋着气,手忙脚乱地把磁带往包里划拉。
他就在旁边看着,像一尊铁塔。
等我收完,他才转身离开,甚至没多看我一眼。
那晚,我一盘磁带都没再卖出去。
回家的路上,我把那个小马扎踢得老远。
他叫赵磊。
这个名字,是我后来从旁边卖烤串的大哥那里听来的。
“就那个黑脸的,叫赵磊,当兵回来的,死脑筋一个,油盐不进。”烤串大哥一边给我递了根烟,一边小声说,“你躲着他点。”
我何尝不想躲。
可这片儿就天桥下人流量最大,换个地方,一天都开不了张。
于是,我和赵磊的“猫鼠游戏”正式开始了。
他每天下午五点准时出现,像个钟摆。
我呢,就练就了一身“侦察兵”的本事。
远远看到他那个制服影子,我能在三十秒内把摊子收得干干净净,夹着包就溜。
有时候他来得早,堵我个正着。
“又是你。”他皱着眉,语气里带着一丝不耐烦。
“赵哥,赵哥,我马上走,马上走。”我陪着笑脸,心里把他骂了千百遍。
他也不多话,就用那双鹰隼似的眼睛盯着我,直到我从他视线里消失。
有一次,我跑得慢了点,小马扎被他没收了。
那是我从家里带出来的,坐了十几年,凳子面都磨光滑了。
“赵哥,这凳子……”
“去队里写检查,交罚款,领回去。”他面无表情地拎着我的小马扎,像拎着一只战利品。
我气得眼眶都红了。
罚款五十。
那是我两天的饭钱。
我没去。
第二天,我干脆不带马扎了,就蹲在地上。
他过来的时候,看见我蹲着,愣了一下。
“你凳子呢셔”
“被狗叼走了。”我没好气地回了一句。
他眉头拧成了一个疙瘩,盯着我看了足足有半分钟,最后什么也没说,转身走了。
那天,他破天荒地没赶我。
我心里有点犯嘀咕,这孙子又憋着什么坏呢?
接下来的几天,他还是天天来,但只是远远地站着,看我一眼,然后就去别处溜达。
我摸不透他的想法,心里更没底了。
这种感觉,比他直接过来抄我的摊子还难受。
就像悬在头顶的一把刀,你不知道它什么时候会掉下来。
那段时间,林惠看我每天早出晚归,精神萎靡,总劝我。
“陈风,要不咱别干这个了,太提心吊胆了。我去找我们主任,看看能不能在厂里给我安排个扫厕所的活儿,好歹稳定。”
“你一个女人家,扫什么厕所!”我冲她吼了一句。
吼完我就后悔了。
我走过去,抱住她。
“媳妇儿,对不起,我心里烦。”
林惠在我怀里,轻轻拍着我的背。
“我知道你难,可你不能这么跟自己较劲。钱少点没关系,一家人平平安安的就行。”
我把脸埋在她的肩膀上,眼泪差点掉下来。
一个大老爷们,混到这份上,的窝囊。
为了多挣点钱,我决定“转战”到更远、人流也更密集的火车站广场。
那地方,是所有小摊贩的“兵家必争之地”,当然,也是城管重点关照的区域。
我仗着自己腿脚利索,反应快,头几天居然也相安无事。
直到那天。
那天天气特别热,我卖得口干舌燥,生意却出奇的好。一个下午就卖了十几盘磁带。
眼看天快黑了,我正准备清点“战果”,一声哨响,刺破了广场的嘈杂。
“城管来了!”
不知道谁喊了一嗓子,整个广场瞬间炸了锅。
小贩们像受惊的兔子,抱起自己的东西四散奔逃。
我也赶紧收拾,可就在这时,一个中年妇女因为跑得太急,撞到了我的摊子上。
几十盘磁带撒了一地。
我心疼得直抽抽,也顾不上跑了,赶紧蹲下去捡。
就是这一耽搁,我被围住了。
四五个穿着制服的城管,把我团团围住,其中一个,赫然就是赵磊。
他好像是这队的头儿。
“跑啊,怎么不跑了?”一个年轻的城管用警棍指着我,一脸戏谑。
我没理他,只是低着头,默默地把最后一盘磁带捡起来,放进包里。
“东西全部没收,人跟我们回队里一趟。”年轻城管说着就要来抢我的包。
我把包死死地护在怀里。
“这是我的饭碗!”我抬起头,眼睛通红地瞪着他。
“哟呵,还挺横?”年轻城管被我顶撞,脸上挂不住了,扬起警棍就要砸下来。
“住手!”
一声低喝,是赵磊。
他走过来,看了看我,又看了看我脚下那块小小的红布。
“陈风,是吧?”他居然叫出了我的名字。
我愣住了。
“跟我来一趟。”他的语气不容置疑,但比刚才那个小年轻,多了几分克制。
我跟着他们,像一个被押送的犯人。
路上,我看到了那个撞倒我摊子的妇女,她正在跟另一个城管哭诉,说她男人得了重病,家里揭不开锅了。
城管没收了她的水果,但最终还是把她的小推车还给了她。
我心里突然有了一丝说不清道不明的感觉。
到了城管队,一间不大的办公室,烟雾缭绕。
我被晾在墙角,没人理我。
赵磊在跟队长汇报工作,声音压得很低。
我听不清他们说什么,只能看到队长的脸色越来越难看。
过了大概半个小时,赵磊向我走来。
“东西先放这儿,明天来处理。”
“怎么处理?”我问。
“罚款二百。”
“二百?”我像被踩了尾巴的猫一样跳了起来,“你们怎么不去抢!”
我一天的利润才多少?二百块,那是要了我半条命。
赵磊看着我,眼神很复杂。
“这是规定。”
“规定规定,你们就知道规定!规定能让我女儿吃上饭吗?规定能给我老婆交医药费吗?”我积压了几个月的怨气,在这一刻彻底爆发了。
“我也是下岗工人!我在厂里干了十五年,我是八级钳工!我凭手艺吃饭,我没偷没抢,我犯了什么法,你们要这么对我?”
我的声音在空荡荡的办公室里回响,带着哭腔。
一瞬间,所有人都朝我看了过来。
那个年轻城管又要发作,被赵磊一个眼神制止了。
赵磊沉默地看着我,嘴唇动了动,最终还是什么都没说。
他从自己口袋里掏出钱包,抽出两张一百的,塞进我手里。
“算我借你的。明天把罚款交了,把东西领回去。”
我愣住了。
我看着他手里的钱,又看看他那张依然没什么表情的脸,一时间不知道该说什么。
“我不要你的钱。”我把钱推了回去。
“拿着。”他的声音很硬,“别让我看不起你。”
说完,他转身就走了,留给我一个坚硬的背影。
我攥着那两百块钱,手心滚烫。
这钱,比我捡到的任何一笔钱都烫手。
第二天,我去交了罚款,领回了我的磁带。
我把那两百块钱,整整齐齐地放在一个信封里,想着什么时候还给他。
可我没再见到他。
我去天桥底下摆摊,一连一个星期,都没看到那个熟悉的身影。
烤串大哥告诉我,赵磊他们队被调到西区去了。
我心里空落落的。
有点庆幸,又有点说不出的失落。
没有赵磊的日子,我摆摊摆得安稳了许多。
但生意却越来越不好做了。
卖磁带的人越来越多,价格战打得厉害,五块钱一盘的磁带,后来降到四块,三块五。
刨去成本,根本不挣钱。
我开始琢磨着换个行当。
我那双摆弄了十几年精密零件的手,不能就这么废了。
我从旧货市场淘了些边角料,不锈钢、黄铜,还有一些废旧的轴承。
晚上等老婆孩子睡了,我就在阳台上,用一把锉刀,几根钢针,悄悄地鼓捣。
我想做点小玩意儿。
金属的,精致的,独一无二的。
第一个成品,是一个用不锈钢螺母和螺栓做的小机器人,关节都能动。
我把它挂在钥匙串上,第二天带到了摊子上。
有个小伙子来买磁带,一眼就看中了我的钥匙串。
“大哥,你这个卖不卖?”
“不卖,自己做的。”我有点得意。
“卖给我呗,我女朋友最喜欢这种稀奇古怪的东西了。五十块,怎么样?”
五十块!
我当时就惊了。
这玩意儿成本不到五毛钱。
我犹豫了一下,还是卖给了他。
看着他高高兴兴地拿着我的小机器人走了,我心里突然亮堂了。
这才是我的路!
我开始把重心从卖磁带,转移到做这些金属小手办上。
小机器人、小摩托车、十二生肖……我把当年在厂里学的本事全用上了。
这些东西,比磁带好卖多了,而且利润高。
唯一的缺点是,做得慢。
我一天最多也就能做两三个。
但我的“生意”总算有了起色。
我甚至给自己弄了个小木箱,上面写着“陈师傅手作”,看起来像那么回事了。
那天,我正在专心致志地打磨一个黄铜的兔子,一个熟悉的声音在我头顶响起。
“手艺不错。”
我猛地抬头。
赵磊。
他穿着便装,一件洗得发白的旧军挎T恤,一条蓝色劳动布裤子。
如果不是那张标志性的国字脸,我差点没认出来。
“你……你怎么来了?”我有点结巴。
“路过。”他蹲下来,拿起我刚做好的小兔子,在手里翻来覆去地看。
“这玩意儿,怎么卖?”
“不卖。”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下意识地就顶了一句。
他看了我一眼,笑了。
他居然笑了。
虽然只是嘴角咧了一下,但确实是笑了。
“脾气还是这么冲。”
他从口袋里掏出一个信封,递给我。
“这是什么?”
“你上次借我的钱。”我打开一看,不多不少,正好两百块。
他愣了一下,显然没想到我还留着。
“你小子……”他摇了摇头,把信封推了回来,“算了,就当……就当我给你女儿买糖吃了。”
“那不行,一码归一码。”我把钱硬塞回他手里。
我们俩推来推去,像两个傻子。
最后,他拗不过我,把钱收了。
“行,算我没看错你。”他站起身,拍了拍裤子上的土,“好好干,别再让我逮着了。”
说完,他就走了。
我看着他的背影,心里那点怨气,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烟消云散了。
从那以后,赵磊偶尔会穿着便装,来我摊子上转一圈。
他不说话,就蹲在那儿看我做东西。
一看就是半个多小时。
我也习惯了旁边有这么一尊“大神”杵着。
有时候,他还会给我提点意见。
“你这个小狗的腿,做得太细了,容易断。”
“这个接口,可以再打磨一下,会更光滑。”
我嘴上不说,但心里知道,他说得对。
他当过兵,玩过枪,对机械结构有种天生的敏感。
慢慢地,我们开始聊天。
我知道了他也是农村出来的,当了十年兵,提干失败,转业到了地方,没关系没背景,只能干城管。
他也知道了我家里的情况,知道我女儿喜欢画画,知道我老婆的纺织厂快倒闭了。
我们像是两个在生活泥潭里挣扎的人,偶尔抬头,看到了彼此。
一天晚上,他来的时候,脸色很难看。
“怎么了?”我问。
他没说话,从怀里掏出一个东西,放在我的木箱上。
是一台老式的“红灯牌”收音机。
外壳是木头的,很多地方的漆都掉了,旋钮也缺了一个。
“坏了,能修吗?”他问,声音有点沙哑。
“我这是做手工的,不是修电器的。”我嘴上这么说,手已经把收音机拿了过来。
我打开后盖,里面积满了灰尘,电路板上有些焊点已经氧化了。
“这玩意儿,年头不短了吧?”
“我爸留下的。”他闷声说,“他以前也是个兵。”
我心里一动。
“我试试吧,不保证能修好。”
那天晚上,我收了摊,把收音机小心翼翼地抱回了家。
林惠看我抱个破烂回来,还以为我从哪儿捡的。
我跟她解释了。
她叹了口气:“这个赵城管,看着凶,人好像还不坏。”
我没说话,心里默认了。
我把女儿学画画用的小台灯拿到阳台,戴上我以前在车间用的放大镜,开始琢磨那个电路板。
整整三个晚上。
我熬得眼睛通红,终于找到了问题所在。
是一个电容坏了,还有一个电阻虚焊。
我跑到电子市场,花了两块钱买了零件,用一把烧红的镊子和一根锡丝,小心翼翼地焊了上去。
我还从我爸留下的一个旧钟表上,拆下来一个大小差不多的旋钮,给它安上了。
当我把电池装上,旋转开关,沙沙的电流声过后,一个字正腔圆的女声从喇叭里传出来时,我激动得差点跳起来。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我成功了。
我把收音机的外壳用砂纸重新打磨了一遍,还刷上了一层清漆。
焕然一新。
赵磊再来的时候,我把修好的收音机递给他。
他接过收音机,看到那个崭新的旋钮,听到那熟悉的声音,手都在抖。
他没说谢谢。
他只是抬起头,通红的眼睛看着我。
“多少钱?”
“不要钱。”我说,“就当……还你那个人情了。”
他沉默了很久。
“陈风,”他突然开口,“你有没有想过,正经干点事?”
“我现在不就是在正经干事吗?”我不解。
“我说的不是这个。”他指了-指我箱子里那些小玩意儿,“你这手艺,摆地摊,屈才了。”
我苦笑了一下:“不摆地摊,我能干啥?谁要我?”
“我有个想法。”他蹲下来,眼睛亮得吓人,“我们合伙,开个店。”
我以为我听错了。
“你?和我?合伙?”
“对。”他点点头,语气异常坚定,“你有手艺,我……我有点积蓄,也懂点门道。”
我看着他,像看一个外星人。
一个城管,要和一个他天天赶的小贩,合伙开店?
这简直是天方夜谭。
“你别开玩笑了。”
“我没开玩笑。”他从口袋里掏出烟,递给我一根,自己也点上。
“我在城管队干了两年,看够了。每天就是赶人,抄东西,跟老百姓吵架。这他妈的叫什么事?我当兵是为了保家卫国,不是为了抢一个老太太的苹果。”
他狠狠地吸了一口烟。
“我早就想辞职了。转业费我一直没动,有两万块钱。我们找个地方,租个小门脸,你负责做东西,我负责跑外面。工商、税务,那些乱七八糟的事,我来摆平。”
我彻底愣住了。
两万块。
在1999年,那是一笔巨款。
他居然愿意把这笔钱,投在我这个一穷二白的地摊小贩身上。
“为什么是我?”我问出了心里最大的疑问。
他看着我,眼神很认真。
“因为你这双手。”他指了指我的手,“也因为你这个人。那天你把钱还给我,我就知道,你是个爷们儿。”
我的心,像是被什么东西重重地撞了一下。
那天晚上,我失眠了。
我把赵磊的话,翻来覆去地想了一遍又一遍。
这是一个机会。
一个能让我重新挺直腰杆的机会。
但这也是一个巨大的风险。
那两万块,是赵磊的全部家当。万一赔了,我拿什么还他?
我把这事跟林惠说了。
林惠也惊呆了。
她沉默了很久,然后对我说:“陈风,我相信你。我也相信那个赵城管,他不是坏人。你想干,就去干吧。大不了,我们从头再来。”
老婆的话,给了我最后的勇气。
第二天,我找到赵磊。
“我干。”
我只说了这两个字。
赵磊笑了,露出一口白牙。
“我就知道。”
说干就干。
赵磊很快就递了辞职报告。
我们开始满世界找门面。
最后,在一条不起眼的巷子里,我们找到了一个十来平米的小店。以前是个杂货铺,月租三百。
我们把所有的钱都投了进去。
盘下店面,简单装修,买原材料,办营业执照……
赵磊果然有门道。他以前在城管队,跟工商税务的人都打过交道,办起事来,比我这个门外汉顺畅多了。
我们的店,取名叫“匠心阁”。
俗气,但直接。
开业那天,我们没搞什么仪式,就是买了挂鞭炮,在门口放了。
噼里啪啦的响声,像是我们对未来的宣言。
店里,一半是我的工作台,一半是展示柜。
柜子里,摆满了我做的各种金属小玩意儿。
赵磊负责看店和“外联”。
他印了很多小卡片,跑到各个学校门口、年轻人聚集的商场去发。
“大哥大姐,小弟小妹,看看啊,独一无二的手工礼物,送朋友,送对象,有面子!”
他穿着便装,嗓门洪亮,一点也看不出以前那个不苟言笑的城管模样。
我则一天到晚待在工作台后面,锉、锯、钻、磨。
机油味儿,又回到了我的身上。
但这一次,我闻着,觉得特别香。
生意比我们想象的要艰难。
巷子太偏,人流量小。
一连半个月,我们都没开张。
赵磊每天出去跑,嘴皮子都磨破了,带回来的人却寥寥无几。
我心里开始打鼓。
“赵磊,要不……还是算了吧。别把你的钱都赔进去了。”
“说什么屁话!”赵磊眼睛一瞪,“这才刚开始。打仗还有个僵持阶段呢。你小子,在厂里当师傅的劲儿哪去了?”
我被他骂得哑口无言。
他从外面买了两瓶啤酒,几个小菜。
“来,喝点。”
我们就坐在店门口的台阶上,一人一瓶啤酒。
“陈风,你知道我为什么非要干这个吗?”他突然问。
我摇摇头。
“我爸,是个老兵,参加过抗美援朝。他手上,也有一门手艺,会做木工。我们家以前的家具,都是他自己打的。他总说,人活着,得有个念想,手里得有活儿,心里才不慌。”
他喝了一大口酒。
“他退伍回来,在村里当了一辈子民兵队长。我从小,就想当个像他那样的兵。可我没那个命。现在,我不想再混日子了。这间店,就是我的念想。也是你的。”
我看着他,眼眶有点热。
我举起酒瓶,跟他碰了一下。
“干!”
转机,发生在一个月后。
一个周末,一个背着画板的女孩走进了我们的小店。
她是附近美院的学生,被我们门口挂的一个黄铜风铃吸引了进来。
她在店里待了整整一个下午。
把我做的每一个小东西都拿在手里仔细看了一遍。
“师傅,您这手艺,太牛了。”她由衷地赞叹。
最后,她买走了一个最复杂的蒸汽朋克风格的甲虫模型。
一百八十块。
那是我们开业以来的第一笔大单。
更重要的是,第二天,她带着她的同学,一大帮人,涌进了我们的小店。
“就是这家!东西超酷!”
那天,我们店里所有的存货,被一扫而空。
我们俩,数着那一堆零零散散的钞票,手都在抖。
一千三百六十块。
“发了,陈风,我们发了!”赵磊激动得抱着我,又蹦又跳,像个孩子。
我也笑了,笑着笑着,眼泪就流了下来。
从那以后,“匠心阁”火了。
在美院学生圈子里,在我们这个城市的小众文艺青年圈子里,口口相传。
很多人慕名而来,甚至有人愿意出高价,定制独一无二的模型。
我忙得脚不沾地。
赵磊也没闲着。
他不仅要看店,还要负责采购原材料,联系客户,甚至还自学了包装设计。
他用牛皮纸和麻绳,给我们每一个作品,都设计了古朴又精致的包装。
“东西好,卖相也得好。”他说得头头是道。
我有时候看着他,会觉得很恍惚。
这个在柜台后面,跟顾客讨价还价,笑得一脸精明的生意人,真的是当初那个在天桥底下,把我追得鸡飞狗跳的黑脸城管吗?
年底,我们盘了账。
刨去所有成本,我们净赚了三万块。
我分到了一万五。
我把那一沓厚厚的钱,放在林惠手上的时候,她哭了。
我也哭了。
这个年,是我们家过得最舒心的一个年。
我给女儿报了她最喜欢的画画班,给林惠买了一件她看了好久都舍不得买的羊毛大衣。
我还清了之前欠下的所有债。
大年三十,我把赵磊请到我们家来吃年夜饭。
他一个人,在外面租了个小房子。
他提着两瓶好酒,一进门,看见暖暖,还有点不好意思。
暖暖不怕他,拉着他的手,甜甜地叫“赵叔叔”。
饭桌上,我和他喝了很多酒。
“赵磊,”我端着酒杯,眼睛有点红,“哥们儿,啥也不说了,都在酒里。”
他也端起杯子,一饮而尽。
“陈风,明年,我们换个大点的店面。”他放下酒杯,眼睛亮晶晶的,“再招两个人。你以前厂里,不是有很多老师傅都下岗了吗?把他们也叫上。我们一起干。”
我看着他,重重地点了点头。
“好!”
2000年,千禧年。
我们的“匠心阁”搬到了市中心一条繁华的商业街上。
店面扩大了三倍,还隔出了一个专门的工作室。
我从我以前的红星机械厂,找来了两个同样下岗的老师傅。
一个是车工老王,一个是焊工老李。
他们刚来的时候,跟我当初一样,一脸的迷茫和不自信。
我把工具递给他们。
“王哥,李哥,别的话我不多说。到了这儿,咱们就凭手艺吃饭。拿出你们的看家本领来。”
当他们重新拿起那些熟悉的工具,当金属的碎屑在他们手中飞溅时,我看到了他们眼中,重新燃起的光。
赵磊,则成了我们名副其实的“总经理”。
他负责所有对外的事务。
他甚至还报了个夜校,学会了用电脑,做了我们“匠心阁”的第一个网站。
虽然简陋,但在那个年代,已经非常时髦了。
我们的生意,越做越大。
从最初的小摆件,到后来开始接一些企业定制的金属模型、奖杯。
我们的名气,甚至传到了省外。
有一次,一个外地的客户,非要见我们老板。
赵磊把我从工作室里推了出去。
“这位,就是我们的首席设计师,陈风,陈师傅。”
客户看着我一身的工作服,满手的油污,愣了一下。
然后,他伸出手,紧紧地握住我。
“陈师傅,久仰大名。您的作品,有灵魂。”
那一刻,我感觉,我这辈子,值了。
几年后,我们成立了自己的公司。
“匠心工艺有限公司”。
赵磊是董事长,我是技术总监。
我们有了自己的厂房,几十个工人。
大部分,都是像我一样的下岗工人。
我们不再是街边的游击队,我们成了正规军。
有天晚上,我和赵磊加班,处理一批出口到国外的订单。
忙完,已经半夜了。
我们俩坐在空无一人的办公室里,谁也没说话。
窗外,是这个城市的万家灯火。
“陈风,”赵磊突然开口,“你还记不记得,当年在天桥底下,我第一次收你凳子的时候?”
“怎么不记得。”我笑了,“当时我心里,把你祖宗十八代都问候了一遍。”
他也笑了。
“说实话,那天收了你的凳子,我回去想了一晚上。一个男人,蹲在地上,就为了挣那几块钱。我他妈的,干的这叫什么事。”
“后来,看你用螺丝做了个小机器人,我就知道,你小子,不是一般人。”
“那你还不是一样?”我看着他,“放着铁饭碗不要,跟着我这个穷光蛋一起折腾。”
“那不叫折腾。”赵磊看着窗外,眼神悠远,“那叫奔头。”
是啊,奔头。
两个字,道尽了我们这一代人,在那个时代洪流里的所有挣扎和希望。
我有时候会想,如果1999年的那个夏天,我没有失业。
如果我没有去摆地摊。
如果我没有遇见赵磊。
我现在,会是什么样子?
可能,我还是红星机械厂那个八级钳工,守着一份饿不死也发不了财的工资,喝着小酒,吹着牛皮,然后慢慢老去。
也可能,在工厂倒闭的浪潮里,我最终还是被拍死在沙滩上,成了一个终日抱怨的失意中年人。
生活没有如果。
它就像一条奔腾的河,你不知道下一个浪头,会把你推向哪里。
你唯一能做的,就是握紧手里的桨,哪怕它只是一块小小的木板。
如今,我和赵磊,都已不再年轻。
我们的公司,已经成了行业里的一个小有名气的品牌。
暖暖也大学毕业了,学的是设计,现在就在我们公司,负责产品研发。
她设计的很多新潮玩意儿,比我这个老古董做出来的,更受年轻人欢迎。
赵磊也成了家,有了一个可爱的儿子。
我们两家,住在一个小区,经常一起吃饭。
有时候,晚饭后,我和他会像当年一样,坐在小区的长椅上,一人一瓶啤酒。
看着远处天桥上的车水马龙,我会想起那个闷热的、改变了我一生的夏天。
那个穿着制服,一脸严肃,踢了我摊子一脚的年轻人。
和那个蹲在地上,满心愤懑,却把所有尊严都藏在一双布满老茧的手里的我。
谁能想到呢?
那个天天来赶我的人,最后,却成了我人生路上,最重要的合伙人。
他拿走了我的小马扎,却给了我一把可以坐得更安稳的椅子。
命运这东西,的奇妙。
来源:风过晨为邻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