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那天我们几个被派去给市里拆迁的关帝庙旧址平整土地,说是要盖新的工人俱乐部。
那天,雨下得大。
豆大的雨点子砸在工地上,溅起一米高的泥浆。
我叫王建军,红星钢厂三车间的普通工人,二十六岁,没对象。
那天我们几个被派去给市里拆迁的关帝庙旧址平整土地,说是要盖新的工人俱乐部。
雨下得活都干不了,工头老张挥挥手,让我们先去旁边的防雨棚里躲躲。
我缩着脖子往棚子跑,脚下一滑,差点摔个狗吃屎。
就是这一滑,我看见了。
在被雨水冲开的一道沟里,有个玩意儿在闪着黄澄澄的光。
不是那种铜片子或者烂铁皮的光,是一种,怎么说呢,特别实在,特别厚重的光。
我的心,咯噔一下。
我装作系鞋带,蹲了下去,手悄悄伸进泥水里。
一摸,是个硬疙瘩,滑溜溜的,还有点沉。
我飞快地把它抠出来,攥在手心,看都没敢看,揣进了我那件破工作服的内兜里。
那玩意儿贴着我的胸口,冰凉,但是又好像烧得慌。
回到棚子里,工友们都在骂这鬼天气。
胖子张凑过来,递给我一根烟,“建军,想啥呢,魂都丢了?”
我摇摇头,挤出个笑,“没什么,想着这雨下到什么时候是个头。”
我的手一直捂着内兜,感觉那东西越来越沉,压得我喘不过气。
那天下午,雨一直没停。
我的魂也一直没回来。
好不容易熬到下班,我骑着我那辆除了铃不响哪都响的二八大杠,飞也似的往厂里宿舍冲。
一路上的泥水溅了我一身,我一点都不在乎。
我脑子里就一件事:兜里那玩意儿。
回到宿舍,我反锁上门,窗帘也拉得严严实实。
我把那东西掏出来,放在桌上。
那是个佛像。
一尊弥勒佛,笑眯眯的,肚子滚圆。
也就我巴掌那么大,但分量十足。
我用袖子把上面的泥擦干净。
黄澄澄,金灿灿。
我不是没见过世面,厂里发的黄铜奖章我也有一个。
但这光泽,这手感,完全不一样。
我活了二十六年,第一次知道什么叫“心跳如雷”。
我把它拿起来,放在嘴边,用牙咬了一下。
一道清晰的牙印。
软的。
我脑子里“嗡”的一声。
是金的。
真的是金的。
我一屁股坐在床上,盯着那尊金佛,半天没动弹。
这玩意儿得值多少钱?
我一个月工资,加上所有补贴,才八十二块五。
这尊佛,怕不是能换一万个八十二块五?
一万个……我不敢想了。
有了这钱,我能在市中心买个大房子,娶个漂亮媳妇,再也不用在钢厂里吃灰了。
我爹妈要是还活着,看见我这么出息,得高兴成什么样?
这个念头一出来,就像野草一样疯长。
我把金佛用我最干净的一件衬衫包起来,塞到床板底下最深的角落。
那一晚上,我没睡着。
我一闭上眼,就是那尊金佛在对我笑。
第二天上班,我跟丢了魂一样。
胖子张又凑过来,“建军,你小子不对劲啊,昨天捡到钱了?”
我心里一哆嗦,嘴上骂他,“滚蛋,我能捡到什么钱。”
胖子张嘿嘿一笑,“看你那黑眼圈,跟大熊猫似的。肯定是晚上想哪个姑娘了。”
我没理他。
一整天,我都心不在焉,好几次差点让飞溅的钢花烫到。
车间主任把我叫过去,劈头盖脸一顿骂。
我低着头,一个字也听不进去。
我满脑子都是床板底下的那尊佛。
接下来的一个星期,我活在冰火两重天里。
白天,我是红星钢厂最没精神的工人王建军。
晚上,我就是抱着金山睡不着觉的王建军。
我每天晚上都会把金佛拿出来看。
在昏暗的灯泡下,它还是那么亮,亮得晃眼。
我甚至给它起了个名字,叫“老伙计”。
我跟它说话。
“老伙计,你说我该拿你怎么办?”
“卖了你,我就发财了。可我去哪卖?被抓住了,那可是投机倒把,要坐牢的。”
“再说了,这是庙里的东西,是文物吧?私藏文物,罪过更大。”
我爹临死前拉着我的手说,“建军,咱家穷,但人不能穷志气。不该拿的东西,一根针都不能拿。”
我爹是个老实巴交的农民,一辈子没干过一件出格的事。
他的话,就像刻在我骨头里。
可现在,我手里攥着的不是一根针,是一座金山。
我开始做梦。
梦见我拿着金佛去黑市,被人骗了,金佛没了,我还挨了一顿打。
又梦见我把金佛藏在家里,半夜来了贼,把我的腿都打断了。
最可怕的一个梦,是我梦见我爹从坟里爬出来,指着我的鼻子骂:“你个不孝子!”
我从梦里惊醒,一身冷汗。
宿舍的窗外,天已经蒙蒙亮了。
我看着天花板,突然觉得特别累。
这一个星期,我瘦了七八斤,比在炼钢炉前面干一个月活还累。
我受不了了。
我从床底下把金佛拿出来,最后看了一眼。
它还是那样笑眯眯的,好像在说:“小子,看你那点出息。”
我去他妈的出息。
老子不要了。
我做了个决定。
上交。
这个念头一出来,我感觉压在心口一个星期的大石头,瞬间被搬开了。
我整个人都轻松了。
那天是星期天,我换上最体面的一身衣服,就是那件的确良白衬衫,蓝裤子擦得锃亮,皮鞋也抹了油。
我把金佛用报纸包了一层又一层,揣在怀里,直奔市公安局。
公安局的门卫看我这副样子,挺客气,“同志,你有什么事?”
我说:“我来上交一个捡到的东西。”
他把我领到一个办公室。
一个四十多岁的警察接待了我,姓李。
李警官给我倒了杯水,“小同志,别紧张,慢慢说。”
我把报纸包打开,把金佛放在他桌上。
李警官的眼睛一下子就直了。
他拿起金佛,掂了掂,又从抽屉里拿出个放大镜,仔仔细细地看。
“小同志,你这个……是在哪捡到的?”
我一五一十地说了。
李警官的表情越来越严肃。
他打了几个电话。
没过多久,来了两个穿中山装的人,看着像干部。
他们自我介绍,是市文物局的。
他们对着金佛又是一通研究,又是拍照,又是记录。
其中一个年纪大点的,姓赵,赵研究员。
他扶了扶眼镜,对我说:“小同志,你这次可是立了大功了!”
我有点蒙,“啊?”
赵研究员说:“初步判断,这尊鎏金佛像,很可能是唐代的。具体的年代和价值,还需要我们带回去做进一步鉴定。但可以肯定,这是国家一级文物!”
一级文物……
我腿肚子有点软。
幸亏我来上交了。这要是在我床底下多放一天,我晚上都得吓死。
他们给我做了详细的笔录。
姓名,年龄,工作单位,捡拾经过。
我签了字,按了手印。
临走的时候,李警官拍了拍我的肩膀,“小同志,思想觉悟很高嘛!我们一定会向上级给你申请奖励的。”
我摆摆手,“不用不用,这是我应该做的。”
话说得敞亮,其实心里还是有点小九九。
奖励?会奖多少钱?
一百?两百?
走出公安局,外面的太阳特别好。
我感觉自己走路都带风。
这事就算过去了。
我心里一块大石头落了地,晚上吃饭都多吃了一碗。
过了大概半个多月。
这件事在我心里已经快淡忘了。
那天我正在车间干活,办公室的小刘跑来喊我,“王建军,主任让你去一下。”
我心里咯噔一下,寻思是不是又干错什么事了。
我擦了把汗,忐忑地去了主任办公室。
一推门,我愣住了。
里面不仅有我们车间主任,还有厂长,工会主席,甚至还有市文物局的赵研究员和两个记者,正拿着相机对着我。
厂长满面红光地迎上来,握住我的手,“建军同志!好样的!你为我们红星钢厂争光了!”
我彻底懵了。
赵研究员也走过来,递给我一个红本本和一个大信封。
“王建军同志,经过鉴定,你上交的鎏金佛像,是盛唐时期的珍贵文物,已经被国家博物馆收藏。为了表彰你拾金不昧的高尚品德,市里决定,奖励你人民币五百元,并授予你‘精神文明先进个人’荣誉称号!”
记者们的相机咔嚓咔嚓响个不停。
我捧着那个红本本和那个厚厚的信封,脑子一片空白。
五百块钱。
在那个年代,五百块钱是什么概念?
我将近半年的工资。
一笔巨款。
但我脑子里冒出的第一个念头却是:一尊唐朝的金佛,就值五百块钱?
这个念头一闪而过,就被巨大的喜悦冲散了。
我成了厂里的名人。
第二天,我的照片就登在了厂里的黑板报和市晚报上。
标题是《红星钢厂青年工人王建军拾金不昧,高风亮节受表彰》。
我走到哪,都有人对我指指点点。
“看,就是他,捡了个金菩萨,奖了五百块。”
“傻小子,那金菩萨要是卖了,不得上万?五百块就把他打发了。”
胖子张更是天天拿这事开我玩笑。
“我说建军,你现在是咱们厂首富了。晚上请客啊!”
“五百块买你个金佛,这买卖做得值啊!你就是咱们厂的‘五百块’!”
从那以后,“五百块”就成了我的外号。
有羡慕的,有嫉妒的,但更多的是嘲笑。
他们觉得我是个天大的傻子。
放着金山不要,要了五百块钱和一张破奖状。
一开始,我挺憋屈。
我跟他们争,“那是国家的文物!不是我的!”
他们笑得更厉害了,“国家的?你捡到就是你的!你个榆木脑袋。”
后来,我也不争了。
随他们说去吧。
我把那五百块钱,十张崭新的五十元大团结,小心翼翼地放在我的铁皮饭盒里,锁在柜子里。
每天晚上,我都会拿出来数一遍。
这是我这辈子见过的最多的钱。
我开始琢磨,这钱该怎么花。
买一台凤凰牌自行车?买一块上海牌手表?还是买一台红灯牌收音机?
这些都是我以前做梦都想的东西。
但现在,我突然觉得,这些东西好像也没那么重要了。
这天,我们车间的工会大妈,王大妈,笑眯眯地找到了我。
“建军啊,听说你得了五百块奖金?”
我点点头,“嗯,王大妈,有事?”
王大妈一拍大腿,“有好事!你今年二十六了吧?也该考虑个人问题了。”
我脸一红,“我这样子,谁看得上啊。”
“哎,你现在可不一样了!”王大妈神秘兮兮地说,“你现在是咱们市里的名人,精神文明先进个人!有荣誉,还有五百块的‘巨款’,我给你介绍个好姑娘!”
我心里一动。
说实话,我做梦都想娶个媳妇。
我们车间里,像我这么大还没结婚的,就剩我一个了。
“什么样的姑娘啊?”我小声问。
“市纺织厂的女工,叫李秀珍,比你小三岁。长得那叫一个水灵!人也勤快,就是家里条件不太好,她爸前两年工伤,腿脚不方便。”王大妈说得天花乱坠。
我听得心里痒痒的。
“那……人家能看上我吗?”
“怎么看不上?我已经跟那边说好了,就说你是个老实可靠,思想进步的好青年。约好了,这周日下午三点,在人民公园门口见!”
那个周日,我把我的家底都拿出来了。
我穿上我唯一的那件白衬衫,把裤子烫得笔直。
皮鞋擦了三遍,亮得能照出人影。
我还特意去理发店,花两毛钱,让师傅给我吹了个当时最流行的发型。
我提前半个小时就到了公园门口。
心里紧张得要命,手心全是汗。
三点整,一个穿着碎花连衣裙的姑娘,骑着一辆崭新的女式自行车,出现在我面前。
她就是李秀珍。
她不像王大妈说的那么“水灵”,皮肤有点黑,但眼睛很大,很亮,像两颗黑葡萄。
她看着我,有点不好意思地笑了笑,露出一对小小的梨涡。
“你是王建军同志吧?”
我的心跳得更快了。
“是是是,我是王建军。你就是李秀珍同志吧?”
我们俩就这么傻站着,半天没话说。
还是她先开了口,“要不,我们进去走走?”
我们俩在公园里并排走着。
我紧张得连手都不知道往哪放。
我绞尽脑汁地找话题。
“今天天气真好。”
“嗯。”
“你……吃饭了吗?”
“……吃了。”
气氛尴尬得能结冰。
我急得满头大汗。
最后,我心一横,决定实话实说。
“秀珍同志,我这个人嘴笨,不会说话。我就跟你说实话吧。”
她停下脚步,看着我。
“我们王大妈,是不是跟你说,我得了五百块奖金?”
她点点头。
“那你……是不是也听别人说了,他们都笑话我,说我是个傻子,为了五百块钱,把个金佛给交了?”
她的脸微微红了,但还是点了点头。
我深吸一口气,“他们说的没错。那金佛,要是拿去卖了,可能不止五千,五万都有可能。我不是没动过心,我动心了,动了好几天。我晚上都睡不着觉,就想着发财了怎么怎么样。”
我看着她的眼睛,一字一句地说:“但是,我爹从小就教我,不是自己的东西不能要。那玩意儿在我手里,烫手,烧心。我交上去,心里就踏实了。那五百块钱,是国家奖励我的,我拿着心安理得。别人笑话我傻,我认了。我就是这么个傻子。”
我说完,心里挺痛快,但也挺绝望。
我想,这下完了,人家姑娘肯定觉得我是个怪物。
没想到,李秀珍听完,噗嗤一声笑了。
她那双大眼睛弯成了月牙。
“你这人,还真实诚。”她说。
我愣住了。
她接着说:“我来之前,也听我们厂里的人说了。他们都说你傻。可我妈说,现在这社会,像你这么傻的人,不多了。”
我心里,好像有朵花,一下子就开了。
那天下午,我们聊了很多。
聊我的工作,聊她的工作。
聊我去世的爹妈,聊她身体不好的父亲。
我发现,她不是我想象中那种娇滴滴的姑娘。
她很坚强,很乐观。
为了照顾家里,她一个人打两份工,白天在纺织厂,晚上还去给人家织毛衣。
分别的时候,天都快黑了。
我鼓起我这辈子最大的勇气,问她:“秀珍同志,我……我下周还能约你吗?”
她看着我,笑着点点头,“行啊,‘五百块’同志。”
她是在开玩笑,但我听着,心里比蜜还甜。
从那以后,我们每个周末都见面。
我们去看电影,去逛百货大楼,去压马路。
那个年代的爱情,很简单,也很纯粹。
我用那五百块钱,给她买了一根当时最流行的红纱巾。
她嘴上说我浪费钱,但第二天就围着来上班了。
我还记得,有一次我们去逛百货大楼。
她盯着柜台里的一双白色塑料凉鞋,看了好久。
那双鞋要五块钱。
她拉着我走了。
第二天,我揣着钱,自己去把那双鞋买了下来。
周末见面的时候,我把鞋递给她。
她愣住了,眼圈一下子就红了。
“你这个傻子……”她捶了我一下,力气很轻。
我知道,她心里是高兴的。
我用那五百块钱,一点一点地敲开了她的心门。
我们的关系越来越好,厂里的人都知道了。
胖子张见到我,不再叫我“五百块”了,改叫“痴情种”。
“建军,行啊你小子,五百块钱换个媳妇,这笔买卖,好像不亏啊!”
我嘿嘿地笑,不反驳。
我觉得,这是我这辈子做的最值的一笔买卖。
谈了半年恋爱,我决定,该去她家提亲了。
这是必须过的一关。
我去之前,心里七上八下的。
我特意去买了当时最好的“泸州老窖”和两条“大前门”香烟,还买了一些水果罐头。
这些东西,花了我将近三十块钱。
我感觉像割肉一样疼,但为了秀珍,值。
秀珍的家,在一个很旧的家属楼里。
房子不大,但收拾得很干净。
她爸坐在一个旧藤椅上,腿上盖着毯子。他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要苍老很多,脸色蜡黄。
她妈是个很精明的女人,眼神一直在我和我带来的礼物上打转。
我恭恭敬敬地把东西放下,“叔叔好,阿姨好。”
她妈皮笑肉不笑地让我坐。
她爸倒是挺和蔼,咳嗽了两声,问我:“你就是建军吧?经常听秀珍提起你。”
我紧张地点点头。
寒暄了几句,她妈终于切入了正题。
“小王啊,你和我们家秀珍的事,我们都知道了。”
她顿了顿,呷了口茶,“我们家就这么一个闺女,从小当宝贝一样养大。我们也不图男方家多有钱,但总得有个安稳日子过吧?”
我赶紧说:“阿姨您放心,我一定会对秀珍好的。我在厂里是正式工,工资虽然不高,但稳定。”
她妈冷笑一声,“稳定?一个月八十多块钱,够干什么的?你现在住的还是厂里八个人一间的集体宿舍吧?你们结婚了,住哪?总不能让秀珍跟你一起去住宿舍吧?”
我被问住了,脸涨得通红。
“我……我正在申请厂里的夫妻房。可能……可能要等一两年。”
“一两年?”她妈的声音拔高了八度,“我们家秀珍等得起吗?再说了,小王,阿姨说话直,你别不爱听。我们都听说了,你捡了个金佛,就换了五百块钱。”
她盯着我,眼神像刀子一样。
“说句不好听的,你这人,太‘死心眼’。那金佛要是留在手里,现在别说一套房,十套房都有了。你倒好,为了个虚名,把金山换成了土坷垃。你让我们怎么放心把女儿交给你这种‘不会过日子’的人?”
她的话,字字诛心。
我感觉我全身的血都涌到了头上。
我攥紧了拳头,指甲都陷进了肉里。
我能说什么?
我能说她错了吗?
站在一个母亲的角度,她希望女儿过得好,一点错都没有。
错的是我。
是我没本事,给不了秀珍好日子。
是我“傻”,放着发财的机会不要。
屋子里的空气,降到了冰点。
秀珍她爸叹了口气,想说什么,被她妈一个眼神瞪了回去。
秀珍一直低着头,我看不清她的表情。
我感觉自己像个被审判的犯人,无地自容。
就在我准备站起来告辞,准备放弃的时候。
秀珍突然抬起了头。
她的眼睛红红的,但眼神异常坚定。
“妈!”她开口了,声音不大,但很有力。
“你说够了没有?”
她妈愣住了,“你这孩子,怎么跟妈说话呢?”
“我就是要跟他!”秀珍站了起来,走到我身边,拉住我的手。
她的手有点凉,但握得很紧。
“妈,你说他傻,说他不会过日子。可我觉得,他比谁都会过日子!”
“他捡到金佛,要是藏起来卖了,是能发大财。可然后呢?天天提心吊胆,怕被抓,怕被骗,那样的日子就好过了?”
“他把金佛上交了,心里踏实!他拿的那五百块钱,是干干净净的钱!他用这钱给我买纱巾,买凉鞋,他心里高兴,我心里也高兴!”
“房子,我们可以慢慢等。钱,我们可以慢慢挣。但人品,是多少钱都买不来的!”
她转过头,看着我,眼睛里有泪光,但更多的是信任。
“王建军,我没看错你。我就想嫁给你这样的‘傻子’!”
那一刻,我感觉自己是全世界最富有的男人。
什么金佛,什么一万块,都比不上她刚才说的那些话。
我反手握住她的手,感觉自己拥有了全世界。
秀珍她妈气得说不出话来,指着我们俩,“你……你们……反了天了!”
倒是她爸,一直没说话的李叔,突然开口了。
“行了,老婆子,少说两句吧。”
他看着我们,浑浊的眼睛里,竟然有了一丝笑意。
“闺女长大了,有自己的主意了。她看上的人,能差到哪去?”
他对我招招手,“建军,你过来。”
我走到他面前。
他拉住我的手,拍了拍,“好小子,有骨气。叔没看错你。秀珍跟着你,我放心。”
那天,我是怎么走出秀珍家的,我已经记不清了。
我只记得,那天晚上的月亮,特别圆,特别亮。
秀珍送我到楼下,我们俩谁也没说话。
快到宿舍的时候,她突然抱住了我。
在我耳边轻轻说了一句:“别怕,有我呢。”
我的眼泪,一下子就流下来了。
一个大男人,哭得像个孩子。
提亲的事,就算这么过去了。
秀珍她妈虽然还是不待见我,但也没再明确反对。
我们开始商量结婚的事。
结婚,就要花钱。
我那五百块奖金,给秀珍买东西,请她吃饭,再加上提亲买礼物,还剩下四百出头。
这就是我们全部的家当。
我们决定,一切从简。
先去街道领了结婚证。
红色的本本,上面有我们俩的名字。
我看着那本结婚证,比当初拿到那个“精神文明先进个人”的奖状,还要激动一百倍。
然后是房子。
厂里的夫妻房,排队要到猴年马月。
秀珍说:“没事,咱们先租个房子。”
我们在厂子附近,租了一个很小的单间。
一个月租金五块钱。
房子很破,墙皮都掉了,但我们俩都很高兴。
因为,这是我们自己的家了。
接下来是置办家当。
一张床,一个衣柜,一张桌子,两把椅子。
这是结婚的“标配”。
我们去家具店问了,一套下来,最便宜的也要两百多块。
我有点犹豫。
秀珍拉着我说:“买什么新的,去旧货市场看看。”
我们在旧货市场逛了一整个下午。
最后,花八十块钱,买了一张旧的铁架床,一个掉漆的木头衣柜,还有一张桌子和两把椅子。
东西虽然旧,但我们俩像捡到宝一样高兴。
我们把家具搬回我们的小屋。
我负责修修补补,把床架重新固定,给衣柜掉漆的地方刷上新漆。
秀珍负责清洗,把屋子里的每个角落都擦得干干净净。
她还用剩下的布料,做了新的窗帘和床单。
碎花的,跟她那件连衣裙一个花色。
小屋子一下子就有了家的感觉。
然后是“三转一响”。
自行车,手表,缝纫机,还有收音机。
这是当时结婚最体面的东西。
我们一样都买不起。
我说:“秀珍,委屈你了。”
她瞪我一眼,“委屈什么?自行车你不是有吗?虽然除了铃不响哪都响,但能骑就行。手表,等以后有钱了再买。缝纫机和收音机,暂时也用不上。”
她顿了顿,又说:“不过,有一样东西得买。”
“什么?”
“一个暖水瓶,一对搪瓷脸盆,还有一对印着喜字的搪瓷缸子。结婚,总得有点红色的东西。”
我们花了十几块钱,把这些东西置办齐了。
红色的暖水瓶,红色的脸盆,红色的茶缸。
摆在桌子上,喜气洋洋。
最后,是办酒席。
我跟秀珍商量,就请几个最要好的朋友和同事,在家里简单吃一顿。
我负责去买菜,秀珍负责掌勺。
我把剩下的钱,拿出来一百块,准备办一桌像样的酒席。
我买了半扇猪肉,一条大鲤鱼,还有几只鸡。
结婚那天,胖子张他们几个工友都来了。
他们帮着我一起布置我们的小家。
墙上贴了大红的喜字。
胖子张还特意从厂里广播室,借来了录音机,放着当时最流行的《甜蜜蜜》。
“祝你甜蜜蜜,你笑得甜蜜蜜,好像花儿开在春风里……”
小小的出租屋里,挤满了人,热闹非凡。
秀珍穿着她那件碎花连衣裙,围着我给她买的红纱巾。
她没穿婚纱,但在我眼里,比所有的新娘都美。
她妈最后还是来了。
板着个脸,把一个用红纸包着的东西塞到秀珍手里,算是嫁妆。
后来秀珍告诉我,里面是二十块钱。
她爸没来,腿脚不方便。
但他托人带了话,“祝建军和秀珍,和和美美,白头到老。”
酒席开始了。
秀珍的手艺真不错。
红烧肉,糖醋鱼,辣子鸡……满满当当摆了一桌子。
大家一边吃,一边闹。
胖子张带头起哄,非要我跟秀珍喝交杯酒。
我跟秀珍红着脸,一人端着一个印着喜字的搪瓷缸子,里面是白开水。
在大家的笑声中,我们喝了那杯“酒”。
那天晚上,我喝多了。
不是因为酒,是因为高兴。
我拉着胖子张,一遍一遍地说:“胖子,我跟你说,我这辈子,做的最对的一件事,就是把那个金佛给交了。”
胖子张拍着我的背,大着舌头说:“对,对!你小子不傻,你小子是咱们厂最聪明的人!用五百块,换了这么好的一个媳妇,值!太他妈值了!”
送走了客人。
屋子里只剩下我和秀珍。
她帮我收拾残局,给我擦脸。
我借着酒劲,抱着她,在她耳边说:“秀珍,谢谢你。”
她没说话,只是在我怀里,轻轻地点了点头。
那一晚,我们那个小小的家,充满了幸福的味道。
我的那五百块钱,就这么花完了。
买家具,买生活用品,办酒席,最后只剩下不到五十块钱。
但我的心里,却比拥有金山的时候,还要富足。
婚后的日子,很清贫,但很幸福。
我还是那个钢厂工人,每天一身油污地回家。
但现在,我知道,有一盏灯在为我亮着,有一个人在等我回家。
秀珍也还是那个纺织女工。
她下了班,就操持我们的小家。
她很会过日子,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
我们的生活,就像那涓涓的溪流,平淡,但绵长。
第二年,厂里终于分给我们一间夫妻房。
虽然只有二十平米,但那是真正属于我们自己的家。
搬家那天,我们把那张结婚时买的旧床,那个掉漆的衣柜,都搬了过去。
还有那个红色的暖水瓶,和那对印着喜字的搪瓷缸子。
秀珍把那张“精神文明先进个人”的奖状,用镜框裱了起来,挂在墙上最显眼的位置。
我每次看到那张奖状,都觉得有点不好意思。
秀珍说:“挂着吧,让以后我们的孩子看看,他爸是个什么样的人。”
又过了两年,我们的儿子出生了。
我们给他取名叫“王安”。
希望他一辈子,平平安安。
儿子的出生,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更多的欢乐,也带来了更大的压力。
为了多挣点钱,我主动申请去最累的岗位。
秀珍也利用下班时间,接更多的活来做。
日子虽然苦,但我们俩从没吵过架。
有一次,我发了高烧,躺在床上一天起不来。
秀珍又是给我喂药,又是给我擦身。
我迷迷糊糊地看着她忙碌的背影,心里特别不是滋味。
“秀珍,跟着我,让你受苦了。”我说。
她端着水杯过来,坐在我床边,摸了摸我的额头。
“说什么傻话呢。夫妻俩,不就是搭伙过日子吗?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再说了,我不觉得苦。”
她看着我,笑了笑,“跟你在一起,心里踏实。”
又是那句“心里踏实”。
我这辈子,好像就为了这四个字活着。
时间过得真快。
一晃,十几年过去了。
儿子王安长大了,上了中学。
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了神州大地。
我们厂,也搞起了改革。
胖子张头脑活络,第一批下了海,倒腾服装,据说发了大财,在市中心买了商品房,开上了小汽车。
他来看过我一次。
坐在我们那个小小的家里,他看着墙上那张已经发黄的奖状,感慨万千。
“建军,说实话,当年我们都笑话你傻。现在看来,我们才是真傻。”
他喝了口茶,继续说:“我这几年,钱是挣了点。但没睡过一个安稳觉。今天怕工商查,明天怕被合伙人骗。老婆天天跟我闹,嫌我回家晚。儿子也跟我生分。我这日子,还不如你呢。”
我给他续上水,笑了笑,“各人有各人的活法。”
他走了以后,秀珍问我:“建军,你后悔过吗?”
我知道她问的是什么。
如果当年我留下那个金佛,现在的生活,肯定不是这样。
我可能也会像胖子张一样,住大房子,开小汽车。
但我的身边,还会有秀珍吗?还会有这个温暖的家吗?
我看着正在灯下写作业的儿子,又看了看正在织毛衣的秀珍。
屋子里很安静,只有沙沙的写字声和毛衣针碰撞的声音。
灯光很暖,照在他们身上,也照在我心里。
我摇了摇头,握住秀珍的手。
“不后悔。”
“从来没有。”
我用那五百块钱,娶了我的媳-妇。
有人说我傻,用一座金山换了个老婆。
但他们不知道,我换来的,不是一个老婆,是一个家。
是一个无论我多穷,多落魄,都会为我亮着一盏灯的家。
是一个能让我睡得安稳,活得踏实的家。
那尊金佛,是国家的珍宝。
而我的秀珍,我的家,才是我王建军这辈子,最珍贵的宝贝。
又过了很多年。
我和秀珍都退休了。
儿子王安大学毕业,留在了大城市工作,也结了婚,有了自己的孩子。
我们老两口,还住在那间二十平米的夫妻房里。
房子很旧了,但我们俩都舍不得搬。
因为这里,有我们一辈子的回忆。
有一天,儿子带着他的妻儿回来看我们。
他现在是一家公司的部门经理,西装革履,很有出息。
我的小孙子,虎头虎脑的,很可爱。
他指着墙上那张已经快看不清字的奖状,问我:“爷爷,这是什么呀?”
我把他抱起来,指着奖状上的名字。
“这是爷爷得的奖状。”
“爷爷,你为什么得奖状呀?”
我还没开口,我的儿子王安,替我回答了。
他看着他的儿子,很认真地说:“因为你爷爷,做了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他捡到了一个很值钱很值钱的宝贝,但是他没有自己要,而是把它交给了国家。”
小孙子似懂非懂地点点头,“那国家奖励爷爷了吗?”
王安笑了,“奖励了。国家奖励了你爷爷五百块钱。”
小孙子掰着手指头,好像在算五百块是多少。
王安接着说:“然后,你爷爷就用那五百块钱,娶了你奶奶。”
他说完,看着我,又看了看身边的秀珍。
我们老两口,相视一笑。
小孙子好像明白了什么,他大声说:“我知道了!爷爷用一个宝贝,换了一个更宝贝的奶奶!”
童言无忌,却说出了真相。
满屋子的人都笑了。
我抱着我的孙子,看着我的儿子,看着我白发苍苍的老伴。
阳光从窗户照进来,洒在我们身上。
暖洋洋的。
我这辈子,没发过大财,没当过大官。
我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工人,一个丈夫,一个父亲,一个爷爷。
但我很满足。
因为我知道,我的人生,比那尊金佛,要贵重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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