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我们家那栋筒子楼，也像这天一样，永远透着一股子让人喘不过气的陈旧味儿。

1985年，北方的天，灰蒙蒙的，像一块没洗干净的抹布。

我们家那栋筒子楼，也像这天一样，永远透着一股子让人喘不过气的陈旧味儿。

楼道里混着各家饭菜、劣质煤球和公共厕所的骚味儿，这就是我李和平闻了快二十年的味道。

我爸妈是钢厂的，一辈子勤勤恳恳，像两颗拧在巨大机器上的螺丝钉，磨秃了棱角，也磨没了指望。

他们唯一的指望，不是我这个自认聪明的二儿子。

是我的傻弟弟，李卫国。

说他傻，其实不准确。

他只是反应慢，轴，一根筋。你跟他说东，他绝不往西。你让他打狗，他绝不撵鸡。

这种实在，在爸妈眼里是宝。

在我眼里，是蠢。

是负担。

那年头，一个萝卜一个坑。我高中毕业，在街上晃了两年，没个正经工作。

眼瞅着厂里最后一批顶职的名额要下来了，我爸妈却合计着，要把这个名额留给卫国。

“和平，你脑子活，路子野，自己能闯。”

我妈搓着那双满是裂口的手，小心翼翼地跟我说。

“你弟弟……他要没个单位，以后可咋办啊？”

我心里腾地一下就烧起一股火。

凭什么？

就凭他傻，他就有理了？

我脑子活，就活该在外面喝西北风？

那火苗子，在我心里“滋啦滋啦”地烧了三天三夜。

烧得我眼珠子都红了。

然后，我就看到了街口电线杆上那张红纸黑字的征兵通知。

一个念头，像毒蛇一样，从我心里钻了出来。

那天晚上，我特意从黑市买了瓶“二锅头”，还切了半斤猪头肉。

卫国坐在小马扎上，看着我手里的肉，眼睛都直了。

他喜欢吃肉，尤其是我买的。

“卫国，来，跟哥喝点。”我把酒杯推到他面前。

他愣愣地看着我，又看看爸妈。

爸妈皱着眉，但没说啥。我这个二混子，难得对我弟这么好。

“哥，我不喝酒，辣。”

“爷们儿哪能不喝酒？”我把筷子塞他手里，“吃肉，吃肉。”

他夹起一块肥瘦相间的猪头肉，塞进嘴里，腮帮子鼓鼓地嚼着，满脸幸福。

看着他那副没心没肺的样子，我心里的那点愧疚，瞬间就烟消云散了。

酒过三巡，我搂住他的肩膀，喷着酒气。

“卫国，想不想当英雄？”

他嘴里含着肉，口齿不清地问：“啥是英雄？”

“英雄，就是穿上绿军装，扛上枪，保家卫国！所有人都敬着你，羡慕你！”

我指了指墙上那张褪色的《大众电影》封面，上面是唐国强，英武逼人。

“看见没？就跟他一样！姑娘们都追着你跑！”

卫国的眼睛亮了。

他不懂什么保家G卫国，但他懂姑娘。

邻居家那个扎着两根大辫子的娟儿，每次看见卫国都绕着走，喊他“傻大个”。

这是他心里的一根刺。

“哥，我……我也能穿那样的衣裳？”

“当然能！”我拍着胸脯，说得斩钉截铁，“部队里就喜欢你这样的！实在！听话！身体棒！”

我把征兵通知上那些“一人当兵，全家光荣”的口号，添油加醋地给他念了一遍。

我说，到了部队，天天都能吃上白面馒头和红烧肉。

我说，复员回来，国家给安排工作，比厂里的铁饭碗还铁。

我说，这是咱老李家光宗耀祖的机会。

他听得一愣一愣的，手里的猪头肉都忘了吃。

我趁热打铁：“哥这都是为你好！你想想，你当了兵，成了英雄，娟儿还敢叫你傻大个吗？她得追着你喊‘卫国哥’！”

“卫国哥……”

他喃喃地重复着这三个字，傻笑起来。

我知道，这事儿，成了。

爸妈一开始是不同意的。

“让他去部队？他那么老实，被人欺负了咋办？”我妈急得直掉眼泪。

“就是，他连出远门都没出过，部队那地方，能行吗？”我爸也一个劲儿地抽着烟。

我把早就想好的词儿搬了出来。

“爸，妈，你们想啥呢？这是好事啊！”

“这叫什么好事？和平，你是不是又在外面跟人学坏了？”

“我坏？我是为这个家好！为卫国好！”我“噌”地站起来，嗓门比他们还大。

“你们就想着把他拴在身边，给他个厂里的破工作，让他跟你们一样，当一辈子螺丝钉？你们看他现在这样，出门被人笑话，连个对象都找不到，你们就忍心？”

我这几句话，像锥子一样，扎在了他们心上。

他们不说话了。

“部队是什么地方？是个大熔炉！能把铁炼成钢！卫国身体好，又听话，去了部队，正好把他这股实在劲儿用在正道上！”

“等他五年后回来，人也精神了，也有本事了，国家还给安排工作，到时候什么样的媳D妇找不到？”

“你们是想让他窝囊一辈子，还是想让他出去闯闯，当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

我一口气说完，屋里死一样地寂静。

只剩下我爸那杆烟，“吧嗒吧嗒”地响。

半晌，他把烟锅在鞋底上磕了磕。

“和平说的……有点道理。”

我妈还在哭，但声音小了。

我知道，他们被我说服了。

或者说，他们被我画的那个美好未来给说服了。

他们太希望自己的傻儿子，能有出息了。

体检那天，我陪着卫国去的。

他紧张得手心全是汗。

医生让他脱衣服，他脸红得像猴屁股，磨蹭了半天。

我一巴掌拍在他背上：“磨叽啥？都是大老爷们儿，怕啥？”

他这才哆哆嗦嗦地脱了。

一身腱子肉，板板正正，医生都点头。

“身体素质不错。”

我得意地扬了扬眉毛。

政审也顺利通过了。

我们家三代贫农，根正苗红。

拿到入伍通知书那天，我比卫国还激动。

我拿着那张红纸，在他眼前晃了晃：“看见没？李卫国同志！你马上就是光荣的解放军战士了！”

他咧着嘴笑，露出两排大白牙。

他不知道，我心里想的是：李和平同志，你马上就是光荣的钢厂工人了。

送他去火车站那天，整条街的邻居都出来了。

居委会的大妈给他戴上了大红花。

他穿着崭新的绿军装，胸前的红花衬得他脸也红扑扑的。

他看起来，确实有那么点英雄的意思了。

我妈哭得差点晕过去，抓着他的手不放。

“卫国啊，到了部队，要听领导的话，要跟同志们搞好关系，别犯傻……”

我爸眼圈也红了，一个劲儿地给他塞煮鸡蛋。

“饿了就吃，别省着。”

卫国看着他们，也想哭，但又好像记得我说的“英雄不流泪”，就那么憋着，脸涨得通红。

他转过头，在人群里找到了我。

他朝我走过来，给了我一个用力的拥抱。

“哥，谢谢你。”

他身上的新军装，有一股樟脑丸和阳光混杂的味道。

他的力气很大，勒得我骨头疼。

那一瞬间，我心里的那条毒蛇，好像被什么东西烫了一下。

我有点想哭。

但我忍住了。

我拍了拍他的背，用了比平时大得多的力气。

“好好的，混出个人样来！别给咱老李家丢脸！”

火车“呜——”地一声长鸣，缓缓开动了。

卫国把头伸出窗外，拼命地朝我们挥手。

他的脸在蒸汽里，时而清晰，时-+-+时而模糊。

我看着他，直到那个小小的绿色身影，彻底消失在站台的尽头。

我转过身，扶着还在抽泣的妈。

“妈，别哭了，这是好事。”

我爸长长地叹了口气。

我心里也空落落的。

但一想到那个梦寐以求的工厂名额，那点空落，很快就被填满了。

我，李和平，终于要开始我自己的好日子了。

我如愿以偿地进了钢厂。

穿上了蓝色的工装，戴上了安全帽，成了一名轧钢车间的工人。

第一个月，我拿到了三十六块五的工资。

我捏着那几张崭新的票子，感觉自己就是这个世界上最富有的人。

我买了健牌香烟，烫了当时最流行的卷发，还给自己买了件喇叭腿的牛仔裤。

走在街上，我觉得自己跟电影里的明星没什么两样。

但这种新鲜感，很快就过去了。

工厂的生活，比我想象的要枯燥一万倍。

震耳欲聋的机器噪音，空气里永远飘着一股铁锈和机油的味道。

每天重复着同样的动作，把烧红的钢坯推进轧机，再拉出来。

夏天，车间里像个巨大的蒸笼，汗水顺着额头流进眼睛里，又涩又疼。

冬天，四面透风，手脚冻得像冰坨子。

我那点“脑子活”，在这里屁用没有。

这里需要的，是力气，是耐力，是像我爸那样，把自己当成一颗螺丝钉的觉悟。

我没有。

我开始怀念在街上晃荡的日子。

至少，那是自由的。

卫国走了之后，家里好像一下子就安静了。

也空了。

以前总觉得他碍事，他在家，屋里就显得更挤。

他走了，我一个人占着那张小床，翻个身都觉得宽敞得瘆人。

吃饭的时候，桌上少了一双碗筷，我妈总会习惯性地多盛一碗饭，然后看着空座位发呆。

我爸的烟抽得更凶了，常常一个人坐在窗边，一坐就是半宿。

他们老得很快。

好像卫国带走的，不只是他自己，还有这个家的一大半精气神。

第一个月，卫国来信了。

信封上的字，歪歪扭扭，像虫子爬。

是我教他写的，他自己的名字，和我们家的地址。

我爸戴上老花镜，把那封信翻来覆去地看了好几遍，才小心翼翼地撕开。

信纸是部队统一发的，印着红色的抬头。

内容很简单。

“爸，妈，哥，我很好，部队很好，天天能吃饱饭，有肉。训练很苦，但我能坚持。勿念。”

落款是：李卫国。

就这么几句话。

我妈却捧着信念了一遍又一遍，眼泪吧嗒吧嗒地往下掉。

“这孩子，肯定吃苦了……”

我爸抢过信，也看，嘴上却说：“吃苦怕什么？当兵哪有不吃苦的！”

但他的声音，是抖的。

我凑过去看，心里五味杂陈。

“能吃饱饭就行。”我说。

我说的是实话。

那时候，我最怕的，就是他在部队挨饿，受欺负，然后哭着喊着要回来。

那我的罪过可就大了。

之后，大概每个月，都会有一封这样的信。

内容大同小异。

“班长对我很好。”

“我学会了叠豆腐块被子。”

“打靶，我打了优秀。”

“我们拉练，走了两百里山路，我的脚起满了泡，但我不疼。”

每一封信，都是我们家的大事。

我爸会把信纸抚平，夹在他那本宝贝的《毛选》里。

我妈会把信里的内容，跟邻居们讲上好几遍。

“俺家卫国，在部队可出息了！”

邻居们都羡慕地看着她。

那个曾经被人嘲笑的傻小子的妈，如今成了“军属”，腰杆都挺直了。

我也跟着沾光。

厂里领导知道我有个当兵的弟弟，对我总会客气几分。

有时候我上班迟到了，车间主任也就是笑呵呵地说一句：“和平啊，是不是昨晚想弟弟，没睡好啊？”

我心里那点愧疚，就这么被虚荣心一点点地冲淡了。

我甚至开始觉得，我当初那个决定，真是英明无比。

你看，所有人都好。

我有了工作，卫国有了前途，爸妈有了面子。

这不就是最好的结局吗？

我开始心安理得地享受着这一切。

我谈了个对象，是隔壁车间的，叫小琴。

人长得挺水灵，就是有点爱慕虚荣。

她喜欢我穿牛仔裤的样子，喜欢我带她去新开的迪斯科舞厅。

我们在一起，花钱如流水。

我那点工资，根本不够用。

我开始琢磨着搞点“副业”。

那时候改革开放的风已经吹过来了，街上有了不少“倒爷”。

我仗着自己脑子活，也跟着倒腾一些紧俏货。

从南方批发布料，到倒卖国库券。

赚了点钱，但也担惊受怕。

有好几次，差点被“红袖箍”抓了现行。

我越来越像个真正的“二流子”，油嘴滑舌，投机取巧。

跟厂里那些老师傅们，越来越格格不入。

他们看我的眼神，总带着点不屑。

我也不在乎。

我觉得他们是老古董，不懂得变通。

这个时代，就是要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

我李和平，注定不是胆小的人。

时间就这么在机器的轰鸣声和迪斯科的音乐里，一天天过去。

卫国的信，成了我和那个“旧世界”唯一的联系。

他的信，开始发生了一些变化。

不再只是说些吃喝拉撒的琐事。

“我参加了军区大比武，拿了三等功。”

信里夹着一张照片。

照片上的他，黑了，瘦了，但眼神变得不一样了。

那是一种我说不出来的锐利。

他胸前挂着一枚金灿灿的奖章，笑得还是很憨厚，但已经不是当年那个傻小子了。

我妈拿着照片，逢人就炫耀。

我也觉得脸上有光。

看，我弟弟，多出息！

是我让他去的！

后来，他的信越来越少，间隔也越来越长。

有时候两三个月才来一封。

信里的内容也越来越简单。

“我参加了集训，一切都好。”

“我换了新的单位，地址保密，以后不要往老地址寄东西了。”

“任务需要，可能很长一段时间不能写信。勿念。”

最后一封信之后，有大半年的时间，我们都再没收到他的任何消息。

我妈急得嘴上起了燎泡。

“这孩子，到底去哪了？是不是出事了？”

我爸也坐不住了，跑去武装部问了好几次。

武装部的人也说不清楚，只说李卫国同志可能去执行特殊任务了，让家属不要担心。

不担心？怎么可能不担心。

那段时间，家里的气氛压抑到了极点。

我也开始害怕。

我把他骗去当兵，万一他真的……

我不敢想下去。

我第一次，那么真切地感受到了恐惧。

不是怕被“红袖箍”抓，不是怕投机倒把赔钱。

是怕失去他。

我晚上开始做噩梦。

梦见他浑身是血地站在我面前，问我：“哥，你为什么要骗我？”

我从梦中惊醒，浑身冷汗。

我坐在黑暗里，一根接一根地抽烟。

烟雾缭绕中，我仿佛又看到了他离开时，在火车窗口的那张脸。

五年。

整整五年了。

这五年里，我从一个愣头青，变成了一个油滑的青年工人，一个投机的“倒爷”。

我以为我得到了我想要的。

但夜深人静的时候，我发现我什么都没有。

工作，我不喜欢。

钱，来得快去得也快，填不满心里的窟窿。

对象小琴，因为我没钱给她买金戒指，跟一个香港回来的“老板”跑了。

我好像绕了一大圈，又回到了原点。

甚至，比原点还不如。

至少五年前，我心里还有股不服输的劲儿。

现在，只剩下疲惫和空虚。

1990年的秋天，天气转凉了。

钢厂的效益越来越差，已经开始有下岗的传言了。

人心惶惶。

我那点投机倒把的生意，也因为“严打”，不敢再做了。

我又变回了那个在街上闲晃的李和平。

只是，我已经不再年轻。

那天，我正在家里睡懒觉，被一阵急促的敲门声吵醒。

是居委会的张大妈。

她一脸激动，上气不接下气。

“和平！和平！快！快去火车站！你弟弟！你弟弟回来了！”

我脑子“嗡”地一下。

回来了？

卫国回来了？

我爸妈也听到了，从屋里冲了出来。

“张大姐，你说啥？谁回来了？”

“卫国！你家卫国！部队来人了，说他今天到！让家属去接！”

我妈的眼泪“唰”地就下来了。

我爸激动得嘴唇直哆嗦。

我来不及多想，抓起一件衣服就往外跑。

“爸，妈，你们慢点，我先去！”

我骑上我那辆破“永久”自行车，玩了命地往火车站蹬。

风在耳边呼呼地吹。

我的心，跳得比车轮子还快。

他回来了。

他会变成什么样？

是缺了胳膊还是少了腿？

还是说，他会带着满腔的恨意回来，找我算账？

我不敢想。

我只知道，我必须去见他。

到了火车站，我傻眼了。

站前广场上，黑压压的全是人。

不只是我们街区的邻居，还有区政府的领导，武装部的干事，甚至还有市里来的车。

几辆崭新的绿色军用吉普车，停在最显眼的位置，车身上擦得锃亮。

一群穿着笔挺军装的人，站在车边，一个个腰杆挺得笔直，表情严肃。

这阵仗，是要接什么大人物？

我挤进人群，找到了我爸妈。

他们也被这场面吓到了，一脸不知所措。

“和平，这……这是咋回事啊？”

“我哪知道。”我心里也直打鼓。

就在这时，人群一阵骚动。

“来了！来了！”

一列绿皮火车，鸣着长笛，缓缓驶入站台。

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在那节挂着“军人专用”牌子的车厢。

车门打开。

先下来的是两个扛着枪的哨兵，分列两旁。

然后，一个肩膀上扛着两杠一星的少校军官，快步走了下来。

他径直走到区领导面前，敬了个标准的军礼。

“报告首长！奉上级命令，护送一等功臣李卫国同志回家探亲！”

声音洪亮，掷地有声。

一等功臣？

李卫国？

我脑子里一片空白。

我爸妈也懵了，呆呆地看着。

然后，车厢门口，出现了一个身影。

那个人，穿着一身崭新的校官服，肩膀上，同样是两杠一星。

他很高，比五年前高了不少。

身姿挺拔，像一棵小白杨。

皮肤是健康的古铜色，脸上的线条，像刀刻一样分明。

他摘下军帽，露出一头利落的短发。

然后，他转过头，目光在人群中搜索。

当他的视线和我的交汇时，我的心脏，漏跳了一拍。

那张脸，是熟悉的。

但那双眼睛，是陌生的。

深邃，沉静，带着一种让人无法直视的威严。

那不是我的傻弟弟。

那是……李卫校官。

他看到了我们。

他脸上的严肃，瞬间融化了。

他露出了一个笑容。

还是像以前一样，有点憨，有点傻。

他朝我们大步走来。

每一步，都像是踩在我的心上。

“爸，妈。”

他的声音，有些沙哑，带着一丝颤抖。

我妈“哇”地一声哭出来，冲上去抱住他。

“卫国！我的儿啊！你可回来了！”

我爸也老泪纵横，拍着他的肩膀，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周围的邻居，领导，都围了上来。

闪光灯“咔嚓咔嚓”地响个不停。

我就站在人群的外围，像个局外人。

我看着他。

看着他胸前那枚比我巴掌还大的军功章。

看着他被鲜花和掌声包围。

看着他安慰着哭泣的母亲，搀扶着激动的父亲。

他应付着各级领导的握手和寒暄，不卑不亢，沉稳得体。

我突然觉得，我和他之间，隔着一条巨大的鸿沟。

那条鸿沟，是我亲手挖的。

我把他推了进去，他却从对岸，飞了回来。

而我，还留在原地。

他终于在人群的缝隙里，看到了我。

他朝我走过来。

周围的喧嚣，仿佛都静止了。

我能听见自己擂鼓般的心跳。

他站在我面前，比我高了半个头。

他看着我，看了很久。

我不敢看他的眼睛。

我低着头，盯着自己那双沾满泥点的破球鞋。

我在等。

等他的一句质问，一个耳光，或者一声“滚”。

我都认。

“哥。”

他开口了。

声音还是那么熟悉。

他伸出手，像五年前在火车站台一样，给了我一个拥抱。

还是那么用力。

“我回来了。”

我的眼泪，再也忍不住了，决堤而出。

那不是一个团。

那是一个英雄的归来，和他身后，整个部队的荣光。

市里专门为卫国开了欢迎会。

把他塑造成了新时代保家卫国的典范。

他的事迹，被印成了宣传册，在全市分发。

我们家那条破旧的筒子楼，一下子成了“红色景点”。

每天都有人来参观，来慰问。

送米，送面，送油。

我爸妈成了全市最有名的“英雄父母”，走路都带风。

我呢？

我是“英雄的哥哥”。

一个听起来无比光荣，却又无比讽刺的头衔。

厂长亲自到家里来，握着我的手。

“和平啊，你为国家培养了这么好的弟弟，是我们厂的骄傲！你有什么困难，尽管跟组织提！”

我能有什么困难？

我最大的困难，就是我自己。

回到家的第一个晚上。

家里挤满了人，闹哄哄的，直到半夜才散去。

我爸喝多了，拉着卫国的手，一遍遍地说着“好儿子”。

我妈拉着卫国，问东问西，想把他这五年的一切都问出来。

但卫国说得很少。

关于那枚一等功，他只说是在一次边境任务中，为了掩护战友，受了点伤，顺便完成了任务。

他说得轻描淡写，像是在说一件别人的事。

但我看到了他换衣服时，后背上那道蜈蚣一样狰狞的伤疤。

我妈当场就哭了。

我也心惊肉跳。

那道伤疤，离心脏只有几厘米。

我不敢想象，如果再偏一点……

夜深了。

爸妈终于睡了。

我和卫国，回到了我们那间小屋。

还是那张高低床。

我睡下铺，他睡上铺。

跟五年前一样。

但一切，又都不一样了。

屋里很静，静得能听到彼此的呼吸声。

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怎么也睡不着。

他在上铺，也没有动静。

我知道，他也没睡。

“哥。”

黑暗中，他突然开口。

“嗯。”我应了一声，心脏提到了嗓子眼。

审判，终于要来了。

“你还在倒腾那些东西吗？”

我愣住了。

“没……没搞了。现在查得严。”

“那就好。”他说，“不是正道。”

我没说话。

一阵沉默。

“当年……你是不是觉得，我是个累赘？”

他的声音很平静，没有一丝波澜。

但这句话，像一把烧红的烙铁，狠狠地烫在我的心上。

我猛地坐了起来。

“卫国，我……”

我想解释，想道歉，想给自己找个借口。

但我发现，我说不出一个字。

是。

我就是那么想的。

我就是个混蛋。

“我那时候……年轻，不懂事，嫉妒你……”

我语无伦次，声音都在发抖。

“我就是个王八蛋！我对不起你！”

我说完，把头埋在膝盖里，像个等待宣判的死刑犯。

上铺传来一阵窸窸窣窣的声音。

他从上铺下来了。

他坐在我的床边，拍了拍我的肩膀。

“哥，别这么说。”

“我都知道。”

我抬起头，难以置信地看着他。

“你知道？”

“嗯。”他点点头，“从你给我买猪头肉那天，我就知道了。”

我的大脑一片空白。

他……他从一开始就知道？

“那你为什么……”

“为什么还去？”他替我问了出来。

他笑了笑，还是那副憨憨的样子。

“因为你说，当兵能当英雄，姑娘们都追着跑。”

我傻了。

就因为这个？

“而且……”他收起笑容，眼神变得深邃。

“我也想证明，我不是个傻子。”

“我不想一辈子被人戳脊梁骨，不想让爸妈跟着我抬不起头。”

“你给了我一个机会，哥。”

“虽然……你可能不是那个意思。”

他看着我，目光坦诚得让我无地自-+-+容。

“到了部队，我才知道，世界有多大。”

“一开始，我确实不行。反应慢，学东西也慢，老挨班长骂，战友们也笑话我。”

“有好几次，我都想跑回来。”

“但我想起你说的话，英雄不能当逃兵。”

“我就咬着牙练。”

“别人练一遍，我练十遍，一百遍。”

“别人睡觉了，我还在练。”

“我脑子笨，但我有的是力气，有的是时间。”

“后来，有个老首长，他看中了我。”

“他说我不是笨，是专注。”

“他说我这种人，是天生当侦察兵的料。”

“他把我调走了，送我去了一个我以前想都不敢想的地方。”

他说得很平静。

但我能想象，那背后，是多少血和汗，多少次在生死边缘的徘徊。

我这个把他推进火坑的罪魁祸首，却在安逸的工厂里，抱怨着生活的无聊。

我算个什么东西？

“卫国……”我哽咽着，说不出话来。

“哥，其实，我该谢谢你。”

他一字一句，说得无比认真。

“你把我从那个小院子里推了出去。”

“你以为是把我推向深渊。”

“但没想到，深渊的下面，是另一片天。”

“你让我找到了我自己。”

“所以，别再想以前的事了。”

“都过去了。”

他站起身，重新爬回上铺。

“睡吧，哥。明天，还要陪爸妈去逛公园呢。”

我躺在床上，泪水无声地浸湿了枕头。

我没有被审判。

我被原谅了。

被我那个“傻”弟弟，用一种我永远无法企及的高度，给原谅了。

这种原谅，比任何惩罚，都让我感到锥心刺骨。

卫国在家只待了十五天。

这十五天，我们家像过年一样。

他用自己的津贴，给家里换了台新的十四寸彩电。

给我们每个人都买了新衣服。

他陪着我爸下棋，听我妈唠叨。

他甚至还去见了娟儿。

娟儿已经嫁人了，生了个胖小子。

她看到卫国，脸红得像块布，低着头，小声地喊了句：“卫国哥。”

卫国笑了笑，从口袋里掏出一个拨浪鼓，递给了她儿子。

“给孩子买的。”

没有炫耀，没有报复。

云淡风轻。

他变了。

他真的成了那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

而我，还是那个我。

他要走的前一天晚上，又把我叫到了小屋。

他从军用挎包里，拿出一个信封，递给我。

“这是什么？”我问。

“你打开看看。”

我打开，里面是一沓钱，还有一张名片。

“这钱，你拿着。我听妈说，你现在没上班，想做点小生意。”

“我不要！”我把信封推了回去，“我怎么能要你的钱！”

“这不是给你的。”他说，“这是我借给你的。”

“等你赚了钱，再还我。”

我看着他，说不出话。

“名片上的人，是我一个转业的老战友，在工商局。”

“你想做什么，可以去找他咨询一下政策。他会帮你。”

“卫国，你……”

“哥。”他打断我，“你脑子活，比我聪明。只是以前，没用到正地方。”

“别再晃了。”

“爸妈，老了。”

他留下这句话，就转身去收拾自己的行李了。

我捏着那个信封，感觉有千斤重。

第二天，我们全家，还有区里的领导，又把他送到了火车站。

还是那个站台。

还是那列绿皮火车。

只是，送行的人和五年前，心境已经完全不同。

我妈没怎么哭。

她拉着卫国的手，一个劲儿地嘱咐：“在部队好好干，注意安全，别让家里担心。”

我爸拍着他的背：“你是国家的兵，家里有我们，放心。”

轮到我了。

我看着他，千言万语，堵在喉咙里。

最后，只说出三个字。

“多保重。”

他也看着我，点了点头。

“哥，你也是。”

火车开动了。

他又像五年前一样，把头伸出窗外，朝我们挥手。

阳光下，他肩膀上的星星，闪闪发光。

我站在原地，看着火车远去。

我知道，这一次，我送走的，不只是我的弟弟。

也是我那个不堪的过去。

卫国走后，我用他“借”给我的钱，盘下了一个小门脸。

我去找了那个姓张的老战友。

他很热情，给我讲了很多政策，帮我跑了不少手续。

我开了一家小小的家电维修铺。

我从小就喜欢鼓捣这些半导体、收音机，算是有点天赋。

我不再投机取巧，而是踏踏实实地，一个零件一个零件地学，一个客户一个客户地做。

生意不好不坏。

赚得不多，但每一分钱，都干干净净。

我戒了烟，戒了酒。

每天守着我的小铺子，听着收音机里传来的新闻和音乐，心里觉得很踏实。

我爸妈有时候会来店里坐坐，看着我拿着烙铁，专注地焊着电路板，他们会露出欣慰的笑容。

我知道，他们在我身上，看到了他们想看到的东西。

一种脚踏实地的生活。

我和卫国，还像以前一样通信。

只是，内容反过来了。

我在信里，跟他说我的小铺子，说街坊邻里的趣事，说爸妈的身体。

他的回信，依然很简单。

“很好。”

“继续努力。”

“勿念。”

有一年过年，他寄回来一个包裹。

里面是一台崭新的录音机，还有几盘邓丽君的磁带。

附着一张纸条。

“哥，别太累了，听听歌。”

我把那盘《甜蜜蜜》放进录音机。

熟悉的旋律响起。

我看着窗外飘落的雪花，突然就笑了。

笑中，带泪。

后来，我的铺子慢慢做大了。

从维修，到开始卖一些小家电。

我娶了媳妇，是隔壁裁缝铺老板的女儿，一个很朴实，很善良的姑娘。

我们有了自己的孩子。

生活就像我脚下这条路，虽然不宽，但很平坦，一步一个脚印。

卫国后来又立了功，提了干。

他回家的次数很少，每次都来去匆匆。

但他成了我们这个家，永远的顶梁柱和骄傲。

有时候，我儿子会指着墙上卫国穿着军装的照片，问我。

“爸爸，二爷是英雄吗？”

我会摸着他的头，告诉他。

“是，他是英雄。”

“那爸爸你呢？你也是英雄吗？”

我沉默了很久。

然后，我笑了。

“爸爸不是英雄。”

“爸爸，只是一个被英雄救过的，普通人。”

那年，1985年，我以为我用一个谎言，为自己赢得了一个世界。

五年后，我才明白。

我只是亲手，把一个英雄，送回了他本该去的地方。

而他回来，用他的光，照亮了我剩下的人生。

来源：雨落星为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