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我的人生,是从给一个女人开车开始的,后来,我把方向盘交给了她,让她开了一辈子。那年我二十岁,揣着三百块钱和一张绿皮火车票,一头扎进了那个传说中遍地黄金的深圳。火车里的味道我至今难忘,汗味、脚丫子味、泡面味,熏得人脑仁疼。我缩在角落,抱着我全部的家当:两件换洗衣
我的人生,是从给一个女人开车开始的,后来,我把方向盘交给了她,让她开了一辈子。那年我二十岁,揣着三百块钱和一张绿皮火车票,一头扎进了那个传说中遍地黄金的深圳。火车里的味道我至今难忘,汗味、脚丫子味、泡面味,熏得人脑仁疼。我缩在角落,抱着我全部的家当:两件换洗衣服,爹的病历,还有一张退伍证明。爹的病是个无底洞,家里能卖的都卖了,亲戚能借的都借遍了。哥说认命吧,我不信。我就要去深圳捡黄金,给我爹换条命。
火车哐当三天两夜,我骨头都快散了。下车一股湿热的风糊在脸上,眼前全是工地,吊车挥舞着铁臂,到处是敲打声和轰鸣声。马路上的进口车按着刺耳的喇叭,每个人都像在跟时间赛跑。我,一个北方小山村的土包子,站在这片热土上,像个迷路的蚂蚁。最便宜的招待所十块钱一晚,十几个人挤在大通铺上,呼噜声、磨牙声、蚊子大合唱,让我夜夜无眠。白天出去找活,我文化不高,初中没念完就去当了兵,唯一的本事就是在部队给领导开了两年车,技术过硬。可深圳的工作哪是那么好找的,工地嫌我瘦,餐厅嫌我没经验。一个星期下来,三百块钱见了底,每天两个馒头就着自来水喝。我开始慌了,怀疑村里那小子是不是吹牛,这里哪有黄金,连铁疙瘩都捡不到。那天晚上,我躺在臭烘烘的通铺上,第一次想家,想我妈的手擀面,想我爹。眼泪流下来,我一抹,爬了起来。不能回去,我爹还等我救命呢。
第二天,我揣着最后几十块钱,去了最高级的写字楼。我想,有老板就得有车,有车就得有司机。我在国贸大厦楼下蹲了一天,看着那些西装革履的人进进出出,他们跟我像是两个世界的人。傍晚,我看到电线杆上贴着一张红纸招聘司机,要求里赫然写着“退伍军人优先”。这六个字像一道光,照亮了我灰暗的世界。我小心翼翼揭下红纸,按地址找到了一家叫“锦绣贸易”的公司。我站在锃亮的门口,深吸好几口气才敢推门。前台女孩上下打量我,眼神里带着审视。她领我进了一间办公室,老板桌后面坐着一个女人,我愣住了。我以为老板都是大腹便便的中年男人,没想到这么年轻,也就二十五六岁,利落的短发,白色的确良衬衫,手腕上戴着小巧的手表。她没抬头,阳光给她镶上了一层金边。我瞬间不紧张了。她终于抬头,眼睛亮得像黑曜石,锐利得能穿透人心。她不说话,我就笔直地站着,像在部队接受检阅。她问我的名字,我下意识地喊报告。她愣了一下,嘴角微微翘起。她问我为什么来深圳,我犹豫了一下,说了实话,家里缺钱。她盯着我的眼睛看了十几秒,我的心事在她面前无所遁形。她问我觉得能不能留下,我斩钉截铁地说能。我没有退路了。她又问我会不会开一种我不认识的高级车,我吹了个牛,说只要是四个轮子的我就能开。她让我下楼试试,楼下停着一辆崭新的丰田皇冠,幸亏我吹牛前留了余地。她坐进后座,我平稳地把车开了一圈,分毫不差地停回原位。她淡淡地说技术还行,明天来上班,试用期八百,转正一千二,还包住。八百块,还包住!我感觉被巨大的馅饼砸中了。
我的司机生涯就这么开始了。老板叫陈静,公司就她一个人,前台是她表妹小琴。陈静是个胆子比天还大的女人,干的是“倒爷”的活,从广东工厂拿货转卖内地。她话很少,经常一整天在车上都不说一句话,不是看文件就是闭目养神。我就专心开车,把皇冠伺候得妥妥帖帖。她忙起来不吃饭,我就在车里备着饼干。有一次从东莞拉货回来堵到深夜,她累得脸色发白,我递给她一包苏打饼干,她看了我一眼,说我还挺细心。那天晚上,她第一次在车里多坐了一会儿,跟我说她十六岁就出来打工,吃了很多苦。她说她知道一个可靠的人有多难得。我感觉我们的关系变了,不再只是老板和司机,更像是战友。我开始帮她记路记人,在她见不老实的客户时,我就寸步不离地跟在身边,用我当过兵的煞气挡住那些不怀好意的目光。他们开玩笑说我是她的“御前带刀侍卫”,我不在乎,我只想保护好她。
转眼到了夏天,深圳像个大蒸笼。陈静接了个北京的大单,一批收音机要得很急。我们凑齐了货,开着租来的大货车去蛇口码头,半路台风来了。雨刮器开到最大也看不清路,车厢被风吹得哐哐响。我死死握着方向盘,这批货淋了雨就全完了。我们像蜗牛一样挪了一个半小时才到仓库,然后冒着狂风暴雨抢卸。陈静也跟着搬,那么瘦小的人抱着一箱箱收音机在雨里跑,雨水混着汗水从她脸上流下。我心里像被揪了一下,抢过她的箱子让她去车里躲着。她却吼我,说一起干活快一点。等货都搬完,我们俩都成了落汤鸡。回到车上,她累得浑身发抖,我赶紧开暖风,翻出我包里干净的T恤递给她。我下车背对着车门,在雨里等她换好衣服。她换上了我的宽大T恤,显得更加瘦小。车里很安静,她突然问我为什么要对她这么好。我看着她,老老实实地说,我不知道,我就是看不得她受委屈。说完我就后悔了,这话太冒失。可她没生气,反而看着窗外肩膀微微颤抖,哭了。她叫我傻小子。从那天起,一切都变了。
她不再让我叫她陈总,叫她静姐。她的话也多了起来,聊她的过去,她想开自己工厂的梦想。我也跟她聊我的家,我爹的病。第二天,她给了我一个五千块的信封,说是借给我给爹治病。我捏着那个信封,在深圳街头哭得像个孩子。我知道,这份情我还不清了。我只能更卖力地工作,除了开车,我开始学着帮她验货、点数、跟单。她愿意教我,我们经常忙到深夜,一人一碗泡面,她给我讲生意场的门道。我感觉自己每天都在成长。好景不长,之前被我得罪过的香港黄老板怀恨在心,在背地里散播谣言,还在我们一批出口的电子表里动了手脚。货到了港口一半都是坏的,客户拒付尾款还要索赔,公司一夜之间濒临破产。陈静整个人都垮了,把自己关在办公室里一根接一根抽烟。我看着心如刀割,我不能就这么算了。我开始利用司机的身份去调查,在工厂仓库里跟人套话。功夫不负有心人,我从一个喝多的司机嘴里得知黄老板的马仔阿强在出事前鬼鬼祟祟进过仓库。我设了个局,在赌场里接近阿强,灌醉了他,让他亲口承认了陷害陈静的全过程,我用录音机录了下来。当陈静听完录音,她看着我,眼泪唰地流了下来,哭得撕心裂肺。然后,她擦干眼泪,眼神里有了前所未有的光彩,她说,我们反击。我们报了警,黄老板被抓了。危机解除了,公司虽然损失惨重,但信誉保住了。
那天晚上,办公室只剩下我和她。她开了一瓶红酒,说在最绝望的时候,她想过跳下去,但一想到我,就觉得还不能死。她突然凑过来问我,是不是喜欢她。我脸轰的一下就烧了起来,一口喝干了杯中的酒。她笑了,说别给她当司机了,想让我给她当老板,公司以后有我一半。我赶紧摆手,她却用手指按住我的嘴唇,说我是个有本事的人,不应该只当司机。她的话像有魔力,我被她眼睛里的光吸引,点了点头。她突然凑过来,在我脸上亲了一下,红着脸说,这是定金。那晚之后,我成了锦绣贸易的副总经理。她手把手教我,我们一起重建公司,开拓市场,一起熬夜,也一起在路边摊庆祝。公司越做越大,我们的关系也越来越亲密。可我心里有根刺,我觉得我配不上她。直到那年过年,她跟着我回了老家。她一点架子也没有,帮我娘做饭,还答应把我爹接到香港治病。晚上,我们挤在一个房间,她问我是不是觉得配不上她,她说在她最难的时候是我陪着她,在她眼里我是全世界最好的男人。她喜欢我,就是单纯地喜欢我这个人。我再忍不住,把她紧紧抱在怀里。
过完年,我爹的手术很成功,家里的债也还清了。我和陈静并肩作战,公司越做越大,从贸易到实业,我们开了自己的电子厂。我们结婚那天,只请了几个朋友吃饭。有人问我怎么追到陈总的,我看着身边笑靥如花的她,想了想说,不是我追的她,是我给她当司机,她觉得我车开得不错,就问我愿不愿意给她开一辈子的车,我觉得这活儿不错,就答应了。她掐了我一下,凑到我耳边说,还缺个司机,给我儿子开。后来,我们有了自己的孩子,锦绣集团也成了赫赫有名的企业。很多人说我走了狗屎运,靠一个女人上位。是的,如果没有她,我可能还在工地上搬砖。但他们不知道,我也给了她我的所有,我的忠诚,我的热血,我的一辈子。我们是彼此的运气。如今我年过半百,有时还会开车载着她在深圳兜风,她还是喜欢坐后座。我看着镜子里她眼角的细纹和夹杂的银丝,她在我眼里,还是当年那个穿着白衬衫的女孩。我常常想起1988年的夏天,那个揣着三百块钱的毛头小子。他们都说我来深圳是为了淘金,是的,我淘到了。只是没想到,我的金子,她有名字,她叫陈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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