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日本各界普遍认为，经济落后、政治专制、军事孱弱、吏治腐败、社会动乱，边疆危机四伏、内地分崩离析，国家主权不独立、领土不完整的中国，处于“单靠本国力量无法自立生存”的状态，“亡国”将是中国“唯一的结局”。
进入20世纪以后，中国政局变得更为动荡。
日本各界普遍认为，经济落后、政治专制、军事孱弱、吏治腐败、社会动乱，边疆危机四伏、内地分崩离析，国家主权不独立、领土不完整的中国，处于“单靠本国力量无法自立生存”的状态，“亡国”将是中国“唯一的结局”。
这样的中国，不仅不再配成为“竞争对手，也没有资格视为需要平等对待的伙伴，充其量只是一个可以被无视感情与主体性的侵略对象而已。
鉴于中国国土广阔、资源丰富、人口众多，是绝好的原料供应地和商品倾销市场，故而中国必然会成为各方列强激烈竞争的舞台。对于日本而言，中国应该成为服从日本领导和“提携”的属国或附庸国。
晚清时局图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次年2月，溥仪退位，清朝灭亡。不过话说回来，新生的民国政府依然无法将苦难的中国拉出泥潭。因此，依然有不少日本学者坚持认为，“中国无法摆脱亡国的命运”。
比如曾在1897—1911年间在日本海军兵学校担任过文官教授，辛亥革命后赴内地进行考察的学者酒卷贞一郎，在1913年撰写的《中国分割论》一书中明确指出，“中国没有建设近代共和国家的资格”，所以应该“分割中国”。
值得一提的是，该书明确注明禁止译为汉文。
《中国分割论》内页
清朝的贪官污吏层出不穷。上至朝廷重臣，下至基层差役，普遍漠视国政，将中饱私囊作为唯一目标，并且不择手段。因此，整个官僚体系都在残酷地盘剥百姓，行为近乎掠夺。
他们更将搜刮来的财富用于贿赂上级，以换取个人升迁。而升官之后，则变本加厉地搜刮、贪污，再进行更大规模的贿赂，去谋取更高的权位。这条通过行贿而上位的捷径，使得全国上下都被卷入贪腐的漩涡。
其直接后果是官吏阶层愈发富有，而底层民众则陷入极度贫困。最终，社会动荡，盗匪与秘密结社蜂起，革命的烈火燃遍全国，最终导致清朝的覆灭。
武昌起义主题绘作
为了验证观点的准确性，他特别强调了满族的统治阶层腐败透顶，甚至不顾本族的江山社稷的卑劣行径：
清王朝从二百六十年的迷梦中惊醒时，眼前只剩下腐败肆虐的滚滚浊流。朝堂之上，竟无一人堪当救国大任；自革命爆发以来，更无半个愿为朝廷死节之臣——人人只顾私利，国家存亡早已被抛在脑后。
即便家藏万贯，他们也拒不认购救国国债。无论是皇太后的恳切上谕，还是资政院的再三呼吁，都无济于事。直到军方强行摊派，才勉强凑出不足百万两。而那些坐拥金山银山的皇族亲贵，也无一人愿拿出钱财挽救社稷。
几次御前会议上，他们只顾盘算自己的后路，一意主张退位妥协，只等清帝一退位，就立刻带着钱财逃往天津、青岛或东北。他们早已在那儿置办好洋楼华宅，准备继续过锦衣玉食的日子。
就连皇太后驾崩之际，灵前竟无人守丧。尤其是那个庆亲王，受尽皇恩、贪敛无数，却暗中投靠袁世凯，多年来做其傀儡，为清室覆灭铺平道路。满洲人已腐败至此，本身就已经是无风自倒了。
晚清的“皇族内阁”，前排中者即庆亲王弈劻
通过对战场上革命军风貌的论述，酒卷贞一郎判断，与法国大革命以及美国的独立战争相比，辛亥革命“简直就是儿戏”，革命党人几乎不具备真正的革命精神。
为了验证观点的准确性，他对发生在日本租界后方铁路沿线的汉口拉锯战中的革命军的表现，做出了颇为辛辣的描述：
武昌革命初夜，士兵成群闯入城中，炮击官衙，却几乎没有死伤者，汉口之战也只不过是枪炮的乱射。汉阳附近的战斗，是此次革命中唯一的大战，最为激烈。然而两军合起来的死伤人员不过五千。
南京则是无刃陷落，徐州之战不过是学童的模拟战。两军的将士临战都没有不期待活下来的，他们在战场上唯一的想法就是保全自己，根本就不想什么破敌杀贼之事。
老照片中的武昌革命军
汉口收复战是沿着日本租界后方的铁道线进行的。租界里的人们，都给予站到台阶上或是房顶上观战，看到他们趴在铁道沿线的堤下，埋着头，只把手伸出来盲射，根本就不进行狙击。
枪弹很少打中敌人的，而是向根本想不到的方向飞去，不但打不到敌兵，反而还造成很多无辜良民的死伤。我国租界的建筑也受到此种枪弹的袭击，蒙受了重大损失，还造成了老幼妇女的负伤。
而一旦敌人不见回应了，他们不顾战友负伤，也不听上官的命令，就连将校也是抢先狼狈地逃跑，气喘吁吁的，直到看不到敌人的影子，才在有掩护物的地方停下来。
战胜者也不会暴露身体进行追击，他们还是只把手伸出来进行射击，当敌人的影子逐渐远去，从只有木偶大小变成鸟儿大小，又变成黑点，最后直到什么都看不到之时，才匍匐到堤上左顾右盼，徐缓追击。
然而，一旦看到敌人在前方占据了掩护物，就不会前进一步。如果有可以隐藏的掩护物，就会把自己藏起来；如果没有的话，就会退到以前的掩护物当中。
老照片中的武昌革命军
两军没有以散兵进行攻击的，在战斗中没有挖掘散兵壕，不进行任何活动，没有任何计划，即使有也没有实行的勇气。没有侦察，没有狙击，没有跃进，没有突击，没有追击，真是天下太平的战斗啊。
在汉口附近的第二次战斗中，革命军渡过汉水打算袭击官兵后侧，官兵因为没有侦察敌人的情况而没有发觉敌人的活动，也不加任何防备，炮兵阵地也没有步兵的掩护，完全暴露在敌人面前。因此，如果革命军来一个突然袭击的话，夺取该地易如反掌。
然而，革命军在没有受到敌人抵抗的情况下，在前方二三百米处占领了突出的堤防，然后不离堤防半步，更别说前进了，徒然在那里盘踞，错失了千载难逢的机会。官兵也并不进行追击，只是占领堤防不出一步，让革命军轻易地渡过汉水退却。
当时东亚制粉工厂的经理带着照相机观战，拍到了革命军陆续返回汉水对岸的镜头，并询问了撤退的理由。有的说是因为弹药打完了，有的说是粮食吃完了，有的说是义务尽完了，有的说是累了，更有甚者说是害怕受伤。
老照片中的武昌革命军
只要耗尽弹药，他们就认为是尽完了义务，因此他们接连不断地盲射，好尽早费完弹药，或是将之遗弃在沟梁田间，兴高采烈地结伴返回。他还开玩笑要求士兵赠送携带的枪支，士兵说送枪会被上官叱责，但弹药无论多少都能给，便赠送了大量的弹药。
如此这般，在与敌人对峙的战场上，不知道什么时候会遭到敌人的突击，却在一线不当回事儿地做出此种行为，真令人不禁哑然失笑。
在构筑汉阳的防御工程时，让士兵们挖掘沟壕。此时，士兵们都会说，“我等是战士，只知道好好打仗。沟壕的挖掘是苦力应该干的事，与我等无关”，不肯作业，司令部只好招募苦力挖掘，逐渐完成作业。
让士兵以沟壕为掩护进行活动，可他们却以此为很好的便所，夜间拉屎放尿，耗费了莫大银两的重要散兵壕，在一夜之间成为士兵的公用厕所，第二天早上兵火交接、战斗渐酣时，完全没抵上用。
老照片中的武昌革命军
一言概之，辛亥革命就是一场“可笑的发火演习”与“学童模拟战”，革命军官兵毫无革命精神与思想可言，是“一群无赖、流浪汉与苦力的集合”。
他们“抢掠民宅、富豪，甚至虐待老幼、强奸妇女，是纯然的强盗之群”，即便是参军，也“并非出于国家观念而是为获得薪给”，一旦迟滞发放薪水，就会迅速掀起暴动。
辛亥革命初起时，革命党人意气风发、斗志昂扬，其凛然正气足以媲美法国大革命的先驱、美国独立战争中的爱国志士，亦不逊于日本维新时期的勤王义士，令人对中国之振兴充满期待。
然而袁世凯的出现，却使革命由纯洁转向污浊。他施展惯用权术，一面与革命党暗通款曲，一面勾结朝中庆亲王，先掏空皇室财富，将大权揽于手中，继而左右逢源，如同操纵两架天平，最终以清帝退位为条件，收买南京政府，换得自己就任大总统。此等行径，岂非极尽阴险狡诈之能事？
袁世凯大总统明信片
对于“恫吓革命”，酒卷贞一郎如是解释道：
袁世凯本有足够兵力剿灭革命军，尤其在汉阳失陷后，若派官军渡江进攻，足以攻克武昌革命基地，并顺势收复长沙、南京。然而他却按兵不动，反而借口“革命军声势浩大、天下响应”，佯装难以推进，实则暗中多路施压：
一方面煽动资政院施加影响，另一方面唆使张绍曾等人威逼清廷，干涉皇族事务；同时利用南方革命党及唐绍仪的电奏，逼迫皇帝退位。更指使段祺瑞伪造各地将领联名奏电，制造军方一致要求逊位的假象，最终使清帝决心退位。
随后，他又凭借军事实力与财政手段压迫革命党人，散布日、俄、英、法、德即将瓜分中国的谣言，恫吓全国民众，从而轻易将临时政府与重要职位纳入掌控，终结革命进程。如此一场本应振奋民族的革命，竟最终沦为一场靠权谋与威胁实现的“恫吓革命”，岂不令人扼腕？
袁世凯与各国驻华公使合影
对于“虚伪革命”，酒卷贞一郎如是解释道：
革命党人多年来饱受清廷压迫，流离困所，历尽艰辛，却始终未曾屈服。他们如松柏经霜而愈显苍翠，意志坚定，气节凛然，确实令人感佩。
然而，自武昌起义、革命初启之后，其斗志却开始松懈。见官军战力颇强、难以攻克，便心生畏惧，以“对方有机关枪而我们没有”为由避而不战。
面临财政困难时，他们亦无长远应对之策，只是试图借款或发行军票临时敷衍。借款不成、军票贬值后，便几乎束手无策，未能制定出切实可行的计划。
最终导致士气低迷、勇气尽失，竟向宪政之敌、共和之敌、国家之敌——极恶无道的袁世凯投降，屈膝顺从，唯命是从。此番转折，实可谓一场天下闹剧也。
老照片中的南北议和
鉴于此，酒卷贞一郎最终得出结论，革命党人根本无法挽救中国走向分裂与灭亡的悲惨命运：
纵观这场革命的进程，不难发现它实质上是一场充满欺瞒的革命。
它丝毫未能真正激发中华民国国民的活力。他们所高呼的“刷新新政”、“回收利权”，所鼓吹的“排外”、“共和”、“宪政”，归根结底都只是虚张声势的旧病复发，其内在活力早已如同清王朝一样沉入深渊。
因此，社会人心日益浮躁，风俗日益败坏，道德日益沦丧，所剩下的唯有表面的粉饰与空洞的口号。若听任此种状况持续下去，民国终将难免重蹈唐末、宋末的覆辙，陷入分裂割据的混乱局面。
电视剧《走向共和》中的袁世凯与梁启超
酒卷贞一郎认为，中国人没有国家观念，不可能单独构建共和国。
首先，革命家提出的爱国主张，几乎都是为了博取个人名声的空谈：
他们自身并无铺设铁路、开采矿山的实际能力，却一味拘泥于“利权”字眼，空喊收回利权，认为这关乎国家体面，而非仔细权衡其中的利害得失。其结果便是不分青红皂白地阻挠外国人的各项事业，全然不顾会因此丧失国际同情并招致反感。
诸如苏杭甬、川汉、粤汉等重要铁路，都因他们反对借款而陷入停滞，至今未能建成一线。矿业开发亦是如此：他们高喊采矿权不得予人，声称要自主开采，但事实上，除外国人已经营的矿场外，鲜闻有中国人成功开发的新矿。
他们仅仅以发表豪言壮语为乐，既未冷静考量国家的整体利益，也未曾制定任何循序渐进的切实规划。
究其根本，这些人缺乏真正的国家观念，其所鼓吹的一切，多半只是为了博取个人声名。既然心中无国，自然既不会为国家效力，也不会真正为国事谋划。
老照片中的北洋政府国会
其次，中国军队没有忠勇信义可言，更谈不上具备国家观念：
中国的军队，既不知道什么忠勇，也不解什么信义，全然是一群乌合之众。士兵们行军时，有的背着伞，有的腰间挂着提灯，有的随意停在路边吃东西，甚至当众便溺。更有人肆意抢劫民宅、富户，虐待老幼，强奸妇女。
他们并非怀着报国之心从军，不过是为了一份粮饷。一旦军饷发放稍迟，便立即哗变，持械劫掠无辜百姓。这样的军队，战时毫无用处，平日却祸害乡里。他们不是保卫国家的栋梁，而是侵蚀国家的蛀虫。
电影《茶馆》中的旧军阀形象
第三，中国的大小官员只知道中饱私囊，毫无国家意识：
中国的官吏，无论朝堂高官还是地方小吏，多数并非怀着报国之心任职，而是为私利、为钱财做官。因此，他们肆意榨取民财以自肥，并靠贿赂上级谋求升迁，导致民贫而官富。
从日常行政到司法审判，几乎事事依赖贿赂打通关节。尤其在诉讼中，行贿与否直接决定胜负，结果往往是富人得利、穷人含冤。百姓因此不愿诉诸公堂，宁可以阴私手段自行解决纷争。
在商业领域，官吏只顾敛财，致使富人宁愿将财富埋藏起来，也不敢投入市场。种种弊端之下，纵使中国拥有七十二万方里的肥沃土地，但依然农业凋敝、矿藏未开、工业薄弱、商业萧条，整体发展已落后于世界文明数百年。
电影《茶馆》剧照
第四，普通的中国民众，也都是“毫无国家观念”的个人主义者：
中国百姓深知依靠官吏反而对自身不利，于是结成乡党以自卫。因此，他们并不在意国君是谁——北方人也可，南方人也可，西戎东夷也无妨，只要能够维护他们的利益，任何人都可被接受为君主。
于是，朝代的兴衰在他们眼中不过如过眼云烟。昨日的仇敌成为今天的君王，今天的君王沦为明日的奴隶，他们都觉得无关紧要。这种深入骨髓的个人主义，是数千年来的遗传与习惯，早已根植于头脑之中，坚固难除，几乎成为本能。
总体来看，中国人与犹太人相似。作为个体，他们勤勉忍耐、勇于奋斗、励精图治、善于储蓄，具备优良的发展潜能；但作为国家共同体中的一员，他们显得怯懦、怠惰、教条、虚伪、贪婪，甚至心怀不轨。
他们不忠于国、不义于公、不守信约、不勇于事，是严重缺乏国家观念的人民。这样的人民，又如何能单凭自身力量建设起一个健全的国家？
电影《茶馆》中的普通民众
值得一提的是，他特别强调，中国人依然是适合于专制政治的人民，这样的人民不可能建设共和制，甚至有可能导致国家灭亡。具体而言：
中国人民普遍缺乏政治意识与自治观念，一味期望依靠圣明君主与贤能官员施行仁政，从而坐享其成。他们本质上仍是适应专制统治的民众，习惯于被管束而非享有自由；是被统治的对象，而非行使统治权的主体。
当前全国范围内看似活跃的政治动向，实则多为一时的潮流跟风。他们并不真正理解为何要立宪、为何追求共和，也不清楚渐进与急进的差别，更分不清国民党、民主党、统一党或进步党之间有何实质不同。大多数人只是随波逐流、人云亦云。
指望依靠这样的人民去实现真正的共和政治，无异于缘木求鱼。若此状况持续下去，中国难免陷入土崩瓦解的危局，最终走向衰亡。
电影《茶馆》剧照
最终，酒卷贞一郎认为，鉴于“中国必定会被列强瓜分”，所以，日本应该提前做好充足准备，以便瓜分到更多的利益。他要求日本在北方瓜分满蒙、河北一部，在南方要占领福建、浙江乃至江西等地区：
外蒙古与新疆已受俄国掌控，西藏实际被英国控制，中国实际上已处于分裂状态，内部也呈现出割据之势，其被彻底瓜分已不可避免。因此，日本作为中国的邻国，理应在这一过程中争取更多利益。
在北方，为确保朝鲜与辽东成为日本领土，有必要在与俄国协商的基础上，将南满洲、内蒙古部分地区以及直隶省的一部分纳入日本的势力范围。
在南方，为巩固我国领土台湾与本土之间的联系，有必要将福建、浙江两省纳入控制范围。特别是浙江的舟山列岛，可作为大型舰队的战略基地，以此扼守长江河口这一中国中部的命脉。
福建虽土地贫瘠，但取得浙江可弥补其不足，并带来可观的经济利益。除此之外，还需在与英法协商的前提下，获取江西部分地区。江西赣江流域沃野千里，是名副其实的“天府之地”，具有重要的农业与地理价值。
需要指出的是，他特别在文章强调，“在我近亲（中国）死亡之际，我国必须堂堂正正继承，分得其遗产”。
老照片中的东交民巷
总而言之，作为军事学院教授的酒卷贞一郎，对中国通过辛亥革命建设近代国家的全面否定、对中国会被列强瓜分以及亡国的预测，通过课堂教育以及书籍传播等途径，对日本政府后续推行的对华政策产生了很大影响。
随着时间的推移，日本政府的“扩张胃口”越来越大——在给全亚洲人民带来沉重灾难的同时，也让自己的国民迈向了万劫不复的深渊。
1945年8月15日，天皇裕仁发表《终战诏书》，宣布日本无条件投降。至此，他们的“帝国梦想”彻底灰飞烟灭了。
现如今，日本已不再是过去的日本，中国更不再是过去的中国。因此，对于酒卷贞一郎的“暴论”，我们倒也犯不上大动肝火。
当然，这段历史也让我们充分意识到，当知识沦为了政治的附庸时，学者的良知很容易被狭隘的民族扩张主义所吞噬，丰富的学识也容易演变为侵略者手中的利剑。
来源：老强音乐